如果凯末尔没有废除哈里发，那土耳其可以借哈里发号令中东吗?
如果穆斯塔法·凯末尔没有废除哈里发制度，土耳其是否能够借此“号令中东”，这是一个极具诱惑力但也异常复杂的问题。要深入探讨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那个历史的关键节点，审视当时的内外环境，并预想一个可能但并未发生的“另一条道路”。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度的深层动因。他是一位坚定的世俗主义者，认为哈里发制度，作为伊斯兰教最高宗教和政治领袖的象征，是阻碍土耳其走向现代化、世俗化和民族国家建设的最大障碍。他将哈里发视为连接过去帝国辉煌与国家转型期落后思想的纽带，必须斩断才能拥抱西方化的进步理念。因此，从凯末尔的视角来看，保留哈里发恰恰是与他核心政治目标背道而驰的。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历史的车轮拐了个弯，凯末尔出于某种原因（或许是面对强大的内部保守派压力，或许是为了在国际舞台上争取特定盟友）决定保留哈里发，那么土耳其是否真能重拾中东的昔日荣光？
可能性一：短暂的荣光，但根基不稳
理论上，拥有哈里发头衔的土耳其，至少在表面上，会获得一种对全球穆斯林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教合法性。在二十世纪初，伊斯兰世界仍未完全摆脱奥斯曼帝国的阴影，许多地方的穆斯林对哈里发抱有传统的尊崇感。
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与诉求： 当时，奥斯曼帝国刚刚在一战中战败并解体，其领土被英法等国瓜分，各自扶植了代理人政权，例如沙特阿拉伯的建国、伊拉克的费萨尔王朝等。这些阿拉伯国家一方面渴望独立和统一，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内部的部落矛盾和宗教派别分歧。如果土耳其仍然是哈里发所在地，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可能会将土耳其视为重振伊斯兰统一的潜在力量，甚至可能尝试借此力量对抗西方殖民者。
宗教号召力： 哈里发对虔诚的穆斯林拥有天然的宗教号召力，这可能意味着土耳其能够在其号召下动员一定规模的宗教力量，影响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例如，在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运动中，土耳其的宗教号召或许能起到一定作用，模糊民族界限，强调共同的宗教信仰。
宣传上的优势： 在宣传战线上，土耳其会拥有巨大的优势。它可以将自己定位为伊斯兰世界的“守护者”，以此来抵消其在世俗化改革和国家转型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内部和外部的质疑。
然而，这种可能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并且“号令”二字，即使在最乐观的设想下，也显得过于绝对。
可能性二：严峻的现实挑战与内在矛盾
即使保留哈里发，土耳其想要“号令”中东也绝非易事，甚至可以说困难重重，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世俗化改革的困境： 凯末尔废除哈里发，是为了彻底推行世俗化改革。如果他保留了哈里发，那么就意味着在政治和宗教上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他如何能够一边维持一个象征着宗教权威的哈里发，一边又推动法律、教育、社会习俗等方面的世俗化？这种左右摇摆的政策，很可能导致国内政治的剧烈动荡，保守派会利用哈里发的合法性来反对世俗化改革，而进步派则会批评保留哈里发是对革命理念的背叛。内部的不稳定，本身就剥夺了土耳其对外施加影响力的根基。
西方列强的阻碍： 一战后，中东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英法等西方国家手中。他们通过“曼德亚特”（委任统治）等方式，划分了势力范围，扶植了听命于自己的政权。这些国家绝不会允许一个重新崛起的、以宗教名义号召中东的土耳其存在。如果土耳其试图通过哈里发来干涉其势力范围内的事务，西方列强必然会以各种手段进行打压，包括经济制裁、军事威胁甚至直接的干预。它们会大力宣传土耳其的世俗化倾向（即使保留哈里发，土耳其的实际做法也不可能完全符合传统哈里发的要求），将其描绘成不虔诚的宗教领袖，或者利用土耳其国内的矛盾进行分化。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抬头：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阿拉伯人在摆脱奥斯曼统治后，更倾向于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不是接受一个新的、非阿拉伯的哈里发国家的领导。尽管他们可能对奥斯曼帝国尚存一丝怀念，但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已经深入人心。他们更看重的是自身的国家主权和民族认同，而不是一个在安卡拉（或伊斯坦布尔）的非阿拉伯人头上的宗教符号。一些阿拉伯领袖，如沙特家族的开创者伊本·沙特，就曾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哈里发复兴，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新建立的国家权威。
伊斯兰世界的内部多样性： 伊斯兰世界并非铁板一块。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不同法学派别的存在，以及各地独特的文化习俗，都使得任何一个单一的实体想要“号令”整个伊斯兰世界都面临着巨大的宗教和文化鸿沟。即使土耳其的哈里发是逊尼派的，什叶派的穆斯林（如伊朗）也不会承认其宗教合法性。此外，各地伊斯兰思想家对哈里发制度的解释和理解也各不相同。
经济和军事实力： 即使有哈里发头衔，土耳其在建国初期，经济凋敝，军事力量也遭受重创。一个虚有其表的宗教领袖，缺乏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支撑，很难真正意义上“号令”地区。它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尚且艰难，更遑论对外扩张和统治。
历史的轨迹与现代的视角
凯末尔选择废除哈里发，是将土耳其的国家命运与世俗化和民族主义紧密地绑在了一起。他放弃了对整个伊斯兰世界可能存在的、但极其脆弱的宗教影响力，转而聚焦于建立一个现代、独立的土耳其民族国家。这种选择，虽然牺牲了某种潜在的“软实力”，却换来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国内改革的推行。
回过头来看，如果土耳其保留哈里发，它可能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伊斯兰世界的象征性领袖”，而非一个能够真正“号令”中东的政治实体。它的号召力很可能被西方列强的干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崛起以及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多样性所稀释和抵消。它可能会在中东地区扮演一个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协调者角色，但“号令”这种带有强制性和主导性的词汇，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极其难以实现的宏愿，更何况是刚刚从战败和帝国解体的废墟中崛起的土耳其。
总而言之，凯末尔废除哈里发的决定，是土耳其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关键选择，它决定了土耳其的未来方向。如果历史走向另一条路，土耳其或许能在宗教层面获得某种短暂的优越感，但面对着复杂的地缘政治、民族主义浪潮和西方列强的压力，它将很难凭借一个象征性的哈里发头衔真正地“号令”中东地区。那更可能是一场虚幻的辉煌，最终被现实的浪潮所淹没。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度的深层动因。他是一位坚定的世俗主义者，认为哈里发制度，作为伊斯兰教最高宗教和政治领袖的象征，是阻碍土耳其走向现代化、世俗化和民族国家建设的最大障碍。他将哈里发视为连接过去帝国辉煌与国家转型期落后思想的纽带，必须斩断才能拥抱西方化的进步理念。因此，从凯末尔的视角来看，保留哈里发恰恰是与他核心政治目标背道而驰的。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历史的车轮拐了个弯，凯末尔出于某种原因（或许是面对强大的内部保守派压力，或许是为了在国际舞台上争取特定盟友）决定保留哈里发，那么土耳其是否真能重拾中东的昔日荣光？
可能性一：短暂的荣光，但根基不稳
理论上，拥有哈里发头衔的土耳其，至少在表面上，会获得一种对全球穆斯林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教合法性。在二十世纪初，伊斯兰世界仍未完全摆脱奥斯曼帝国的阴影，许多地方的穆斯林对哈里发抱有传统的尊崇感。
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与诉求： 当时，奥斯曼帝国刚刚在一战中战败并解体，其领土被英法等国瓜分，各自扶植了代理人政权，例如沙特阿拉伯的建国、伊拉克的费萨尔王朝等。这些阿拉伯国家一方面渴望独立和统一，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内部的部落矛盾和宗教派别分歧。如果土耳其仍然是哈里发所在地，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可能会将土耳其视为重振伊斯兰统一的潜在力量，甚至可能尝试借此力量对抗西方殖民者。
宗教号召力： 哈里发对虔诚的穆斯林拥有天然的宗教号召力，这可能意味着土耳其能够在其号召下动员一定规模的宗教力量，影响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例如，在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运动中，土耳其的宗教号召或许能起到一定作用，模糊民族界限，强调共同的宗教信仰。
宣传上的优势： 在宣传战线上，土耳其会拥有巨大的优势。它可以将自己定位为伊斯兰世界的“守护者”，以此来抵消其在世俗化改革和国家转型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内部和外部的质疑。
然而，这种可能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并且“号令”二字，即使在最乐观的设想下，也显得过于绝对。
可能性二：严峻的现实挑战与内在矛盾
即使保留哈里发，土耳其想要“号令”中东也绝非易事，甚至可以说困难重重，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世俗化改革的困境： 凯末尔废除哈里发，是为了彻底推行世俗化改革。如果他保留了哈里发，那么就意味着在政治和宗教上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他如何能够一边维持一个象征着宗教权威的哈里发，一边又推动法律、教育、社会习俗等方面的世俗化？这种左右摇摆的政策，很可能导致国内政治的剧烈动荡，保守派会利用哈里发的合法性来反对世俗化改革，而进步派则会批评保留哈里发是对革命理念的背叛。内部的不稳定，本身就剥夺了土耳其对外施加影响力的根基。
西方列强的阻碍： 一战后，中东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英法等西方国家手中。他们通过“曼德亚特”（委任统治）等方式，划分了势力范围，扶植了听命于自己的政权。这些国家绝不会允许一个重新崛起的、以宗教名义号召中东的土耳其存在。如果土耳其试图通过哈里发来干涉其势力范围内的事务，西方列强必然会以各种手段进行打压，包括经济制裁、军事威胁甚至直接的干预。它们会大力宣传土耳其的世俗化倾向（即使保留哈里发，土耳其的实际做法也不可能完全符合传统哈里发的要求），将其描绘成不虔诚的宗教领袖，或者利用土耳其国内的矛盾进行分化。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抬头：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阿拉伯人在摆脱奥斯曼统治后，更倾向于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不是接受一个新的、非阿拉伯的哈里发国家的领导。尽管他们可能对奥斯曼帝国尚存一丝怀念，但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已经深入人心。他们更看重的是自身的国家主权和民族认同，而不是一个在安卡拉（或伊斯坦布尔）的非阿拉伯人头上的宗教符号。一些阿拉伯领袖，如沙特家族的开创者伊本·沙特，就曾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哈里发复兴，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新建立的国家权威。
伊斯兰世界的内部多样性： 伊斯兰世界并非铁板一块。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不同法学派别的存在，以及各地独特的文化习俗，都使得任何一个单一的实体想要“号令”整个伊斯兰世界都面临着巨大的宗教和文化鸿沟。即使土耳其的哈里发是逊尼派的，什叶派的穆斯林（如伊朗）也不会承认其宗教合法性。此外，各地伊斯兰思想家对哈里发制度的解释和理解也各不相同。
经济和军事实力： 即使有哈里发头衔，土耳其在建国初期，经济凋敝，军事力量也遭受重创。一个虚有其表的宗教领袖，缺乏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支撑，很难真正意义上“号令”地区。它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尚且艰难，更遑论对外扩张和统治。
历史的轨迹与现代的视角
凯末尔选择废除哈里发，是将土耳其的国家命运与世俗化和民族主义紧密地绑在了一起。他放弃了对整个伊斯兰世界可能存在的、但极其脆弱的宗教影响力，转而聚焦于建立一个现代、独立的土耳其民族国家。这种选择，虽然牺牲了某种潜在的“软实力”，却换来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国内改革的推行。
回过头来看，如果土耳其保留哈里发，它可能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伊斯兰世界的象征性领袖”，而非一个能够真正“号令”中东的政治实体。它的号召力很可能被西方列强的干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崛起以及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多样性所稀释和抵消。它可能会在中东地区扮演一个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协调者角色，但“号令”这种带有强制性和主导性的词汇，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极其难以实现的宏愿，更何况是刚刚从战败和帝国解体的废墟中崛起的土耳其。
总而言之，凯末尔废除哈里发的决定，是土耳其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关键选择，它决定了土耳其的未来方向。如果历史走向另一条路，土耳其或许能在宗教层面获得某种短暂的优越感，但面对着复杂的地缘政治、民族主义浪潮和西方列强的压力，它将很难凭借一个象征性的哈里发头衔真正地“号令”中东地区。那更可能是一场虚幻的辉煌，最终被现实的浪潮所淹没。
网友意见
先不论其他的，自四大哈里发后哈里发已变成国家统治者皇帝，历代各种哈里发的号令也就在其领导国家的版图内有效，或者其他国家需求哈里发的帮助时才会政治谈判达成一致的号令。
历史上奥斯曼哈里发的号令限于奥斯曼帝国版图以及依附和称臣属国，还有一些需要奥斯曼哈里发背书的国家也会名义遵守。
何况当年奥斯曼末期，那些足够强到抵抗的住或依附英法等列强的中东各方势力，奥斯曼哈里发自己都号令不了。所以，凯末尔就算没有废除奥斯曼哈里发头衔，自己继承奥斯曼哈里发皇位，还是依旧扶持奥斯曼家族的哈里发，如果土耳其没有强大国力能碾压中东各国和西方大国，依然无法号令他们。
1258年，穆斯塔绥姆也许也跟旭烈兀说：别杀我，我是哈里发，能号令你的穆斯林敌人，我很重要。
旭烈兀说：行，老哥放心吧，一会儿给你准备个结实的毯子。
“哈里发”值钱吗？值钱。
“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值钱吗？一文不值就算了还是个负资产。
在凯末尔废哈里发之前的200年里，你奥斯曼哈里发给整个伊斯兰世界带来了什么？
当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再保那个在伊斯坦布尔的哈里发，只会激起中东独立国家的集体PTSD。
你奥斯曼凭什么还保留着哈里发的头衔让我们唯你是从？我们埃及、伊拉克、叙利亚这些地方又为什么不能立自己的哈里发呢？那样的话，我们不仅要立哈里发，还要宣称安纳托利亚也是待征服的土地。圣裔一抓一大把，一国分一个，还都比你奥斯曼哈里发更正统。
不需要借哈里发的牌，土耳其已经在搞了。
每一个地区小霸在中东都是有自己的策略的。阿联酋靠投资，伊朗靠大阿亚图拉和“圣城军”，埃尔多安在争霸中东的过程中，也会打出“保卫伊斯兰”的牌。例如：
土耳其共和国的合法性就来自驱逐奥斯曼皇族，恩维尔.阿卡将军还等着凯末尔下令尽屠奥斯曼皇族宗室呢。
而哈里发制度更是凯末尔世俗化之路上的眼中钉，在凯末尔革命时期，世受帕迪沙恩典的众多土豪直接支持了凯末尔的行动，一下就从帝国余孽摇身一变，成为共和元勋。
这些奥斯曼遗老中，比如坎达尔世侯艾谢苏丹，就因为表现良好，土耳其共和国保留了其部分资产，以礼相待，直到1981年在安卡拉去世。
而痴心妄想恢复奥斯曼哈里发的遗老则和库尔德人合作，试图推翻世俗政府，在他们死后，库尔德人就不再以宗教意味而反抗。
当然非要养一个哈里发也不是不可以，当时奥斯曼国土中还是能抓到几个“圣裔”的，但是哈里发已经是无用之物，根本做不到命令伊斯兰世界，七百年前的马穆鲁克王朝如何随意废立哈里发，五百年前的奥斯曼王朝如何把哈里发的命令当成废纸的，今天的中东诸国也会一样，无非自己多拥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哈里发摆了。
当时的埃及学者胡泽里在《正统哈里发》中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讨论哈里发的选举原则。在“正统哈里发”时代，这些原则还是有实际意义的。四位“正统哈里发”的推举过程和程序不尽相同，胡泽里归纳了三种方式：一、全体协商产生；二、由前任哈里发选出的选举小组推选产生；三、由当时掌握政权的人推选。
这三种方式基本涵盖了四位“正统哈里发”的推举情形，胡泽里认为这些方式都是合法的。
在这个问题上，胡泽里多次强调了“宣誓效忠”这一仪式的重要性。哈里发一经选出，民众就应该向他宣誓效忠。而敌对者若归顺，也必须向哈里发宣誓效忠才会得到认可。
但是，当倭马亚王朝建立，哈里发成为世袭时，上面这些原则不就形同废纸了吗？然而胡泽里又给出了“学者们认可”的“第四种选举方法”——其实这种方法根本不是选举，它居然是：“占绝对优势的人自立（为）哈里发”！胡泽里解释说：“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穆斯林没有领袖，他们为此纷争不息，内部混乱的时期。这时，自认为有知识有能力治理国家，并能得到宗族支持的人，以和平或武力方式让人们服从他，当局势稳定，他的号召被响应时，他就被认为是哈里发，服从他是每个穆斯林的义务。”
显而易见，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后倭马亚王朝，乃至奥斯曼土耳其的历代哈里发们，都可以从上述“第四种选举方法”中为自己找到合法性的依据。
2014年6月29日，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在伊拉克—叙利亚边境自立为哈里发，并号召伊斯兰世界向他效忠，其行事也与上述“第四种选举方法”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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