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辽有哪些有趣的冷知识？
1. 它的名字，其实是套娃！
我们现在称它为“西辽”，但这个名字本身就有点“盗版”的意思。西辽的建立者耶律大石，本来是北宋末年辽国的皇族成员，辽朝灭亡后，他带着一部分残部，西迁到了中亚。在中亚，他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当地的史书记录他时，称他为“辽国皇帝”，但为了和北方的那个“老家”区分开，后世的史学家就习惯性地加上一个“西”字，方便我们理解。所以，可以说，我们现在说的“西辽”，是后人给它起的“别名”。
2. 它的首都，有过三次“搬家”！
西辽的建国初期，定都在叶密里（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边境的伊犁河流域）。那里虽然是他们的发祥地，但环境相对艰苦，而且距离中亚的政治经济中心较远。为了更好地统治这片广袤的土地，西辽的第二代皇帝耶律夷列，在公元1160年左右，将首都迁到了虎思斡尔朵（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附近）。这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是当时中亚重要的商业和交通枢纽。
然而，命运多舛，首都的安稳并没有持续太久。后来，西辽内部出现了权力斗争，叛乱频发，导致首都虎思斡尔朵也受到了威胁。到了西辽的末期，为了躲避来自花剌子模的攻击，以及应对内部的混乱，西辽的最后一个皇帝屈出律，不得不再次迁都，这次迁到了更偏远的八剌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三次迁都，也侧面反映了西辽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不稳定。
3. 它的军队，一半是“雇佣兵”！
西辽虽然是契丹人建立的，但它统治的区域是多民族的。为了维持统治和扩张，耶律大石非常聪明地运用了“借力打力”的策略。他的军队构成非常多元化，除了契丹和汉人军队外，还有大量的葛逻禄人、康里人等突厥语族士兵。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士兵很多是“雇佣兵”性质的，他们效忠于西辽，是因为西辽能提供更好的待遇和更稳定的秩序。
这种雇佣兵制度，虽然能快速组建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但也有其弊端。一旦西辽的财政出现问题，或者其他势力开出更高的价码，这些雇佣兵的忠诚度就会打折扣。这也是后来西辽覆灭的原因之一。
4. 它的宗教政策，堪称“一碗水端平”！
在宗教信仰方面，西辽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开明。虽然契丹人信奉萨满教，但西辽统治下的疆域内，却分布着伊斯兰教、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耶律大石和他的后继者们，并没有强制推行自己的宗教，而是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
例如，他们允许穆斯林商人按照伊斯兰教法进行商业活动，并且在某些地区，也允许修建清真寺。同时，他们也尊重佛教和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的存在。这种宗教上的“不干涉”，在当时的很多政权中是比较少见的，也帮助西辽在文化多元的地区站稳了脚跟，赢得了一定的支持。
5. 它的“经济特区”效应，让它赚得盆满钵满！
西辽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这为它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当时的西辽，控制了从中亚到波斯、甚至再到地中海的丝绸之路的关键路段。他们设立了驿站，保障了商旅的安全，并从中收取高额的“过路费”和“贸易税”。
除此之外，西辽还鼓励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畜牧业，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羊毛、皮毛等商品。他们的金银货币在整个中亚地区都非常流通，足见其经济实力。可以说，西辽就像当时的中亚“经济特区”，依靠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6. 它的灭亡，很像一场“宫斗戏”！
西辽的灭亡，并非简单的被外敌征服，其中掺杂了大量的内部权力斗争和家族矛盾。最后一位皇帝屈出律，虽然野心勃勃，想要扩张领土，但他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固。他废除了之前的宽容宗教政策，开始强制推行佛教，得罪了大量的穆斯林，这为他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最终，蒙古帝国崛起了。当时，西辽内部的权臣耶律秃花，因为不满屈出律的统治，与蒙古人勾结，出卖了西辽。蒙古军队趁机发动进攻，最终攻克了西辽。屈出律本人也在逃亡途中被杀。可以说，西辽的灭亡，既有外部强大的军事压力，更有其内部政治腐败和权力斗争的催化。
7. 它的“回响”，还在丝绸之路上！
虽然西辽帝国早已灭亡，但它的影响却并未完全消失。在今天的中亚地区，一些地方的语言、习俗、甚至一些建筑遗址，依然能看到西辽留下的痕迹。例如，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些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一些与契丹文化相关的习俗。
更重要的是，西辽维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它所建立的贸易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蒙古帝国统治整个欧亚大陆奠定了基础。所以，当我们谈论丝绸之路时，也不能忘记这个在中亚短暂却辉煌的契丹王朝。
聊了这么多，是不是觉得这个西辽，比你想象的要有趣得多？它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帝国，更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一个生动注脚。
网友意见
西辽王朝历时88年，历世五主，其中女主二人。西辽时期女性地位较高，且能被全国上下所普遍接受。游牧社会女性参与社会分工较多，而帝国女性参政的伦理基础或许来源于他们旧的游牧传统及其影响下的两性观念。
在虎思斡尔答（八喇沙衮 Balasaghun）居住的西辽诸可汗，无论是伊斯兰教徒还是蒙古人都尊称他们为古尔汗Gül/Gul khan，之后的蒙古札答阑部首领扎木合Jamuqa也曾被诸蒙古部落首领尊为古尔汗。该称号的起源仍是一个谜，一些史料中以“汗之汗”khan der khan来解释这一名称。在这称号中的Gül一字有可能就是古代突厥语中的Kür或是Kül，它见于鄂尔浑碑文，意为勇敢的、顽强的，bilge kül閟伽阙一名中的kül也正是这个词。
属国内部自治原则在西辽得到广泛的运用。西辽仅仅消灭喀喇汗在八拉沙衮的统治，古尔汗在这里行使其权力，在其他被统治的地区，在六城和河中地方喀喇汗国、花拉子摸国和高昌回鹘国仍和以前一样存在着。归顺古尔汗的标志是向他纳税，在上述属国的宫廷中有古尔汗的代表，如同后来在蒙古时代所见到的一种归顺形式，有时被其他更具特权的形式所代替。古尔汗的代表只为了收税住在属国君主的宫廷里，此外属国的君主甚至可以取得亲自携带贡物交给古尔汗的权力。
西辽所制定的按户征税制度是模仿中原的。人们向每户征收一第纳尔。这种制度并没有随着西辽的灭亡而消失，对不动产征税和按每户征税的习惯在中亚地区甚至保存到19世纪。例如在浩罕时代塔什干是按户来征税的，而且是按旧账册（或者说是按旧的人口统计册）去各户征税。如12世纪古尔汗时代的情况一样，在浩罕汗时代也是按每户征收一个tilla（金币）。可惜的是，我们对于12世纪至19世纪这一长时期内的征税制度知道得太少了，以致于在西辽和浩罕的行政制度之间是否可能有历史联系或者我们这里只看到偶然的巧合，仍然是不清楚的。
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多是自喀喇汗时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增长的显著特点。城市规模增大首先表现在工商区的扩大，经济中心有Shahristan内城转移到关厢。据考证，西辽时期的撒马尔罕城的面积已不少于630公顷。布哈拉在原来的城外兴建工商业用房，彼时的布哈拉已是19世纪布哈拉城的规模。此外，巴拉沙衮、乌兹干、怛罗斯、讹达拉等城的规模也在迅速扩大。
中世纪的中亚城市在格局上分为Shahristan内城/老城/城本身 和 rabat 城厢（手工作坊和商业市集所在地）两部分， 前者房屋密集，后者建筑物之间比较空旷。一般市民房多为土泥所筑，少数用砖筑成。
西辽中央朝廷的官方语言和文字很有可能是汉语，但王朝也在使用契丹语言和文字，比如西辽末年的中书李世昌（汉人）晓契丹文，耶律楚材曾向他学习，如果一个汉人官员都会契丹语文，那么至少宫廷内的契丹人应该大都是通晓契丹语文的。
出于对统治的需要，西辽统治集团也学习了回鹘语，比如「元史」记载古尔汗召高昌回鹘人哈拉亦哈赤北鲁到巴拉沙衮做皇太子的教师。此外，中亚地区的契丹人普遍通晓回鹘语，所以在西辽灭亡后，契丹人穿上回鹘服饰融入到了中亚诸族群当中。
西辽境内的葡萄种植和酿酒产业规模相当大，由于天山南北、七河和河中等地原本就存在酿酒产业链，随着农业与园艺业的发展，粮食加工与葡萄酒酿造业也得到了发展。金朝元好问「蒲桃酒赋」在序中讲到西辽的葡萄酒及其酿造是中原所没有的。
在西辽的宗教宽容政策下，帝国境内的很多宗教开始活跃起来。史学家伊本•阿西尔称耶律大石是摩尼教徒，我们没有其他史料来证明这项观点，但伊本•阿西尔的陈述也从侧面表示出了摩尼教在当时对西辽统治阶级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宗教宽容政策下，伊教失去了以往独尊的地位，有识之士看到了帝国境内各宗教「和平竞争」的激烈性，开始把宗教改革提上日程。「如果不改革和简化教规和仪式，吸收当地人民不同宗教中的某些成份，就很难竞争过其他宗教」，持这个改革观点的人是一名苏菲派谢赫艾合麦德•亞赛维 Ahmed Yusavi，他用图克语宣传自己的教义，简化了各种宗教仪式，同时把那些在游牧文化有神祗和影响力的名字和仪式吸收到雅士兰教里。于是，他的教义很快被广大游牧部落所接受，在各图克语游牧部族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也因此桃李满天下，新的学派「亞赛维派」由此诞生了。
有不少犹太人曾带着自己的宗教进入西辽，根据「本贾明游记」，在花拉子摸首府玉龙杰赤有8000犹太人，在西喀喇汗首府撒马尔汗罕有较大的犹太人宗教社团，在其他一些边远的城市也有犹太人的宗教社团。
根据吉尔吉斯斯坦的考古资料表明，火炕是西辽时期新出现的取暖系统。
西辽的军队由皇帝直接控制，临时调派若干士兵给某位将军指挥，而不是派遣某个将军率所部去执行任务，这也正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实行的制度。
耶律大石在王朝直辖地取消伊克塔Iqta制度（分封制），这一举措有效的保证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与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进步仍是十分有局限性的，即仅围绕以巴拉沙衮为核心的帝国直辖地实现了分封制的废除。辽朝的“宫卫”制、“头下军州”制本质上也是分封制，耶律大石从辽朝的溃败中吸取教训，资鉴了唐宋的政治制度毅然决然的取消分封制。（塞尔柱王朝著名宰相Nizam mulki也大力主张废除伊克塔制度，但未能通行）
西辽虽然对文明的进步产生有利的影响，但也仅仅局限于它对国内并存的文化各种因素的接近方面作了贡献。纵然西辽政权也曾尝试把「暴乱」的游牧民（比如葛逻禄）卸其铠甲、迫其务农，但这种尝试并没有取得持久的成效，相反，葛逻禄人的反抗却一直进行到了西辽的瓦解。
我们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认为西辽（尤其是契丹皇族）是代表当时中亚最先进文明的，只是帝国政权被这种（契丹）文化的代表所掌握而已。如果将中亚地区在西辽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单纯的归功于契丹人及其契丹文明，而不考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不可否认耶律大石局部废除伊克塔制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那就会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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