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怎么样？ 第1页

我对经典理论的态度一贯是，少关注结论，多品味过程。所以我整理了全书大致的论述思路，大家自行品味。

稍微补充点背景知识：

卡尔马克思：历史的进程分两条轨迹（从黑格尔来的二元论来），上面是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下面是世俗社会、日常生活等下层建筑。历史在文明的斗争中缓慢发展。这里，文明的斗争主要指克服生存所需，或者说是克服物质的稀缺性。因为在工业化之前，人类一直面临着生产力不足带来的物质稀缺。所以简而言之，文明的斗争就是生存的斗争。最终人类的解放就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上，而只有资本主义能帮助实现这种高生产力，所以人类的解放（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之后才会出现。

他认为在历史的演变中，先有下层基础的发展，然后产生对应的上层建筑。比如在历史的开头，男人只是想满足性欲，而女人只是想要长期饭票和保镖，于是他们为了各自生存所需走到了一起（下层基础）。在为生存而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发展出了家庭的概念，演变出了亲情、爱情、婚姻、财产继承规则（上层建筑）。所谓的唯物主义二元论，就是物质决定了精神，即下层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换句话说，先有人类为生存而奋斗的物质活动，然后在活动中慢慢产生了抽象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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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虽然没有提到卡尔马克思，但书中的观点其实非常针对卡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二元论，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书的第一部分两次提到了唯物主义二元论的问题）。 而马克思韦伯认为，物质活动和上层思想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单向的。经济活动可能决定上层思想，但反过来，上层思想也可能影响经济活动。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而他的这本书只是通过论述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潜在影响，来提供另一个思路。

这本书先是描绘了马丁路德（Luther) 对传统天主教伦理道德的颠覆，然后分析了加尔文宗对这种颠覆的进一步演化，最后以英国清教徒的一个典型人物Baxter来阐述了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潜在联系。

在本书第一部分的结尾处，韦伯也强调了，经济改变必然是多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e.g. 政治、经济、文化），而不可能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单方面作用的产物。所以，本书要探讨的是，宗教因素是否对资本主义的形成和传播有任何影响？以及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写过论文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写论文要先确定个主题，而这个就是马克思韦伯这本书想要探讨的主题。这并不是说他认为历史的发展里只有经济活动和宗教伦理这两个因素，而是他在这篇论文里重点探讨了这两个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并且，以这个讨论为例子，来回应卡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二元论。

我们把韦伯的观点看作是对卡尔马克思的补充，连在一起先预览一下大图景：

人们一开始为了生存，只能通过劳动获得衣食住行需要的。这种劳动形式可以是耕田种地，也可以是开店做生意，都是为了生存（下层基础）。为生存而劳动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具体化变成了习俗，政治共同体，以及传统主义思想等抽象的存在（上层建筑）。甚至，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可能经历了某些战乱（下层基础），有了精神安慰的需求，于是宗教盛行（上层建筑）。到此为止是卡尔马克思的论述。然后韦伯出现，说，历史的发展不仅仅是这样。这些发展出来的上层建筑（宗教)可能会反过来推动不同领域的下层基础（商业活动方式），而且随着下层基础继续发展，会催生出新的上层建筑与之匹配（资本主义精神）。所以我认为，韦伯的理论应该包含了上层建筑和下层基础的跨界互动，而不是片面地说，新教伦理影响了资本主义活动。

介绍结束，好戏开始：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在被广泛接受之前会受到传统道德伦理的阻挠，而他选择从劳动者的角度举例说明资本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斗争。在传统农业中，由于气候多变，农场主的收成/损失取决于能否尽可能快地收割农作物。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雇主引入了按件结算的机制，并试图通过提高每件的工钱来鼓励劳工。但这时就会出现一个典型的问题，工资提高之后，工人反而干得更少了。原来他们每天的目标就是赚够生存所需，一旦赚够了就去享受生活。根据托马斯阿奎那对Pauline Principle的解读，劳动仅仅是维持个人与社会生存所必需的“自然理性”。如果一个人无需劳动也能生存，那劳动就失去了目的，该教条也就不再适用。也就是说，如果衣食无忧，或者赚够了生存所需，那就无需再劳动。

如果不劳动，那人们应该做什么？当时主流的神学理论认为，修道院中最高尚的劳动就是通过祈祷和唱赞美诗来增加耶稣/上帝的荣誉。换句话说，中世纪的天主教认为，劳动只是为了生存，一旦满足衣食住行的需求之后，人们就应该通过祷告和唱赞美诗来履行教徒的指责，以便于实现灵魂的救赎。

在道德上，新教徒传统的天主教是非常宽容的。人们犯了罪之后可以去教堂向神父忏悔，而神父则可以代替上帝宽恕犯了罪的信徒，于是大部分信徒在死后都能上天堂。这种宗教生活形成了强烈的社区感，信徒们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个人在救赎灵魂的道路上都有家人的陪伴（可以一起上天堂），有神父的支持（犯了罪可以马上被宽恕）。

后来马丁路德引领的宗教改革颠覆了很多天主教的宗教传统。

首先，路德引入了calling的概念。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为上帝安排的使命，落实到世俗生活就是一个人的理想职业。天主教的语言中并没有这个词，而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被路德加上去的。在路德之前，圣经都是拉丁语，所以普通信徒读不懂，主要由神父们解读，也因此产生垄断和腐败。而路德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把圣经翻译成了地方语言，使普通信徒也能读懂，不再依赖神父。在新教的伦理中，这种calling取代“在教堂里祈祷和唱赞美诗”，成了最高尚的活动。即，积极参与世俗世界的生产劳动成为了唯一可以取悦上帝的生活方式，而职业召唤也成了新教的核心教义。终于，世俗劳动在修道院的苦行僧面前不再低人一等。

但这种职业召唤与后来的资本主义精神还相去甚远。实际上路德的资本主义观念还非常传统，他理解的calling更像是以服从上帝意志为目标，在上帝安排的职业里进行传统主义的劳动。在中世纪时期，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劳动分工是上帝的安排，但每个人具体的位置是由自然法则随即决定的。比如骑士和农民的职业之分是上帝安排的，但谁成为骑士，谁成为农民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上帝并不干涉。而在路德宗，人们具体的阶级和职业都是上帝意志的直接体现，而恪守在上帝安排的位置上是每个人的宗教责任。在路德的眼里，上帝的设定是不可改变的。因此，职业召唤其实宣扬了对权威的顺从和对命运的绝对服从。

另外，虽然没了代替上帝宽恕信徒的神父，在路德宗的教义里，上帝的恩宠也是可变的。如果犯了错，信徒可能会失去恩宠，死后不能上天堂。但只要真心悔改且虔诚信仰上帝，恩宠也是可以失而复得的（因信称义）。从这个角度来说，路德宗在道德上也是相对宽容的。不过也因此，路德宗的教徒中酗酒和暴力很常见。路德宗的教义强调“faith alone”，只要你信上帝就行了，并没有要求信徒们通过行为去证明自己的信仰。

在当年的荷兰、英国和法国等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中，激烈的政治文化斗争都是以加尔文宗之名发起的。而加尔文宗最具特色的教条就是宿命论(doctrine of election by grace/predestination). 书中举了一些例子。比如，“根据上帝的旨意，有些人注定永生，而另一些人注定永死（上不了天堂）”。再比如“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选定耶稣作为永恒的存在”。这种宿命论的教条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在加尔文宗站稳脚跟。第一，宗教救赎被认为由外在力量（上帝）决定，且对此的坚信使信徒有安全感，因为他们不用担心因为自己犯的罪恶而失去上帝的恩宠（上天堂）。第二，如果这种令人敬畏的教令是由上帝单方面决定的，那它就比路德宗那种以世俗经验为基础的教令（上帝的恩宠可以因为信徒的行为失去或者得到）有更崇高的意义。即，宿命论里的教令只由上帝决定，因此是更神圣且可靠的。并且，上帝只会救赎一小部分被选中的信徒，只有他们能上天堂。那如何知道自己有没有被选中？在最后的审判日(the day of reckening)之前无从得知。作为人类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些真理的片段，无论上帝如何决定，我们都应该默默接受。因为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既不会得到，也不会失去恩赐（命运不可变）。

这种宿命论对人们的心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感受到了无穷无尽的孤独，因为每个人在灵魂救赎的道路上都只能独自前行，没有人可以帮他们。神父无法帮助他们，因为他们不再代表上帝；圣餐无法帮助他们，因为圣餐只能作为信徒的外在精神支柱，不能改变上帝预先决定的恩宠；家人也无法陪伴他们，因为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上天堂，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救赎。于是，教徒们处在与世隔绝的境地，上帝成为了他们唯一的信仰。由于某些不可思议的机制，这种内心被孤立的生存压力逼迫信徒们去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比如通过参与世俗经济劳动），以增添上帝的荣耀。实际上，信徒们所有的努力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加尔文教徒口中的公益（Christian charity)本质上是为了上帝，而不是服务于人类社会。

当然也会有信徒感到困惑，担心自己是不是少数会被救赎的人。加尔文对此很自信，认为自己肯定是被选中的人，并且教育别人对上帝的任何决定都要感激。在现世中，那些被选中的人和注定下地狱的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对上帝坚信不疑。但在当时那个更关注死后生活（能否上天堂）的时代，有宿命论的地方就有人问是否有得到救赎的标准。牧师也没办法对此给出明确解释，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常见的劝诫思路。第一，信徒有义务把自己看作是被选中的人，而对能否得到恩宠的疑虑是恶魔的引诱，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换句话说，不管有没有被上帝选中，信徒都应该在主观上把自己当作是选中的人，并以此为标准来督促自己为上帝的荣耀而劳动。第二种劝解是，世俗劳动是获得上帝恩宠的捷径。加尔文认为，只有上帝的选民可以通过有益社会的劳动来增加上帝的荣耀，也只有被选中的人对此笃信不疑。

在中世纪时期，天主教教徒们虽然在完成传统职责的前提下也要做一些善行，但那时的善行是不成体系的个人行为。一般就是在牧师的建议下做一些有益社会的事，从而抵消某些特定的罪孽；或者是在死前做一些好事来确保自己能上天堂。而当时的禁欲主义被认为高于日常生活的伦理道德，往往局限在修道院的僧侣之间。而加尔文的上帝要求的事一辈子成体系的善事，且只有彻底改变生命中每时每刻的行为，才能从“自然状态”转变成“恩宠状态”。从此，精心计算每时每刻的善举以得到灵魂的救赎，成了生活的唯一目的。这让信徒的生活变得很理性，因为他们所有的努力，他们的每一个决定，都要考虑是否能增添上帝的荣誉。现在，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僧侣。为此他们要摆脱人类原有的冲动，始终理性掌控自己的行为。这种自我控制也是清教徒最重要的修行目标。在现世中，这种自我控制也是英美绅士最典型的特征。他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消灭世俗享乐的冲动，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有条不紊的控制，并且一生始终坚持和贯彻理性的行为准则。只有在世俗生活和劳动中做到了这些要求，才能证明自己对上帝的信仰，也因此才能确信自己是被上帝选中之人。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罪恶、受诱惑和进步都会被记录下来，信徒要根据自己的表现时刻关注（猜测）自己受恩宠的状态，确保自己一直处于“恩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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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宗这一部分终于迎来了第一波小高潮。我对这部分的第一印象是，这真是一个苛刻的宗教。当年的一些信徒以为脱离了天主教会的世俗统治，可能没想到加尔文宗的救赎之路是如此坎坷。因为在死之前不可能知道是不是那一小撮能上天堂的人，我每天都必须以一个被上帝选中之人的态度努力为社会做贡献，生怕因为一点点的懈怠而下地狱。假如有一天早晨我睡过了头，按照当时的伦理道德，可能就会觉得自己犯下了罪过，可能会因此下地狱，因为多睡的那几个小时没能为上帝增添更多的荣耀。为此，我必须怀着深深的罪恶感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更加努力地工作，理性思考每一个决定，精心计算每一次得失，希望以此来弥补懒床的罪过。这可能是大部分资本家都梦寐以求的理想员工！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点是救赎之路的孤独。其实美国的公立大学依然有这种孤独的痕迹。不同于国内的大学，美国的公立大学一般没有固定的班级。每个人都有一小部分必修的课，以及大量选修的课。理工科的必修课相对较多，而且有prerequisite的要求，所以选择课程的顺序比较统一，跟同一拨人连着好几个学期同班也比较常见。文科的必修课选课顺序没要求，学生甚至可以拖到毕业前的最后一学期再上必修课，所以在必修课上见到老同学的概率也很低。选修课因为选择多，弹性大，遇到老同学的可能性就更低了。我自己在美国上大学的5年里，同班两次并且相互认识的人不到10个。因此每个学期我都要重新认识人，重新交朋友；刚混个脸熟，学期结束后基本上就不再有交集，然后新学期在新班级再重新循环这个过程。每个人在大学里都有自己的目标，或是GPA 4.0， 或者考上法学院，或者申请博士，但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如愿以偿。

实现目标的过程痛苦且漫长，而且对于家境一般的人来说，一切只能靠自己。父母可能对自己所学的专业一无所知，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身边的人一直在换，能称得上是朋友的人寥寥无几，每个人也都疲于应付自己的生活。此时教授们成了我们唯一的信仰。我们努力去适应教授们千变万化的授课风格，完成所有他们布置的任务，只希望最后能得到满意的成绩。我时常怀念高中时那种有人陪伴的感觉。有那么一群固定的人，和你经历一样的喜怒哀乐。你取得成就时可以和他们一起庆祝，你挫败时总有人可以倾诉，遇到奇葩的经历时他们会跟你一起抱怨，在心力交瘁的时候他们跟你相互勉励。某种意义上你的生活也是他们的生活，你的目标也是他们的目标。大家在同样的位置，为了相似的目标而一起努力。这样一个群体形成了一个想象的社区，让你充满归属感。

某种意义上，外地人进北上广深奋斗也可能经历这样的孤独。街上的路人行色匆匆，他们无法理解你的生活，也无暇顾及你的生活。没了从小玩到大的同伴，得不到长辈的指引和庇护，你陷入了近似于加尔文教徒的与世隔绝。此时，老板成了你脱贫的唯一希望。你盼着月底的工资，想象着老板画的大饼，每天努力工作，不敢有一丝懈怠，生怕没了股票丢了工作。这种加尔文式的孤独仿佛和资本活动深深地绑定在了一起。资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孤独的芸芸众生。

书中提到了4种禁欲主义的宗教形式，并且重点介绍了加尔文宗。除此之外，韦伯还挑选了英国清教禁欲主义的代表人物Baxter进一步讨论了禁欲主义。

加尔文鼓励赚钱来增加上帝荣耀，只要能赚钱，形式并不重要。所以他允许神职人员把赚到的钱再投资以谋取利润。Baxter对此持反对意见。严格说，他反对的是占有财富后的懈怠、赋闲、和贪婪。圣人可以在死后得到永恒的安息，但是在死前，ta必须每天尽可能多地工作来确保自己处于“恩宠状态”。根据上帝的旨意，只有劳动本身才能确保灵魂的救赎。人生苦短，任何形式的闲聊、物质享受、以及非必须的睡眠都应受到道德的谴责。因此失去的每一个小时都意味着错失了为上帝的荣耀而劳动的机会，也意味着会失去上帝的恩宠。

这种对无止尽的劳动充斥着Baxter 写的书籍。这其中有两个动机。第一，劳动是禁欲的理想方式，是抵御诱惑的有效手段，而禁欲是西方教会普遍崇尚的价值观。即使英国的清教徒允许性生活，这也只是为了给上帝增加荣耀的方式。换而言之，为自身享乐的性生活应受道德谴责，只有以生育为目的的性生活才是值得鼓励的。如同粗茶淡饭、素食、和冷浴，在自己的职业岗位上努力工作是清教徒禁欲最常用的方式（这里的“欲”包括性欲，贪欲，惰性等等）。

第二，清教认为劳动就是人生的意义和目的。这和前文提到的天主教对劳动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主教认为劳动只是生存的手段，而Baxter认为，即使富人无需靠劳动生存，也依然要听从上帝的训诫继续劳动。他从路德宗借鉴了calling的概念，认为上帝给不同人的安排不同的职业（劳动分工）是有深刻含义的。专业化分工让不同的人能发挥自己的长处，提升质量和产量，有利于提升社会的公共利益。而没有正经职业的人，只是做着一些随意且不规范的事，这期间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这些没有职业使命的人缺乏入世禁欲主义(inner worldly asceticism)所要求的系统性和方法性。但是与马丁路德不同的是，Baxter认为职业劳动的目的不是分工，而是为了社会公益。因此，如果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信徒们完全可以换一份更适合自己的职业，而不是死死守在原来的职业上。这样的禁欲主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以及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供了道德依据。

另外，清教徒厌恶戏剧，其中也不乏极端的信徒一直尝试消除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情色和裸体。另外，闲谈、奢侈品、以及炫富都是非理性的，是为了凡人的快乐，因此不符合禁欲主义的要求，也无益于上帝的荣耀。清教徒的理性每时每刻都要求他们谴责艺术，鼓励朴素实用，尤其是衣着的简朴。这种统一且朴素的生活作风源于对情感欲望的压抑，而如今却被资本主义生产的标准化所提倡。

总之，禁欲主义鼓励劳动，但反对物质消费和物欲享受。它本来只是想让信徒通过劳动而获得灵魂救赎，但同时又把积累财富从传统主义的禁锢中解脱了出来。它不仅使逐利行为合理化，还将其视为上帝的意愿。在这里，禁欲主义成了“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恶，指的是财富和伴随而来的诱惑。然而，对消费的限制，加上对逐利的鼓励，带来了资本的大量积累和贪欲的失控。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预见大量虔诚的清教徒们会在财富的诱惑之下加入资产阶级的行列。宗教教条的历史，就是与财富的世俗化影响不断斗争的历史。禁欲的宗教生活必然带来理性的经济发展；而财富的增长又使人们背弃了宗教理想。这种规律在中世纪的修道院中也曾一次又一次地重复。

接下来我们先看看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有着当时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哲学。首先，时间就是金钱。一个人闲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在白白扔掉本该得到的收入。其次，信用就是金钱。这里的信用，一方面是指钱可以生钱，另一方面指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同时，他也强调表面形象管理。比如，如果你半夜紧锣密鼓搞生产的景象传到投资者的耳朵里，他们才会爽快地把钱借给你。所以平时要维护自己的形象，让别人觉得你是个谨慎又诚实的人（说到这里，我想起假日酒店要投资川普的第一个赌场时，他带着假日酒店的董事会成员去施工现场，让工人开足了挖掘机假装火热施工，并且最后顺利签约）。最后，富兰克林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每一分钱。即使你每天浪费一点点，一年下来也会积累成很客观的数字。

奥地利作家Ferdinand Kürnberger讽刺说，美国人能把牛变成油脂，把人转化成钱。他把这种资本文化形容称为贪婪的哲学，即每个人都有义务通过工作来增长财富，且财富的增长就是最终目的。

富兰克林的道德观念总是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比如表现出诚实的样子仅仅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他有信用。如果别人已经相信，那再表现更多的诚实只是浪费感情。但实际上，他本人和自传中的描述并不是简单的功利主义。他认为是把有功用的美德看作是神的指引，意在帮助他不停地利滚利滚利。同时，他也严格禁止所有的物质享受，极力回避享乐主义。他赚钱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赚钱。这太过纯粹，完全超越了个人的利益和快乐，甚至显得很不理性。此时，赚钱成了他活着的目的，而不再是他生活的手段。这种对自然生活状态的颠倒成了资本主义的核心思想。合法地逐利不仅是一个人勤勉的结果，也是勤勉的体现，也是富兰克林道德的全部体现。这种在天职岗位上矜矜业业的坚守是资本主义文化特有的社会道德，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

资本主义中，追逐利益的欲望跟资本主义本身并没有关系，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这种欲望在各个国家各个职业中都有。并且，这些贪欲更强烈的国家，往往赚钱的方法往往不道德，且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其实，缺乏自律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大的阻力。所以，这种贪欲不是资本主义的动力。

我们应该通过 “理性节制的贪念”来理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一种通过持续、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来获得利润的操作方式。在运营过程中，每一次行动都以计算为基础，作出理性的决策。比如战争的成本和收益是多少？殖民是否能在长期产生更多的利润？傀儡政府是否成本更低收益更好？要不然，搞全球化，用金融体系来收割其他国家的劳动成果？现代资本主义中，人们不再失控于对金钱的一时贪念，而是精心计算长期的利益回报，做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总是出现在资本主义活动盛行的地方。比如在富兰克林出生的马塞诸塞州，当时资本经济并不发达。在富兰克林写下资本主义精神的哲学时，他的印刷厂也只是一个传统的手工作坊。所以从时间上来看，那儿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体系建立之前就存在了。因此，一方面，资本发展的历史可能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思想”的唯物主义二元论更复杂。另一方面，资本活动（资本形式）和资本精神并非一定要在一起才能存在。有一种可能性是，资本形式在传统主义（为了生存而劳动）的驱使下逐渐发展。大企业只能以资本形式运营，但精神可以是传统主义。但是当资本形式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传统主义本身又成了资本形式进一步扩张的阻碍。在传统主义盛行的地区，把赚钱当做目的的行为会招致猛烈的攻击。而在某个历史时刻，已具雏形的资本精神恰好发现资本形式是一个更好的宿主，于是资本形式在资本精神的驱动下突破传统主义的束缚。

举个例子。直到19世纪中期，纺织行业还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当时，农民还需要带着自己织的布到城里卖给布行。如果距离远的话，农民会先把布卖给分销商，然后分销商再运去卖给布行。而布行一般都是等着个体户农民自己来卖，很少主动出去进货。布行的经营时间比较短，一般每天5～6小时。收入虽然不多，但也足够日常开销。开店之余，店主也有充分的时间享受生活。这里为止，从各方面来说这种商业活动都是资本形式，但其精神却是传统主义。

直到有一天，城里某家布行的老板去乡间开设纺织厂，把好的织布工人都雇佣到自己门下，把他们从自产自销的手工劳动者变成依附于工厂的工人，并且直接把生产出的布拿到城里卖给消费者。同时，老板还会走访顾客，根据反馈调整产品质量。在此过程中老板需要做理性的决定，是每件布尽可能多赚钱，还是拉低单价薄利多销。随着竞争愈演愈烈，田园文化倒塌。此时，赚来的利润也不再用于放贷，而是重新投入生产经营，以获得更多的利润。终于，资本形式完成了从传统主义到资本精神的转变。

所以问题来了，新教伦理是否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起到任何主推的作用？其实在书中，韦伯并没有非常直白地给出结论，只是时不时地暗示可能的关系。所以这部分总结含有我自己的解读。

新教的伦理中对信徒有很多道德要求，比如信徒们要祈祷，要赞美上帝，但也要努力工作，要履行工作责任。本来这些道德要求的目的是让信徒能为上帝的荣耀服务，从而最终得到灵魂的救赎。但是当资本活动在新教盛行的地方出现时，新教伦理的某些道德要求恰好满足了资本活动对道德的需求。或者说，新教的禁欲主义给资本活动提供了大量自律、勤劳的工人。比如新教伦理要求的履行职业责任，刚好有助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工作要求。于是资本活动靠着这些有帮助的新教伦理开枝散叶。初代的工人可能还是守着想要上天堂的信念在工作，但是随着财富的积累，终有一天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恩赐，只要没有道德上的过错就可以随心所欲追求财富。于是原来那些本是为了灵魂救赎服务的道德准则，慢慢与资本活动捆绑在了一起，最终形成独立于新教伦理的思想体系。终于，功利主义取代宗教信仰。资本活动不再依附于新教伦理，有了自己的道德理论基础，即资本主义精神。

前文中富兰克林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其实和清教的入世禁欲主义相同，只是没了宗教的基础。在在资本主义被完全解放的美国，对财富的追求已经脱去了宗教伦理意义，变成了纯粹由物欲驱使的竞争。在Baxter看来，身外之物应只是披在肩上的一件随时可以甩掉的披风，然而历史的车轮却把它变成了禁锢我们的牢笼。

回到我最初的结论，连在一起再品味一下：

人们一开始为了生存，只能通过劳动获得衣食住行需要的。这种劳动形式可以是耕田种地，也可以是开店做生意，都是为了生存（下层基础）。为生存而劳动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具体化变成了习俗，政治共同体，以及传统主义思想等抽象的存在（上层建筑）。甚至，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可能经历了某些战乱（下层基础），有了精神安慰的需求，于是宗教盛行（上层建筑）。到此为止是卡尔马克思的论述。然后韦伯出现，说，历史的发展不仅仅是这样。这些发展出来的上层建筑（宗教)可能会反过来推动不同领域的下层基础（商业活动方式），而且随着下层基础继续发展，会催生出新的上层建筑与之匹配（资本主义精神）。所以我认为，韦伯的理论应该包含了上层建筑和下层基础的跨界互动，而不是片面地说，新教伦理影响了资本主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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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社会学总是让人觉得它无处不在，却又不知它的具体定位。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从社会学的一个流派切入，举例展示了社会学到底在研究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