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公正评价陈炯明这个人？ 第1页

他是南方的阎锡山，他的悲剧在于他离孙中山太近了，这是他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阎锡山的幸运就在于他离孙中山足够远。

所以陈炯明在国民党叙事里成了叛徒、野心家和反动军阀，而山西的阎锡山则成了模范省长，内政达人，党内巨头。

陈炯明和阎锡山一样，是典型的“本土派”军阀，换句话说就是“土豪”，他们虽然也认同广东和山西是国家的一个部分，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家乡对这个国家负有什么必须的责任，更反对为了所谓的“统一国家”而让自己家乡承担不必要的压力和超高的税赋。

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国家是没有，或者只有一个礼仪性质的中央，各省高度自治，财政、人事、治安力量都相对独立；所以他们本能都反感任何认为应该武力“统一”的政治势力，即使包括自己所在的政治派别也是如此。

陈炯明也曾经多次说过，国家要富强，第一步就是打倒大军阀，产生一大批小军阀；第二步才是知识分子和士绅带领老百姓打倒这些小军阀；最后联省自治，国家大同。

陈炯明不仅是这么主张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曾经率军拿下过福建，进入过广西，但是他都先后拒绝担任这两个省督军的提议，他认为外省人不应该担任本省的督军，本省的事情应该交给本省人来做。

然而，他的悲剧在于他距离孙中山实在太近了，他的理想和孙中山的理想是严重抵触的；孙中山虽然是广东人，但是他实际上是出生于夏威夷，他对广东的感情和他对其他省份的感情其实是差不多的；相比具体的某个省，某个城市，孙中山更爱抽象的“国家”。

在孙中山看来，国家在北洋那群人手里肯定是好不了的，而真正能让国家好起来的只能是他孙中山，因此，他作为国家的领袖，要求广东在一定时间内多牺牲一点点，多出一点力是天经地义的，就像朱元璋虽然是安徽人，但是作为明朝皇帝，他必须要求同为南方省份的江苏、浙江承担比北方各省份高得多的多的赋税一样。

但是，这就和陈炯明这种土生土长的广东人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没法化解的，因为两边的根本诉求完全是相反的。

孙中山主张是把广东变成他“北伐”的基地，为他的“北伐”大计出钱出人出粮，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广东要成为孙中山的现金奶牛，这样的话，广东实际上就是一个被榨汁的橘子。

而陈炯明作为广东本省人，他不愿意也不想看到自己乡亲被如此残酷的对待，他不愿意看到孙中山为了筹集军费，在广东允许烟土和妓女合法，把广东搜刮的天高三尺。

双方的矛盾很快就从文斗变成武斗，两边武力冲突的导火索是当时粤军参谋长邓铿被刺杀，虽然一直没有很清晰的证据，但是从事后各方反应看，最大嫌疑者应该就是孙中山，因为邓铿作为陈炯明的参谋长，他是站在反孙中山北伐第一线的，曾经还因为拒绝拨给孙中山500条枪产生过严重的矛盾。

在孙陈交恶这件事情上，当时在广东的英国领事馆资料披露的更详细，英国情报显示在1922年孙中山就因为陈炯明对“北伐”消极，半公开声称长江以南应该消灭的三个军阀是赵恒惕、唐继尧与陈炯明。孙中山还多次要求陈炯明提供500万以上的北伐经费，但是被陈炯明拒绝。

陈炯明一开始是以一种非常“北洋”、非常“绅士”的方法展开和孙中山的斗争的，在邓铿被刺杀后，陈炯明提出自己辞去一切职务“下野”；这个“下野”可不是真的彻底辞职，而是类似中唐藩镇割据时，造反的藩镇杀了领头的节度使向朝廷投降，而朝廷则按照潜规则，从藩镇其他将领里选出一个将领成为该藩镇新的节度使的方式。

陈炯明希望用自己个人的“下野”来平息孙中山的不满，来解决这件事情，毕竟他也是国民党员，也曾经狂热追随过孙中山；可惜，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两人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两人的目标是南辕北辙。

所以，孙中山打破了潜规则，并没有任命一个陈炯明的人担任新的粤军总司令；其实到了这一步，陈炯明也没有想和孙中山决裂，他还是希望采取“绅士”办法来解决他和孙的矛盾。

这就是基层军人闹事。北洋时期，军队闹事绝大多数时间里并不是单纯的闹事，而且一种姿态，制造一种社会不稳定的局面来逼迫自己不喜欢的人辞职或者下野，陈炯明也是这样，他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孙中山自己离开广东。

目前所有史料都能证明，陈炯明从来没有想过要杀孙中山，只是希望把孙中山驱逐了，让孙中山去另外地方找新“橘子”，别祸害广东。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孙中山经过“二次革命”，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和老练的，孙中山不愿意接受这种看似“绅士”实则黏黏糊糊的状态。孙中山已经很习惯用“撕破脸”的方式让自己支持者站队和表态。毕竟，之前陈炯明和粤系与孙中山派系两派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蒋介石以及大批非广东籍国民党员就在这个时间段里脱颖而出了，毕竟对于纯粹广东人来说，孙中山“榨汁”一样搜刮方式确实很难令人接受。

说句题外话，广东人确实比较具有“地方主义”情节，若干年后，某叶姓将军主政广东时因为划地主人数太少，对地方顽固势力太过于“软弱”被严厉批评以及被撤换了，换上了一位姓陶的湖南籍人士主政广东，很快广东大地就到处上演“分田分地真忙”的情景悲喜剧了。

我看现在很多学者认为陈炯明接受了英国的资助，这真是冤枉陈炯明了，陈炯明真的没有；因为蒋介石在东征的时候就发现了陈炯明部队的窘境，连机关枪都用不起，用鞭炮放在铁桶里冒充机关枪，试图消耗黄埔军的弹药。

如果没有外援，陈炯明很可能就成功了，而孙先生可能就会从此开始退出政治舞台，就像参与了张勋复辟的康有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外援来了，有了充足的枪支弹药，陈炯明自然就很容易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成了“叛徒、反动军阀、阴险小人”的代言人。

从这一点，明眼人也应该看出来，近代的历史，确实是外力决定论，而不是相反。

至于如何评价陈炯明，这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上了。

站在地方主义立场，陈炯明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乡亲被如此盘剥搜刮，不愿意看到自己家乡黄赌毒泛滥，他有错吗？当然没错。相反，另一方才是叛徒和二五仔，因为他身为广东人，却背叛了广东。

如果站在国家主义立场，陈炯明是最危险的敌人，尽管陈炯明私德操守都很不错，但是他的主张是彻头彻尾的分裂国家，对国家的危害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大，陈炯明的理想如果实现必将造成国家无力化，会将亚洲的领导权拱手让给日本，让华夏从东亚霸主变成一个大号“泰国”，因此，陈炯明就应该千刀万剐。

陈炯明的问题在于，他就是想当个军阀土皇帝。

没错，他是对邻省没有野心，几次击反击省军阀入侵他都没借此吞并邻省，这个在当时主张“联省自治”的督抚当中已经算是一股清流了。但是那些认为靠这些督抚就能把中国推向美国式的“联邦制”的人都犯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那就是真正的“联邦制”绝对不是一群地方军阀能建立起来的。而陈炯明恰恰也是一个军阀。

首先，所谓军阀，就是手握“效忠于个人的武装”的一群人，这一点和联邦制是天生的矛盾，联邦制要求的是“自由邦的自由联合”；组成合众国的邦必须先是自由的，然而自由邦的武装力量，必然不能是效忠个人的私人武装，但是这些号称要“联省自治”的督抚们没有一个哪怕是明确地公布一个时间表，说什么时候把自己的私人武装转变成省的民兵武装，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几个不自由的“邦”，能真的搞成一个联邦制国家吗？那是不可能的。

其次，为什么说陈炯明也不过就是一个军阀，那是因为广东省议会已经在1921年12月19日通过了《广东省宪法草案》，但是这部宪法从来就没有摘掉“草案”的帽子，甚至也找不到它被真正公布并实行的记录，草案到了当时担任省长的陈炯明那里就此没了下文。在此后他和孙中山因为路线问题发生争斗的半年时间里，直到1922年6月16日事变爆发，陈炯明武力驱孙，都没有就广东行宪做出过任何实质上的努力，只是空讲“联省自治”。而且还要求孙中山恢复“广东省司令”这种职位并自己来当，要知道，《广东省宪法草案》仅仅规定“省长有统率全省海陆军及管理全省军务之权”，没有说要设立“广东省司令”并由省长兼任之以统帅广东省陆海军这一说。而且陈炯明的广东省省长一职在1922年4月21日已经由伍廷芳取代，那么按照省宪，应该统帅全省海陆军的就是伍廷芳，陈炯明要这个“广东省司令”就完全没有合理理由：因为如果“广东省司令”不由省长兼任，它就是一个武职，那就应该由现役军人担任并且接受省长领导，然而陈炯明并无军籍，这个司令就算设置，也应该轮不到他才对。这样一来，无论如何他都是自己践踏了《广东省宪法草案》，那么他的“联省自治”还能有多少诚意在里面？最后，从道理上讲，要反击孙中山路线，陈炯明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先真正公布实行《广东省宪法》，进行省长选举（哪怕只是出个公告定个日期），做出“联省自治”的模范事实，真的把孙中山架火上烤，然后再考虑动用武装；然而他的选择是一面跟孙中山打“联省自治”的嘴炮，另一边直接用军队武力驱孙，这如果还不是一个军阀，那就不知道什么才是了。

所以归根结底，这些军阀追求的不过就是一个弱势中央，这样他们好在割据的地盘上当军政一把抓的土皇帝罢了，要说这种制度是“自由邦的自由联合”的“联邦制”，不如说只不过是一群（开明）专制君主的“邦联制”罢了；这种制度最后涣散成真正的地方专制分裂的可能性，要远大于过渡到“自由邦的自由联合”的“联邦制”的可能性。“陈炯明路线”之失败，并不足惜。

所以说，陈炯明应该说是个有良心的军阀，但是终究他还是一个军阀，指望这些军阀把中国带向“联省自治”的民主之路，是断无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