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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为什么说中国是睡狮?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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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拿破仑论坛 作者:iron duke

原文链接:

bbs.napolun.com/thread-
曾经叱咤风云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有一句关于中国名言,常见的引述是:“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子,一旦觉醒,将会震惊世界。”这可能是拿破仑最为脍炙人口的名言之一。那么历史上,拿破仑是否真说的原话如此,还是经流传变了样?又是在什么场合说的呢?

当代各种媒体,无论是报纸,还是网文,都有不少关于这段话的考证,也不乏演义版本。其中中文资料中最为翔实可靠的,当属已故法国当代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如果从最原始的一手资料入手,则可以发现,拿破仑关于中国的相关言论,基本都是出自他的私人医生奥米拉的回忆录《来自圣赫勒拿岛之声》。但原文并无“睡狮”提法,属后人意会。

圣赫勒拿岛是拿破仑被英国等反法同盟国打败后的流放之地,奥米拉是当时给拿破仑指派的爱尔兰医生,后来成为了拿破仑的朋友,并在离岛后整理出版了拿破仑这段岁月的言论,即《来自圣赫勒拿岛之声》。这本书中,记载的拿破仑关于中国的言论主要有三段,都是与奥米拉医生的谈话,分别发生于1817年3月,5月和8月。内容是奥米拉谈论英国当时出使清廷,并在回国途中路过圣赫勒拿岛的阿美士德勋爵。

阿美士德勋爵的访华使团是英国继1792年派遣庞大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后,在20多年后又一次以促使中国对英开放通商为目的的使团。那么要说清这段历史背景,还要从马戛尔尼使团说起。

(一)马戛尔尼使团
1792年9月,英国政府派遣以马戛尔尼为正使,斯当东为副使,包括百余使团人员,加上水手共达700多人的使团,启程出使中国。这是西方国家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团,出使的名义是祝贺中国乾隆皇帝八十大寿,同时更重要的任务是为英国打开与中国通商之路。使团带去了当时代表先进技术的前膛步枪,望远镜,天文仪器,钟表,还有一艘英国最强军舰(一等战列舰)的模型。

使团在1793年8月抵达中国,不久就为觐见皇帝的礼仪和清朝官员发生了争执。英国人极为不情愿行中国臣子见皇帝的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提出如果坚持用清朝的三跪九叩,那就要对英国国王给予同样大礼:要么找同级的清朝官员,在使团对皇帝施礼同时对英王画像施礼;要么向公众宣布,当清朝官员回访时,对英王也要三跪九叩。对这个办法清朝官员自然大为光火,不可能接受。经过一番争论后,总算达成了一个妥协的办法,英使改成行单膝下跪礼,不必叩头。

尽管在礼节问题上,英国使团总算保全了体面,但有关通商的实质问题却彻底落空。英使提出的开放少量贸易口岸,设使馆,税务优惠公开,及允许传教等请求被一口回绝。乾隆皇帝的思路很简单:天朝上国,该有的自己都有,用不着和外国贸易。而那些“奇巧”东西,咱也不稀罕。乾隆的敕书道:“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下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英使团败兴而返,倍受冷遇和被当番臣的屈辱,让一名使团人员发出“进入北京时象乞丐,居住时象囚犯,离开时象小偷”的夸张性感叹。同时,眼尖的英国人也看到了清朝自大下面真正的虚弱,马戛尔尼的游记中提到了中华文明从马可-波罗时代“不但没有提高,而且还有倒退,至少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当我们在科学艺术大发展时,他们相对欧洲退化成了半蛮荒”,在内政上,“几乎任何一年都不间断地有省份爆发起义”,“政府就是少数鞑靼贵族靠暴政统治着三亿中国人。” 这篇游记的官方版编辑者是使团的副使乔治.斯当东,他十二岁的儿子小斯当东也作为侍童成为使团的一员,这位小斯当东很聪明,在航海和行程中勤学中文,成为了使团中唯一大致通晓中文的人。二十三年后,这位当年的侍童,站在了当年父亲的位置上,成为了下一次英国使团的副使。

(二)蒂津使团
这中间有一个插曲。在马戛尔尼使团来访的一年后,荷兰派出一个7人的小型使团入北京朝賀乾隆皇帝登基六十周年。使团由以萨克.蒂津带领。蒂津当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巴达维亚(现印尼)官员,他更早曾任驻日本商务全权代表,觐见过日本江户幕府将军。蒂津使团对礼仪采取的态度是“礼多人不怪”,包括三跪九叩也一律遵从。苦头是难免的,其中包括对乾隆皇帝赠宴的一条三百斤大鲟鱼,也要三跪九叩。接见的所受规格待遇倒也相对比英使团高,但使团也不乏人认为配不上其“付出”。这只是个基本以朝賀为目的的使团,但也是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最后一个能见到中国皇帝的使团了。

蒂津使团中的翻译是常驻广州的法国人德-吉涅。德-吉涅回到法国后,在1808年发表了他的回忆。这时,当时正如日中天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也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命令德-吉涅编撰一部汉-法-拉丁文字典。这部字典耗时5年多完成,基本是以一个世纪前,格莱莫纳编写的汉-拉丁字典为基础。

(三)阿美士德使团
英国在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二十多年后,又一次派出了大型使团。在这两次出使间隔二十多年里,欧洲处于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十数年间,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在欧洲纵横,几乎战无不胜。英国作为法国的主要敌手,很担心海外的商业重地落入法国之手。为此英国军队两次占据葡萄牙领地澳门,以预防法国的威胁,但和中国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张。

经过多年的战争,拿破仑终于被列强击败。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标志着拿破仑军事政治生涯的结束,战败后的拿破仑被流放到了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这时的英国在欧洲的影响更加强大,国势日上,对扩大世界范围市场的需求也更强。阿美士德勋爵的使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启程的。使团的主要使命是敦请清政府废除多年用来“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公行制,多开通商口岸,扩大贸易自由等。

使团的正使阿美士德是将门之后,他父亲是威廉.阿美士德中将,一个叔父是海军上将,另一个叔父则是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的名将陆军元帅杰夫里.阿美士德男爵。因叔父杰夫里.阿美士德元帅无后,他便成为其的爵位继承人。受叔父影响,他很早就对外交有浓厚兴趣,在拿破仑时代也曾担任过外交使节。他的副使之一就是当年马戛尔尼使团副使之子,当年使团的小侍童,小斯当东爵士。经过二十多年历练,这位当年侍童已经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特别委员会主席,也是个地道的中国通。

使团1816年2月出发,7月到达广州,8月到达天津。如同上次,马上又和清方官员为觐见礼仪问题闹起了争执。清方坚持要求要向当朝皇帝嘉庆帝行三跪九叩大礼,阿美士德只愿意代之以脱帽三次,鞠躬九次。双方僵持不下,使团只得滞留北京城外通州。

这期间,清廷官员继续劝说阿美士德接受三跪九叩。副使小斯当东等对此强烈反对,认为这是有损英国尊严。阿美士德出发前,英政府曾表示如果有必要可在礼仪方面做些妥协,但阿美士德考虑后,还是决定以荣誉为重。但使命也是要尽力完成,于是阿美士德提出改为单膝下跪低头三次,重复三遍。

清廷官员见抝不过,只好到嘉庆皇帝那里打马虎眼,称洋人“起跪颇不自然,尚堪成礼”,并已演习叩头多次。嘉庆闻讯打算召见。但使团匆匆连夜赶路进北京,一路风尘,疲惫不堪,载运官服和国书的车辆也没跟上。阿美士德要求休息后再说,不料负责引见的官员自作聪明向嘉庆谎称英使生病,反惹了皇帝龙颜。一怒之下,嘉庆帝下令驱逐使团。虽然后来嘉庆帝搞清了原委,在回程给了使团较高礼遇,也放宽了一些对英商的限制。可因最终使团连皇帝面也没见上,多数要求更是落空,使英国人愤懑不已。

阿美士德使团的回航也很不顺,1817年1月28日自澳门返航。船沉了一次,还遭遇了海盗。6月底才到达拿破仑的流放地圣赫勒拿岛。不过,消息比人快,3 月份左右,阿美士德的经历和要抵达圣赫勒拿岛的讯息就早已传到了拿破仑耳中。他在阿美士德到达前和离开后,和私人医生爱尔兰人奥米拉就这个事件作了三段精彩的谈话,当然,由于岛上得到的消息不尽全面,评论中部分细节未必尽然,而且作为英国的宿敌,评论中也有拿英国人“开涮”的成分。至于阿美士德到达小岛停留时,拿破仑并未对他本人做深入交谈,可能是不想当面给这位倒霉的使节伤口上撒盐。

(四)拿破仑的三段点评

第一次拿破仑与奥米拉的对话是在阿美士德到达前三个月。
1817年3月25日(译自奥米拉医生回忆):
我告诉皇帝,阿美士德勋爵(最近出使中国的英国使臣)过些日子将要到达这里。他说,他认为英国的大臣们没有事先命令他遵从出使国习俗是错误的,要么就干脆不该派他去。我指出,如果阿美士德同意屈从于被要求的礼节,英国人会认为这是对国家的侮辱。如果在这一点上作了让步,中国人也许还不会满足,还可能会要求诸如日本人要求过的,并被荷兰人很丢脸地遵从过的礼节。除此以外,阿美士德勋爵已经同意向中国皇帝行与觐见英国国王相同的礼。拿破仑回答:“这是两回事。一种只是仪式,由国家高层人士对首脑施礼。另一种是一个国家专门用来叫外国人卑躬屈膝的。按我意见,不管一国是怎样的习俗,只要是国家重要官员对首脑的礼节,外国人跟着做就不丢脸。不同国家有不同习俗,在英国,你们在宫廷吻国王的手,这要在法国就会被认为荒谬,谁这么做会成大众笑柄。可法国大使到了英国一样这么施礼,也不觉得有失体面。在英国,要是几百年前,国王要人跪着侍奉,这类礼节现在西班牙还有。在罗马,你吻教皇的脚趾,但这也不是失体面的。一个人到另一个国家,就该入乡随俗。阿美士德勋爵无论施用何种礼节,只要是高级官员对中国皇帝的礼节,就是不失体面的。你说他愿意向中国皇帝行如同见英国国王的礼节,但你们没权力派人到中国告诉他们因为某种礼节英国用,就必须遵从这种礼节。举个假设性的例子,如果英国的习惯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国王的屁股。是不是也要让中国皇帝脱裤子呢?"
这段话伴随着形象夸张的动作,我不禁捧腹大笑。皇帝也幽默地笑起来。
“如果我”他继续说:“要派使臣去中国,我就命令他先从中国高级官员那里熟悉在皇帝面前的礼仪,如果被要求,就让他服从同样礼节,而不节外生枝。现在,你们因为干了件蠢事,可能失去一个国家的友谊,失去巨大的商业利益。”我说,我们可以用几艘战舰,轻易强迫中国应允更优厚的条件。比如,我们可以用一些巡洋舰停泊在合适封锁地点,断绝他们的盐供应。拿破仑回答:“和中国那种拥有雄厚资源的庞大帝国进行战争,是许多年里可能犯的最大错误了。你们开始无疑会获得成功,俘获他们的船只,摧毁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会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会被迫想方设法反抗你们,保卫自己。他们会想到,并且会说:为什么我们要受来自那么远地方人的欺压,让他们为所欲为?我们必须使我们自己和这个国家一样强。我们必须造船,我们必须在船上装上大炮,我们要有和他们一样的装备。”皇帝继续说:“他们还会,从法国和美国找来工匠和造船师,甚至去伦敦找。他们会建成一支舰队,然后或早或晚,打败你们。”

1817年5月27日(译自奥米拉医生回忆): - 拿破仑病情好转,只是右腮依然肿胀。和他作了关于使臣问题的交谈。“如果,”他说,“给中国最高官员一百万法郎,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因为那个使团不是代表国家的荣誉。它是,也应该是,被更多看作商业事务的,而非直接影响国家。它实际上是英国茶商派到中国的使臣,所以靠收买就能名利双收。另外,当你派使臣和蛮人打交道,你必须取悦他们和依从他们的习惯。他们不会找你。他们既不会派使臣回访你,也不会请求你派任何人。现在,英国可能会损失了巨大商业利益,而且结果也许是和中国发生战争。如果我是个英国人,我会认为鼓动和中国战争的人是国家当前最危险的敌人。你们最终会被打败,也许一场印度的革命也会随之而来。

1817年6月27日,阿美士德抵达圣赫勒拿岛。一些文章常把拿破仑3月和奥米拉的对话,当成和阿美士德谈话。事实上,拿破仑和阿美士德本人谈的基本属于家常,并未发表实际意见。
1817年7月1日,阿美士德拜会拿破仑。
(引自:停滞的帝国(佩雷菲特)第八十五章-圣赫勒拿岛上战俘的忠告)
阿美士德勋爵单独会见时没有任何别人参加,除了他本人外也没有人介绍过。下面是他说的情况:
“我面前就是这位非凡的人。他上身穿一件绿色礼服,下面是一条白裤子,腿上是丝绸的袜子和带结的鞋子。胳膊下夹着一顶三角帽。胸前佩戴着荣誉军团的勋章。以前我见过有画把他画得有些虚胖;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他有些肥胖,脖子很短;但四肢很匀称,我认为他还能经常进行锻炼。他的目光冷酷敏锐,他说话就活跃起来。谈话主要涉及四个主题:我的经历、中国、在岛上他受到的待遇以及欧洲政治。”
谈到中国时,皇帝没有批评阿美士德的做法:“他问到我在北京的情况,打听了鞑靼的礼节。但他并没有像我准备的那样就我屈从的可能性发表任何意见……后来他问我在中国旅行的情况。关于他自己在岛上的命运,他不愿使我们为难,我已经要就使命的失败向政府作出汇报,如再要我额外带口信就太过分了……接着他让人请埃利斯进来……其余的随从人员很快也进入了大厅……他对每人都说话,包括我的侄儿杰弗。他觉得他脸蛋漂亮(原文为法语),问了问他从中国旅行后带些什么东西回家。
1817年7月2日 阿美士德离岛。

1817年8月26日(译自奥米拉医生回忆): 拿破仑对我们派往中国的使团发表了以下见解。
“据说,你们的使臣马戛尔尼勋爵在1793年曾被迫行了叩头礼,如果不这样他不会受到接见。你们派遣阿美士德的大臣必然已经预见到了礼节上的困难。既然已经预见到,就应该授权他服从当地礼节。而且似乎他个人意见是遵从当地习惯,是受了错误意见的误导才拒绝的。”
“一个有很多人相信的谬误就是:使臣代表君主。但使臣不代表他的君主,实际上他签的协定经批准前没有什么效力。至于使臣在礼仪上的等级,就没有君主把他们当成平级的先例,没有必须回访,没有必须给他们让路,也没有给过相当于外国君主该得的其他待遇。”…….
“马戛尔尼勋爵,或好象是阿美士德勋爵,想用个俄国人也曾试探过的办法。他们建议找一个平级的清朝官员,应该同时想英国国王画像磕头。或者公开宣布中国朝廷如果派使去英国,也必须行叩头礼。中国拒绝了这个建议,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中国使臣在伦敦被接见,他没权行叩头礼,而是应该向英国国王行如英国的亲王,朝臣,或嘉德骑士的受接见礼节。也就是说英国版的叩头。”……
“你们的使臣让你们损失了数十万英镑。金钱丢掉的同时,换来的可能是中国和你们国家的根本分歧和敌意。所有这些都是荒谬的误解造成的。应该尊重另一个国家的习惯时,你们认为自己的习俗更高等。应该给一个伟大外国君主表示的敬重的礼仪,变成了用你们国家的一套。”……
你说你们可以用海上武力吓倒他们,借此迫使中国人服从欧洲礼仪。这是个疯狂的想法。你们绝对打错了算盘,如果这样你们会促使一个两亿人的国家武装起来,为了自卫去造舰队来对付你们。到最后不幸的结局是,你们国家每个有理智的人都会认为拒绝叩头是不明智的事。

(五)结语
英国使团两次出使中国,是两种不同文化,观念和体制的碰撞。拥有海洋霸权的新生代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和老大帝国大清,彼此可以说谁看对方都不顺眼。礼节之争只是缩影之一。英国人的理念是“三次下跪,伏地,每次叩头三次”的三跪九叩是对臣子或藩属的,象征皇帝无上权威。作为平等国家应拒绝。拿破仑则以“入乡随俗”,“使臣并非代表国家荣誉”,指出英国人小题大做。事实上,阿美士德最后还是差点在折衷路线下受了接见,因为其他阴差阳错凑一起而触犯了龙颜,才失去觐见机会。不过就算见到了皇帝,由于对贸易交流认识等分歧和差异,谈成功希望也不大。
对英国可能采取武力威胁,拿破仑站在中国一边,颇有预见性地指出这反而会加快中国的觉醒。虽然原文中没有“中国一旦觉醒,将会震惊世界。”但基本意思是相近的。只是这个觉醒的过程要漫长和复杂曲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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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波拿巴能够从一名普通炮兵尉官一路青云直上直到担任法兰西执政进而成为法兰西皇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兰西大革命的洪流将当时大部分人与欧陆大部分国家卷入其中,回顾拿破仑的前半生基本上可以归属于“时势造英雄”这个历史范畴,换句话说拿破仑上台很大程度上是乘了法国大革命的东风。

而法兰西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则来源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做足了充分的舆论准备与思想指导。法国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思潮影响,特别是伏尔泰、卢梭等大家的推波助澜更是使得法国人民沐浴了“自由”“平等”“人权”的春风,这种影响在巴黎尤为显著。

拿破仑早期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由于拿破仑科出身于西嘉岛,所以他的法语带着浓厚的科西嘉人口音,这使得他在学校经常受到嘲笑,人际关系也不是很好,不过这也使得当学校休假的时候他的同学都花时间去交女朋友而他却能静下心来潜心学习,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对启蒙思想开始感兴趣,尤其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说”,因为他非常想让自己的家乡科西嘉能够独立(科西嘉原本并不属于法国领土)。

而伏尔泰作为启蒙思想的倡导者与奠基人,他的思想又很大程度上受到东方儒学的影响,并且十分推崇儒学,儒学中的“仁者爱人”“民贵君轻”都对包括伏尔泰和卢梭在内的法国思想家与哲学家影响颇深,并且这些大家能够从中断章取义武装自己的思想主张。

“东学西渐”将儒学带到了西方,并且为西方思想家所用发起了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又为法国大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拿破仑又在革命看浪潮中飞黄腾达,拿破仑作为近代欧洲数一数二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间接的受到东方影响,不可能会看不出中国作为潜在超级大国的实力。

盖因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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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拿破仑说过更可怕,更令人细思恐极的一句话:

“给中国最高官员一百万法郎,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

现在,你觉得是拿破仑更了解清朝呢?还是马嘎尔尼,阿美士德更了解清朝呢?


清廷和波旁王朝有长期友谊,法国对清朝的了解远比英国要深得多。比如说没法国人的话,康熙早就得疟疾死了,整个中国历史都要天翻地覆(没有法国的话,鞑清怕是真没百年之运)。

所以拿破仑自以为远比英国人了解中国,才出言嘲讽英国。结果他印象中的中国是康乾时期,没料到几十年后清朝竟然中衰至如此程度。

康乾时期中法交流十分频繁,法国当时对中国底细非常清楚。

清楚到什么程度?————皇舆全览图是法国传教士量的,大清在法国面前犹如裸奔!

从路易十四起,波旁王朝以科学传教团名义,向清朝先后派遣使节达86人,并不传教,而是直接为清廷效力(天主孝子法兰西)。除了两国友谊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摸清清朝底细。康熙向法国回派过使团,乾隆也向法国派过两个留学生(乾隆看不上英国,恐怕不全是因为无知自大)。

其实法国对清朝底细远比英国清楚的多得多,远不是走马观花的英国可比的,能动手早就动手了。而后革命时代清法关系断绝,拿破仑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停留在康乾时代,所以才会嘲讽英国。。。

老实说,庆幸英国直到鸦片战争也不太了解清朝底细吧。。。。

要是法国没闹革命,清法关系一直维持着。嘉道年间的烂样被法国知道后,那估计就不是鸦片战争,而是波旁朝了。咱们见面,先喊笨猪,再叫傻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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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仔细看近现代史你就会发现,拿破仑从来没有说过中国是睡狮。19和20世纪,在国际范围内,中国的意象只有龙。 狮子从未用来比喻中国 。“中国是睡狮”这个说法完全是20世纪初中国大动荡、国人信心不足时文人和斗士们夸张渲染出来的。曾经有一篇学术文章专门考证“中国睡狮论”的来源和传播,等我找到了贴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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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近的研究:《晚晴“睡狮”形象探源》,作者石川祯浩,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文章刊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5期。同时收录于《转型中的近代中国——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选》一书。CNKI地址:cnki.net/KCMS/detail/de

文章摘要:

“在20世纪初,‘睡狮’、‘醒狮’成为中国士人普遍接受的一个象征性说法。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睡狮/醒狮’形象作为洗雪近百年屈辱的民族主义情绪符号,再次引起人们热议。不过,清末‘睡狮’说的起源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笔者在涉猎了众多资料后,发现‘睡狮’形象最早是在戊戌时期由梁启超创造出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梁提出的‘睡狮’实际上是指弗兰肯斯坦之怪物。梁之所以作这样的解释,是因为他受天津《国闻报》的一篇文章(和严复按语)的启发而把弗兰肯斯坦误解为状如狮子的人造机巧怪物。‘睡狮’说的发生过程可能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其间接得到的有关吴士礼(Wolse-ley)、弗兰肯斯坦之怪物的知识,发挥想象力与其读过的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结合起来,于1898-1899年创造出来的。与我们现在的常识不同,在那之前外国没有称中国为‘睡狮’的例子。应该说,清末‘睡狮’形象急速而广泛的传播是基于梁启超创造、发明的‘睡狮’而出现的文化现象。中国=‘睡狮’(Sleeping Lion)这个表述,首先是在清末中国人之间迅速流行,然后才流传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舆论界的。“

2. 更早的研究还有《近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醒狮形象》,作者单正平,文章刊于南开学报. 2006(04),CNKI地址cnki.net/kcms/detail/de

3.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费约翰(John Fitzgerald):

“费约翰极力否定人们熟知的那句‘中国(睡狮)醒来时,整个世界都会震撼”的话是出自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之口,说那纯属谣传。……没有任何的法文书面资料能够证明这句话是拿破仑说的。……费约翰强调,在19世纪大谈睡狮中国将要崛起的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具体而言,就是从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开始的。”
来源: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等译,三联书店,2004
——《晚晴“睡狮”形象探源》

可见,“睡狮论”并非出自拿破仑之口。由于民族主义者的自尊心,“睡狮”形象被放大,并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寄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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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朱维铮先生《走出中世纪》复旦大学出版社提到拿破仑没说过中国是睡狮这句话。

之前曾说到英国二度访华使团的副使托玛斯·斯当东,认为满清嘉庆帝对待拒行跪拜礼的阿美士德,先怒逐,旋又表示“怀柔”,意味着英国人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的一次胜利。

可是,有个在英属圣赫拿岛上的法国囚徒,对此事件的见解却适得其反。这个人就是遭遇滑铁卢失败而被放逐小岛的前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

原来,阿美士德率使团离华返英,于1871年7月1日经停南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会见了拿破仑,并在日记中记载了拿破仑的谈话,同时在场的使团随员,以及拿破仑的爱尔兰医生等,也都留下过各自的目击记载。

曾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多届部长的著名史学家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研究了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的未刊已刊的种种资料,于1989年出版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列有题为“圣赫勒拿岛上战俘的忠告”的专章,对拿破仑准备这次会面以及会面时谈话,作了可谓详细的历史陈述。于是我们得知,由于七十年后曾纪泽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而在晚清学界政界广泛传播的拿破仑将中国譬作“睡狮”,连同“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那个警告的由来。

十多年前,我初读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的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93),接着准备校释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曾经寻觅拿破仑那个名喻在晚清中文著译里有没有更早的介绍。【一个理由便是发现某些所谓近代史论著犯了低级错误,将拿破仑的“睡狮”比喻,说成是同马戞尔尼谈话作出的,却不知马戞尔尼于1806年已死于英属好望角总督任上,与当年正驰骋于欧洲战场的拿破仑大帝从未谋面。】或许我孤陋寡闻,直到前月仍未找到曾纪泽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用英文发表其论前后, 有哪一种中文书刊介绍过拿破仑对阿美士德的谈话,因而只能假设曾纪泽是注意拿破仑此说的第一位中国人。

为免我们的近代史论者继续以讹传讹起见,现据《停滞的帝国》中译本第八十五章,将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前后的几次谈话,摘引如次。

1817年3月,拿破仑预猜阿美士德返英途中必将要求会见自己,于是再读二十三年前马戞尔尼使团的有关记载,1817年3月,拿破仑预猜阿美士德返英途中必将要求会见自己,于是再读二十三年前马戞尔尼使团的有关记载,曾说这次英国内阁没要阿美士德服从中国礼仪是个失误:“不管一国的习俗如何,只要该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都遵守它,外国人入乡随俗就不算丢脸。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好像中国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

前任法国皇帝批评随扈的爱尔兰医生:“你说他(阿美士德)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他甚至粗鲁地比方:“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

同月拿破仑又对御医说:“如果我要派使节去中国,我就命令他先向中国官员打听在皇帝面前应施的礼,如果中国人提出,就让他服从中国的礼节,你们(指英国人)可能因为干这种蠢事而失去中国友谊以及许多商业上的利益。”

1817年7月1日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据阿美士德的未刊日记:“谈话主要涉及四个主题:我的经历、中国、在岛上他受到的待遇以及欧洲政治。”“他问到我在北京的情况,打听了鞑靼的礼节。但他没有像我准备的那样就我屈从的可能性发表任何意见。”

拿破仑显然比英国使臣更有外交修养,所以事后才对御医说出对阿美士德的批评:“你们的大臣预见到在礼节上会遇到困难,所以在派阿美士德去那里前就同意他尊重当地的做法。似乎他自己也认为应该按当地的习惯做。他是听从了不正确的意见而拒绝这样做的。”我前一篇文章判断阿美士德因不服从中国礼仪而闹到使团被逐,是自命中国通的副使小斯当东的主意,由此可得佐证。

据记载,拿破仑对英国两度遣使失败,有这样的概括:“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们地位平等的人。”类似推己及人而表示同情中国皇帝措置的言论,在《停滞的帝国》中还有多则,不具引。

令人注目的,尤其是拿破仑对英国朝野盛行的以武制华言论的抨击:

“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他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战败。”

当年我读到这段引文,不禁惊异:这不正是满清同治、光绪之际,曾国藩、左宗棠,特别是李鸿章那班“洋务”名臣的逻辑吗?难怪他们的第二代曾纪泽们,对拿破仑的晚年的中国论表示倾倒。于是我赶紧去翻由俄文版转译的《拿破仑文选》。号称主要取材于拿破仑被囚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的这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仅选军事问题,而对拿破仑抨击英国对华政策愚昧偏颇的论述只字不提。1980年正值“真理标准”辩论高潮,人们却对如此重要的域外历史论述视而不见。于是想到那之前学界已在重评清末所谓改良与革命之争,发展到1990年代出现的“告别革命”论,完全无视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献颂扬“华拿二圣”(华盛顿与拿破仑)的历史合理性。倘若重读近代史,能对昔年拿破仑的上述见解,继续置若罔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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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拿破仑一辈子都很尊敬“东方文化”。

这个东方可以包括奥斯曼土耳其,波斯,被自己征服的埃及,以及未曾谋面的中国。他虽然不可能对中国有什么直观感受。

当然我们知道,土耳其、波斯、埃及和中国彼此之间相差极大。拿破仑童鞋同时粉这么多完全不同的异域国家,最有合理就是:他对欧洲文明的某些方面很失望,并把“东方”当作一种“与欧洲不同”的文明组织方式,另一种选择,一种反思欧洲时的精神参照系。

我们来鉴赏一下皇帝陛下对其他不是中国的东方文明的评论(凭记忆,不能保证完全精确):

“欧洲是个鼹鼠洞,真正伟大的帝国在东方。”

“东方人对婚姻的态度和欧洲人完全不同,这正说明了我们的婚姻制度并不是神圣的。”

等等…

讲到这里,或许有些读者会迫不及待地做出结论:拿破仑倾慕东方的专制传统,难怪是个暴君。

其实正好相反。这种态度是受到启蒙时代思潮的影响,伏尔泰就用中国的世俗文明来证明组织国家完全不需要欧洲式的教权手段。这就像很多中国人在反思本国的时候,看到的“西方文明”往往是中国“不如意之处”的反面,是一种镜像,而不是真实的西方。

拿破仑当然读过伏尔泰的书。但拿破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真的把东方当做他战略思考中的一部分,甚至当成某种精神寄托:比如他在金字塔之战开战前说的话:

“士兵们,四十个世纪在看着你们!”


再比如他和波斯结盟,比如他在埃及的时候,不仅下令优待回教的教长和学者,还到处跟人讲自已“意欲”皈依伊斯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比如他真心诚意地认为如果当初他在征埃及的时候若能打下阿卡,奥斯曼帝国内部就会发生革命,法军将穿上土耳其人的绸布衫,民族之间的隔阂将会消逝不见。

(图为拿破仑接见波斯使团)

即使面对敌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仍然十分尊敬:“你可以杀死一个土耳其人,却无法战胜他。”

值得一提的是,拿破仑虽然并不真打算皈依回教,但他对回教始终保持善意。他甚至在圣赫勒拿的时候还写书,反驳伏尔泰的《Mahomet》(该书把穆罕默德描述为一个把属下送战场牺牲然后“汝妻子我养之”的贱人),并为穆罕默德的一生行迹辩护。

最后还有一点,拿破仑的私人保镖是个开罗的埃及长老送他的马穆鲁克奴隶Roustam。或许正是因为他在法国毫无根基,拿破仑才会如此信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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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没有说过睡狮。最靠近的说法是“沉睡的巨人”

即使“沉睡的巨人”说法,根据比较靠谱儿的考证,没有证据证明拿破仑说过:

小结一下如下:

目前可查最早提拿破仑说“沉睡巨人”的是美国剧作家Bernard Gordon在1963年一个剧本里。传其来源是列宁在1923年的一个演讲里提到。而列宁是因为看了拿破仑与英国外交家Lord Amherst私聊时的私人笔记提到。

但实际考证,列宁既不可能看到Lord Amherst的私人笔记,也没有说过这段话。

这个考证最难的是Lord Amherst的私人笔记丢失了,无从考据起。

从Lord Amherst随从的笔记里也没有找到这句话。但随从的笔记里提到:

1.他们确实谈了中国。

2.拿破仑说了英国与中国这样的大帝国打没啥好处,刚开始能赢得利益,但可能使中国变革。(英法显然已经意识到中国在乾隆时期,科技,军事已经远落后于西方)

“中国会否觉醒”的讨论,最迟在1870年就在西方广泛存在。(主流似乎是说没戏,或者还得睡很长时间)。

拿破仑是否在1870年前的60年就预见了中国的崛起。可能性存在,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


在中国没有崛起之前,说者有鼓励的意思,听者有增强信心的作用(你看,连马云都说我有前途,现在搬砖也挡不住我奋发向上的脚步)

中国已经崛起了(虽然人均还不行,但综合国力第二,西方已经鲜有人怀疑),现在主要是拿破仑粉丝在吹拿破仑多有远见。(不要认为中国崛起是个必然,西方是很惊讶的,印度建国时比中国强得太多,到现在也没崛起)。非常有意思的是法国人现在坚信拿破仑说了,英美不大认可。

西方第一次觉得中国觉醒,是1950年的抗美援朝。

中国人崛起的号角自然是主席49年10月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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