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行政区划有两个暗含原则,一是既有区划下沉,二是中央临时区划趋于地方实权化。
以秦朝郡县为基础,汉初加上与郡平行的国,然后其上添设了作为中央派出机构的州刺史——这本是个中央临时区划,但是迅速地方实权化了。
汉末三国开始,州成为了正式区划而且在魏晋时开始出现细化拆分,十三州变十八州变二十七州变五百六十四州,但是中央肯定无法直接管理如此多数量的一级区划,所以在州普遍析置的同时,一定会出现添设另一个区划的情况——于是都督出现。
从秦朝郡县二级制到南北朝的州郡县三级制,如果再把都督坐实了,就成四级了,叠床架屋肯定是不长久的,所以在隋朝混一南北之后除了删并州郡,又直接废了一层,要么留州存郡,要么留郡存州,总之就是重新恢复成两级区划。
但隋朝时候的中国跟秦朝时候的中国情况并不一样,无论是经济还是人口还是开发情况,郡县二级制很明显在隋朝无法适应实际情况,这一点隋炀帝自己都看出来了,但他又不愿意承认事实,于是效仿汉武帝也开始按照州刺史部重新划分州郡归属,而这个并没有落到实处的新区划随着隋末的七十二路烟尘胎死腹中,但伴随隋朝始终的总管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缺。
隋朝的崩溃给了唐初绝对的自主权,唐朝按着实际的需要(重点是军事方向的),划设新的总管区,并命名为某某道,而行设中央机构也在此出现,陕东道行台这样的机构出现,意味着唐朝未来的区划方向不再是思考题,而是选择题,或者道,或者行台。唐朝选择了前者。
从太宗贞观十道到后来中宗玄宗拆设的新道,一级区划再次出现膨胀,越来越多,如果按照正常的流程下去,就会出现一百道分管四百州,四百州分管一千八百县的情况,然后道再次下沉,中央再开设另一个一级区划的情况。但玄宗年间出现的节度使镇以及随之而来的节度使藩镇化打破了这一趋势,因为节度镇的出现以及实权化,致使道的实际职能被严重弱化,虽然唐朝后期仍在拆分但是并没有太严重的膨胀,而代替道职能的节度镇则越设越多越拆越细,甚至出现一州一镇的情况,至五代十国,道几乎完全成为账面上的内容。
按唐末五代的区划走向,中国会出现道(虚)——镇——州——县的情况,然后镇越来越多,最后再在镇和州之间选择一个,或废州存镇,或废镇存州。宋朝诠释了这一走向的合理性,它保留了州和镇的名,却废掉了镇的内容,从此支郡不再有,实现了州州平等的局面,因闲置而躲过了下沉命运的道再次被重新启用,中原再次恢复到道——州——县的正轨。之后宋朝废道改路,实际上内核并没有变,换名字而已。
和宋不同,盘踞北方的辽却仍然沿用着唐朝以来的道(虚)——镇——州——县制,节度使镇仍然发挥着作用,支郡的概念也在沿用,五京道也是虚的。这一区划又影响到了金朝,金朝虽然表面上对标北宋,按路——州——县来规划地方,但又沿袭了辽代的节度与支郡,实际上形成了路——镇——州——县的局面。
金末与蒙古拉锯,金朝开始对路的拆分,比如中都路拆分出中都西路,与此同时州也在极速扩编,甚至拆出一堆只有一个县的州(重点就是晋北地区),蒙古经略汉地之初对于投靠的汉军世侯采取的是沿用旧制,你在金朝是中都西路招讨使,那在我大蒙古国还是中都西路招讨使,而蒙古又在此基础上广设诸侯,两三个州就设路,比如滨州、棣州合置滨棣路,卫州、辉州合置卫辉路,怀州、孟州合置怀孟路,这种极度析设导致路这个宋金时期的省级区划在蒙古已经成为了州郡一级,再加上蒙古实际废除了金代节度支郡,州则进一步下沉到几乎与县平行,事实形成了路——州县的区划,势必要在路之上添设另一个新的一级区划。
于是,金末出现的行省开始被落实。
和唐朝的道一样,蒙元初期的行省也是偏军事用途,仗打到哪里,行省就管到哪里,所以湖广行省的前身荆湖行省一度改叫荆湖占城行省。而行省也在元末出现了通胀,被拆分的越来越多,甚至还出现了分省这种变形,于是在明朝建立之后,行省进行了重新调整,腹里中书省一分为三,江浙行省拆出福建,江西行省拆出广东,湖广行省拆出广西,粗糙且侧重军事区划的行省至此渐趋合理。随后在朱元璋的集权过程中,行省之名被改制,但是一如宋朝改道为路,实则换汤不换药,崭新的一级区划承宣布政司出现,行省成为了非官方的代称得以存留,最终固定在两京十三省。清初对明朝的行政区划基本全盘沿袭,只是拆分了三个规模较大的布政司,十三省变成了十八省,但正式名称仍然沿用着承宣布政司,清末又新置五省(奉吉黑新台),十八省变成了二十三省。民国在保留清朝省级区划的同时,废除中间的州府,实现了省县二级制,而省的数量也增加到了二十八个(塞上四省,西康青海),在民国末期再次进行拆分,东三省拆成了九个。
接下来的共和国一反常态,区划整体出现不断缩编的趋势,开国之初的东北九省合并为三,塞上合并为一,西康拆入川藏,平原拆入鲁豫,苏北苏南、皖北皖南两两合并,四川合一,基本上从设置到规模再到数量都相对合理,目前段时间内没有再进行省级调整的必要,存在的问题也是集中在市县之间,以及两省之间的突出部等细节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