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流行说封建社会在秦帝国建立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为什么有教科书还把之后称为封建社会？ 第1页

看到汗青先生的答案下的一些评论，感到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回答。我对“封建社会”相关了解十分薄弱，但还是看过冯天瑜教授的《封建考论》的。这本书在另一个有关封建社会的问题下，被我钦佩的知友推荐过，尽管他含蓄地指出他认为冯先生对欧洲中古史不太熟悉，但冯先生对“封建”一词在中国的转义过程还是进行了颇为详细地梳理。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冯先生的书中已经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回答，因此做一回搬运工。由于现在人不在住处，无法查书对照，故下述全凭记忆，如有错漏敬请指正。

冯先生在《封建考论》中进行了考据，指出，陈独秀本人是十分清楚”封建“一词的中国本义，但从1915年起（此时他还没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泛义上使用“封建社会”一词指代"前现代中国社会“，并且在接下来数年中，在不同的文章里甚至是同一篇文章中既使用”封建“这个词汇指代本来的宗周封土建国之制，又使用“封建社会”一词指代“前现代中国社会”，对“封建“一词的使用显得十分暧昧。大致同时期，这样做的并不止陈独秀一人。因此，如果冯先生考据无误，那么汗青先生说现在使用的”封建社会“一词源于姚文元的说法就是有误的，这种泛用应当上推到民国。进一步可以推出，”封建“一词的泛用并不是纯粹因为TG要拿中国社会强套斯大林五段论。

而汗青先生的答案下的评论中，有位知友提出”虽然早就知道性格与血液的粘稠度、胆汁等等没有关系，但不多是沿用了四个维度的叫法。封建也是如此，一群人都这么纠结一个名词干嘛？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封建跟古代分封土地，广建诸侯没有设么必然关系。“其实我当年也是这么考虑的，认为这是无足轻重的概念，后来学习和思考逐渐深入，意识到，这个词汇的正本清源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真正的政治问题。

冯先生经过了考证陈独秀对”封建“一词的泛用之后，发现与陈独秀同期或稍晚有一批人如陈独秀一般开始”乱用“”封建“一词，而仍有一批人坚持在”封土建国“的本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如孙中山。由于相关资料的获得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们无法得知1915-1921年间”封建“一词的使用到底是哪种含义占优势。随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流传和在其三次论战中大出风头，三十年代开始，用“封建社会”一词来描述“前现代中国”在职业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乃至新一代学人尤其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中已经成为常态——必须指出，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力确实很大，并非TG夺政后的吹嘘之语。随着斯大林在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他于1938年发明的关于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五段论”传入中国，成为左派学者的金旨玉言，左派学者纷纷找出各种蛛丝马迹论证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社会”以验证斯大林五段论的正确性，同时反过来用斯大林五段论来论证中国社会进化之必然方向。

通过上述，可以把“封建”一词的泛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发开始泛用“封建社会”一词指代"前现代中国社会”的阶段，这一时期本义和泛义的使用都很常见；第二阶段是“封建”的泛用范围开始扩张增大的时期，这一阶段泛用“封建”一词已经成为常态，但必须注意，此阶段中国人的泛用尽管接受了新的理论框架，但仍然出于自发的思考、论证和使用。；第三阶段从“五段论”传入中国开始，左派学者中可能是占大多数（我不确定比例多大，我记得冯先生也没有估算比例，此处纯属我的臆测，欢迎批斗）开始用别人的脑袋思考，这一阶段对“封建”的使用和论证，近乎是为了论证斯大林五段论的正确性和普世性。及至TG胜利，这种泛用的“封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官方教科书的历史叙事的关键词汇。

在这三个阶段的过渡中，贯彻着一条极其诡异的逻辑：中国人首先使用”封建社会“来描述”前现代社会“→前现代社会过后必然是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根据斯大林五段论，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必然是封建社会→英文”feudal“自严复在《社会通诠》中翻译成”封建“后便向来以此二词对译→所以古代中国就是封建社会。多么完美的逻辑链条！

上述可以看出，中国在使用”封建“一词时发生的意义的流变，绝对不是一个词语在自然演变中出现的转义，而是带着很强目的性。这种目的性在上述第三个阶段自然是为了论证历史五段论的正确性和普世性，而五段论是斯大林为了论证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提出的——它压根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而论证了TG必然胜利的未来。而TG胜利之后，反过来证明了五段论的正确性，进而证明了中国古代就是封建社会。高中政治答题中常用的一句话”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小朋友们，你们现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吗？

从封建泛用的第三个阶段起，就是一个笑话，也是一个悲剧，不必多谈。

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陈独秀要用“封建社会”描述“前现代中国社会”？冯先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我的学力本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但今天写顺手了想开下脑洞。

我的看法是，这跟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不断激进化和陈独秀的个人身份有莫大关联。近代以来，中国的自强运动、变法维新、清末新政接连失败，民国成立后的混乱局面使得社会上产生了“‘政治革命’已完成，但乱局至此，是因为‘社会革命’没有实现的缘故”，故兴起了社会革命的思潮（这一点王奇生教授的《革命与反革命》有论述）。“全盘西化”的思想不仅仅要作为一种口号，而是要开始一种实践。五四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文学家们要使用白话，语言学家们要抛弃汉字，历史学家们要疑古，那社会活动家做什么呢？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未必称得上一个职业革命家，但他身上社会活动家色彩的浓厚是不可否认的。陈独秀未必是有意识的，但是他的行为让我觉得，社会活动家对旧社会的反抗，对全盘西化的呼喊，就是表现在用一个“封建”来形容昨天之前的所有中国和中国所有，把一切的黑暗与罪恶都附着于它、归根于它，然后举起火把对世人说，看吧，把它烧掉，黑暗就会过去，光明就会到来！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封建”一词实在承受了太多的额外的压力。对于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我觉得陈丹青同学和毛奇老师应当可以做出更详细准确地论述，我不再多说。

另外，作为一个学者，马克思实在也是承受了太多的额外的压力。我觉得应该指出：

第一、马克思对历史分期使用过多种方式，如按照生产工具分类的“石器-铁骑-机器-自动的机器”社会，如按照所有制分类的“公有制-私有制-公有制”社会，如按照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发展状况分出的“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使用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第二、“五段论”的表述很接近第一中谈到的最后一种分类，但是并不一样，它本身很可能是违背马克思的意思的。因为——

第三、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评论道：“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我之所以称”五段论“可能是违背马克思的意思而不是肯定，是因为——

第四，参见第三提到的那封信和给查苏利奇的信，我感觉马克思还是很希望提炼出一种普世的历史进化道路的，所以他晚年丢下了《资本论》去研究古代史、人类学。

有些人自己把封建社会望文生义的理解成采用封建制的社会，然后觉得自己有了惊人的发现，出来搞个大新闻，这样真的有意思么？

封建社会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地租为主要剥削方式的社会，这个社会里可能采用封建制，也可能采用君主专制制度，因为一个社会采用了君主专制就说它不是封建社会，除了说明自己没有理解封建社会的含义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五段论肯定有问题，因为它太简单粗暴，但是它的方向是对的，就是用物质的经济的因素来解释和划分历史。

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对社会各发展阶段的划分，硬安上去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及文献意义上都是指分封建国，实际秦实现郡县制后，封建制度已经消亡。到汉代又复辟了一阵，但很快也削平了，因为不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目前在史学界多认为此后应该是皇权统治阶段，具体怎么称呼……谁也没办法定，除非把目前的封建定义先明确掉再说。这种论调的兴起，主要是建国后的意识形态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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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有朋友在评论里的讨论，有些话本想回在评论里的，结果被提示说不可以超过一千字，就干脆放在这里了吧：

我想大家在讨论之前，可以先读一读已故的李慎之先生的《“封建”二字不可滥用》一文。我可以非常明确地说，目前滥用的这个“封建”概念，是出自姚文元之手。有兴趣可以去自行搜相关研究资料和论文，不要自己臆测。

李慎之先生的文章，我就直接贴了，省了大家去找。李慎之先生及提及的冯友兰先生等几位，都是当代大家，而这段公案在当代学界也早已不是新闻，多年前已定论的事。我们这些后学，就不用再重新讨论了吧。这是93年的文章。

《“封建”二字不可滥用》

李慎之

读到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所写的序言，我十分赞成，十分高兴。在目前这个时代，振兴中国文化，首先是振兴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实在是太重要了。前一阵，在美国，看到一本研究中国的刊物上有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其中说，在中国今后可能遇到的各种危机之中，“核心的危机”（Core Crisis）是“民族性的危机”（Identiti Crisis），因为中国人似乎正在失去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中国性”（Chinesness）。这话实在发人深省。我此次在美，利用国会图书馆的收藏读书三个月，目的也正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看到青年一代能有同样的关怀，真有“天之未丧斯文也”的喜悦。

但是，必须申明，对你的“序言”，有一点是我所不能赞成的，就是对“封建”一词的滥用。下面，先抄一段我为纪念冯友兰先生逝世一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中批评冯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一段话：

“多年来人们以讹传讹的‘封建’二字，冯先生过去是不用的，而现在则满目皆是，甚至按姚文元之邪说，把中国正规的‘封建’概念改为‘分封’。从这里，人们也可以认识到，早年博学明辩，晚年强立自反如冯先生也难于完全洗掉那个时代给人们的思想所造成的污染。”

你们这一代青年人可能已不会注意到，滥用“封建”这个词原来正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因为时下所说的“封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 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动”、“封建顽固”……等等并不合乎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不合乎从Feudal, Feudalism这样的西文字翻译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义，也不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本义，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严守学术标准，不肯随声附和的史学家是决不如此滥用“封建”一词的。不信，你查一查一生“未尝曲学阿世”的陈寅格先生的文集，决不会发现他会在任何地方把秦始皇已经“废封建、立郡县”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

“积非成是”。我不会责怪你们这一代背负着历史因袭的重担的青年犯了“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错误。这个错误是我代人所犯下的。只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衰朽。“循名责本清源”，是所望于后生。所幸的是青年一代文学家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两年多前，我收到湖北大学冯天瑜教授寄给我的《中华文化史》，书中即已专列《中国“封建”制度辨析》一节，可说已经开始了这一工程。

时下流行的看法是，封建主义束缚以致压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我的看法则相反，造成这种结果的是专制主义而非封建主义。历览前史，中国的封建时代恰恰是人性之花开得最盛最美时代，是中国人的个性最为高扬的时代。只要打开《左传》和《战国策》一看，就会发现在那个真正的封建时代有那么多铁诤铮的汉子以至妇女。你甚至会纳闷，中国人后来是不是堕落了?

我还记得小时候曾读过梁启超为想振起中国民族精神而编的一本传记集：《中国之武士道》。其取材大多来自于春秋战国。彼时除了荆坷、聂政这样的武士而外，文士如鲁仲连、颜斶也是后世不多见的人物，更不用说孔、孟、老、庄了。老实说，上述我最推崇的中国人恰好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人，那么尊严，那么“强哉矫”。其后如《世说新语》中所描绘的六朝名士，《宋明学案》中所表现的道学先生，当然各有其可贵的风度、气象，然而总的来说要比那些封建时代的人物疲弱多了。

没想到在读过梁启超编的《中国之武士道》六十年之后，又能在今天读到你们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我认为你们的用心是一样的。中国人都应当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中国必须挺起自己的脊梁来，这一点乃是共通的，永恒的。从你们这本书的出版也可以证明“中国性”是不会失落的。

199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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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评论，再补充一些。

首先我想说，崇敬什么的绝对不要，担当不起，在这里大家无非一起讨论，不用这么严重吧。

有关“封建”一词的泛化，真的有兴趣，就看下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这是我知道和看过的国内第一部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专著，四十几万字就说了这一件事。引进的国外译作，是年鉴学派的布洛赫《封建社会》，应该可以看见现在西方主流学界对欧洲封建主义的观点。

评论中有人说，封建主义等等在民国时期就有了，陈独秀也提过，这些都没错。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讨论和观点的提出，不等于概念的定型使用。

冯天瑜先生认为，泛化封建观，在2、30年代初，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开始进行学术表述改造，到39年后经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在共产党内确立其主导地位，49年后因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和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特殊地位的强化，最终占据了支配地位。

从请末民初起，封建这个概念在学界就一直有讨论，史学界有范文澜西周封建说，翦伯赞先西周后战国封建，侯外庐两汉封建，唐长孺等的魏晋封建说等等。而兼具政治身份的譬如严复、梁启超、陈独秀、李季、陶希圣、王锡礼等等，都有各自的观点。但这些都是自由发表观点讨论，并没有一统天下定型的。

真正定型并以官方形式使用，一统学术和政治领域，就是建国后的事。

这是那些先辈学人们学识不足理解有误导致的吗？显然不是，冯天瑜先生明确说，将“封建”概念泛化的前辈学者，大多饱读诗书，当然明白“封建”的古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他们有多半熟识西文、西史，对feudalism的含义为封土封臣、采邑庄园，并不生疏。“封建”泛化，绝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西义，而是另有原由的。

这个原由，我想不用再继续明确说出口了吧。至于姚之流，只是在特殊时期秉承上意跳出来把话说明把调子定下而已，从打胡风到批“海瑞罢官”，何尝有他自己的思想，都是奉上意而已。李慎之先生在当时也是客气了。冯友兰先生后来也检讨过，说自己没有能坚持一些本该坚持的观点，是迫于环境，这和李慎之先生对他提的意见也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