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千万不要小看红军背后的苏联因子。
毕竟当时的国际局势里,日本是头号外敌,能够在中国有效牵制日本陆权的是苏联陆权,而未必是英美海权。
彻底消灭红军,有可能会给苏联口实,所以,把红军往远离富庶地区的西北驱赶,给苏联/共产国际留点念想,是个稳妥的策略。
即便西安事变不爆发,万把人的中央红军被全歼,红军与党的领袖们被审判之后,也会是优待礼送苏联的。
这就是政治上的势能,也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动能。这个势力也是王明张闻天张浩的权力来源,也是教员当年的无奈与痛苦。
反观毫无外援的太平天国就会被斩草除根。
红军是新军阀混战中排老二的势力,外交不作死的话,不是那么好灭的。
应该反思的并不是为何能躲过各路军阀的重重围攻,而是博古之流如何把局面作死到招来军阀重重围攻,如何把堂堂第二大势力变成陕北数万残兵败将。。。。。。
第一,广大指战员大多数是真心愿意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豁出命的。这决定了这只队伍不怕减员。不怕攻坚。不怕疲劳。没有这个基础,后面两条都没用。
第二,练兵最刻苦,后勤最到位,战术最灵活。动员最强力,组织最严密。
第三,有李德胜的指挥。
红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彻底的现代化军队。
这个现代化说的是建军思路和军事素质方面的。红军是志愿从军,党支部建在连上,日常重视军官培训和士兵扫盲,善于学习,重视现代科技运用,装备虽然不足,但是拳头部队的装备和配比非常精良和科学,长征时期一些尖刀连排的自动武器配比极高,有点鳖版“暴风突击队”的味道。
中国当时的大多数军阀部队说白了,还是曾国藩式军队(兵归将有,编制落伍,建制混乱,装备低劣),而且大量保留了旧式军阀的固有缺陷(克扣军饷、虚报员额),官兵素质低劣(军官不懂指挥、士兵掌握的步兵战术聊胜于无、基本都是文盲、当兵混饷吃粮没有理想)
抛开老生常谈的纪律、意志、精神力量等不谈,谈谈几点硬实力。
第一,红军装备与地方军阀相比不算差。
很多人对民国时代的“军阀割据”缺乏直观认识,仅仅是嘴上知道这个词,潜意识里把各地军阀部队仍然看作中央军,以为他们的纪律、制度、编成和装备服饰等与中央军大同小异。但实际上各地军阀的装备差距比很多国家间差距都大,同一军阀的不同部队差距也很大。红军装备不好,是相对于中央军说的,比起其他地方军阀,红军的装备、粮饷是一等一的,即使是正面战斗,绝大多数地方军阀部队拼装备也是打不过红军的。比如强渡大渡河时,在安顺场渡河的一个先头连每人都配备冲锋枪和手枪,远胜防守的刘文辉的军队;飞夺泸定桥时,红四团经过加强之后有一百挺以上的轻重机枪。23勇士攀爬铁索过河之后无一阵亡,并不是防守方枪法那么差,而是红四团的机枪火力压制得他们抬不起头。黔军装备更差,有的士兵连鞋都没有,纪律更是无从谈起,所以四渡赤水过程中,身为地主的黔军基本只能干一些策应和配合的活,而且一触即溃。滇军也不怎么样,再加上龙云不积极,实际上根本没起到任何积极作用。
川军的杨森等部稍微好一点,但你让他凭险固守还行,与红军野战同样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凭险固守也守不住,红军是考虑到攻坚耽误时间,背后中央军追得紧。如果中央军把红军赶去西南之后完全不插手,红军可以轻松打翻整个川黔滇康。
第二,红军的行军能力,尤其是山地行军能力无人可比。
即使是现代,全世界敢说步兵步行行军能力超过解放军的,恐怕也数不出一两个。无论是平原、山地、雪山、高原、荒漠,PLA都创造过行军神话。而这一点,确实是有优良传统的,古说“兵贵神速”,仔细研看长征过程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战役不是打赢的,而是跑赢的,跑得快就能先一步占据险要,能在包围圈合拢之前跳出,能迂回渗透,能伏击能侧击,可打可撤。而地方军阀的部队,本来就缺乏组织力、行动力,再加上指挥不明,信息不通畅,处于“追不上,跑不掉”的状态。可以说,行军能力是红军能够与中央军和军阀周旋的底气所在。
第三,红军的情报搜集和技术侦听能力一流。
红军装备不好,是条件所限,并不代表红军没文化,事实上红军在能力范围内非常注重“技术战争”,红军有大量留过学的高层,也进行了系统的内部培养,培养出了一大批技术干部。长征过程中中央军的电文和密码被红军截获破解是常事,更遑论地方军阀,毛的很多决策的前提,是建立在信息和情报优势上的,有时候甚至是单向透明。信息优势是所有事情的关键所在,红军的信息和情报优势,是红军的护身符。
当然,以上几点也是建立在红军组织性强、纪律性强、作战意志高昂的基础上的。无论现代社会怎样弘扬个性,无论你怎样信奉个人主义,但一个事实就是:集体的力量永远强于个人,团结的集体永远强于松散的集体,组织严密的工业机器永远强于“自由浪漫”的田园牧歌。这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则。红军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成功,国军的失败也不是一个人的失败。
回答问题前先讲个故事
红军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因为江西与广东接壤,广东军阀陈济棠感觉受到威胁,想先发制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于是乎派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出兵赣南,围剿红军。
之所以派余汉谋去,不是余能打,而是另外两个军长香翰屏与李扬敬是陈济棠嫡系,不舍得用自己的老本与红军血拼;而余汉谋愿意乖乖去赣南,也并非他多有军人责任感,而是看中了赣南的矿产,去了那边可以独立经营,发笔大财。
在各怀鬼胎的军事部署下,第一军来到赣南,结果刚到地方,就被红军来了个下马威,一仗吃掉一个团。余汉谋马上改变策略,开始步步为营,大修各种防御工事,并严令部下不得轻易“挑衅”红军(部下都不傻,这种事何须说)。同时展开经济攻势,一方面封锁苏区的物资流入,另一方面借着苏区物资匮乏,安排下属军官和苏区做买卖,用高价的日常用品低价套取苏区的矿产。此公打仗不成,做生意倒是一把好手,居然粗通经济学规律。尤其在红军的一次军事进攻下,余汉谋总部被围攻,余本人差点做俘虏,从此之后更是小心翼翼。每次“扫荡围剿”前必大张旗鼓,生怕红军不知道自己的动向(相当于出发前喊量嗓子:我要行动了,红军兄弟给点面子先让一让,不要发生误会。。。。。),据说私底下还和苏区谈判,给红军送了不少钱。于是乎双方达成默契,从此相安无事。
那些说红军的底盘都在军阀三不管地带,所以能够夹缝生存的,不能说不对,但是忽略了最根本的因素:红军和军阀的战斗力!
粤军在地方军阀里算实力较强的,装备也不差,然而遇到红军还是这个德行,更不要说其他的杂牌表现了。红军在军阀的重重包围中生存下来,不是靠“躲”,更不是因为军阀之间的矛盾(当时大小军阀在反共立场上都出奇一致),而是靠自身强大的战斗力,让各路军阀畏之如虎,不到不得已不敢招惹。没有无数红军战士悍不畏死的流血牺牲,革命之火早就被扑灭了。
最近在看《走向共和》,里面一个剧情李鸿章洋洋得意向盛宣怀讲述自己的“以夷制夷”策略多么有效。结果老脸很快被打得啪啪响。先是甲午战争,后是庚子国难,该割的地一块不少,该赔的钱一分不省。自身不争气,指望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投机取巧,活该吃大亏。后世的老蒋依然死心不改,遇事就想着国联“调停”,结果呢?
我党为什么能从穷山沟拉出一支队伍建立新中国,还需再问吗?
大到政权,小到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变的道理:自己不强大,想通过投机取巧的手段让别人帮你,就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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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岛战役……
聪明人靠统计数字和洞察来得出结论。
平庸的人仅依靠统计数字来获取信息。
笨蛋成天看个案小作文来悲鸣或自嗨。
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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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http://pj.ninjal.ac.jp/gairaigo/)。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
6.29更新: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关税地位。当然,这个结果本身也如同胡锡进说的:意料之中,已有准备。
中国政府做事的风格是:只做不说。如果我说了,那就代表这个事已经做成了。
西方国家的政府风格是:说上十年,做不做再看。
看西方修路和医疗的效率就懂。
那么习惯了中国政府做事风格的中国人民,面对西方政府嘴炮天天喷的风格,可能是不适应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养成一个习惯:面对西方政府,说什么全当放屁,要看他们做什么。
回到香港的事:
5月22号人大通过香港国安法案,川普誓言要报复。
5月27号左右川普宣布美国准备,注意是“准备”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
胡锡进在那之前就已经嘲讽一番了,说美军是不是要登陆香港?如果只是取消贸易地位,中国早就做好准备了,这种力度根本无关痛痒。
结果川普最后的决定仍然是取消特殊关税地位,注意,还是“准备”。
左传庄公十年里说得好:一鼓作气,二而衰,三而竭。川普第一击也就这样,后面只会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况且5月29号开始,美国就全国暴乱了。到今天一个月左右,暴乱要死不活,新冠可是攒满了人头,美国一天确诊四万五,破纪录。
现在拉上几个小伙伴,说几句话,各位全当放屁就行。
“你们在战场上拿不下来的利益,不要指望我们外交官在谈判桌上能拿下来”。
西方要真的实力碾压,或者齐心协力,还说个屁的话,直接开航母来,起码得全面经济制裁吧?
现在,西方首先德国牵头要跟中国发展重要双边关系,中国要搞中日韩自贸区,东盟已经完全搭上了中国的经济列车,唯一对中国是真心敌意拉满的美国,自家的泉水正在被新冠持续无差别诅咒耗血,不可打断,不可驱散。
然后自家的小兵还在推自家的塔,自家的英雄还在互殴。
西方对中国还有个屁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损耗,是随着时间不断加大的。
所以就是如此:西方整体来说,说的话就是放屁,口嗨有啥意思,真有能耐脱裤子看看。
我出国久了,很多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看,慢慢对照,傻子也看出个头绪了。
西方究竟是什么东西?
科研,企业,工程技术,真是好东西,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
媒体和政界,十恶不赦,臭不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