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中日装备差距有多大? 第1页

以下可能有错漏，请诸位批评指正：

1. 日军从海路进犯广东时，我军在广东仅有的空中力量据说是……九架霍克3（注：双翼）

而日军侵粤舰队拥有用先进的航空工业生产出的上百架新式战机。

2. 国民政府军工业系统生产的所有武器当中，评价最高的是82毫米口径迫击炮，这种迫击炮在战争期间只生产了1.34万门，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有些杂牌部队甚至一个师才有一两门迫击炮。

而二次大战其他主要参战国军队中，同样地位的迫击炮的产量以十万门甚至百万门为单位计算。

勘误：1.34万门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生产的所有迫击炮总量，不仅82迫。

3. 日本海军的总吨位以百万吨计，进攻淞沪的舰队的旗舰出云号是万吨级巨舰，而当时我海军的总吨位是6万吨，其中大半舰艇是前清旧舰。

我海军较新的少数舰艇中，巡洋舰平海号宁海号吨位在三四千吨，逸仙号的吨位只有1550吨，其中作为王牌的平宁双海……

还是日本造的。

勘误：平海宁海的排水量在两千多吨这个层级上，而平海号是江南造船厂仿制宁海号的产物，并非日人建造，不过上面的主炮是日本人装的。

4.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的装甲部队很不怎么样，从建设思路到具体装备都有问题，比如薄皮94式小豆坦克、只能打工事没法打对面中坦的89式等等，但至少人家还能组织起成建制的坦克大队和联队。

而我军……在37年开战的时候全军只有100台左右的战车，且是廉价万国牌，其中还有一些CV33

之所以提到CV33，是因为这货在埃塞俄比亚有个光荣事迹：被部落战士用刀斧和大锤给干掉了。

直到后来接受了苏援和美援，情况才有所好转，但那时候的装甲兵也主要用在了印缅战场。

5. 国军战士们的装备已经很糟糕了，而共军……在没能大量缴获日本武器弹药的时候更加不堪。

手榴弹以破片杀伤，而共军自造手榴弹“边区造”，经常发生一炸两半的荒唐事，严重影响杀伤效率，远不及日军香瓜手雷的威力。

以前看纪录片，有八路老兵回忆，八路军主力部队在作战中，机枪手往往只有150至180发备弹，步枪手只有一布袋二三十发子弹，这是美军101师在阿登战役中被德军四面包围、处于极端不利状态下的弹药补给量。

此外，我尚未查到八路有拥有飞机坦克的记录。当时的八路军所拥有的最强重武器就是炮，而且把炮弹当成金蛋用。黄土岭之战杨成武部炮打阿部规秀，用了四发迫击炮弹，已经是超常规的待遇了。由于缺乏攻城用重武器，共军要为攻击炮楼想出种种怪招，比如“土坦克”战法和迫击炮平射等，而在苏德或太平洋战场，这种工事就如同积木一样脆弱。而对于在大炮炮口之下如同纸糊的古城墙，共军也往往望而兴叹，以至于每暂时驱逐日寇入据县城，必发动群众拆墙，有人甚至认为日后错拆北京城墙的公案就与这种习惯有关。

美国人可以用军舰下饺子把操船和炮术闻名世界的日本海军批量送下海喂鱼、用遮天蔽日的战略轰炸机把德国鲁尔区和日本东京变成火海。

苏联人刚开战被兵临城下的时候是青黄不接，但他们缓过劲来之后也可以用数以万计的大炮和喀秋莎向纳粹肆意倾泻钢铁和火药，然后用T34和斯大林的履带把希特勒的美梦彻底碾碎。

但我们的祖先没有飞机，没有战舰，没有坦克，没有大炮，只有老掉牙的步枪和相当于美国人最困难状态下的补给的弹药，他们只能靠官兵不怕死，前赴后继、战不旋踵、蹈死不顾。但最终他们撑到了胜利，撑到了他们的后代——也就是我们——可以再也不用担心被日本监工抽鞭子、被七三一用作试验品然后扔进万人坑的那一天。

（这里顺便批驳一个观点，老蒋确实是个极为垃圾的战略家和政治领导人，果粉对国军的吹嘘也相当蛋疼，但这并不意味这中国抗日战争的坚持对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没有重要的意义——假设日本人在作死单挑美国之前把中国占领区扩大一倍（不说占领全中国了）并彻底消化，二次大战的进程恐怕至少要再拖长很多年）

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的。

大到1937年卢沟桥、淞沪之时，我们以为见识到了日寇战斗力的巅峰，孰料这才只是开始。

大到随着中国方面巨大的人员、武器和物资消耗，日本陆军战争狂人们对其国家工业敲骨吸髓式的压榨，中国人民悲哀地发现从37-41年，中日之间同等单位之间实际的装备和作战能力差距越来越大。

来看看1940年初的国民政府“冬季攻势（反攻）”后，老蒋是怎么评论的吧：

蒋介石在总 结“ 冬季攻势 ＂ 时哀叹 ： “ 我军的质量与敌军质量比 较起来 ， 有一 个很危险 的现象 。 ” 他告诉各部队参 谋长 ， 战争初期 国军三个师可 以对抗 日 军一 个师 团 ， 徐州 会战 时五六个师才能打败 日 军一 个师 团 ， 到 “ 冬季攻势 ” 时 “ 我 们现在以 十个师几乎还打不过他一 个师团 ！ ”

这是为什么呢？

抗战前期的状况

1937年8月之时，从现代人回顾历史的上帝视角来看，我们知道一场长达八年的中日长期战争已然拉开帷幕。然而时人在初始阶段（无论中方，日方，还是吃瓜看戏的各友邦人士）基于一二八事变的前车之鉴，普遍是保持着这场战争会随着中日再次罢手议和而收场的看法的。

对于一场预想中的“有限战”，蒋介石先后派出的是他精心攒出来的二十个接受了部分装备的调整师（即所谓“德械师”），日方也只是动员了第3、第11两个常备师团为基干编组的“上海派遣军”（侵华日军1.0版）。

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五章开篇就讲：“在满洲事变前，日本陆军平时骨干兵力为17个师团，战时骨干兵力为30个师团，其装备远不如其他列强。不仅如此，国内的军需补给能力也极薄弱，根本谈不上足以确保作为东亚安定势力的日本国防的安全。”

因此日本陆军的疯子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逐渐绑架了国家的走向，也在相当程度上养肥了陆军。然而即便如此，爆发全面中日战争之初的日本陆军，并没有在装备、物资上做好真正全面侵华的充分打算，很多重要装备的生产，一时间还跟不上扩军的规模，从而在装备火力上讲，还没有达到那么可怕的程度。

我们现在普遍说日军的“甲种师团”拥有四个步兵联队，一个装备48门压制火炮（36x75mm+12x105mm）的炮兵联队（4个炮兵大队），还有骑兵、工兵、辎重联队各一。但是实际上部分常设师团和几乎所有的特设师团（即战争爆发后新组建的）都只装备有三个炮兵大队，36门75mm山炮或野炮。当时日本大阪炮兵工场出产的九一式十榴炮数目有限，只作为部分（第一、第三、第六等9个挽马师团）部队的标配。其余的常设师团里，五个挽马（原野型）师团，三个驮马（山地作战型）师团都只有36门山炮或野炮装备。如果是特设师团，不仅数量上只有36门，而且还往往是常设师团淘汰的旧式火炮（如未改造的三八式野炮，四一式山炮，明治三八式120mm榴弹炮等）。

步兵联队以下，以装备最精良的挽马师团甲等联队为例，每个步兵中队（连）只有6门八九式掷弹筒、6挺十一年式轻机枪作为支援火力。一个联队共有步骑枪2146支，轻机枪72挺，重掷弹筒72门，十年式轻掷弹筒4门，重机枪24挺，九二式步兵炮6门，九四式37mm战防炮4门，四一式联队山炮4门等武器。

如果是驮马制常设师团，是没有装备九二步炮、九四式平射炮和四一式山炮的。取而代之的是4门十一年式平射步兵炮，6门十一年式曲射步兵炮，都属于性能较弱的旧式装备。至于其他特设师团的步兵联队（乙种）的话，更是只有4门曲射步兵炮，2门平射炮，一些师团没有重掷弹筒作为火力支援，只能装备大正十年式轻掷弹筒充数。

侵华战争发动之初的日军骑兵联队，实际上只是编制两个骑兵连的轻装侦察马队，装备不过是两三百支骑枪（卡宾枪）和若干挺重机枪而已。

此外，日军的炮兵、辎重兵、工兵等联队中，装备数量不等的步骑枪用于自卫。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作为补充兵填补一线步兵的损耗。一个师团共有大约10000支步骑枪。

再说说国军

一个37年的国军调整师实行两旅四团制，每步兵连装备9挺轻机枪，约90支中正式步枪，步兵营有6挺水冷式重机枪，2门81mm迫击炮。身管火炮的装备状况参差不齐，最华丽的第36师足足有18门75mm山野炮，其他调整师普遍在8-12门，每师还有一个缺编情况各异的战防炮（37mm或47mm）连，20mm机关炮（小炮）连等。因此每个调整师大约有4000支步枪（唯第2师，第36师，教导总队步枪数较为充足），324挺轻机枪，72挺重机枪，24门八一迫炮，平均4门战防炮，10门上下山野炮等装备。

——相比之下，如果我们选择日军序列中装备情况位居中流水平的三炮兵大队制挽马师团来比较，且把火力分为：

1）步兵连排级（枪械，掷弹筒）；

2）步兵营团级火炮支援；

3）师团级压制火炮（主要是75mm以上）。

中国战场上轻武器甚至拼刺仍然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把上述三种火力的加权系数分为40%：30%：30%。

如果将该日军师团的火力等分为三，步兵炮兵和其他支援兵种都下放下去，分头对战三个中国精锐调整师。每一部分可分得步骑枪约3300支，重掷弹筒96，轻机枪96，重机枪约34，8门九二步炮，5-6门速射炮，5-6门联队用直瞄山炮（日军称为“联队炮”），12门师团压制火炮等装备。

一个调整师的轻重机枪数量接近上述每一部分日军的3倍，步骑枪数量也高出20%-35%左右。

九二步炮射击精度、炮弹威力、平曲两用等性能胜过国军的民20式81mm迫击炮，唯射击极速不如后者。但是当时国军军工产能极其有限，因此不太有机会让迫击炮部队进行全速饱和射击。可认为1门九二步炮=1.5门国军81mm迫炮。

但是国军在连排级曲射火力上（即掷弹筒）缺失，以及山野炮数量上普遍差一截（36师除外）。

步兵轻火力方面，日军在中队以下配置6具50mm的掷弹筒，每具掷弹筒的火力发挥都类似其他国家同口径的超轻型迫击炮，数量则明显更胜一筹，但是六挺轻机枪显得火力略有不足。我们可以把日军 步枪：机枪：掷弹筒 的火力强度折算为1：0.67：1.33，则国军的轻重机枪数量达到日军三分之一个师团的三倍以上，步枪数量高25%左右，但是掷弹筒提供的曲射火力是缺失的。国军的相应数值是1.25： 2 ：0，总计为日军的108%。

步兵支援火炮方面，我们按迫击炮每门计火力1，九二步炮和各式平射炮计1.5, 75mm联队炮计3（因为射程接近迫炮和步兵炮的3倍，炮弹威力也显著高出一截），国军：日军约30：36，国军仅为日军83.3%。

压制炮兵方面，国军每个调整师平均下来只有大约10门75mm山野炮，大部分师下辖的炮兵营都缺编一个连从而只有8门火炮。跟日军部分（12门炮兵联队下辖的山野炮）比是大约83.3%左右。

三部分按上述权重（40%：30%：30%）合计，国军一个调整师的火力接近日军三分之一个师团的95%。

因此如果不计战场人为因素、日军高烈度的海空火力增援、军级重炮兵的增援等因素，蒋介石所谓“抗战初我三个（精锐）师即可对抗一个日军师团”的说法，大致是成立的。

但是这仅仅是指蒋介石麾下的少数精锐部队而言。每个调整师不过1.2万人左右，20个调整师，比起开战前数量就已多达170万的国府军而言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随着双方在淞沪战场上不断添油，更多的中央军“整理师”和其他整编情况参差不齐的单位，以及地方军都前赴后继地填了进去。这些部队的装备、训练、士气和指挥等，统统都无法和日寇真正抗衡，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日军海陆空的立体火力的打击之下“几个小时报销一个师”是怎么回事了。

抗战中期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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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7-1941年间，日军的主要军事行动都集中于关内战场的对华作战，中途经历过两次对苏的中等规模冲突（张鼓峰，诺门罕），两次入侵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其陆军编制在长期的战争冲突中也开始逐渐演变。其中值得注意的变化包括：

1、野战重炮兵/重炮兵规模的扩编。

野战重炮兵联队指的是装备105mm加农炮，150mm榴弹炮的军/方面军直属级别支援火力。重炮兵联队则普遍装备口径、重量更大的火炮如150mm八九式加农炮，240mm榴弹炮等。两种联队的主要区别除了口径炮种之外，还在于“野战重炮兵”在其编制内具有牵引载具和后勤单位，可以自行转移机动，“重炮兵”联队则需要额外拨给辎重单位来运载，平时只能固定驻扎在某一地域。

现代的很多抗战文章都喜欢吹“抗战之初一个甲种师团带着两个野战重炮兵联队出战”。实际情况是某些常设师团在和平时期负责在其师管区内代管一个野战重炮旅团（下辖两个野战重炮兵联队）。真正开战的时候，野战重炮兵联队乃是一个方面军的强大火力后盾，显然不可能听命于某个师团长。

全面抗战爆发时，日本陆军现役的野战重炮兵联队仅有番号第1-9（均组建于大正7年至昭和8年），第15联队新近组建于昭和12年（1937年）6月。从1937年8月-1941年7月，战时的日本陆军先后又组建了第10，12，14，15，17，18，20，22，独立第15等多个野战重炮兵联队单位。且关东军若干师团直辖各一个大队12门150mm榴炮。

37年日军的150mm榴弹炮以旧型号的大正四年式为主，仅在华北驻屯军（后改编为第27师团）试装备8门新锐的九六式150mm榴弹炮，到1941年已经现役装备至少5个野战重炮兵联队又一个师团直辖大队（第23师团），132门九六式十五榴。

因战略需要，日军在其本土及满洲陆续组建了要塞守备性质的“重炮兵联队”若干（如重炮兵1，2，3，5联队，东宁、穆棱重炮兵联队等）。1941年夏季“关特演”时期，日军预备对苏军事行动，且重庆国民政府已渐次退守西、南崎岖多山，不利于重型火炮行动的地域。因此多达13个野战重炮兵联队，若干重炮兵联队和独立大队都被陆续集中于东三省地区，后又于41年底南下准备对英美开战。但是日军已控制中国东部的绝大部分铁路线，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区的日军单位可以很容易地实现相互调动。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导致日本军事力量大举南向之前，这些威力骇人的重型火炮部队可以说完全断绝了中国军队反攻收复河山的任何可能。

2、多数原有师团和新建师团均实行三单位制，师属炮兵支援火力加强

两旅（旅团）四团（联队）制编组被证明不如三角编制灵活，日军一方面在新组建的特设师团、警备师团中实行三单位制，另一方面又把原有的四单位制师团逐次改编。一个典型的三单位制师团取消旅团建制，师团下辖三个步兵联队和一个三大队制的炮兵联队（36门火炮）。拆兑出去的步兵、炮兵单位被用于组建新部队。

如我们上面已提到过的，开战之初的日军除了九个最精锐的常设挽马师团有105mm榴弹炮外，其余师团普遍只有36门编制的75mm火炮，而步兵联队多为四个，每个步兵联队仅有四分之三个炮兵大队即9门火炮支援。而改编三单位制后，每个正面战场的步兵联队基本都能得到一个炮兵大队（12门火炮）的支援。1940年底下发的《昭和十六年度陆军动员令》（以下简称《十六令》）更是给部分三单位制精锐师团配备了48门压制火炮（四大队制），每步兵联队的支援火炮达到16门之多。

从火炮质量上讲，九一式十厘榴弹炮的产量增加，成为多数挽马型野战师团甚至警备维持师团的标配（每师团9-12门），九零式、九五式75mm野炮，九四式75mm山炮逐渐增产，部分取代性能有所不足的改造三八式野炮和四一式山炮。个别精锐师团更是接收了直属的十五榴大队（上述已提到）。

3、步兵单位火力的显著提升

多数野战师团的步兵中队以下火力得以增强，每中队编有的轻机枪和掷弹筒均从6挺（具）上升到9挺（具），有的精锐步兵中队还有12具八九式重掷弹筒。原有的6轻机6掷弹筒火力配置已沦为警备师团和少数几个还留有番号的百字号特设师团的标配。

开战时产能不足的九二步炮-九四式37mm炮-四一式联队用山炮，此时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师团步兵联队的标准火力支援体系。

1941年开始，《十六令》的颁发将部分精锐师团每步兵大队的重机枪从8挺提升到12挺，又配备各2门九七式自动炮（20mm反坦克机关炮）。

下图所示的是1940年底华北方面军各师团（“D”）和独立混成旅团（“BS”）的轻重武器概况。可见作为精锐野战部队的第26、27师团，步炮兵火力均已提升到相当可观的程度。而39年初以“占领区警备维持”为目的组建的第32-41番号各师团，每步兵联队除了少一门联队炮，部分九四式速射炮被同口径的旧式平射炮代用外，其步兵火力以及能够配属的炮兵火力（各一个大队12门）已经不弱于37年时常设挽马师团的步兵联队。

4、骑兵联队的改编

如前所述，开战时的日本陆军各师团编有“骑兵联队”，一般只是两个装备三八式骑枪+军刀的骑兵中队外加一个重机枪小队。除了机动侦查以外，并没有多少野战能力。战争开始后，骑兵部队的装备和编成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且很多师团的骑兵联队被改编为“搜索联队”，下辖“自动车（即汽车）中队”和“乘马中队”各1-2个，以及装备5-7辆九四式或九七式轻装甲车的装甲车中队一个，奔赴南洋作战的部分搜索联队由于在海上维护马匹不易，乘马中队全数被汽车中队取代。

无论骑兵中队还是汽车中队，均装备有6具掷弹筒，6挺轻机枪等支援火器，以及步骑枪。部分九七式轻装甲车装有37mm战车炮，其余装备车载机枪。一部分搜索联队和骑兵联队还编有1-2门平射炮，以提高反装甲和攻坚能力。这样原先作为战场侦察部队出现的骑兵联队，实际上被提升成为具有相当野战能力，且能够快速机动的营级规模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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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日寇在装备水准上的“彼长”，1937-41年间，中国军队的“此消”则让人触目惊心。

平心而论，尽管自身问题重重，但是西迁的国民政府还是尽其可能地通过开动自身仅有的一点军工产能，并积极寻求国际援助的方式，从数量上尽可能补充了开战以来惊人的武器损失。

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开战之时国府军真正具备一定现代化作战能力的，不过是以调整师为代表的少数精锐部队而已。其余部队无论装备、训练和编成方式都参差不齐，有的根本不具备和日军有效作战的能力。

37年夏季以有限的战争让日军知难而退，以打促和的计划落空以后。国军节节败退，南京徐州武汉先后沦陷。国军和日军在漫长的战线上犬牙交错，任何一支部队作战不力，都有可能导致全盘皆输。国军的装备编制整理思路，势必要从蓄养一部分具有吓阻效应的“模范部队”，变为提升全部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而此举势必要消耗和稀释掉大量宝贵的补充装备。

更何况，国军的规模已经随着战争持续扩大——日本陆军地面部队的人数已从1937年夏季开战之初的38万人迅速扩张到同年底的93万人，又在1938增加到110万人以上。压在关内和中国军队鏖战的部队长期达到八九十万人之多。国军的总规模也从开战时的180个师，170万人迅速增加到抗战中期的100个军，300个师以上。规模的迅速扩张，又进一步加剧了国军装备和有经验指战人员的匮乏。

国府于民国27年（1938）便已开始积极探讨全面的军事改革，并制定了所谓民国二十七（廿七）年编制表。

此种编制方案的主要特点包括：

将通行于调整师、整理师等旧部队中的两旅四团制步兵师统统改组为三步兵团制；
弱化师级建制的同时强化“军”级建制，将炮兵、骑兵和其他特务兵种集中于军；
开始仿造量产民二十七年式掷弹筒，以弥补步兵连排级火力的不足。力图让各步兵团级以下火力密度维持在原先各“调整师”的水准。

从39-41年，国军陆续对300个步兵师中的约200个进行了整编，此次整编的规模远远超出了抗战之初调整师、整理师的数量。

——平心而论，如果国军真能够充分将廿七年编制表所述的内容普及到大多数军级单位，则每个军都足以在火力上压倒日军的一个三单位制师团。

但是，实际到位装备的捉襟见肘，让上述的廿七年编制表根本无法实际执行。首先是下达到各前线部队的实际改编方案相对于高层的草案来说已经大为折减，再者，即便是折减后的实行方案，各后勤部门也只能酌情拨给。这种窘况被学者陈默在其《艰难的演进——抗战相持阶段国军的编制嬗变》一文中，形象地称为“先打折扣再缩水”。

——大体上讲，一个经过整训的国军步兵师已不再具有直属的压制火炮单位，一个军（下辖2-3个师）往往只有一个炮兵营的编制。其余骑兵、工兵、辎重等单位也是大打折扣。

轻武器的补充情况也严重不足，在“打折扣”、“缩水”后，每个步兵师实际上大约只能装备2000-2500支步枪，200挺左右轻重机枪，18门81mm迫击炮等等。

文中没有提及民二七年式掷弹筒的装备情况，从国军还未量产（从民国二十八年即39年开始）就急不可耐地将这种曲射火器列入编制表来看，国军在抗战初期的确吃到了日军掷弹筒的苦头。但是奈何本国的军工能力极其有限，无法车出八九式重掷弹筒的膛线，民27年式掷弹筒的性能更像是日军大正十年式轻掷弹筒的改良品，其射程大约只有八九式的1/3（民27年式220米，八九式670米），炮弹威力、射速也均低了一大截。质量对比如此，从数量上讲，国军在39年即已完成66个军，171个步兵师的整训，并希望在每个步兵排里都配备3具掷弹筒（与日军步兵小队相抗衡），但是同年开足生产力出厂的民27式掷弹筒总共也只有1.03万具，实际上仅能大致满足接收掷弹筒的步兵师每排1具左右，个别精锐每排2具，这与后来出现的民卅、卅一年式整训方案提法基本吻合。

国民政府后又颁布了两次新的军事整训提案，以修整廿七年方案的不切实际之处，民卅年式的两种编制并未真正推广，而民廿七年式方案的实际执行情况，大致也就最终落到卅一年式加强、普通两种编制。

如前所述，一个抗战中期的主力国军步兵师在满编的情况下，大致拥有人员近万人，步枪2300支左右，轻重机枪200来挺，50mm民27年式掷弹筒约90具（估计值，一个师81个步兵排，以1具掷弹筒为基础，少数精锐部队装备2具），迫击炮18门（9个步兵营各2门），一个编制4门左右的战防炮连（未必满编），如果再算上从所属的军最多能分得一个炮兵连（4门75mm山野炮，需要军炮兵营没有缺额为前提，否则打折扣）以及其他工兵辎重医疗等单位，总兵力可达1-1.1万人左右。相比于抗战初的国军“调整师”，人数上并没有减少太多，但是火力缩减了不止一星半点。

我们同样以前述抗战初期的火力配置比较来对比日军师团和国军的步兵师、军：

以一个40年中等水平的日军三单位制挽马型野战师团为例，下辖三个步兵联队，36门火炮中，好一点的有12门是105mm榴炮，其余为75mm野炮。差一些的则只有9门105mm，27门75mm。如果火炮配置选取后者，则每个步兵联队可以分配到9门野炮和3门十榴。

一个步兵联队自身装备约2300多支步骑枪，精锐师团如前述驻蒙军第26,27师团每中队有多达12个重掷弹筒，我们选取一般情况即每中队9掷弹筒+9轻机枪，全联队有108挺轻机枪，24挺重机枪，108个八九式重掷弹筒外加4个大正十年式掷弹筒。6门九二步炮+4门37mm平射炮+4门联队山炮。

1）步兵连排级（步枪，轻重机枪，掷弹筒）火力，国军师和日军联队步枪火力均为1，机枪（自动武器）火力国军比日军高出50%以上，但是曲射火力方面国军一个师大约不超过90门掷弹筒，仅为日军110门的81%，且性能远较日军手中的重掷弹筒低劣，差不多1门八九式=2门民二七式，因此国军连排级曲射火力烈度大约只到日军的40%。

日军的步兵基础火力是非常偏重于掷弹筒的，密度甚至超过一般列强军队的配置，因此如果我们以日军上述三种火力1：1：2来算，国军就是1：1.5：0.8，大约为日军一个联队的82.5%；

2）步兵营团级火炮支援，参照前面比重，日军6九二步炮=6x1.5=9，4平射炮=4x1.5=6， 4联队炮=4x3=12，一共是27。国军一个师18门八一迫炮=18，如果能满编一个战防炮连4门平射炮=4x1.5=6，一共是24，约为日军88.9%；

3）师团级压制火炮（主要是75mm以上），这个差距异常悬殊，国军最多有大约4门山野炮=4x3=12，而日军9门野炮=3x9=27，一门十榴火力计6（炮弹重量大约是山野炮的2倍多）就是3x6=18，国军约为日军的26.7%。

把上述三种火力的加权系数分为40%：30%：30%来通算的话，国军一个师外加军直属的炮兵连一个，火力不过日军1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大队的68%，基本不具备与后者正面对决的实力。

如果是5个上述的国军师齐上围殴一个日军师团，火力是68%x5=338%，略高于日军三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但是一个日军师团下面还有一个搜索联队或骑兵联队的机动兵力，装备十余挺轻机枪和掷弹筒，4挺重机枪，甚至平射炮等装备，如果是搜索联队的话，还下辖一个轻装甲车中队。另外其他辎重、工兵、炮兵联队、师团通信队下面还有1500-2000名可作为补充的步枪兵。以此计算，5个国军主力师即使不考量软实力和人员素质，也是几乎很难打过一个中等水平的日军野战师团的。

而日军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原先作为常设挽马师团的第3，第5，第6师团等部队仍然滞留中国作战。这些精锐部队仍暂时保持着四单位制的建制。根据《十六令》的要求，它们的步兵和炮兵力量都被悉数强化，一个步兵联队下面增加12挺重机枪，6门九七式20mm自动炮等装备。考虑到日军105mm榴弹炮属于精锐装备，《十六令》上要求这些师团配备的24门75mm炮+24门十榴未必到位，但即便参照开战之初36门野炮+12门榴炮的配置来算，国军上述一个师的火力大致也只到这种精锐加强联队+1炮兵大队的62%。

——再加上此种师团下辖的辎重联队、工兵联队等不仅装备数量较为充足的三八式骑枪用于自卫，还各配备有数挺轻机枪，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期国军就出现过数日围攻不下日军第三师团辎重联队，被对方步兵救出的记录。且所辖的搜索/骑兵联队也较一般的三单位制师团规模更大，装备精良，七八个国军主力师围攻打不过这样的一个日军师团，也就绝不是咄咄怪事了。

更何况上述还只是“唯武器论”，考虑到国军糟糕的人员训练、武器维护水平和战斗素养、长官克扣物资中饱私囊、指挥不力等诸多“软实力”因素，蒋介石“我合十个师还几乎对付不了他一个师团”的哀叹，绝非无病呻吟而已。

日本是一个在准备战争和全面战争过程迅速发展的工业国，而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农业国，所以日本有时候装备就是中日战场上最适合的装备了，而国内纯粹的盲目引进，很多时候及时在部分装备有所先进，但是整体来看是全面落后的。我觉国府落后一方面可以看见是装备，工业能力，更多是战术，组织能力，后者对这场全面战争才是关键。

综合来看，部分工业化农业国不是全面工业化的国家的对手，但是你要真说，解放战争，1950，面对苏联，共和国的装备有多么先进，工业化程度有多么高也不可能，面对苏联远东集团军的时候国内最大的重工业区东北还在前3个月都不一定坚守住的，首都北京一年也存疑，但是共和国依然不会在强大不可一世的对手面前颤颤巍巍，凭借的是什么，还不是一个团结的共和国，一个庞大的人民军队体系，从南至北，深入每一片国土的忠诚和勇气，这里有世界上最有毅力的士兵，是全世界最坚强的国民。

所以，很多地方是国府做的太差了，尤其是同时期有一个bug级的组织，它改变了中国人民定义，改变战争定义，改变了生理极限，改变一个5000年历史国度的色彩。

如果由于国府和日本的特殊感情和特殊情谊，即使1931前无法感知日本对中国野心（可能吗），那么1931年时，必然要面对日本这样的一个真正意义的强大对手了。虽然，6年光阴（日本进入全面战争尤其是要对抗英美这个阶段必须会付出大量的时间）短暂，但是1931年，世界还是一片经济危机，国内仍有大量的贵金属财富存在（参考白银法案）大量的战略资源（丝绸，钨矿，猪鬃等）存在，国内可以准备的各方面条件可以说还是很多的。共和国在半封锁的状态下，1949后被苏联和国民政府破坏严重的工业体系中恢复，建设农村，进行一五计划用了多长时间；红军从极为恶劣的抗日战争中成长也没有惧怕；解放火苗从1946年的全面弱势（长春轻易易手，延安被攻占）到1949年的滚滚洪流也没有付出多长时间，可以说凭借租界国土的牛皮癣，国内可以一直组织生产建设。

西南地区，湖南地区，陕西地区矿产资源也没有多么贫乏，武汉重庆的重工业基础依然是国内前列；基层士官的训练也可以培养（国府在淞沪狂赌国际支持之后什么恢复多久）；国民支持整合也可以进行（国府是有天然大义的）等等；没有坦克，反坦克战术是可以学习的；没有优势空军，夜袭和基层部队组织能力更需要重视；没有海军，沿海地区的组织反击能力和水雷鱼雷艇内河作战能力都可以进行准备；没有毒气生化武器，就需要组织基层军官的教育等等，中共1949后是敢在没海军，没空军，没真正反坦克能力，没有登陆舰队等后方没有持续支持的状况下打岛屿攻防的，打沿海作战的，凭借不就是强大的步兵战术组织能力，优秀的作战嗅觉等等。

全面战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对决，历史告诉了我们无论之前可以多么灰不溜秋的狼狈，只要不断取得突破，胜利会来的更加猛烈的。全面的防御是给不了士兵们信心的，没有什么样的军队能在持续不断的攻击中不出现崩溃，只有不断利用或小或大的反击去撕扯敌人，提高组织能力，积累反击的力量才能给一场战争中国民和士兵胜利希望，当力量强大到改变双方优势对比的时候，滚滚洪流会让天地变色。

战争不是消耗，即使有美苏支援，日本陆军也不是落后的中国能媲美的，何况中国最富裕的土地东北江浙广东已经沦陷，用内地地区饥寒碌碌的百姓的口粮去消耗，是何等的悲叹。只有通过不断的组织国民生产建设，组织基层士兵，用胜利去联系盟友提供有意义的支援，去胜利和思想去填充国民灰色的世界和士兵疲乏的身体，用从上至下的坚毅去铸造大国的尊严，这比去国民的未来去换取条约中大国重要多了，中国是天生的大国，只要万众一心（万众一心不是单纯用许诺来构建的，只有通过解放思想身体，科学填充无知，知识填充大脑，胜利填充未来，愤怒构建力量等才构建一个团结的群体），国民能够让世界尊重。

破旧的草鞋，灰色的被服，老旧的装备，稀少的炮兵，瘦弱的身躯，没有足够的汽车，没有装甲，没有空军，没有海军，1937年，11年后，一只这样的部队化作滚滚洪流，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千年的色彩；13年后，一只这样的部队去往北国冰封，用黑夜里的嘹亮的口号改变了世界对远东的看法；25年后，一个时间差，完成了世界屋脊上的传奇；30年后，一个响亮的宣言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50年后，用解放思想的口号，去彻底改变工农业落后的祖国；60年后，依旧敢用单薄的身躯保护背后的群众；

坦克之耻豆战车，在中国战场上是真正的钢铁巨兽，比虎王在欧洲更加刀枪不入。。。。。

坦克下限97式中战车，在中国战场是超越鼠爷的终极大杀器。。。

能打动94式豆战车的火炮，需要战区司令批准才能调动。能打动97式中战车的火炮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不仅需要老蒋亲自签字才能动用，也绝不可能用于直瞄。。。。

下面这段笑话，放到中国战场是实话:

————94式牵引车，重3.5吨，射速350发，穿甲爆破燃燃瞬间完成，是战车中的豪杰。。。。

“国家假装关心我们，我们假装保卫国家。”枪、炮方面的写的已经很多，本文来看看其他方向。

装备差距大，既是工业国碾压农业国的客观事实，同时也是因为我国抗战组织领导不力，主观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差距，或者说本可以弥补的差距。

ps：该回答已经视频化，请移步我的b站号【TomCat团座的个人空间-哔哩哔哩】 https://b23.tv/x84qo7I

1.鞋袜问题。正面战场的中国官兵排长以下都需要自己打草鞋，更别说袜子了。而军人没有正常鞋袜，可不只是军容问题，更致命的是对行军能力会巨大的不利影响。

现代社会对于草鞋、布鞋的缺点很少有体会——但长期穿草鞋会导致扁平足，使人失去长距离行走的能力。直到今天解放军的征兵身体条件中，一个极其严格的身体指标，就是应征青年应“非扁平足”。另外，新草鞋会把足部打出很多条形伤口，导致反复感染，长期穿草鞋工作和作战会严重威胁士兵身体健康。
2.伙食问题。抗战时期大部分时间里，国府主力部队的伙食标准是相当于每人每天24两未脱壳小米的粮食，自行脱壳。而这24两未脱壳小米不光是士兵的食物，还是部队各级军官的主要收入来源和办公经费来源，加上原粮脱壳的损失率大约40％，每个士兵每天获得的主食当然就不足了。

同时由于极度缺乏食用油和肉类，使得正面战场部队绝大部分士兵处于严重的营养不良状态。

而侵华日军在战争前期和中期，依靠在占领区的残酷压榨，一直有比较稳定和高水平的食品供应。日军战前的伙食供应标准，是每天870克精米（相当于1.5公斤未脱壳原粮，相当于国民政府所属部队主食标准的1.6倍），或与之热量相等的面包、饼干、压缩干粮、精谷物。除主食外，还有熏肉、鸡蛋、盐渍或糠渍酱菜。为保证盐摄入，每天还有150克味增或者0.08升盐或调味汁。

同时，肉食供应还可以定期“现地调达”，也就是抢。所以黑白电影里面鬼子进村抢鸡鸭的镜头，绝对不是什么艺术加工。

不过嘛，等八路军、新四军扛过了1941-1942的大扫荡，在敌后农村占据优势后，侵华日军伙食标准也就很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也开始品尝到了吃不饱的滋味。

3.运输能力。中日双方的运输都主要靠非机械化运输工具，如大车。但大车之间有巨大的差别，大车相关的轴承，滚珠，都只有在正经的钢铁厂内才能生产。

根据建国后的养马学教材，工业化生产的、使用滚珠轴承的胶轮大车，在良好土路上的阻力系数为0.013，一匹挽力为450千克的蒙古马可以拉动一部全重3470千克的胶轮大车。而中国式手工打造的木质载货车，阻力系数在同样条件下为0.065，足足是胶轮车的五倍，同样的挽力只能拉一部700千克的马车。

蒋记的民国，连代表性的上海滩人力黄包车队，都是靠日本工业提供的轴承、滚珠才能维持，更不用论对农业生产和军队至关重要的马车了。而当时，大后方的钢铁厂，却因为兵工生产订单减少而不断破产，好不容易攒出来的官营钢铁厂，也是有了产能，没有订单，民营钢铁厂更是大批减少。

说到这里，真不知道民国粉天天吹黄金时代、黄金十年有啥意思。

运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马政。侵华日军长期在大陆运作300～400万匹战马，其中大部分为运输拖曳用的重型马，而仍拥有西北、新疆等产马区的国民政府，其军马采购部门在抗战期间总共采购军马仅十万匹左右，而且大部分为劣马。

那么以上这些问题，是否受限于国力而无法解决呢？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拿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鞋袜工作为例：

在敌后坚持的中共军队非常重视鞋袜工作，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妇救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妇女纳鞋底。

因此，抗战期间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大部分部队都保证了每个士兵有充足的鞋袜：一年7双布鞋。

条件更好的部队如新四军二师还会多发1双胶鞋。另外，战时急行军时还会动员民工在行军沿线设点，临时为士兵更换穿坏的布鞋。

蒋政权作为抗战时期全国公认的盟主，掌握着未沦陷地区大部分资源和人力，只要当政者稍有人心，断然不至于让自己的战士穿着草鞋上战场，可以比共军轻松百倍的解决鞋袜的问题。
可惜，人家国民党不想解决。抗战期间从福建征集壮丁到贵州，一路走下来，喝路边脏水，无伙食供应，无宿营安排，重病员直接活埋，存活率不到十分之一，进了新兵训练营，实弹打靶时必须由老兵架起机枪监视，以免拿到枪弹的新兵报复上官。相比之下，巴丹死亡行军的存活率要比蒋军壮丁高7.5倍，苏联西伯利亚战俘营存活率比之高6倍，苏联战俘在德国集中营里的存活率比之高5倍。

对于一个买办政权来说，农民的儿子比臭虫还不如。

有这种王八蛋政权，蒋军及其旁系在和中共的摩擦以及解放战争中，降兵如潮，降将如毛，一点也不难理解。

没办法，不这样，连活得像个人都做不到。
参考资料:腾讯历史、《国民革命军史(抗日御侮)》、《美国对华情报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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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tori-77 网友的相关建议: 
      

提名1919席卷美国的猩红之夏。

图示是一名被处以私刑的黑人，他的尸体正在歧视的火焰中毕剥作响。

迫害黑人似乎并不那么残暴，但是这是发生在黑人解放后将近六十年之后的全国性迫害热潮。其残暴不仅仅在于对黑人的残暴迫害，更是对民主，对法治，对平等，甚至对人理的残忍暴凌。所谓的政治精英与民主卫士，正是迫害的最大推手。

不知道美国有什么脸面去说民主与平等。

（给文章点赞时麻烦给这个回答也点个赞同吧，如果能点个关注就更好了。祝各位新春快乐。）

哦，还有美国人在瘟疫时期的鬼才操作

外加一个加拿大的

那些评论烦死了!之前因为评论还被知乎制裁了，现在评论区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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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dang-wei-jun-zhi-hua-49 网友的相关建议: 
      

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我只想说，秦某水这样的坏种，是现行法律对轻暴力人身侵害惩罚过轻，给惯出来的。

轻暴力人身侵害，即以屈服受害人为目的凌辱殴打，对受害人造成的人格凌辱、精神威胁，往往大于实际造成的人身伤害程度。而我们现行法律却是只以轻重伤确定后果，而忽视对施暴者侵害目的的惩罚与制裁。

所以，黑社会、流氓混子、校园霸凌等施暴者，都热衷于使用反复的轻暴力，来使被害者屁服。单次轻度殴打造不成入刑的伤害程度，但时不时反复频繁的这样侵害，对受害者及第三者心理的伤害威胁震慑，是远超于一次入刑的重伤害的，但现行法律对这种施暴者的惩罚是无力的。

秦某水说白了，就是利用这种法律空白的老手了。为什么为我们眼中小事就殴打老兵？就跟野兽圈地一样，他这类人在当地的威慑力，就是靠这种反复轻暴力建立起来的恶名，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恶名传扬下很多事不依靠再施暴就可以达到目的。比如收个保护费、吃个霸王餐之类。而这次会被惩罚，更多还是因为老兵年迈和酒醉失了手，如果是个经打的年轻人或者他没醉掌控好程度，大家想也想得到结果，他肯定不是第一次这样干了。

所以要避免悲剧的再发生，我一直呼吁应将反复轻暴力施暴者与偶尔发生的轻暴力行为分开，建立对单个施暴者反复施暴，或多个施暴者对单个受害者反复施暴的累计刑罚制度，加大对前者的惩罚力度，而不是等这种人失手打伤打死人，法律才作为。

老兵被害虽要重视，但非要到打死老兵才重视，不义已是海面下的冰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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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gang-22-29-29 网友的相关建议: 
      

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我只想说，秦某水这样的坏种，是现行法律对轻暴力人身侵害惩罚过轻，给惯出来的。

轻暴力人身侵害，即以屈服受害人为目的凌辱殴打，对受害人造成的人格凌辱、精神威胁，往往大于实际造成的人身伤害程度。而我们现行法律却是只以轻重伤确定后果，而忽视对施暴者侵害目的的惩罚与制裁。

所以，黑社会、流氓混子、校园霸凌等施暴者，都热衷于使用反复的轻暴力，来使被害者屁服。单次轻度殴打造不成入刑的伤害程度，但时不时反复频繁的这样侵害，对受害者及第三者心理的伤害威胁震慑，是远超于一次入刑的重伤害的，但现行法律对这种施暴者的惩罚是无力的。

秦某水说白了，就是利用这种法律空白的老手了。为什么为我们眼中小事就殴打老兵？就跟野兽圈地一样，他这类人在当地的威慑力，就是靠这种反复轻暴力建立起来的恶名，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恶名传扬下很多事不依靠再施暴就可以达到目的。比如收个保护费、吃个霸王餐之类。而这次会被惩罚，更多还是因为老兵年迈和酒醉失了手，如果是个经打的年轻人或者他没醉掌控好程度，大家想也想得到结果，他肯定不是第一次这样干了。

所以要避免悲剧的再发生，我一直呼吁应将反复轻暴力施暴者与偶尔发生的轻暴力行为分开，建立对单个施暴者反复施暴，或多个施暴者对单个受害者反复施暴的累计刑罚制度，加大对前者的惩罚力度，而不是等这种人失手打伤打死人，法律才作为。

老兵被害虽要重视，但非要到打死老兵才重视，不义已是海面下的冰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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