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电视剧《大明王朝 1566》？ 第1页

为什么这部历史剧好看？因为它揭示了一些官场的现实（古今通用），因为它塑造了一些真实有血肉的人物，因为它的戏剧冲突不狗血。这三个优点其实是一体的。比如嘉靖，你很难说他是个“好皇帝”还是“坏皇帝”，祖国文艺作品里必有的对人和事物的二元划分在此不起作用。但如果我们能站在他的角度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了。

嘉靖中后期崇信道术，无心理政，因而二十多年不上朝，把国事交给以严嵩父子为首的内阁。他对严党的贪腐肯定有所耳闻，只不过严嵩替他管了那么多事，适度的捞点好处就睁只眼闭只眼。那为什么不让海瑞这样既能管事又不贪腐的人来干呢？海瑞这个人，于古与今都是一朵奇葩，换句话说就是文艺作品里的xx党员。但嘉靖不是党员啊，自己也想从国库捞钱修宫殿不是。文武百官也不是党员，让海瑞凡事问大明律法不论人性的人管大事，大家是没法活下去的。这里就要说到大明律法和体制问题。古往今来中国的制度常是理想化的，即寄希望于官员的道德，而忽视官员的人性。比如剧中贪官郑必昌就说过，一省巡抚一年俸禄才158两白银，而巡抚的权力想要贪腐几十万两易如反掌。权力与待遇的巨大反差，世上除了海瑞没人把持得住。并且贪腐也不是天下最大的事，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则更加重要，所以严嵩的确是个合适的人选。

但这个国家毕竟是朱家的不是严家的，家天下的问题就是，整个官僚集团都是替皇帝打工的，自己利益为上，国家利益为次，这和皇帝是有利益冲突的。基于这个利益冲突，嘉靖也重用徐阶一派，意在制衡严党。对官僚集团的贪腐，既然无法制止，他就也想加进来捞一把。结果严党胃口太大，分给嘉靖的少了，嘉靖才终于怒了，打倒了严党。

这部电视剧好就好在它把这些关系演绎的淋漓尽致。陈宝国演的嘉靖无疑是个中核心人物，一个深谙权术，身居深宫又对上层官场洞若观火，同时自身也相当腐败的形象，虽然比历史上只求修道啥也不管的嘉靖有所拔高（尤其是最后一集一下子拔高的太厉害），但着实堪称一个十分有戏的人物。

第二生动的应该是严嵩，老奸巨猾的典型，表面文章做足，贪腐力求不留痕迹并且拿捏好皇帝的脾气，面对对手徐阶他也十分和气，因为他明白这是皇帝的制衡，挤走了徐阶还有别人。无奈严党尾大不掉，儿子飞扬跋扈，鄢懋卿之流贪污又没有节制，他一面要伺候好皇帝，一面又要给手下擦屁股，一把年纪了也透着无限无奈。

排位第三的应该是以吕芳为首的司礼监太监们。太监和大臣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没有家族和师门之类的靠山，他们的生死富贵全靠皇帝，他们能熬下去也要托高级太监的照顾。他们和皇帝的利益冲突比大臣们小，这也是历史上许多皇帝无比信任太监的原因。所谓的“司礼监批红”便是一个例子，本该皇帝审批的奏章，20多年不上朝的嘉靖更不会看，全交由太监代笔了。离皇帝最近也是最危险的，他们战战兢兢夹缝求存。

另外不能不提的还有胡宗宪。虽然本剧也把他洗白了一些，但这个人物仍不乏代表性。毁堤淹田一案，他一开始被蒙在鼓里，是个完全的受害者，但办案时为了国策大局，还是包庇了江南织造局和浙江的省级官员。主持抗倭时，“国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而胡宗宪是严嵩的人。当严嵩密令胡宗宪怠缓剿倭，弄成长期战事，这样就没人敢动严嵩时，胡宗宪从国家利益出发又断然无视了。与海瑞那样理想主义的直筒子清流相比，还是胡宗宪识大体懂人情会变通，这样的人虽没有海瑞那样义正词严，却是能真正在复杂的官场办实事的人。因为最懂官场又想做实事，他大概是剧中上下求索不得最危险最痛苦的一个人物。

而海瑞一家和李时珍之流我就看不过眼了，全一副党员脸，从他们身上看不到真实的人性。这也反映了本剧作为国产电视剧在历史观上的一个短板，即还是寄希望官员能以海瑞为榜样做无私的公仆，老百姓也是以摊上青天大老爷为福分，而并未探讨如何从人性本质出发，来改进这个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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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剧眼”，其实在第一集里就讲清楚了，这个话是从司礼监大太监吕芳嘴里讲出来的：文官有句话，做大事要三思：思危、思退、思变，武官有另一句话：置之死地而后生。但其实，整个剧在说的，都是思退。人人都知大明王朝命不久矣，城头变幻大王旗，但没有人想为王朝殉葬，所以大家都在找退路。

整个剧情是由“改稻为桑”起头的。就因为朝廷挥霍无度，官场贪墨横行，造成了国库的巨大亏空，于是内阁想出了一个法子——改稻为桑。

什么叫改稻为桑呢，就是让农民改插桑苗而非稻苗，因为桑可以织丝绸，可以卖到西洋去，能换更多钱。

听起来没什么大问题对不对，但改稻为桑的过程中，势必会兼并土地，兼并土地这个事情很多国家都干过，就是跟明朝差不多同时，英国也在进行圈地运动，逼得农民舍弃土地从事手工业。但明朝的尴尬处在于，它是要坚持重农抑商的国策不动摇的，农民没了土地，也不怂恿他们去做织工，还是当农民，只是当了佃农，佃农的收入，是六成归大户，四成给自己。

这个横向对比很有趣。

吕芳给自己找的退路是冯保，冯保是电视剧里出现的第一个主要人物，一群小太监们发现下雪了，都嚷起来，冯保让他们闭嘴，自己去跟皇上报喜邀功。这个事情本身是逾制的，侧面反映了这个人的野心勃勃。吕芳让他在雪里跪了几个时辰后，派他去了裕王府，做了新出生世子的大伴，他说，有朝一日，干爹说不定还要你救呢。

嘉靖就裕王这么一个儿子，但因为长期修仙，亲情淡薄，儿子也不大见得着他，所以裕王是被冷遇的状态。但吕芳知道，冷归冷，儿子还是儿子，将来只能传位给他，一朝天子一朝奴才，他离当今皇帝太近了，难免会成为新皇帝的忌惮，他需要在裕王身边安插亲近的人，来保全自己的晚年。吕芳的手是伸得很长的，一伸，伸到世子也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身上去了，可见他思虑很远。皇帝信任太监这个事情，看起来荒诞，其实也很合理，他能信谁呢，满朝文武都有自己的家，而小皇子们归根到底，是跟太监们一个家的，是太监在伺候、陪伴、讨好他们。人都是有感情需求的，对皇帝来说，兄弟不可信，臣子须得防，只有这些太监，因为能力有限（至少起初看起来是这样的），倒是能交付一些私事。

嘉靖是个聪明人。太聪明了，不然怎么可能二十年不上朝，还把朝野大小事一手掌握，你说他不励精图治，可是，说到底要励精图治干嘛呢？兴还是衰，还不就是后世史官笔下的几行字，只要不做亡国之君，那就混得过去就行。我看大明王朝的时候，最惊心动魄的一句是海瑞说的，他说要“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于饥寒”，你看，做尧舜很简单的，只要不饿死人就行了。中国古代的治国之道就在于，要让百姓吃得饱饭，但是又不能太饱——吃不饱又造反，吃得太饱，就要生事，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因为农民每天忙着一亩三分地，没空想别的，最本分。嘉靖知道吕芳的手，伸得有点长了，所以要打发他去南京守陵，不能让吕芳冯保这一对干父子，联手把持朝政，但这种打发也是一种体恤，新旧交替，必有混乱，他不想吕芳搅进去，给了他一个平安的归宿。

嘉靖会起用陈洪也是这个道理。吕芳和内阁裕王严嵩都有交情，他甚至可以瞒着嘉靖去跟徐阶严嵩见面，讨论如何处置郑泌昌何茂才的供词，一方面这个对嘉靖来说是种不安全因素——他分权，就是为了大权独掌，你们现在三方要联手了，那怎么行；另一方面，有交情就意味着办事有掣肘，而嘉靖决定要人事大变动，只能由更年轻，更凶狠，更无所忌惮的陈洪来办。

严嵩给自己的安排退路是胡宗宪。他跟严世藩说，首辅的位置二十年不倒，靠的是会用人，比如胡宗宪。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胡宗宪又是他的门生，那朝廷投鼠忌器，很难动他——查了严嵩，查不查胡宗宪，胡宗宪要是查了，东南的仗谁去打？闲扯一句，胡宗宪跟严嵩的师生情，其实挺动人的，严嵩称病在家晒书，镜头里扫过的好多书，都是胡宗宪抄的。胡宗宪暑天去见皇帝，饿得站不稳，皇上只给了一碗莲子羹，还要他站着喝完，晚上按照皇上的意思去试探严嵩，严嵩说，是汝贞吗，人来了就好。问他吃饭了吗，没吃，那现在做也来不及了，晚上剩下的饭菜热一热吃吧。

他看着胡宗宪说，白头师弟，见一面也难了。这话不是违心之论。

大伪之人的真话，最收买人心啊。

你是胡宗宪，你怎么想。大忠似伪，有时候“义”跟“不义”，都是舌根上嚼的，但眼前的饭菜是真的。

严嵩称病，严世藩被逐出内阁后，风雨飘摇，他让严世藩给胡宗宪写信，要他干嘛呢，要打几个胜仗，然后休整，“倭寇不可不剿，不可全剿”，非得让朝廷意识到你的价值，继续仰赖你，这样才能保命。飞鸟尽，良弓藏，要想一直“有用”，就得缓着点用力气。

这都是上面的人，上面的人才能有退路，下面的人，就只能卖命。杨金水知道这个道理，他没有退路，他是吕芳派到浙江的一条狗，他要尽力做到不给吕芳添麻烦，不能等上面救，只能自救，所以他选择了装疯。演技精湛，直到吕芳说，不用装了，没人能害咱们了，他才发出一声嘶吼，恢复正常。

这就是下面的人。他们想留，都留不了一手。

没有人想中兴这个王朝吗？也有。你看后来张居正，不就是搞了“万历中兴”吗，但他的结局是，死后被抄家，差点被鞭尸，儿子被发配边疆。神童出身，走得太顺了，刀锋太利，不懂得“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所以死了，还被皇帝恨得牙痒痒。

大明王朝的无奈在于，这群非常聪明的人，他们可以选择举荐哪一个，罢免哪一个，但他们选择不了皇帝。嘉靖跟裕王（也就是后来的隆庆），一个天威难测，一个软弱无能，一个玩弄大臣于股掌，一个全靠臣子们撑着，都不是理想中的君主，但谁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呢？历史上只是短短的一个年号，但对他们来说，就是一辈子。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的英文名，叫《The Wasted Time》，其实这名字用在这里也恰当，非常聪明的一群人啊，有的是科举神童，有的是苦熬上来的太监，有人公忠体国，有人会察言观色，但这么群人，就是只能陪着不上朝的皇帝，或者没主意的太子，眼巴巴地把这个游戏玩下去。

剧里有一处很好玩的细节，就是郑泌昌和何茂才逼着沈一石打着织造局的牌子去贱买百姓田地，织造局是宫里的差事，秉的是圣意，于是这事就成了，皇帝要贱买百姓田地。嘉靖大怒，说，朕要真是这样的天子，天厌之。

这话说得，真是仁义啊。虽然他默许了浙江官府毁堤淹田，虽然他巴不得田地都贱卖了，早早完成要卖给西洋的五十万匹丝绸，虽然他真正会下决心扳倒严嵩，是因为发现自己的钱被他们吞了太多，虽然他可能是大明朝最无所谓百姓死活的人，但他还是一脸凛然地说，朕要真是这样的天子，天厌之。

跟《纸牌屋》里不同，大明王朝的这帮人，最常说的话，是“投鼠忌器”，真正的器，是皇帝，皇帝无论成不成器，大臣们都得照顾着他的面子，好事都得让给他来做，遇事都得自己顶上，这才是中国官场的为官之道，精髓是让皇帝感觉良好。嘉靖在《大明王朝》里的第一句台词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是皇帝跟大家客气呢，一旦下了雪刮了风，大臣们都要一致说，“是皇上求下来的”。

说实话，明代官员贪腐，真是有点不得已的。明太祖朱元璋，穷苦出身，最恨元朝官吏搜刮，所以在制定俸禄的时候，非常刻薄，你看不贪的海瑞连买个肉都是大新闻。就算你清高，你能忍住，那你上司要打点，下属要有钱才差事得动，这些钱，你究竟花还是不花？历史上真实的胡宗宪，就是个打点官场的好手，《明史》说他“所侵官帑、敛富人财物也不赀”，给事中罗嘉宾、御史庞尚鹏“上宗宪侵帑(音唐)状，计三万三千”。这些钱未必全进了他的口袋，剿倭需要钱，前方将士要重饷才肯拼命，朝廷里又要花钱才能让他安心，读南宋史的时候，印象很深的就是台湾老师跟我们说，南宋朝廷的支配力度很有限，整个社会就是花钱办事。其实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的。所以尽管明朝对官员贪腐处罚很严，贪三十两就要剥皮，大臣们还是前赴后继，一个个地贪。

《大明王朝》讲的不是真实的历史，它说的是精妙的人性。不合理的制度底下，最多野蛮生长一个海瑞，不可能大批出现贤臣良将的。明太祖说，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事实上，他给了免死金牌的那些，基本都死得很惨。大臣们朝不保夕，顾虑最多的，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至于天下苍生，那是行有余力以后的事情了。为什么要党争，因为只有党争赢了，这位置才坐得稳，不然总像是跟人家借的椅子。而明代的党争之惨烈，这部剧里也反映得很明显了，严世藩想填补财政窟窿，不惜毁堤淹田，伤天害理，也要改稻为桑，而太子党也不单纯，他们就想浙江闹大，找到破绽来攻击严党，至于死多少人，其实都是数字了，这个数字还没有财政数目来得让他们触目惊心。

遗憾的是，真实历史里，这些人都少有好下场，包括胡宗宪。沈一石在被抄家时写信说，“我俟诸公锒铛于九泉”，这话说准了。那么多聪明人，富贵没能传万代，所能料想的最好结局，也无非是告老还乡，将万字平戎策，换成东家种树书。

能换成的，也只是寥寥。

重返《大明王朝1566》

宗城/人文社编辑

家国

直到现在，很多人仍记得腊月的第一场雪，对于中国历史剧作者而言，腊月的第一场雪，别有一层意味。就是在腊月的第一场雪中，伴随着紫禁城的欢声笑语，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拉开帷幕。冯保、吕芳、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嘉靖、裕王、海瑞，他们渐次登场，一个个历史人物，在虚构的世界中重演真实。那时很少有人想到，这样一部“枯燥”“乏味”“冗长”的作品，会成为中国历史剧的代表作，而它的出现与惨淡收场，标志着一个历史剧黄金时代的离去。

大雪是《大明王朝1566》的隐喻。第一集，钦天监监正周云逸被宦官杖杀，而冬季的雪迟迟未至，笃信祥瑞的人们担心这是国运下行的征兆；第三十二集，旁白道：“今天真是严党的好日子。冬至瑞雪，鄢懋卿南巡的白银进京了。”但见严世蕃款款出迎，面有喜色，直叹好雪，此时的他许是不知道，这凛冬的鹅毛大雪，就是上天为他亲自准备的孝衣；到了结局，又是一场雪，嘉靖驾崩，海瑞出狱，纷纷大雪衬得大明王朝如履薄冰，又隐现希望。

皑皑白雪，引出矛盾。《大明王朝1566》聚焦的矛盾，首先是“银子不够”。纵观张黎、刘和平参与的历史剧，国库亏空往往都是事件发生的引子。《雍正王朝》，黄河发大水，国库缺钱，于是有了四阿哥筹钱救灾，冷面王催逼各大臣；《走向共和》，慈禧太后要修园子，北洋水师要军费，于是有了李鸿章扩大卖官鬻爵、翁同龢克扣军费开支；到了《大明王朝》，皇帝要修宫室，沿海有倭患，北方有鞑子，都需要钱，但国库缺钱。于是有了“改稻为桑”。

为什么张黎、刘和平那么喜欢用钱做文章？盖因钱是中国人的心头宝，也是中国人头上的一把刀，谈钱筹钱，最见得人情关系的复杂，也最见得不同政治集团的扯皮。徐阶老家有万亩良田，他口口声声耽君父之忧，但国家缺钱了，他却是清流模样，舍得砍下层文官的钱，不舍得动自家的肥肉。同理，严嵩一家富得流油，党羽鄢懋卿、罗龙文等人霸占朝廷的肥缺，但国库亏空，他们的法子，是借君父之名，苦一苦百姓。在此，无论清流浊流，都各怀鬼胎。他们已经是固化的大官僚，背后牵扯着庞大的地主阶层利益，成为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维护本阶层利益。所以，即便像徐阶这样的开明官僚，也有这虚伪的一面。支撑徐阶的，是他在江浙地区巨大的家族力量和士大夫动员能力，江浙地区，恰恰是明代钱粮重地，帝国的经济命脉。支撑严嵩的，则是皇帝的信任，以及他庞大的“门生故吏”集团，浙江的胡宗宪，就是其中一员。朝廷要倚靠胡宗宪驱逐倭寇，要通过严党的人维持各部门正常运作，所以，在皇帝忍无可忍之前，仅凭清流之死，断断无法动摇严党。

那么，严党最后是如何倒台的呢？因为他们贪欲太甚，惹怒了嘉靖。

浙江贪墨一案，嘉靖姑息严嵩父子，只问罪郑必昌、何茂才等小人物，因为当时国库库存岌岌可危，且文官阶层，不少是严党的人。如时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所说：“那些管盐的衙门，都是严阁老、小阁老（严世蕃）的人，钱，被他们一层一层的都贪了。上下其手，铁板一块。派人去查，那是一两也查不出来，可只要鄢懋卿去了，他们都会乖乖地献出来。说句伤心的话，大明朝国库的钥匙，一半都捏在他们手里。朝廷要用钱，这道门，只有他们才能打开。”

可严党不但不加收敛，反而日益猖獗，在严党官员鄢懋卿巡盐一事中，吕芳告诉嘉靖，锦衣卫朱七等人一直跟着鄢懋卿的船队，发现鄢懋卿在把银子押回京师以前，还有三条船，这三条船，满载着私藏的两百多万两，一条，驶往江西分宜，严嵩的老家；一条，驶往丰城，鄢懋卿自己的家；还有一条，一个月前装作商船，驶回了北京。欺君罔上，引得嘉靖愤怒：“鄢懋卿，冒青烟！......朕的钱！他们拿两百万，朕分一百万！还要朕感谢他们吗？”

于是，清流们斗了几十年的严党，嚣张跋扈盘根错节的严党，因为让皇帝忍无可忍，顷刻之间倒台了。

大明王朝1566年，如编剧刘和平所说：“家国不分、朝廷不分。具体来说，紫禁城乾清宫是分界处，乾清门以外是国，门以内是家；门以外是朝，门以内是廷。明朝皇帝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直接在‘廷’内、也就是在皇帝家里，将大臣杖毙。”家国关系是《大明王朝1566》的一个核心点，家有大家小家，小家即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各自的家庭，而大家，在皇权社会的背景下，即中央政权。皇权社会服膺于父权社会，因此在“家”这个共同体里，父是掌握最高权威的那一极。

“父亲—媳妇—儿子”，三者贯穿《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有趣的是，这种以父主导、三者并存的情形，在《大明王朝1566》中比比皆是。比如在朝廷之中，是皇帝—宦官—文官，皇帝是君父，宦官是认干爹的儿子，文官是媳妇。事实上，在正史的记载中，嘉靖朝的宦官中规中矩，并没有大的动静。我们听过魏忠贤、刘瑾，但很少听过嘉靖朝的宦官。刘和平之所以特意在故事中加重宦官的戏份，正是为了达成这种“三者并存”的状态，但三者并非互相制衡，而是以君父为主导，三者互动。《大明王朝1566》的宦官不像传统历史剧叙事般被妖魔化，他们未必个个都忠厚老实，但也绝非十恶不赦，他们的善是人性的善，他们的恶也是人性之恶，刘和平没有去刻意写极端的非人之恶，也更没有将这些恶强加于宦官头上。吕芳、杨金水、黄锦都体现了人性之善，他们本质上是皇帝的奴仆，但他们没有泯灭做人的本性。

而媳妇是这种权力结构中最受气的一方，却也是缓和家庭矛盾必不可少的一方。徐阶说：“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百兆生民，就像这一家的子女，皇上就是这一家的父祖。臣等便是中间的媳妇，凡事但按着媳妇的职分去做，能忍则忍，该瞒则瞒，尽力顾着两头。实在顾不了，便只好屈了子孙也不能屈了公婆。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可媳妇再能干，也只是裱糊匠，无法打破这一权力结构，家庭有难，媳妇可以缝补，难以挽回。

在剧中，罕见能打破这种僵局的是直臣海瑞。有明以来，官场上的群臣，日益看重清流与浊流之分。清流者，如《雍正王朝》之李绂，《大明王朝1566》之李清源等。若说海瑞，确是清流，但倘若将清流视如党派，海瑞又决然不是，天下皆知，他孤身一人，无党无派。正因如此，处理浙江贪墨案时，他对赵贞吉心有嫌隙，鄙其处事；李清源策动众御史上书弹劾内阁、通政使司及各部堂官时，他劝止王用汲；群臣共上贺表恭迎嘉靖时，他却备好棺材，呈上一纸《治安疏》。

《大明王朝1566》第二十九集，赵贞吉和海瑞的对峙，颇能反映海瑞的性格。且看台词：

海瑞听罢，正色道：“多谢赵中丞和谭大人的保举，但不知让我们出任知州后，还能为百姓、为朝廷做些什么？”

赵贞吉：“当务之急，是要为胡部堂前方抗倭筹集军需。秋后了，再苦一苦百姓，将今年的税赋，尤其是桑户的蚕丝税收上来。军国大事，百姓也能谅解。”

海瑞：“（突然大声说）那么多赃款不去查抄，还要再苦一苦百姓！（沉默片刻）赵中丞、谭大人，我海瑞这几个月来，作为你们的属下，多有不敬。今后，再也不会了。曹州知州我是绝对不会做的，淳安知县，今晚我就写辞呈。母老女幼，家里几亩薄田，我也该回去种些稻子了。”

读罢，我们想：是海瑞意气用事吗？是他成心要和上级赵贞吉对着干，为了保全自己的清名驳了人家的好意？

不。一直以来，从淳安知县，到审理郑必昌、何茂才，再到这一幕的愤而离去，海瑞都在坚持自己一以贯之的原则，也是刘和平为这一艺术形象赋予的最具恒久性的品质——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刘和平笔下的海瑞，同样和历史人物一样，有封建局限的一面，有君父思想，但不同的是，百姓的利益，成为比君父更上一层的行事准则，海瑞不是不顾全大局，他顾全的是百姓的大局。他愤怒官僚们利用大局的幌子，继续吃着百姓的人血馒头。群臣忙着党争，地方官包庇同侪，皇帝的面子，老师的面子，内阁、司礼监甚至王爷们的面子，每一个都凌驾于百姓之上。官僚们筹措军饷，没有法子，又继续盘剥百姓。海瑞恨自己无法改变这般局面，恨党争不休，盘剥不止，如果他妥协，顺赵贞吉和谭纶的人情，那就意味着，他默认了既定的规矩，他低头了。

但海瑞不会。他“严党要参，皇上要谏，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所以他敢说：“历来参劾严党者都因牵涉皇室反罹其祸。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严不敢直言天下之大弊，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天下大弊不革，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

朴人

海瑞是一个看似好演，实则难演的角色。

演员黄志忠曾回忆：扮演海瑞特别折磨人，这个角色是走在生死线边上的，最有代表性的一场戏就是结局的一段——海瑞在狱中先后得知嫂子、孩子、皇上的死讯，自己却被赦免了，这种叠加情绪稍微把握不好，就给人一种“用力过度”的感觉。黄志忠谈到那幕戏时说：

“这场戏什么时候拍，一定提前告诉我，给我准备出量来，这样的戏要死人的演完之后。确实演完之后我的心跳达到一百七八十下，很多瞬间细节的东西不是你想象出来的，你设计成演成那样，到时候有感而发，有一根线牵着你往那个地方走。心惊肉跳这个词我是知道的，自己的肉啪啪跳，浑身发麻，从头到脚浑身发麻。”

黄志忠在诠释海瑞时，他首先要做定位。黄志忠将过去的艺术作品对海瑞的诠释，区分为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是照民间形象去演的。而这一民间形象最难处理的一点，是你要将他演得像个“人”，但又要在他身上体现一种超越的气质，一种让观众深深信服海瑞确实可以作为精神榜样的气质。

这样一个精神榜样，首先是孤独的。《大明王朝1566》前，刘和平曾执笔《雍正王朝》的剧本，“雍正”在剧中，同样是一个被孤独感缠绕的形象。海瑞与雍正，一个是自下而上，一个是自上而下，“一个是最高道德境界上的孤独者，一个是最高权威境界上的孤独者”。

刘和平塑造的文学形象“海瑞”，是君本、民本思想的叠加，代表中国传统中最淳朴的一种诉求，且愚且智，就连对其有所嫌隙的清流之士——泰州大儒赵贞吉，也感慨他是周公孔子所推崇之“朴人”。剧中的海瑞，就像大明朝的堂·吉诃德，他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燃烧着和堂·吉诃德相同的巨大激情；他一心一意为外人眼中荒诞不经的事奋身而战；他要用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去反对现实生活中自己看不顺眼的一切。吉诃德是孤独的，海瑞也将坦然接受孤独的境地。

“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

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

孤独的海瑞，既是清官，也是一个大孝子，但他往往要面临忠孝矛盾下的选择。

《大明王朝1566》有这么一处情节：离过年只剩三天，每个官员却只能两斗米两升胡椒十吊铜钱过年。群情激愤，负责发放钱米的海瑞也无能为力，国子监司业李清源领着百官大闹了广盈库，直闹到户部，人人喊苦。李清源不知，眼前肃然不语的海瑞，日子清苦更甚。他的妻子怀孕不到三个月，他只得将母亲织的布拿到街上贩卖。再过不久，当他前往大兴赈灾，在他眼前的，将是茫茫大雪，满地的饿殍。两京一十三省，多处遭灾，又遭贪墨之人层层盘剥，百姓的日子，一如凛冬般寒冷。

“不能谋万世者不能谋一时，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隅。”海瑞有他自己的考虑。他知道，今时今日的局面，根源并不在内阁，找内阁的麻烦，无济于事。海瑞想要雷霆万钧，从病根入手，但他又不是全然无所顾忌之人，他的命，他的名，可以是身外之物，可他的老母亲，和妻子三个月的身孕，却是他心头的羁绊。最终，海瑞的选择是——借机让老母亲和妻子离开京师，将身后事托付给好友王用汲，而自己写下“天下第一疏”，在家早早备好棺材。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满朝文武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海笔架的执拗。海瑞认死理，贪官墨吏忌惮他，清流也不和他对路。处理浙江贪墨案时，他对徐阶的门生赵贞吉心有嫌隙，鄙其处事；清流李清源策动众御史上书弹劾内阁、通政使司及各部堂官时，他劝止王用汲，莫和他们瞎掺和；群臣共上贺表恭迎嘉靖时，他却备好棺材，呈上一纸《治安疏》。

海瑞的信念被给予精神上的肯定。朝堂上，别人会说他愚，说他急切，说他阎王爷面孔不讲情理，但很少人鄙夷他的初心。不过，这些无法缓解海瑞的苦闷，因为社稷污浊、文治不张、法度不严。

于一个人，真正的大悲哀，恐怕是彻头彻尾的不被理解。这样的人，要么是不合时宜的落伍者，要么是异想天开的超前者。前者，恐怕倾注心力也落得个愚古不化，后者，他所投入的事业不是一人一世所能完成。海瑞的幸福就在于，他也许不被重用，但被理解；他也许艰难前行，但不乏掌声。诚然，海瑞也曾经遭遇过改稻为桑案草草收场式的苦闷，终其一生大明朝的乌烟瘴气也并未消散，可就像罗曼-罗兰说的：“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海瑞更大的幸福就在于，他找到了自己愿意付诸热枕的事业，他确确实实地获取了类似信仰般的执念，这让他不必害怕沉沦堕落，让他有源源不断生活的勇气而敢于面对内在的敌人。 某种程度上，海瑞在世人眼里，已不仅仅是一个直臣，他仿佛被赋予精神象征似的意味。刨除时代局限造就的愚忠，他的正气、执着、廉洁、自律和赤诚，都是超脱时代的精神。一个人显露这种精神容易，不容易的是坚持一生。

只可惜，就像刘和平说的：“万历十五年，这个榜样终于死了。北京所有的官员集体写祭文哀悼他，南京所有的官员写祭文哀悼他，皇帝亲自写祭文哀悼他。这些祭文哀悼的不是一个人的故去，而是一种精神象征的陨灭。”

棋子

海瑞成为道德模范是他的幸运，从他的初衷而言却也是他的不幸。道德模范被人敬仰，却无法被托付真正的重任，海瑞的破坏性也会因道德模范的标识而消解。而在剧中，有一个人与海瑞殊途同归，那就是胡宗宪。

《大明王朝1566》里的胡宗宪，比正史里的胡宗宪更有文臣气质。他是能臣，嘉靖说他老成谋国；他是媳妇，在一个家里充当润滑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最初也许同样有骑士梦，渴望像荆轲一样，为骑士理想而献身。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真正成为骑士的又有多少？留下来的，他们并非泯灭理想，而只是以另一种方式——一种看上去平庸苟且的方式，一点一点构建心中的理想国。

胡宗宪是一个主动皈依于世俗社会行事逻辑的理想者，他做事并非全为自己、为所属党派，他同样有对国家和百姓的关怀，这是他理想主义的地方。但是他做事不像海瑞，不是直捣黄龙、打破秩序，而是在固有秩序内迂回行驶，寻求渐进改良，尽管这种改良并没有制度保障，而只能靠个人的恻隐之心维持。

在中国，很多理想主义者不是像海瑞这样，海瑞很理想，但这种人注定少得可怜，那种为了自己心中的道奋不顾身的意志，那种真正发自内心相信自己的道的执念，很少人能坚持。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更可能像剧里的胡宗宪，“他就像个媳妇。上面有公婆要孝顺，中间有丈夫也得顾着，底下还有那么多儿女要操劳。辛苦命，两头不讨好。”

但是，老成谋国的胡宗宪，却依然输给了现实。在改稻为桑案中，当浙江淳安、建德两县被淹，数十万灾民无家可归，胡宗宪想办法筹措粮食赈济。他首先向户部请求调粮赈灾，可徐阶、高拱却一番搪塞，暗示其无粮可调。而张居正在裕王府私下议事时也说：“户部，是不能给他调粮的。能调，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给他调了。”理由是：“干脆让浙江乱起来，就当做我大明朝身上烂了一块肉，这块肉一烂，严党这个脓疮，就到了该挤的时候了。”

而当胡宗宪前往江苏借粮，赵贞吉作为他的好友，也只能这样答复：“一百船、两百船粮，江苏都拿得出，却不能借给浙江。是朝局不容我借给你。”且“两边的人都不愿意我借粮给你”。这两边，一边就是严党，他们毁堤淹田，为的就是逼农民把田地贱卖，好推动改稻为桑、土地兼并。而另一边，正是徐阶一派人，理由，张居正已经说得很清楚。严党、徐党，政见不同，却在某些方面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有趣的是，当严嵩倒台、徐阶升任内阁首辅后，他的儿子徐璠继任工部侍郎，负责给嘉靖修宫观的用度开支，而他的前任恰恰就是严世蕃。

可怜了胡宗宪东奔西走，换来一声长叹息。但是，他更深的悲剧还在后头。改稻为桑案的末尾，当沈一石自焚于府中，嘉靖授意让胡宗宪的徽商同乡接手沈一石的空壳子作坊，胡宗宪知道，徽商一时半会不可能拿出那么多丝绸，到那时，他们肯定会找自己求情，嘉靖一开始就算计好，要通过此事让胡宗宪入坑，便于日后查处。这个坑，胡宗宪爬不出去，嘉靖要查他，为的是给“倒严”铺路。

于是，只要东南平息倭患，飞鸟尽良弓藏，胡宗宪就成为棋盘上的弃子了。但他还是拒绝了严嵩的授意，决定平定倭患。这是剧中的胡宗宪难能可贵的一点，他信奉一句话——“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圣人教导我们：做事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

围城

“金儿，从这一刻起，你不用再装了。三年了，真是苦了你了。现在好了，咱们给太祖爷守灵去了，太祖爷也不会说话，也不会生气，没有人再算计咱们了。金儿，把头发，把脸，还有咱们这只有半条的身子，都洗干净了。从今往后，咱们爷儿俩干干净净的做人。”

这是《大明王朝1566》后半部的经典情节——一声呐喊，水花四溅，宦官杨金水奋力拍打着奔流。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如今天般宣泄自己的情绪。也许，这就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足足等了三年。

王劲松老师饰演的杨金水，可能是全剧最具复杂性的一个角色。我们能说，这位宦官坏透了，他阴鸷、狠毒，工于心计。在浙江贪墨案中，他盘剥沈一石，参与毁堤淹田，牵连胡宗宪，肆意贪污，目无法度。我们也能说，他坚韧、隐忍，令人同情。对主上忠贞不二，对朋友感激而愧疚，对芸娘，出于义，出于情，也颇有照顾。

杨金水曾说：“做太监，唯一的天，唯一的云彩就是在宫里，太监没家，宫里就是他们的家。”命运不由他，令他打小就是为主子尽忠的奴仆命。杨金水贪，多少银子流进他自己的腰包，又有多少银子，是为了满足以上面人的私欲。被逼绝路，他为何不一死了之，而选择装疯？真的只是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吗？需知道，他若一死，事情就会推到他身后的吕芳，觊觎司礼监头把交椅的陈洪，会不会借机攻讦？清流又会不会趁势弹劾？吕芳是杨金水的恩人，在杨金水眼里，他是父亲般的存在，杨金水不敢冒这个险。所以他不能死，他选择疯。他这一疯，江南织造局和内廷的线索也就断了大半，吕芳不会有事，司礼监安稳不变，宫里的体面也就保住了。

就像杨金水自己说的：“我不过是皇上，是老祖宗派到浙江来的一条狗，我得看好这个家！”他只有“半条身子”，很多时候，这“半条身子”还由不得自己。

杨金水是苦命之人，站在岸边的吕芳又何尝不是。侍奉君侧，如履薄冰，所谓的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可十步之内也分明有陈洪般虎视高位的狠角色。时时刻刻，他既要想着保自己，又要想着如何保杨金水，如何保冯保，如何为自己的“干儿子们”留后路。他留给冯保的“思危、思退、思变”，也是留给自己的警示。

知道有危险就躲开危险，叫思危；躲到人家都不再注意你的地方，叫思退；退下来就有机会，再慢慢看，慢慢想，以前哪里错了，往后该怎么改，叫思变”。 宦官就这样夹缝中求生存，在深宫中战战兢兢。可终究，他们不过是皇帝的家奴，是每天哈腰点头的忠犬，皇帝一句话，能让他们生；皇帝一句话，也能让他们死。

在《大明王朝1566》中，皇帝嘉靖的形象，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冯尔康先生总结道：“御下有方。”他既非圣君，也非昏君，其实就是个玩弄权术、贪谋私利但善于驾驭、大事不虚的主儿。这可以从一个人事任命看出：

严党垮台，嘉靖重用陈洪，逐步将其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同时贬斥吕芳，发配中都孝陵。

这个变动，嘉靖是有私心的。

两方面，一：陈洪挡唾沫。严党倾覆，替嘉靖遮风挡雨的墙瞬间倒了，压抑已久的清流势必群起，唾沫横飞，必须找一个狠角替自己转移仇恨。吕芳、黄锦是温和派，肯定不行。徐阶的威望镇不住百官，更不消说比徐阶位分低的高拱、张居正，唯有阴鸷狠辣的陈洪可担此任；

二：让吕芳安享晚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嘉靖真的是因为忌惮吕芳才贬斥他的吗？我看不然。吕芳是宦官中的老人，跟了嘉靖四十多年，吕芳是什么人，嘉靖能不清楚?嘉靖的心思，吕芳也是明的。嘉靖这个关头把吕芳发配守陵，是让他远离严党倾覆后清流的压力，以及帝位交替引发的政治斗争，使其安享晚年。所以吕芳庆幸，没有谁会再跟他过不去了。吕芳的结局，这时候以经定了。

表面上，吕芳被斗倒，冯保去了朝天观干苦力，陈洪高居司礼监掌印太监，正春风得意。但其实，他是注定悲惨也最没得回头的一位。他鞭笞百官，得罪了士大夫；他奉命领走冯保，得罪了裕王府；他暗斗吕芳，得罪了吕芳的干儿干孙。他这样的狠角，所有人都得罪个遍，其实就是嘉靖用来震慑百官、制衡权力的一根铁棍，但嘉靖对这根冷冰冰的铁棍是没有感情的。用完了就丢。嘉靖龙御归天之日，便是陈洪丧钟敲响之时。

天道

纵观全剧，嘉靖皇帝看似是最聪明绝顶也最具有权力的一个人，他玩弄大臣、满足私欲，甚至幻想修炼成仙，可最终，天子也熬不过命数！

该剧的结尾十分讽刺。大雪纷飞，嘉靖病危，裕王问父亲龙御归天后，自己可用何人，嘉靖先后说了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结果，嘉靖这位不争气的儿子问除此三人，还有何人可用，嘉靖叹息:“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在剧中，嘉靖自以为可以无为而治，凭借自己的御人之术平衡朝野、掌握全局，可个人死生虚诞，再有能耐，身后事又如何把握呢？对于儿子的问题，他又有什么办法？更何况，嘉靖生前看似睿智，却也会被严党的人私下耍弄，圣意反而成为他们中饱私囊的护身符。所以，嘉靖一人终归是治不了的，他的无为而治也只是皇帝的新衣。

一场大雪而起，一场大雪而终。大明王朝的问题看似有所好转，却如同一个轮回。而历史也告诉我们，隆万改革只是没有挽救大明王朝，只过了不到20年就半途而废。《大明王朝》里有很深的对天的敬畏，天不只是王侯将相们的信仰，也成为命运的象征。命运弄人，穹顶之下，更显个人渺小。

可以说，《大明王朝1566》是一部严肃的作品，却也能流露出浓郁的人情味，这种人情味超越政治立场、善恶忠奸、阶级隔阂，渗入到几乎每一个人物的骨髓。海瑞、嘉靖、严嵩、杨金水、沈一石、芸娘，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直臣、君主、士大夫、宦官、商人、歌女。司礼监值房里，吕芳对冯保说的“为官三思”；浙江总督署签押房，胡宗宪对谭纶的点拨；点点月光下，王用汲和海瑞的惺惺相惜；出皇城后，杨金水在水中的挥臂呐喊；还有严嵩倒台后在六必居的感慨、嘉靖雪夜里的若有所思......大明朝的日光之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交织在一起，就是天下。

如今，《大明王朝1566》与《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并列为国内三大历史政治剧，但是，当《雍正王朝》在电视荧幕循环往复，《大明王朝1566》却在一次别离后，于电视中销声匿迹；当《走向共和》在网络上被讨论地热火朝天，《大明王朝1566》却只能偶尔掀起浪花。如果将三部剧比作三座府邸，那《雍正王朝》毫无疑问，珠光宝气，宾客不绝；《走向共和》也名士荟萃，别有风流；而《大明王朝1566》则门庭冷落，令人叹息。

也许，这是只能有一次的作品，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和。《大明王朝1566》之后十年，历史剧出现了一个衰弱期，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拍出在政治思想深度上超越《大明王朝1566》的作品。这是历史剧的遗憾，但换个角度想，能够欣赏《大明王朝1566》，也是这一代人的幸运，这部作品从创作到拍摄，都付出了巨大的能量，每一个参加的人也都全情投入饰演杨金水的演员王劲松曾回忆：“剧组没有不通读剧本的人，甚至我们的部门，所有工作人员都对每一场要拍的都一清二楚。有个笑话，是某临时演员在现场紧张，可能是没见过这么认真的队伍，结果拍摄时老是忘记台词，站在他身边给他托板的灯光组师傅终于忍不住了，就用湖南话(湖南人不会普通话)给他提词，提的竟然一字不差。”

这么好的演员，这么好的氛围，交融在一起，才有《大明王朝1566》的成功，只可惜，就如同许多伟大的作品一样，它比时代多迈出了那么半步，所以受到了冷遇。王尔德说：“梦想家只能在月光下找到自己的路,他的惩罚是第一个看见黎明。”但总有一天，时间会给予他们最准确的评判。而这，也是《大明王朝1566》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