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为什么近代历次侵华战争都未能让中国彻底沦陷？ 第1页

题主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是帝国扩张的自身限制，二是10世纪以后中国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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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任何一个帝国不是为扩张而扩张的，扩张背后有其成本与受益的权衡。罗马人的军团无法深入日耳曼的丛林，蒙古人的骏马无法长驻牧草不生的境土。这并非他们没有远征的雄心，而是征服的收获无法弥补物流的成本。考虑一下征服后的统治：随时可能的叛乱和冲突需要不断补充驻军；为了吸收税收弥补驻军的投入，又需要投资更庞大的税务机构；要施行理性化的税收，又必须引入民政系统，而民政系统又需要受过相当教育的人才；从本地向遥远的领土投送行政人才意味着极高的人力资源成本，于是又必须在当地投资教育。这是一个黑洞。好不容易国家机器基本成型、本地精英初具规模的时候，他们又要求独立了。这真是帝国的悲剧啊——譬如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于双方都是一个百年的灾难。

因之，一个扩张帝国要考虑的问题，不是如何摧毁一个他的政权，而是如何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受益，并防止其他扩张帝国染指同样的收益。1937年以前，没有一个列强的侵华，是以让中国彻底沦陷为目的的。侵华战争只是辅助，核心是在中华既有的权力结构中寻找高效的合作者，最大化其在远东的利益。1937年全面侵华开始，这对于大日本帝国来说，本身就是大战略的失败。对中国的征服意味着无止尽的投入，却不能高效地输出日本所需要的资源、劳动力，更无法提供额外的市场。山本五十六反对入侵中国东北、反对全面侵华，并不是因为他对中华有任何意义上的好感，而是他理解近代帝国的内在逻辑，这并不是新一代陆军的少壮派所能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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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清廷虽然屡次遭受挫折，但始终可以维系其相当的权威。这本身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当然这未必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唐王朝遭受安史之乱，唐德宗又有奉天之辱，但中晚唐的文化世界中，皇权仍然具有相当的权威。我的理解，从长线程来看，以皇权为核心的国家权威在日常生活中有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某种意义上真正成为了信仰的基础。无论是乡试还是贞洁牌坊，个人乃至家族在社会中的被承认最终都是以国家权威为依托的。我总觉得，一个隋唐五代的天子首先是政府的首脑，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扮演他政府首脑的角色；明清的天子就是一尊神像，无论他上朝或不上朝，勤政或不勤政，天才或白痴，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他能做的很少，但他在那里，他就是一切价值的基础。中国没有皇帝了，就是“上帝死了”的时刻，一个人所做的一切，究竟由谁来承认，由谁赋予意义，这样的问题被重新开启。

Paul Jakov Smith在说宋元明转型的时候说到清帝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王朝。他成功地平衡着中国内地与内亚的关系，成功地扩大了地方士人的政治参与，也成功地使王朝的权威深入地方——而这些问题恰恰困扰着宋元明三朝。当然，清廷在面对人口压力、通货膨胀以及全球贸易时，显得极为笨拙。但我想，它并没有在1860年代的危机中瓦解；相反，他至少又延续了40年的统治。甚至，在1900年中央政府一度崩溃之后，它仍然能够在一定意义上恢复对地方的控制，推行一些保守者以为过于激进而激进者以为过于保守的改革。要之，在现代国家的意义上，清廷绝对不是一个高效的政府；但在中国的社会中，它起着特殊的维系作用。

贫弱，有时候也是护身符。

比如索马里，才死了几个人，美军就跑路了。

日本在当年入侵一个如此贫弱的国家，恰恰是精神失常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