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是怎么处理明朝皇室（王室）后裔及其他贵族的？ 第1页

明朝灭亡后，清朝开始了对明朝皇室的迫害，因此部分明朝宗室分别改姓为周姓、王姓、广姓、东姓、张姓、庄姓和严姓。清朝灭亡后，部分宗室后裔又改回了朱姓。

据白新良、赵秉忠《清兵入关与明朝宗室》一文统计，从顺治三年到顺治八年，先后擒斩的明朝宗室、其名号可稽者，仅郡王以上就有五十多人，对他们的家属，无论少长尽诛之，以此计算，总人数当在万人以上。

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对反抗者的镇压，因为这五十多人属于建号反清的“刺头”，“顺民”待遇又当如何呢？

顺治元年的《登极诏》中有如下宣示：“前朝宗室首倡投诚、先来投顺、赴京朝见者，仍给禄养，以昭朝廷兴继之意。”

仅仅一个月后，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烺误以为真，潜回外祖父嘉定伯周奎家，两天后即遭至亲告发。

清廷先是以内侍十人辨认，结果“十人一见齐跪曰，此真太子。”至此，太子真伪应以无疑，不料，清廷竟拉出在李自成入京时早已自杀的“袁贵妃”来辨认太子，结果就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刑部主事钱凤览、河南道御史赵开心等文官先后上疏指斥清廷无耻，反与真太子一同被下狱处死。

不仅如此，对于已经“先来投顺”的朱明亲藩，清廷也毫不吝惜用莫须有的手法肆行杀戮，如顺治三年五月，以“私匿印信”为借口，将鲁王、荆王、衡王世子等十一人处死；顺治五年，被俘的福王（弘光帝）和早已投降的周王、晋王、德王、潞王又一起被杀。

北京杀降人，地方也加紧搜捕，顺治四年四月，山西副使管按察使事娄惺伯就以“疏纵故明藩王”之罪弃市……

自此之后，“天潢贵胄，转徙流亡，无不改姓自晦”。

直到康熙四年，政权相对稳固后，方才晓谕全国，“如朱明宗族改易姓名隐藏逃避者，俱令回籍，各安生理，勿仍前疑惧。”

不过，对于崇祯的“朱三太子”、“朱四太子”，仍旧是有杀错无放过。

如康熙四十七年，崇祯第四子朱慈焕在山东汶上县被捕，时年七十五岁。

朱慈焕逃离北京后，为一前明王姓给事中收养，改名王士元，后来辗转浙江、山东以教授私塾为生。

被捕受审时，朱慈焕坦承身份，又说：

“吾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发皆白，乃不作反于三藩叛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且所谓谋反者，必占据城池，积草屯粮，招买军马，打造军器，吾曾有一此乎？”

清廷审结案件，一口咬定他是假冒，将朱慈焕与三子一孙一同处斩，家乡妻女六人闻讯自杀。

再看“圣君”康熙的理由：“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注意，他也认可此人是朱某，不是王某。

事实上，清廷对于明朝的藩王、皇子固然是杀之而后快，在政权相对稳固后，对于普通的朱明宗室则报之怀柔以至“满化”的策略。

如顺治十八年后，前来投诚的明奉国将军朱议滃、伪王朱璟涑、朱至濬、朱鼎瀇分别被授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乾隆元年定汉名“骑都尉”）或拖沙喇哈番（乾隆元年定汉名“云骑尉”）的八旗世爵，并赐给俸禄、人口、庄屯、器物，有得还会编入八旗，变成旗人。像朱怡镐并没有被杀，而是被清政府安置到了河南杞县。

到了雍正时期，为了表示清朝的仁政和大度。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清世宗命访求太祖支派后裔。次年（1724年）访得直隶正定府知府朱之琏，清政府宣称他是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朱桂后裔！不过这人似乎不是明朝皇室后裔，字辈与明朝皇室不符合，很可能是远支，但是是得到满清政府的官方认证。

满清政府加封朱之琏为一等侯，世袭，列五等之班，世世代代负责明陵的祭祀及管理事宜，其族内人丁也由镶白旗全部转入正白旗。不过他有祭祀明陵之命，但是清廷规定不服明服，不行明朔，不用明礼。每年春秋二祭，都有必须“呈明前往”，其实只相当于一个守墓人的身份，并不属于二王三恪。而且各代延恩侯每年支俸银610两，俸米305石，可见爵位极低。乾隆十四年（1749年），赠一等延恩侯，世袭。

他的子孙一直传承到清朝灭亡，第十二代一等延恩侯朱煜勋还在溥仪的流浪小朝廷里出没，自认大清忠臣。

到了袁世凯称帝时（1915年），还曾召见朱煜勋，并且邀请其参加揖让皇位之礼，以表示排满的意思。

在《世载堂杂忆》这本书当中，就记载：“第一次揖让对方，宜还政宣统。大总统接受政权，得之满清，由清廷直接让与，而非得之民国。今国民既不以共和为然，大总统宜还帝权于移交之人。但清室既废，天下决不谓然，是亦欲取姑与也。第二次揖让对方，宜择延恩侯朱煜勲，提出朱明后人，既合排满宗旨，又表大公无私态度。”

可没想到，这件事被朱煜勲一口回绝，严肃说到：我忠于大清，不干反清复明的勾当！

按照晚清规制，三品以下官员没有要紧事务，平日是不得面圣的。于是，溥仪压根就不想见朱煜勲。可在当时，一批外国人看热闹不嫌事大，就建议溥仪接见一下这位延恩侯，毕竟两个朝代的皇室坐在一起，还是很罕见的。

1924年9月7日，43岁的朱煜勋受到溥仪的传召，遵旨从东直门一条胡同的破宅子里，步行进入紫禁城与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见面。之所以步行，是因为他连坐黄包车的钱都没有。这个有2个孩子，房屋破烂，连官服都要向别人借的前朝后裔，给英国人庄士敦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礼貌、自尊。

1924年9月7日，大明王朝的最后子孙与大清王朝的最后继承人在紫禁城见面了。这一年延恩侯已经40多岁了，庄士敦记载他圆脸膛，身材魁梧，看上去憨厚老实，但显然文化程度不高。侯爷告诉庄士敦，他有两个小儿子，一个九岁，一个四岁。因为溥仪小朝廷津贴发放不及时，延恩侯已经彻底失掉“侯爷”的架子了。现在生活已经十分困窘，甚至连官服也早就卖了：“我外面穿戴的这套官服，是为这次谒见特地借来的。”他掀起长袍让庄士敦看他里面的破烂衣服，“我这套衣服今晚就得还给人家”。几日后，庄士敦派仆人给延恩侯送了些礼物，仆人回来汇报，说延恩侯家确实已经非常穷困，几间房子已经东倒西歪了。

在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寓居天津租界后，这位延恩侯还四处凑钱买了车票去探望“主子”……

正是这个有自尊的人、忠于清皇室的人，对于自己的“祖宗”极缺敬意。

1907年，著名教育家张相文游十三陵时，发现陵园十分残破，无人管理。樵夫告诉他，说有一个延恩侯负责祭扫，但这个人很不负责任。“草草将事，若儿戏然，疑非朱氏血胤也。”

或许张相文自此留了心，他在《南园丛稿》的《记朱侯》中记录了1919年他和两位好友对这位侯爷的拜访。

这位侯爷“年可三十余，状貌粗肥，面带酒肉气”。见礼寒暄之后，朱煜勋以为他们是民国政府派来的官员，立刻和他们讨论能不能把十三陵土地出租，让政府开辟成公园，他可以拿钱养家……

1929年，这位侯爷以“生计奇窘，无法维持”为由，“呈请国民政府格外抚恤，委以末职，俾维生计”。民国政府内政部经研究决定，取消其爵位，委以明陵保管委员之职。月薪50大洋，列入财政部预算。

孰料朱煜勋不但白拿钱不干活，又被控参与盗挖雀山妃坟墓地等事，有监守自盗之嫌。1933年10月民国政府下令撤销其职务，将明十三陵交由昌平县管理，陵区内设护陵警察所，抽陵户为护陵警察。

至此，明陵香火断绝，清廷设立的一等承恩侯这个“御用大花瓶”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他们自始至终都未被允许服明服色、行明正朔，用明朝礼节，简言之，清朝对他们适用“臣礼”而非“宾礼”，而这些早已“奴才化”的人们也对此甘之如饴，实在可悲、可鄙。

当然，清廷对明朝宗室的处断，在不少今人眼中并不奇怪，民间自有“斩草要除根”的说法，并诬以传统文化之名，却是自以为是了。

中国古代一直有“三恪二王后”的礼法，属于“宾礼”之一，即封前二代后裔为“二王后”，封前三代后裔称“三恪”。

这些前朝后裔，多数被特许服前朝服色、奉前朝宗庙祭祀，这条政治传统，自西汉至于南宋、金朝一直延续，就连五代的乱世都未抛弃。

如曹魏代汉后，魏文帝封汉献帝为山阳公，食邑一万户，立都城于浊鹿（在今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东北），不称臣，受诏不拜，可以天子仪仗祭祀宗庙，仍行汉朝正朔。山阳国传汉献帝之孙刘康，之后跨曹魏、西晋两代，直到永嘉之乱才告断绝。

更奇葩的是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奂，被晋武帝封为陈留王，58岁死后仍被谥为“元皇帝”，其封国曹姓后裔一直传承到南朝齐，传国214年。

跨越朝代最多的，则是隋朝的后裔，唐初废隋炀帝之孙杨侑为酅国公，行隋正朔，车骑服色，一依旧章，此后跨越唐代、武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等六朝，一直身居“三恪二王后”之列。

就连女真人建立的金朝，金熙宗也封辽天祚帝为豫王、宋徽宗为天水郡王、宋钦宗为天水郡公，与齐刘豫合称三恪。

这个规矩，坏在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封宋恭帝为“瀛国公”，使居于大都、上都。后徙乌思藏萨迦寺（今西藏萨迦县）为僧，翻译了佛经《百法明门论》、《因明入正理论》，后死于甘州（甘肃张掖）。

如果仅以“宾礼”来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似乎也没什么错误，就连对前朝皇室的那点礼仪优容，胸怀气度都不见了，只剩下小家子气的“斩草除根”，又岂是真正的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