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高宗时期的名将苏定方在太宗时期没有被重用？ 第1页

一支队伍“黄金一代”的替补、板凳、年轻球员，经常会在这批主力退役之后大放异彩，成为领军人物率队摘金夺银也说不定。熟悉体育的朋友都知道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是贞观时期的外战成绩不好吗？-打了的都赢了。

是天可汗应该发动更多的对外拓土战争，好让更多人有露脸机会吗？-从贞观后期的记载来看，已经有人认为频繁外战影响民生了。

是李世民只用自己人，故意疏远非嫡系将领吗？-但是像薛万彻、元礼臣这些真正的前东宫官员在贞观外战中都受到了重用。

而且从“及黑闼、雅贤死，定方归乡里；贞观初，为匡道府折冲”的记载来看，苏定方还是李世民从地方上给挖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呢？

嗯，非要找原因也不是不能找，毕竟年代久远，谁也不能肯定苏定方一点儿得罪李世民的事儿都没干过。

但大体上，就，国家队人满了，暂时还没注意到这个苗子吧。

（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高宗时期的苏定方一有机会还是证明了自己。）

《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认为苏定方在灭东突厥后不受重用的原因是他擅自在破敌后纵兵抢掠，但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是太牵强，苏定方在灭东突厥之战后，是受到了封赏加官的，看不出唐太宗有治他罪的意思。况且苏定方后来在灭百济时，曾经在未得到朝廷准许的情况下，屠泗沘城，城中壮者死亡殆尽，直接激化了黑齿常之等百济将领的反唐情绪，但唐朝朝廷也从来没有说因为这个就对苏定方有意见。

个人认为更可能的原因是苏定方本人的背景比较复杂，曾事于河北窦建德、刘黑闼、高雅贤，河北势力覆灭后归乡不仕。东突厥兵锋一度直逼渭水，对于唐朝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威胁，唐太宗在东突厥问题上，选将也会更加看重武将的能力，毕竟赶快解决东突厥问题比较急迫。灭东突厥后，虽然唐太宗还有继续消灭西突厥、高句丽、薛延陀的部署，但这些势力仅是边患，并不能威胁到唐朝的核心，威胁远不如东突厥大，唐太宗可能就不再倾向于起用政治履历复杂的苏定方。

苏定方，既非李唐开国功勋、元从功臣，又非秦王府幕僚、天策府旧臣。得不到重用是正常的。像魏征、王珪等人得到重用，是特殊的。

“非勋非旧”、“无汗马之劳”，中书令·岑文本曾经为此担忧。苏定方的情况，比岑还要复杂得多。

《旧唐书》：苏定方，冀州武邑人也。父邕，大业末，率乡闾数千人为本郡讨贼。定方骁悍多力，胆气绝伦，年十余岁，随父讨捕，先登陷阵。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领兵，破贼首张金称于郡南，手斩金称，又破杨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余里，杀获甚众，乡党赖之。后仕窦建德，建德将高雅贤甚爱之，养以为子。雅贤俄又为刘黑闼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战功。及黑闼、雅贤死，定方归乡里。

苏定方是夏王·窦建德将领——高雅贤的养子，刘黑闼的得力悍将，战功赫赫。

后来，高雅贤死于洺水之战，而秦王李世民，正是洺水之战的最高统帅。

也就是说，苏定方的义父之死，和太宗直接相关（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事后，李世民没有狠心斩杀潜在的隐患——苏定方，已经是了不起的心胸和气魄了。

岑文本的情况，比他简单很多，官至宰相，岑也有很深的顾虑。

《旧唐书•岑文本传》：俄拜中书令，归家有忧色，其母怪而问之，文本曰：“非勋非旧，滥荷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亲宾有来庆贺，辄曰：“今受吊，不受贺也。”又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关，畴昔之望，不过秘书郎、一县令耳。而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何得更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不久岑文本被封为中书令，回家后面带忧色，他的母亲很奇怪，问他，岑文本说：“我既非元勋又非先王旧臣，承受了朝廷过多的庞信和荣耀，责任重、官职高，这就是我的忧愁、恐惧和原因。”亲威朋友有来庆贺的，文本就说：“现在只接受哀悼、慰问，不接受庆贺。”

又有人劝他置产业，文本叹息说：“我南方一平民百姓，空手进京，当初的愿望，不过做个秘书郎、县令而已。没有战功，仅仅凭着文章官至中书令，这已经到了极点了，承受那么重的俸禄，已经很不安，哪里谈得到再置产业呢？”劝他置产业的人叹息着离开了。

岑仲勉：一姓崛起，多破格录用其辅佐立功之人（唐时称为“元从功臣”），是任何兴朝所必然，非李唐之特有。（《隋唐史》.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第 十 八 节 ：进 士 科 抬 头 之 原 因 及 其 流 弊）

辅佐立功的大功臣，是卫公·李靖、英公·李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