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的观点是否客观？怎样评价戈尔巴乔夫，他是是始作俑者还是压死苏联最后一根稻草？ 第1页

当初我纳度可以达到0.25洗头佬的时候，可能认为这个片子不错。

但现在看来就是不客观，而且回避了最重要的问题。对于最关键的一点，我很好奇这个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早在沙俄解体后各个地区按照资产阶级的理论就应该变成巴尔干式的碎片化互相攻伐不休。

沙俄解体后，各地区虽然根据传统地区划分形成了所谓的“国家”，不过经过了内战后，这些“国家”大多都被各地区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控制，而这些布尔什维克组织是一个统一的党，因此“国家”被统一在苏联之中。

沙皇俄国与满清朝廷在崩溃后，原帝国境内各地区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因此出现了地区独立、地区自治、联省自治、邦国联盟这些理论是不奇怪的，当然最后两国还是由布尔什维克党整合了原帝国大部分地区结束了内战并且赶走了外国干涉。

如果你要从民族监狱的理论出发去论证苏联解体的必然性，那么这最大的现实阻碍是……。

讨论苏联解体就得明白，苏维埃联盟的政治架构是依赖于苏共才能维持存在。

加盟国有着独立的国家架构，之所以各个加盟国能维持联盟的统一，是建立在各国布尔什维克是一个统一的政党基础上。

不存在抛离苏共后还能维持苏联架构的可能性。

因此，问题的实质不是苏联国家的失败，而是苏共自己的灭亡才导致了苏联解体。

接下来说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的问题的确很大，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的改革是基于顶层设计，推行手段是进行中央党内斗争和与各加盟国地方妥协。这种所谓的改革一旦推进受阻或者迟迟不见成效后，则会受到更大的反噬。

讨论这一切问题都应该认识到凯恩斯的话：目前的痛苦是真实的，而会获得的好处只是想象。

为了将来可疑的好处而牺牲当前的利益很少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自己现在的幸福是我们的主要关切；
在为了不一定的结果而牺牲许多人时要非常谨慎，不管那个结果看上去多么有利。我们永远都不能充分地知道值得冒险。
还有，我们正在努力推进的状况应该会好于它之前的状况，这是不够的；它必须比之前相当好，才能补偿这一过渡的害处。

戈式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实质：

苏联的问题不是国家机器的体制问题，而是作为“大脑”的苏共出现了问题才导致了国家机器的问题。

而苏共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苏共在苏联建立到发展的过程中，从代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成为了职业化官僚的集合体。

苏共居于体制中央发号施令，靠着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留下来的组织，就自以为是代表全部民众的“全民党”。实际上苏共成为了谁也代表不了，只能作为官僚集体成为了脱离群众的空中楼阁。

这其中关键点在于：1950-1970年代，苏联的城镇化率从40%到超过60%这个阶段，苏共高层走了修正主义路线，放弃了基层民主建设。

民主建设不是简单的放松政治管制，让自由派为所欲为。而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基层问题的反馈与协商、处理的机制。

在玉米控与勋章控的时代，苏联的党组织建设是停滞乃至于倒退的，党的官僚化使得苏共失去了有效的基层沟通渠道，也失去了先锋队的属性。

乃至于苏联中后期出现了人民群众纷纷向克格勃求助的神奇现象，这就是以克格勃为首的负责对内镇压的系统是苏联体制中唯一一个把收集群众意见（不满）当作本职工作的机构，以至于被认为是底层群众与高层沟通的有效渠道……

但克格勃也不是万能的，内务机关在贝利亚之后就不再有影响政治局的能力。当然，你可以认为接近这一点的安德罗波夫有能力推进改革，只是历史没有办法去证明了。

即便是安德罗波夫的改革可以推进下去，无非是从低效的官僚治理变为高效官僚治理，对于建立有效的基层民主机制没有太大的推动力，然后又陷入一种循环。

那么，问题是为什么苏联在这个时间段需要基层民主？

还是前面提到的，苏联在50-70年代的城镇化率从40%提升到了60%，到了80年代中后期提升到了70%以上，最后在解体前达到了73%（此后就是独联体地区城镇化率的长期停滞）。

也就是说，苏联在这个阶段实际上已经处于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过去那种基于城市中心和工业中心去统御广袤农村的体制已经不适合城市人口占据主流的社会。

欧美的市民社会群体是形成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并伴随工业化与城镇化逐渐覆盖了大部分人口。
在这个阶段，主要的传媒中介是报纸与电台这种中心化的媒体。市民社会表达意见的渠道往往是单一的，且需要依附于有发行能力的政治实体。
城市社群、媒体、政党三者结合又相互博弈的架构成为了欧美政治的基础。

尽管你可以说欧美式的体制有问题，但首先得承认，欧美的确是在市民社会建立了这样一套体制出来，市民阶层复杂多变的诉求总归是有一个渠道发声的。

在欧美式民主下，投票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在苏联体制下，投票也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苏联的投票还起不到作为市民阶层表达诉求的作用……实际上是一蟹不如一蟹。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可以依靠相对高速发展的经济，完成了对外扩张获取市场与原料、超量投入军工复合体创造虚假繁荣、发放福利收买民众来稳定市民社会的诉求。

等到了80年代中后期经济陷入停滞后，这种手段就失去了作用，也就压不住市民群体的异议与不满了。

当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市民群体已然成为了社会主流是一个事实。

而理论却长期停滞在前工业化时代甚至中世纪，能不得出错误的结论才是令人奇怪的。

因此，苏联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在于：

当处于高速发展的时代中，所遇到的市民社会的问题一定要重视，千万不要抱有用发展就能抹平市民社会问题的幻想。

因为处于当前人类历史阶段，发展的终点就是通向市民社会（飞不出地球建立太空文明的屑人类），因此发展只能拖延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

以美国的例子来看，当初那些以为能通过时间解决的问题，实际上都没有解决。

这也就是为什么里根、撒切尔这些新自由主义带师今天会被拖出来批斗的原因：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解药。

历史从未终结

这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这只是开始的结束。

内容摘要：从访谈人员和资料的选择、文风、史实及其分析问题的方法等方面，对电视教育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该片总的基调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断章取义，只看一点，不及其余。它在解读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方面，误导观众和读者。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91）

l材料和结论存在许多片面性

　　一是选择的俄罗斯人不具代表性。从片名上看，给人的印象这是俄罗斯人认真的反思，但我们从片中看到的只是这样三部分人：原苏共不认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高官，他们也是改革的亲历者，如：雷日科夫、利加乔夫、原苏共意识形态部长卡普托、久加诺夫、原苏共中央书记库普佐夫、原立陶宛中央书记叶尔马拉维丘斯、原俄罗斯联邦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长波奇诺克、原《真理报》主编谢列兹尼奥夫、苏联军官国际联盟执委会主席科佩舍夫等；还有一部分是左派学者，如：奥希波夫、茹科夫、布兹加林、季塔连科、格里岑科、博戈莫洛夫、作家兼官员——古谢夫和博亚里诺夫、《明天》报副主编邦达连科、俄社会大学鲁扎分校校长科托娃；还有极少部分的群众，如：普希金语言学院副教授法捷耶夫、某学校历史老师科夫希科娃、二战老兵科多夫、一个街头买东西的老太太、一个街头议论的妇女、莫斯科市民贡恰罗夫、一个新郞。这些人并不能代表俄罗斯的各个阶层，至少缺了这样一些人：当时进行改革的主角：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阿巴尔金、梅德韦杰夫，以及戈尔巴乔夫重用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听听他们如何反思这段历史；研究苏联这段历史的著名学者，如：索科洛夫、索格林、皮霍亚、夏金等；俄罗斯现任领导人，包括普京、梅德韦杰夫，他们是公民选举出来的总统，更能代表俄罗斯人来评价苏联的改革和转型（作者只引用了普京谈苏联解体后果的话，并不引用其对苏联体制和大清洗否定的话）；俄罗斯的年轻白领、大学生，他们是新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如何看待苏联的解体和模式转换的，他们是否愿意回到过去。

　　二是结论具有片面性。按照这个片子的逻辑，苏联剧变的原因是搞了政治体制改革、搞了市场经济和私有化、对新闻没有严格控制、没有动用军队维护国家的统一。反过来，也就是说要维护苏联的社会主义，维护联盟国家，就应该加强控制，不能搞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民众所需要的吗？也就是说，民众“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们只应该知道苏共让之知道的事，他们也没有权利对国家的发展发表意见，更没有资格享受公民该有的政治权利。

　　三是某些人的言论明显与事实不符。如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茹科夫说：“在斯大林统治的时候，有过大规模的镇压，这是事实。被镇压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整个苏联时期共87万多人。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后来有很多人说‘大清洗’差不多杀了1000万或者1500万，这是严重失实的。”关于苏联大清洗的数字是一个争论不清的问题，很显然作者所说的这个数字是极不真实的，被镇压的人既包括被处死的，也包括被判刑的。那些在全盘集体化时期被流放和死亡的，那些在二战前后被迫迁移的少数民族（许多人在途中死去），以及战后对新征服土地上居民的镇压算不算在内？

　　2004年3月24日莫斯科出版了电子版的《苏联政治恐怖的牺牲者》，其中收录了134万人的名字。据该名录的编辑者之一——“纪念国际协会”理事会主席罗津斯基说：这是历时10年工作的成果，许多人的名字并没有公布出来，最低估计，实际名单是这一名录人数的10倍。[1]在整个苏联时期总计产生过229位高级领导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非正常死亡57人（占将近1/4），其中被镇压和处死的有46人，占了总人数的1 /5，其中只有叶若夫、贝利亚、巴基洛夫这三个刽子手被枪毙是罪有应得。斯大林时期高级领导人的死，大多数都与斯大林的“大清洗”有关，而且基本上都是在壮年时期就结束了生命。[2]在视人生命如草芥的苏联，大清洗的数字永远都统计不清。

　　这个茹科夫还告诉我们：“至于有人蓄意攻击肃反杀了2000万到3000万人则更是别有用心。肃反中确有扩大化甚至严重扩大化的现象，但是其中对‘第五纵队’的无情打击，则对于确保卫国战争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俄国学术界根本不用“肃反”这个词，历史书上用的是大清洗或大恐怖，茹科夫所说的“第五纵队”不知是谁，从后来的平反看，当时被定为“人民的公敌”者基本都是苏联的精英。在卫国战争前，苏军5名元帅中的3名、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名、199名师长中的136人均被害，军队完全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与军队的大清洗直接相关，说大清洗保证了卫国战争的胜利真是无稽之谈。这样的所谓学者，让人瞠目结舌。

　　俄罗斯著名作家《明天》报副主编弗·格·邦达连科把大清洗归为反腐败，更是闻所未闻。他在片中说：“我也知道，斯大林是一个严酷的人，但实际上他采取的各种措施和决定，是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是当时不得不采取的。在结束新经济政策以后，斯大林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苏联的领导层里面，在中层领导干部里面，实际上已经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如果斯大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腐败现象就可能蔓延到全国，苏联在20年代就有解体的危险。”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所探索的符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列宁要求全党长期执行，斯大林却在列宁去世后没多久，就把这个政策埋葬了。斯大林依靠强力手段实现大转变，建立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自然不得人心，他只好加强镇压。在所审判的案件中，基本都是对着有不同意见者来的。斯大林不仅没有反腐败，反而用特权、特殊待遇收买顺从者，正是在斯大林时期建立起了干部的等级特权制。

　　季塔连科在片中说：“苏联解体后至今，除哈萨克斯坦仅仅恢复到解体前的1989年生活水平外，前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没有达到苏联时期的生活水平。俄罗斯迄今为止有30%的公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显然也不符合事实，波罗的海三国加入欧盟，民众的生活正在向欧洲水准看齐。而据俄罗斯的资料显示，俄罗斯的人均收入高于哈萨克斯坦，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只有12%左右。苏联时期的短缺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不用再大量进口粮食，从 2002年起恢复了俄国出口粮食的传统。在莫斯科可以感受到俄罗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现在的俄罗斯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不像某些人描绘的那么好，也没有某些人说的那么糟。片中谈苏联剧变后俄罗斯状况的资料还停留在10年前，对近10年来俄罗斯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并没有涉及，不能服人。

　　四是对改革时期的人物评价片面。片中说：“改革的领袖们导致苏联亡党亡国，他们不仅给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而且也把自己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片中所列举的要承担此责的领袖从赫鲁晓夫开始，包括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改革年代的这些领导人是西方的“第五纵队”，但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该片撰稿者赞赏的人物，则没有被列入改革的领袖之列，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他们就是重要的参与者，在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前，利加乔夫一直是党内的二号人物。正是他的干涉导致叶利钦不满并愤而辞职，使这个有巨大能量的人走到了苏共的对立面，成为摧毁苏联和苏共的重要力量；也是由于利加乔夫的坚持，反酗酒运动走向了极端，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雷日科夫担任总理一职直到1990年底，他对苏联经济状况的每况愈下就没有责任吗？他对苏联经济的改革显然是不成功的，其并没有引入市场机制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还停留在柯西金经济改革的阶段上。到1990年不得不走向市场经济时，他又看不到叶利钦已经坐大，仍然与之强硬对抗，错过了在维护联盟条件下进行经济改革的时机。

　　以上这些片面性严重影响电视片的权威性和结论的可靠性。

　　撰稿者的文风有问题，有许多与事实不符之处

　　电视片中的许多引言例证呈现的是以偏盖全，对许多事件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和原因。

　　1.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撰稿人不惜在引用别人的话时断章取义。片中说：“戈尔巴乔夫后来坦言：进行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权力从共产党的手中转到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手中，就是把苏联人代会改造成为允许反对派进入并自由发表意见的西方式的议会。”文字版注明的出处是《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575页。笔者查到的原文是：“从原则上讲，苏共放弃垄断地位的决定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多党体制、准许政治反对派存在等等）都是早已经在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如果说政治改革的其他要素，首先是自由选举和建立议会，本拟立即实施的话，那么向多党制过渡便是‘计划中’的下一步了。我们不准备把这件事束之高阁，但也无意匆忙上阵。就这个题目我们争论了足有好多个小时，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同意，在新政治机构尚未相当有效地开始工作之前，党仍然应该是稳定的保证。”

　　这里并没有“西方式的议会”的说法，苏维埃建立之初也是多党制的，最早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工人政党的普列汉诺夫，曾强烈反对布尔什维克一党垄断政权，德国共产党人卢森堡也反对列宁解散立宪会议，因此，多党制和议会并非西方的专利。这段话也说明放弃苏共对权力的垄断是苏共领导人的共识，并非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主张。利加乔夫、雷日科夫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言论，他们都同意举行选举。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雷日科夫明确支持多党制，但该片的撰稿者有意不用。

　　2. 片中说发动8·19事变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经戈尔巴乔夫同意成立并批准的。“1991年3月28日，戈尔巴乔夫主持的一个会议上决定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为阻止分裂国家的新联盟条约的签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在8月18日特乘飞机面请正在海边休假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听了他们的陈述后说道：‘你们采取行动吧！’”问题是戈尔巴乔夫决定成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有谁？戈尔巴乔夫支持把自己赶下台的政变，这合逻辑吗？8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视讲话中宣布新联盟条约草案准备就绪，8月20日签署，他把这看成是革新联盟的重要成果（3月17日全民公决，公民赞成保留的是“革新后的联盟”），他等待签署新联盟条约，怎么会在此时实行紧急状态？

　　当今的俄国学者把8·19事件称为“叛乱”。学者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一阴谋是违背戈尔巴乔夫的意愿的，尽管戈尔巴乔夫经常谈到可以实行紧急状态，他的这种说法对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图谋的最终成熟起到了‘营养高汤’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拒绝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合作，但是并没有与他们发生直接冲突。在阴谋实施的最初时刻，他并没有采取坚决的果断的镇压措施。”[4]8·19事件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促使苏共、克格勃这些维系联盟的力量解体了，从而大大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苏联的保守派，是制约改革的重要力量，他们看不到时代的变化，仍然要维护旧体制。正是他们的行为，使戈尔巴乔夫革新联盟的努力付诸东流。此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如果不是这场政变，苏联即使解体也不会彻底，完全有可能保留一个包括中亚共和国的小苏联。

　　3. “1986年6月，《星火》杂志主编由雅科夫列夫挑选的政治上的两面派——科罗季奇接任。此后，该刊物就成为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锋。”这段话不知依据是什么，而据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讲，科罗季奇是利加乔夫推荐的人。[5]被撰稿者多次引用的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也说是利加乔夫坚持把科罗季奇从乌克兰调来的。[6]被利加乔夫看好、阶级立场坚定的科罗季奇之所以把刊物办成了利加乔夫等人不满意的刊物，大概是形势使然吧，在公开性的情况下，板着面孔教训人的刊物是难有市场的。

　　4. 为了说明西方的作用，片中说：美国总统克林顿1995年10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说：“最近10年来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以及最强大军事联盟的路线是多么正确。我们获得了杜鲁门总统想要通过原子弹从苏联获取的东西。”（这段话的最初来源是雷日科夫所著《大国悲剧》，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80页）笔者让专门研究这段美俄关系的博士生郑毅查了克林顿在这一时期的讲话，并未发现相关内容。雷日科夫说这是一个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秘密会议，秘密会议的内容自然不会公之于众。作者一般只能从两种渠道获得克林顿真实的相关讲话内容，一是克林顿或其他与会高官的回忆录，二是公开的解密档案。但雷日科夫的著作并未标明出处。1995年10月23日，克林顿和叶利钦刚刚在纽约举行高层会晤，以结束两国在军控和欧洲安全议题上的分歧。[7]这一时期的美俄关系是舆论的焦点，克林顿即便做秘密讲话也不会在此期间泄露出去，以避免两国关系再闹僵。雷日科夫的引文中还特别强调了俄罗斯将成为美国的原料供应地，这种观点明显带有反西方化或反对过分亲美、并暗示俄罗斯已成为美国附庸国的意味，因此，这段话很可能出自俄罗斯人之口或是俄罗斯人从西方媒体中转述过来，而并非是克林顿的原话。

　　片中所说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公开宣称：‘俄罗斯人必须抛弃过去的帝国思维，俄罗斯已不再是世界大国，而只是非洲的上沃尔特’。上沃尔特即布基纳法索，面积27.4万平方公里，是位于非洲西部的内陆国，2009年的GDP仅有81.05亿美元。这一判定当然言过其实，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的衰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轻慢”，更表现了撰稿者对西方语境的不了解。撰稿者引述这段话的用意很明显，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俄罗斯国际地位的下滑是由苏联的解体所引起。这段讲话文字版所注明的出处是http：//http://baike.baidu.com/view/15248.com ，是关于叶利钦的简历介绍，其中并没有克林顿那段关于俄罗斯是“非洲上沃尔特”的讲话。

　　“上沃尔特”最早是西方政要用来形容苏联制度和经济落后的一种说辞， 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外交官交谈中颇为流行。而且该词并不是单独使用，一般是说苏联是一个“拥有导弹的、类似于上沃尔特的国家”，借此指苏联“徒有其表”，所倚仗的只是军事实力、生产军工产品能力卓越，但在国家实力的其他构成部分——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为民众提供物质、精神需要方面（尤其是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必需品提供），相比西方国家相去甚远。[8]在20世纪80年代，西德总理施密特也喜欢在公开场合用“拥有导弹的上沃尔特”来形容苏联只是个 “纸老虎”。[9]在他们看来，苏联从长远看所拥有的落后竞争力以及经济上的弱势，与其以举国之力维持军事强势之间的强大张力和矛盾，将导致苏联在与西方的竞争和对抗中最终失败。西方学者多用这种说辞形容俄罗斯发展的落后性，而非国家地位。克林顿很可能没有公开发表过类似言论，而只是俄罗斯媒体对其对俄政策的一种界定，这种界定借用了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对苏联的说辞。西方学者也用类似言辞形容过自己所在的国家。如有英国学者曾自嘲似地指出，西方世界严重的金融危机揭示了美国和英国等国只是拥有“导弹和银行的上沃尔特”，他们“无力为公众提供必需的社会产品”。[10]

　　片中所引用的1991年11月18日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关于西方是如何扶植戈尔巴乔夫、如何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的演讲，源自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他自己也承认有些人说这一演讲是伪造的，但他认为这符合撒切尔夫人的思想，所以可以当成真的来用。[11]片中引用卢基扬诺夫的话说：“撒切尔夫人在这次演讲中说，苏联对于西方来说是一个威胁，但是我指的不是军事上的威胁，因为我们在军事上足够强大，尤其是在核武器方面。苏联对于我们的威胁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展示。”“撒切尔夫人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但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1991年11月撒切尔夫人的全部讲演在http：//http://www.margaretthatcher.org/speeches /browse.asp？pg=376可以查到，但其中没有在休斯敦的讲演。撰稿人引用这段话无非想说明戈尔巴乔夫是西方收买的，假设果真如此，当时在苏联尚未解体的情况下，撒切尔夫人能把这个秘密示人吗？借撒切尔夫人之口说出的这些话显然不符合苏联的实际。让撒切尔夫人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优越性，是威胁，这也是某些俄国人的想象。西方惧怕的是苏联毫无顾忌地使用武力，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中努力把苏联纳入世界体系，但苏联利用缓和大大加强了军事实力，并于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促使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苏联。里根上台后从各个方面向苏联施压，苏美关系紧张，欧洲成了两强对抗的人质。因此，欧洲希望出现一个能够改变苏联僵硬的政策、可以打交道的人。

　　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与西方无关。苏联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先后死去三位最高统治者，苏共无法再推出老人了，戈尔巴乔夫这个政治局中最年轻、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无可争议地走上了最高领导岗位，这与西方无关。利加乔夫认为这是他的功劳，他作为政治局主管干部工作的负责人，对州委书记们一一进行了 “谈话”。

　　叶利钦认为这是他们这些地方实力派支持的结果，“实际上那次全会的全体与会者，包括富有经验、政治上成熟的第一书记们，都认为格里申的方案行不通，因为若他当选，那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末日将很快来临。不用多长时间想必他就会窒息全国的各级党组织，就像他窒息莫斯科市的党组织一样。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而且还不能忘记他本人的品质：自满、自命不凡、强烈的权力欲等”。“州委第一书记当中大部分人都有一个想法，即只能从政治局成员中推选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职务，因为他精力充沛，学识渊博，而且年龄最合适。因此大家决定将赌注下到戈尔巴乔夫的身上。我们拜访了几个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利加乔夫。我们的观点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因为他也像我们一样惧怕格里申。当看到这是大多数的愿望之后，我们决定，如果推选别的候选人，譬如格里申、罗曼诺夫或其他什么人，我们就一致反对、否决他。”[12]

　　当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雷日科夫认为，在选举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斗争，不可能有其他决议，也不存在任何现实的危险。[13]说西方帮助戈尔巴乔夫获得权力是无稽之谈。

　　5. 片中在谈到取消宪法第六条时，认同的是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的说法。他说：“这是个大错误，这是毁灭性的开始。取消宪法第六条就是否定、取消党的领导。1991年苏维埃表决取消苏联。这是两个严重的错误。两次我都投了反对票。在1991年的会上，有200多人投了反对票。”取消宪法第六条，是 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定，当时的情况是多党制已经发展起来了，维护一党制已经不可能，参加会议的苏共中央委员同意对宪法进行修改，取消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 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修改宪法的法律。将其中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种修改并非毁灭的开始，只是承认了苏联已经形成的现实而已。同样，苏维埃表决取消苏联，也是在别洛韦日协定签订后，苏联已经解体了，也只是走个法律程序而已。

　　6. 无限夸大苏联解体的后果。片中说：“原来凭借与经互会的关系发展势头较好的古巴、朝鲜也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古巴1993年人均GDP仅为1989年的 66%。”把朝鲜、古巴的经济困难归咎于苏联解体，确实，苏联解体了，它们得不到巨额援助了，但一个国家要生存和发展，不能只靠外界的援助。片中还说：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凭借其在各方面的优势，鼓吹社会主义历史就此终结，并竭力贩卖新自由主义，主导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对内放任资本对劳动的盘剥，对外拼命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导致全球范围内极少数富人越来越富，包括中等收入阶层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越来越穷，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保罗·艾伦三人总资产比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3个国家GDP的总量还多。同时也导致几乎所有国家主权债务都在急遽增多。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社会化甚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根本矛盾进一步加剧。从一定意义上讲，2008年9月爆发至今尚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巨大灾难也完全可以追溯到20年前的苏联亡党亡国。苏联亡党亡国，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局面。”

　　众所周知，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使世界不再有核大战的威胁，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当然，原来被两大集团对抗所掩盖的矛盾开始突出出来，美国的全球霸权、某些国家的地区性霸权、民族和宗教极端主义都影响了世界和平，但这并没有影响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是我们所肯定的。把世界的一切灾难和问题都归咎于苏联解体，难以成立。

　　7.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搞了私有化。“这张面值为1万卢布的证券，不是一张普通的有价证券，它承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见证着一场举世罕见的鲸吞公有资产的私有化浪潮，同时也让俄罗斯坠入了那个充满苦难的‘疯狂的90年代’。”片中将之称为“闹剧”，并称其从戈尔巴乔夫开始，这并不符合事实。俄罗斯的私有化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很快改变了市场的短缺局面，在剧烈的转型中，俄罗斯没有发生类似于斯大林大转变时期的大饥荒，也没有遇到民众的大规模反抗。

　　俄罗斯的私有化开始是自发进行的，到1990年，商店空空如也，工人失去了生产的兴趣，全国开始了自发性的私有化，管理人员借经济混乱之机利用职权，化公为私。常见的侵吞国有资产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把国有企业的财产变为某个新建的股份公司的一部分；另一种是通过“租赁加赎买”把国有资产变为私人所有。苏联解体后，为了迅速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俄罗斯政府推行“休克疗法”，企图通过大力推进私有化，制造出更多的私有者，一步跨入市场经济。

　　私有化经历了证券私有化和货币私有化两个阶段，又分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

　　1992～1994年为私有化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采用了两种私有化方式：一是把那些固定资产净值不超过100万卢布、工人不超过200人的小商铺、小吃店、小企业卖给经营者或承包者。小私有

化进展顺利，造就了一批小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到1994年有10.

23万家小企业实现了私有化，其中商业5.77万家，公共饮食业1.47万家，服务业2.99万家，分别占到企业总数的71.2%、68.2%、69.7%和77.7%。二是进行大众私有化，对10个部门的2.5万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从1992年10月到1993年2月，政府向每位国民无偿发放了一张面值1万卢布（当时合100 美元）的私有化证券，居民用该证券购买这些企业的股票，从而变成所有者。随着通货膨胀加重，政治斗争尖锐，企业折股拍卖工作进展缓慢，证券私有化并没有化掉多少国有资产。到1994年7月1日证券私有化结束时，只有4000多万居民，即占总人口的30%，成了私有化的企业和证券投资基金的主人。当时有不少于29%的企业股份是用私有化证券买走的，这样被私有化的企业有16462家。

　　从1994年7月到1996年是私有化的第二阶段，即货币私有化阶段。政府将部分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按市场价格出售，除了30%的战略性企业禁止私有化外，其他企业均可进行私有化。这一阶段的私有化问题最多，少数人通过“抵押拍卖”、国有股份委托经营制和承包制、贷款换股票、债转股等手段，通过权钱交易把国家大型骨干企业直接转入了权贵手中，从而造就了寡头经济。1997年以后，在左派的压力下，俄罗斯结束了大规模私有化，进入了“个案私有化阶段”，进入私有化企业的名单要由政府根据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提议在制定私有化计划中批准，并呈交国家杜马。这一阶段开始从提高经济效益和保证国家利益的需要出发进行私有化。

　　否认苏联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把苏联剧变原因归为少数人的错误

　　该片不谈苏联改革的源起与采取各项措施的原因，只是渲染改革的消极后果。确实，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解体了，戈尔巴乔夫要革新联盟、重新焕发苏联社会主义活力的目标没有达到，这里有改革政策失误的因素，如：上任之初，戈尔巴乔夫也想在苏联原来的体制下进行改革，完善现存体制。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苏联的经济改革不是从解决商品短缺、改善人民的生活入手，而是仍把重心放在发展重工业上，搞了个“加速战略”，浪费了两年时间，又加剧了市场供应的紧张。到1987年转入改革后，经济体制改革走的基本上是柯西金改革的路子，成效不大。没有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对于扭曲的价格体制迟迟不改，仍然否定私有制，直到1990年才开始考虑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实属无奈之举，但其所确立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目标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搞全民普选苏维埃代表更是错误的，成为政治混乱的开始。正确的做法应该从基层和党自身做起，先对民众进行一些民主训练。苏共一步到位地搞全民普选，确定的代表人数又多达2250人，实际上继承的是苏共开代表大会的传统，根本不可能建立民主的决策机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可以说很多，但不可否认，戈尔巴乔夫是苏联体制的产物，当时参与改革的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知识分子，都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他们长期受斯大林社会主义观念的教育和影响，不具有对苏联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能力，这与中国的改革领袖是完全不同的。

　　（一）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源在体制

　　《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的撰稿者从维护斯大林体制出发，认为“苏联亡党亡国这场世纪大悲剧的序幕完全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但其直接进程则是始于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执政之时”，把戈尔巴乔夫说成是西方安插在苏联的“第五纵队”。“‘第五纵队’称谓源自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时期，是对国家叛徒和民族内奸的总称。当历史的时针指向1984年的时候，西方认为他们从苏联内部找到了最合适的代理人，一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第五纵队’。1984年底，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戈尔巴乔夫访问英国。戈尔巴乔夫主动示好的坦诚以及他在议会发表‘核时代必然要求人们有新的政治思维’ 的主旨演讲，给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智囊团留下了深刻印象。”“雷日科夫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同西方合作的开始，也是西方对苏共未来总书记的一次摸底会见。会见后撒切尔夫人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同是一个雷日科夫，在《大动荡的十年》一书中说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是必然的，他也是支持的，[14]在此，戈尔巴乔夫怎么又变成了撒切尔夫人提拔起来的呢？）

　　戈尔巴乔夫确实不同于其前任，更不同于被称为“不先生”的葛罗米柯，他改变了苏联长期奉行的与西方强硬对抗的政策，开始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主动提出与美国总统会晤，改变苏联与世界所有大国都处于对抗状态、苏美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问题上剑拔弩张的局面，这是苏联国家利益的需要，不能说是 “出卖”苏联的利益。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在片中说：“西方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的对象就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这些人。他们缺乏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都很卑劣。就像原子弹三种物质一结合就形成爆炸一样，他们使伟大的国家垮台，经济成就、社会成就丧失，干部队伍瘫痪。对于全体人民来说，谁也没有想到掌握权力的，是这么一些随时出卖党、出卖国家、出卖人民、出卖同盟者的人。当苏联共产党和全体人民反省过来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他并没有说，在改革过程中，正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成立导致了苏共的联邦化，在俄罗斯争主权的过程中，正是久加诺夫、哈斯布拉托夫这些俄共成员支持叶利钦，俄罗斯独立，苏联自然难以为继，戈尔巴乔夫革新联盟的努力只能付之东流。

　　片中还引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原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1993年2月13日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披露：“我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从几个可靠的来源获悉，雅科夫列夫196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期间被美国特工机关收买并在苏联‘改革’期间接受过美国方面的指示。”用叛徒、代理人来解散苏联的剧变是可笑的，也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

　　奇怪的是，现今俄罗斯的领导人并没有追究这些“叛徒”的责任。2006年3月2日，普京在祝贺戈尔巴乔夫75岁生日时说：“您是影响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国务活动家之一，国际关系领域开始向开放政策过渡是与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指的是那些转折性变化，使我国在民主改革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2011年3月2日，普京在祝贺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的贺电中说：“在我国甚至在国外，您都是以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显著影响并对加强俄罗斯的威望贡献良多的当代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之一而闻名的。”同一天，梅德韦杰夫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告知已签署了授予他俄罗斯最高荣誉勋章——圣安德鲁勋章的命令。梅德韦杰夫说：“我认为这是对您作为国家元首所做大量工作的恰当评价，您在特别复杂、特别艰难的时刻领导了我们国家。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一点。”“这也是对您领导的那个国家，我们大家的共同祖国——苏维埃联盟表示尊重的标志。”

　　该片认为“第五纵队”是西方和平演变的手段，但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我们学到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确实，从苏联诞生起，西方资本主义就把它作为对立面，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苏联也一直在推行世界革命，赤化世界上其他国家。为什么最终的结局是苏联垮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不复存在了，而西方的体系还在，北约、欧盟还在不断东扩。苏联是自行垮塌的，并没有外敌的入侵，这里起作用的当然是内部的因素，苏共未能让民众过上富裕的生活，世界上领土最辽阔的国家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民众也没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对国家的解体无动于衷。

　　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特别反对把其归咎于少数人。他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需要研究革命必然爆发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恩格斯特意批驳了领袖“出卖”论。他说：“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15]

　　恩格斯这段精彩的论述同样可以用来指导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探究，把苏联解体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叛徒”似乎简单明了，但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邓小平曾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16]因此，探究苏联解体的原因还应该到苏联社会的社会状况、体制机制中去寻找，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苏联的体制已经陷入了危机，难以再维系了。

　　片中对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上任之初，戈尔巴乔夫对干部进行了更新，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当政一二十年的一批老态龙钟者去领取养老金，并没有什么错，错在他只换人，没有改革体制，没有实行党内民主。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戈尔巴乔夫，否定斯大林，都是改革的需要，这与我们否定十年“文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是一个道理，只不过他们没有成功。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实行“公开性”，走向市场经济，都是苏联摆脱危机，探索社会主义新路所要求的。当然，他们的步伐走得太快了，相应的法制建设没有跟上，在社会力量被动员起来后，戈尔巴乔夫已经不能左右局势，他被社会的大潮裹挟着前行，成了历史使命不自觉的执行者。

　　（二）对历史的亵渎导致历史的报复

　　该片还大肆宣扬“公开性”导致指导思想多元化造成的混乱。“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公开性’在‘让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等口号掩护下，变成专门揭露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所谓‘阴暗面’和‘消极现象’甚至是歪曲与伪造历史的工具，变成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突破口。”确实，在“公开性”的气氛下，长期被掩盖的历史真相被揭示出来，由于这些真相过于残酷、充满血淋淋的事实，严重影响了苏共的威信。但说这些探究真相的工作是歪曲甚至伪造历史，恐怕不符合事实。这一时期的许多著述已经译成中文，有几本书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即《别无选择——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和《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等等，读者可以去阅读，肯定得不出与该片撰稿者一样的结论。

　　历史一去不复返，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无论是功勋还是罪恶，都已永逝，但历史与今天又密不可分，在今天的生活中处处可以见到历史的影子。历史可以成为财富，也可以成为包袱，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几十年来，苏联的历史学并没有成为一门科学，其宗旨不是探索历史的真相，总结成败的教训，而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斯大林时期的历史只讲成绩，掩盖错误，赫鲁晓夫时期稍有改变，勃列日涅夫搞“重新斯大林化”，重新高度评价《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继续掩盖错误，承袭错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的战友们始终是“人民公敌”，这样的历史自然受到了冲击，充满谎言的历史教科书自然被送进了垃圾堆。

　　正如俄国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所说：“开始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以后，戈尔巴乔夫简直不知道有多少过去的骨头存在克里姆林宫的保险柜里。他不知道如何回答与1939年的和平条约、1962年的新切尔卡斯克事件、阿富汗战争、国内战争的罪行有关的问题。关于1940年的卡廷森林事件，他甚至不打算解释。针对苏联和苏共历史的官方学说和苏共意识形态的批评浪潮，党和它的领导人对此毫无准备。他们不准备回答，也不准备承担责任。这导致对建立在没有监督的苏共政权基础上的制度的合法性的怀疑急速扩散，要求取消苏联宪法第6条便是有根据的了，

这一条从立法上规定了‘苏共的领导和指导作用’。” [17]“1988年6月，苏联教育主管部门做出决定，取消当年中小学历史课的考试，要求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这是苏共长期伪造历史的必然结局，如果苏共能在二十大后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彻底为受害者平反，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历史问题之所以成为打击苏共的一颗重磅炸弹，根本原因在于其对历史的亵渎，把历史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纸包不住火，一旦真相被揭穿，势必导致历史的报复。这报复就是公众失去对苏共的信任，失去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苏联历史问题争论的核心都是如何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活动。站在强国的角度，斯大林无疑是伟大的领导者，他使俄国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站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角度看，他无疑不是列宁合格的继承人，不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背叛了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对待农民、持不同意见者和无辜的民众。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不能代表人类发展的未来，社会主义改革必须抛弃这个模式，重新探索新的模式。苏共和社会主流认识到了斯大林体制的一些弊端，也确定了要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方针，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从这一模式中走出来。

　　（三）苏共的蜕变不是从戈尔巴乔夫开始的

　　该片称：“改革违背人民意愿并产生严重恶果，是从戈尔巴乔夫根本改变苏共的性质、动摇苏共的领导地位开始的。全面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苏共彻底背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话并不全对。苏共的蜕变不是从戈尔巴乔夫开始的，而是从斯大林开始的。

　　俄共（布）在列宁时期比较民主，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都经过党内充分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但列宁病重和逝世后，党的作风也开始发生变化，斯大林利用在党内掌握的权力，逐渐成了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领袖。斯大林强调：“为了一日千里地前进，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一个政党。”[18]斯大林创造性地提出：“共产党是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它指导苏维埃国家的机关并鼓舞它们的活动。”[19]“圣剑骑士团”是中世纪专为掠夺和屠杀异教徒而建立的德意志天主教僧侣骑士团，它不惜用血与火征服异地，铲除不顺从者，是为封建主、为个人独裁效力的工具。在实践中，斯大林按照“圣剑骑士团”的标准建设苏共，苏共成了听命于领袖个人的党，成了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也在生产上直接指挥的机关。斯大林建立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上都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检查机构越来越庞大，权力越来越集中，创新思想在幼芽状态下就被摧残殆尽了。

　　在斯大林之后，苏共虽有所改变，但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苏共的总书记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党内没有合法的争论与辩论，仍是层层听命于总书记或第一书记，不合总书记意者难以在政治舞台上立足。各级党委和党委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力，包办代替苏维埃、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党垄断了一切。

　　政党本来是群众性组织，是联系社会与国家的桥梁，苏共的使命应该是指导人民使用民主权利管理国家，而苏共却长期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自身变成了国家机关，成了官僚利益的代表。随着干部任命制的发展，官僚主义和贪污现象也随之发展起来了，普通老百姓找不到主人的感觉，责任感自然减退了。同样，领导者本人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也下降了，因为官员的提升不是靠“下层”，不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而是取决于“上层”，取决于上级领导的态度和意见，取决于档案和私人关系。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习惯于命令“下层”，在自己领导面前则阿谀奉承。苏共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没有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苏共没有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而变成了只代表自己利益的权力机关，造成苏联体制僵化、问题成堆、人民不满，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得要领，并没有从党的民主化开始，苏共未能实现革新，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总之，《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是片面解读苏联的改革历史、为斯大林体制辩护的作品，不客观，不科学，不能以理服人，更没有反映当今俄罗斯主流对苏联这段历史的看法。早在2000年竞选总统时普京就说过：“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在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20]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11月5日国情咨文中说：“俄罗斯将作为一个自由国家，作为一个把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视为最高价值的社会而获得新生，宪法为此铺平了道路。几个世纪以来，对国家和行政机构虚假智慧的迷信在俄罗斯盛行。拥有权利、自由、个人利益和问题的个人最好也就被视为工具，最坏则被视为影响国家强盛的障碍。我再说一遍，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个世纪了……在1993年通过基本法成为了俄罗斯民族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事件。这部法律把人以及人的生命、权利和财产确定为最高价值。”[21]在苏联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俄罗斯正在探索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的适合俄罗斯国情的发展之路，尽管当今的俄罗斯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没有人愿意再恢复原来的体制模式。至今中国还有人不断为斯大林体制辩护，否定改革，看不到俄罗斯的发展变化，是令人奇怪的。花那么多纳税人的钱，不是认真总结苏共失败的教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抱残守缺，为旧体制大唱赞歌，实在不应该。

少看点李慎明，多看点李慎之。都是副院长，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令人费解。

另外，之前说过，社科院那一套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中国人写的那些都没啥意思，全是命题作文。外国人写的那些还值得一看。这可不是我崇洋媚外，自己去翻翻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