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和南北朝时候鲜卑没有什么联系,不是鲜卑的后代。
锡伯原本是明朝末年海西女真当中的一个部落,原住地在今天吉林省长春到松花江—嫩江汇合处一带。一般认为,今天长春市的双阳区,是锡伯、苏完这两个海西女真部落长期活动的原住地。
但是到了嘉靖后期和隆、万初年,哈达、叶赫、乌拉三部和蒙古科尔沁实力渐强,兼并活动加剧,蚕食周边西海女真的小部落。
在万历朝中前期,锡伯部就被叶赫、乌拉和科尔沁瓜分了。哈达的王忠、王台叔侄在辽北开原广顺关外经营哈达,虽然和锡伯来往也比较密切,但因为和锡伯距离远,基本没参与蚕食活动。
康熙三十一年,康熙皇帝向哲里木盟的科尔沁王公传旨:
哲里木盟十旗诸亲王、郡王、贝勒、台吉,……若有情愿将所属锡伯、卦尔察献出披甲者,俟详列其数报部,再具本疏文,披甲遣驻。
哲里木盟的十个旗同源,都是当初嫩江科尔沁和阿鲁科尔沁。
后金崛起过程中,以武力吞并乌拉和叶赫,那么后两者吸收的锡伯人口,也就通过投附或被俘投降的方式,再次被建州女真/后金吸收了。
而科尔沁选择和后金结盟,在皇太极刚推行盟旗制度时,又成为关系紧密的外藩札萨克。所以哲里木盟十旗的科尔沁诸部一直保留当初他们吸收的锡伯人口。
直到雅克萨之战和乌兰布统之战都已经发生、中俄达成《尼布楚条约》,随后清准战争爆发之后。清朝一方面进一步强化在嫩江、黑龙江流域和大兴安岭地区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受到来自蒙古高原的不稳定局势的威胁。他就有必要强化在东北地区的驻军,经营齐齐哈尔、吉林将军这两个位置更靠北的军政据点。
所以康熙要求哲理木盟王公,把锡伯人口清查交出,一方面限制这些科尔沁蒙古王公的人口实力,便于清朝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清朝黑龙江将军(驻齐齐哈尔)、吉林将军和盛京将军的兵力。
哲里木盟最终交出1.45万人/户,清朝将这些锡伯人编入满洲八旗,分别安置在齐齐哈尔、吉林乌拉和盛京等地驻防。
需要注意的是这道圣旨里还出现了“卦尔察”,即满洲大姓瓜尔佳。
这些瓜尔佳氏人口,来自于十六世纪海西女真的另一个小部落——苏完瓜尔佳,就是鳌拜的同族人。
万历十六年是努尔哈赤统一建州的第五年,他还是一个实力不高的小部落。就在当年秋天,苏完瓜尔佳部的首领索尔果,带着500户部众人口,主动来投靠他。
当时努尔哈赤控制的部众也就1000~2000户,总人口一万多人,突然一下子增加500户,这是一笔堪称雪中送炭的人口资源,因故索尔果家族得到努尔哈赤盛情款待,成为清朝早期的元老勋戚。
苏完部原先的居住地和锡伯一样,都在今天吉林长春/双阳一带。
万历十六年,索尔果忽然居族南迁,原因就和锡伯一样,他已经受到科尔沁/叶赫/乌拉三家的蚕食挤压,再不走就被人家瓜分了,只能放弃故地。
在中间还隔着叶赫、哈达两家强势大部落的情况下,当时活动在浑河/苏子河的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和活动在松松嫩地区的锡伯、苏完,都没有来往。
索尔果南迁,未必是一心想投奔努尔哈赤,而是和当初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一样,走的时候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是想赶紧撤离凶险是非之地,最后到了陕北/苏子河,发现当地的环境比较安稳,当地的土著首领比较友善,能接纳他,就安顿下来了。
苏完部的南下之路,要经过叶赫、辉发和哈达领地,这几家都不会那么慷慨的免费借道。清朝《八旗通志》讲述苏完瓜尔佳氏的族源,称“苏完部长索尔果,首率所部军民五百户来归”。以当时海西女真部落攻掠无休的实际情况,这句话恐怕要换个方式去领会:
索尔果抵达建州女真的苏子河谷时,他带领的部众人口还剩下五百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