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低种姓阶层和「贱民」阶层不想起来造反或者暴力推翻这个社会吗，像陈胜吴广那样的？ 第1页

想，当然想。

不但想，而且有人做；不但有人做，而且从古至今做的人相当多。

中世纪早期，印度曾经出现过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当时北印度许多地方被“蔑戾车人”的政权统治。“蔑戾车人”就是一种贱民（也有说法是部落民，不过两者在印度教主流社会看来也是重叠的人群）。后来，也陆续有一些低种姓和贱民豪杰率领族人利用天下大乱的机会，登上历史舞台夺取政权，比如建立印度最后一个大型封建王朝的马拉塔人，就来自于一个低种姓，在崛起前被认为是属于首陀罗。然而，就像刘邦、朱温、朱元璋、丰臣秀吉等人发迹之后就开始编造自己高贵的祖先和神迹一般的出生过程一样，这些低种姓和贱民出身的统治者在上台后也无一例外成为了婆罗门教意识形态的俘虏。他们勾结婆罗门，通过种种仪式，洗白自己的出身，把自己所在的职业集团（贾提）抬升入高级种姓，比如发迹后的马拉塔人就从首陀罗变成了刹帝利；相反，他们又把在争夺天下时与自己作对的职业集团贬入低种姓乃至于贱民。因此，虽然这些低种姓阶层、贱民夺取了天下，但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却得以延续。而这背后，又是因为印度的封建生产关系一直得不到破除的关系。

要彻底推翻种姓制度，必须推翻印度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生产关系，而这靠旧式的农民战争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新民主主义GM通过持久人民战争才能实现。这一伟大的斗争目前正由印共（毛）领导，在印度轰轰烈烈的展开。

目前，知乎对于上述伟大斗争的介绍虽多，然而其中有许多是不正确的。有的答案公然引用毛派叛徒、人民党教权法西斯统治集团外围政客的言论，攻击毛派内部也同样“歧视部落民（贱民）”、“部落民参加毛派想拿枪却只是被打发去拿扫帚扫地”、“开会试图改善此事反被开除”（其实此人是因为反对人民战争而被开除的叛徒）。还有一些答案虽然表面上肯定印度人民战争，但同样错误百出。在此，笔者不吝介绍一二，以正视听。

一、印共（毛）有根据地么？

有的人试图对印共（毛）搞断章取义，宣布印共（毛）迄今为止还没有根据地，只有游击区。事实果然如此么？答案是否定的。

这些人立论的根据无非是印共（毛）发言人“阿沛同志”在2020年接受采访时的话：

We have guerrilla zones with an aim of formation of base areas. Guerrilla zones have Guerrilla bases. Guerrilla bases are transitory nature. These guerrilla bases will constitute the focal points within the guerrilla zon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ong party, a strong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united front, at the same time, creating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liberated areas, expanding the political power in waves and quickening the tempo of the revolution. By intensify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in these bases land should be distributed on the bases of land to the tiller and cooperative movement among the people should be promot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So the guerilla base is the embryonic form of the New Democratic state. Therefore the formation of the guerilla base means a significant advance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base area it will create a strong impact on the people in the areas around the guerilla base and will inspir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the people’s war more extensively.
The party is working with the objective to liberate Bihar-Jharkhand and Dandakaranya into liberated areas. There are Special Areas/Special Zones/States all over the country, the name differing in various states.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twists and turns in the movement affected by the enemy offensive and subjective weaknesses. However, on the whole the party firmly believes that the Ind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s going forward with a clear objective of attaining people’s state power through accomplishing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ossessed with the theory of Marxism-LeninismMaoism in the path of Protracted People’s War. The path is illumined with the sacrifices of the revolutionary people, activists, fighters and various levels of cadres of the Party, PLGA and the organs of the Strategic and Tactical United Front.

私译为：

我们有游击区，目的是建立根据地。游击区有游击根据地。游击根据地是暂时性质的。这些游击根据地，将成为游击区内发展强大的党、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和统一战线的着力点，同时也为建立解放区、波浪式地扩大政权和加快革命节奏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加强这些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将土地分配给耕作者，促进人民的合作化运动，促进农业的发展。所以游击根据地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雏形。因此，游击根据地的形成，意味着根据地建设进程的重大进展，将对游击根据地周边地区的人民产生强烈的影响，激发他们更广泛地参与人民战争。
该党正在努力实现将比哈尔-贾坎德边区和丹达卡兰亚特区解放到解放区的目标。全国各地都有特殊地域/特区/邦，各邦名称不同。受到敌人进攻和主观弱点的影响，运动中有起伏和曲折。但是，总体而言，全党坚信印度革命运动的前进目标是明确的，即在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上，通过完成具有马列毛主义理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人民政权。革命人民、积极分子、战士和党、解放军和战略战术统一战线组织的各级干部的牺牲照亮了这条道路。

某些人对此可谓是如获至宝矣。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即游击根据地本身也是一种根据地，只是具有“暂时性质”；也就是说，这种根据地距离根据地的最高形式“解放区”仍有相当的距离。

从2012年的访谈来看，印共（毛）眼中“解放区”的标准之一似乎是人民战争在该区域内从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

问题6：党提出的“让我们把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的口号。这一口号的含义是什么呢？
BR :我们需要三件法宝来实现革命胜利——党、军队和统一战线。名叫“党”的战士手握着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这两件武器。这两件武器是革命胜利所特别需要的。我们党九大把中心、首要和紧迫的任务——“发展游击战为运动战，发展人民解放游击军为人民解放军，以使丹达卡冉亚（DK，Dandakaranya ）和比哈尔-恰尔肯德（Bihar-Jharkhand）成为解放区”——交给全党、人民解放游击军、革命群众组织、革命人民委员会(RPCs/Krantikari Janatana Sarkars,英文全称为Revolutionary People’s Committee——译者注)。如果我们要建立解放区，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只有正规军队才能把游击战发展为运动战。在过去五年中，由于人民解放游击军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努力，游击战在各游击区都加强了。人民解放游击军实施的一些行动已经带有运动战的性质。比如，Mukaram-Tadimetla伏击战[20]、“空中索道行动（Operation Ropeway）”——那亚加尔 （Nayagarh ）行动、Kajara和洛哈达伽（Lohardagga ）等。人民解放解放游击军又进行过几次行动。这就意味着人民解放游击军正逐渐通过发动战争增强自己。类似地，我们必须通过提过群众斗争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武装人民使之成为人民战争的一部分，这样才能扩大人民解放游击军编队，加上一步步地发展征兵进程，就能够发展营和团。人民解放游击军必须把握好地形，观察敌人的弱点，根据时间空间，创造性应用游击战策略，并一直要自己掌握主动。人民解放游击军必须要获得人民积极的支持，尽可能地消灭敌人，获得武器，武装新兵和人民并不断前进。我们必须努力有计划地提高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战斗力，以便在其中建立更高水平的纪律，和主要通过攻击敌军的方式增加武器数量，以及逐渐发展指挥战争所必须的辅助机构。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把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完成我们党九大赋予的中心、首要和紧迫的任务。这就是“发展人民解放游击军为人民解放军”这一口号的含义。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巴萨瓦拉吉同志访谈》（2012年8月13日 ）

印共（毛）把“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分别开来的另一个标准则似乎是：在“游击根据地”内能够普遍的建立人民政权并展开彻底的土地改革——也即大规模地“将土地分配给耕作者”：

最重要的是，通过两党合并后进行的有计划的工作，我们得以扩大一些游击根据地，并以此作为建立解放区的前奏。在这些根据地的许多村庄里，我们巩固了革命人民委员会。游击根据地使我们能够通过完成战略任务来进一步地巩固并扩大这些根据地、推进革命战争。在九大之后的一段时期里，更多的人民政治权力机关涌现出来。特伦甘纳邦和安德拉邦已经建立了许多人民革命委员会。虽然那里也曾出现过反动，但享有了政治权力的人民正满心鼓舞地为克服这些情况而战斗。在丹达卡兰亚（恰蒂斯加尔邦），很早就建立了许多乡一级的革命人民政府。一些专区（县）级的人民政府也开始运作了。这是我国革命运动史的新经验。它们把一种政治、经济、文化模式的替代选项摆在了拒绝虚假民主制和盘剥人民的政府的虚假改革的印度人民的面前。这些人民政府正通过合作社和集体劳动来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以便更进一步地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支持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我们由此向着实现革命的中心任务——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大步前进。（《印度： 致米兰声援印度人民战争国际会议》）

显然，有能力“通过合作社和集体劳动来努力发展农业生产”（这肯定以土改的成果为前提）的，不是一般的游击区。

现在实现的统一使得印共(毛)能够更好地发挥印度革命先锋队的作用。经过数十年艰巨的斗争，和数以千计的伟大的共产主义领袖、红色战士和被压迫群众的牺牲，印共(毛)将印度的人民战争推进到这样的程度：在印度中部和东部，建立起在人民解放游击军和人民民兵保护下的以革命人民委员会为形式的游击队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这样的成果是通过与最恶毒的镇压行径进行战斗而取得的。这些镇压行径现在的总代表就是“绿色狩猎行动”——一场反人民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数万人民受到野蛮攻击。屠杀、强奸、焚烧房屋和摧毁庄稼、强制迁徙和许多其他不人道的行径是常有的。现在，印度国家正积极准备，以空军和陆军为后盾发动空降和地面进攻。虽然遭受了残忍的屠杀，持久人民战争还是会继续破浪前行。它最近在印度半岛西海岸西高止山脉的发展就证明了，革命的火焰将继续蔓延，直到帝国主义在南亚的堡垒——印度国家被摧毁。（《印度：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与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纳萨尔巴里合并声明》）

印共（毛）本身也将游击根据地的建立视为重大的成就，因此将游击根据地混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游击区恰恰是对此的抹煞。

《军事大辞海》“游击根据地”词条定义为：【比革命根据地流动性更大的根据地。见“革命根据地”。】可见，游击根据地本身是一种流动性很大的根据地，这也符合印共（毛）发言人的定义。在历史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鄂豫陕、鄂豫边等根据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根据地，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各地建立的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的绝大多数敌后抗日根据地，都被称为“游击根据地”。1959—1960年出版的《人民文学》杂志曾多次用这个词来形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粤赣边根据地，这是笔者目前找到较早的用法。显然，印共（毛）的根据地至少也是与这些根据地相当。

《军事大辞海》的【解放区】词条则定义为：“指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CPC领导人民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的区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各解放区逐步扩大。”而《中国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辞典》的【解放区】词条则定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CPC从KMT统治地区中解放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地区。解放区是由CPC领导的、建立有人民民主政权的、具备一定革命武装力量的地区。解放区的前身是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同志于1927年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当时我们党和军队的力量还不强，根据地只是作为开展游击战，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目的的战略基地。1934年，CPC的革命根据地主要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赣、闽浙赣、川陕等革命根据地。1935年，中央率领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建立起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里成了我们党最早的解放区。（下略）”按照这种看法，包括井冈山根据地在内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根据地都是“作为开展游击战，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目的的战略基地。”也就是印共（毛）所谓的“游击根据地”，只有到了陕甘宁边区后才建立了第一个“解放区”。笔者个人对这个说法保留意见，因为就根据地的巩固程度来说，后期的中央、川陕等苏区和陕甘宁边区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从目前所见的资料来看，“解放区”这个词是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的1944年8月7日才在《新华日报》上首次出现的，并非1935年就出现了（巴杰、李傲然《“解放区”的出现及词义演变》）。但是，总的来看，“解放区”和“游击根据地”的区别是明显的：解放区非常巩固，带有某种连片、持久性质，也即人民军队在整片区域上完全驱逐了反动力量并且建立了人民政权，有条件展开彻底的土地改革；与之相对，游击根据地则带有点状、不连续、不巩固、不持久的性质，在地理上呈现与敌人犬牙交错、你中有我的状态，且往往在敌人的军事进攻下暂时丧失（其实解放区也可能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下暂时丧失，如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原解放区、淮南和淮北解放区、鲁南解放区等），尚无条件展开彻底的土地改革（往往只能进行一些打土豪、“消灭阶级敌人”、反奸除霸、减租减息或小规模分配土地之类的初步斗争）。

总而言之，印共（毛）目前有根据地，主要是在丹特卡冉亚（比哈尔-贾坎德边区和其他几块曾经的游击根据地目前就处于“在敌人军事进攻下暂时丧失”的状态；即使在丹特卡冉亚内部，加地奇罗利的斗争最近也受到挫折），只是尚且处于不巩固、不稳定、与敌犬牙交错的状态，故而印共（毛）称之为“游击根据地”而不是“解放区”。某些人暗示印共（毛）只有游击区，没有根据地，纯粹是为了贬低印共的斗争。

二、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规模是否明显大于印共（毛）当前的斗争规模？

有人宣称：

结合印共毛斗争规模以及对于活跃地区的掌控来看，说印共毛相当于“中国革命中的井冈山阶段”显然是明显高估了。
1928年井冈山会师后红四军下辖两个师。
第十师（原朱部）：师长朱德（兼），政委（党代表）宛希先。下辖两个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
第十一师（原毛部）：师长毛（兼），政委（党代表）何挺颖。下辖三个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三十三团。湘南各县农军编入两师中。
不久，成立红军十三师，陈毅改任师长，下辖第三十四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全军兵力约万人，枪3000余支。
这还只是井冈山会师之初的情况。其中，叶挺独立团在北伐军中也算得上是精锐部队，1928年底红五军又来到井冈山，可以说红一方面军中两大主力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并立的体系框架，从这里就是一个发端了。在1928年6月底，湘赣两省的王钧第3军、胡文斗第6军、吴尚第8军、金汉鼎第31军共计14个团“会剿”井冈山，结果以失败告终。可见这时候，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可以应付并打退敌人至少数千正规军的围剿了。实事求是的说，今日印共毛的斗争规模和水平，距离井冈山根据地的规模还有一定差距。

云云。

首先，此人对于党史显然是无知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在MZD同志领导下于1927年10月创立的，11月就建立了第一个工农兵政府，至1928年2月已“工农革命军就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师两团，建立了三县新的工农政权及工农武装。”而朱毛红军会师是1928年4月24日的事情。在朱毛会师前半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那么当时红军的规模有多少呢？答案就是“一师（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两团”，不超过2000人。这些军队的质量也算不得“精锐”：上山的秋收起义部队是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为基础，而该团是1927年6月底、7月初才成立的，大部分战士是在当地农民运动遭受摧残之后从广东、两湖前来参军的农会积极分子；王佐、袁文才部队则是当地绿林武装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农民自卫军。

其次，此人对朱毛会师后红军实力的描述，虽然大体正确，但细节上也是错误百出。现在一般认为“在龙江书院两军营以上干部会上，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共辖六个团。在由湘南农军编成的两个团开回湘南后，撤销了师的番号，由军部直辖四个团。”即红军最初是三师六团，后改为两师六团，再由于湘南起义军主力因各种原因（路线错误、乡土观念、枪械不足、给养有限等）回师湘南取消师部改为直辖四个团（可参考黄克诚履历“1928年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起义，任永兴红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率部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第35团团长，不久改任第2路游击司令，返湘南活动。”这些回去打游击的部队，不久就被打散而丧失殆尽了），即红28、29、31、32团。1928年8月，由于错误路线指导，红29团又返湘南战败而损失殆尽，至此井冈山红军只剩三个团兵力，实力不过5000人左右，比起“会师之初”的“上万人”不是发展了而是缩小了，当然这也是井冈山根据地的规模所决定的。1928年12月10日，红五军主力在彭德怀率领下抵达井冈山跟红四军会师，后改编为红四军红30团。^[1]此时，井冈山红军有四个团，合计6000人左右。不久红28、31团出击赣南，留守的红军兵力就更加薄弱了，最终这也导致井冈山根据地的丧失。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是之后红四、五两军在赣南闽西和湘鄂赣两根据地斗争中，分别创造出来的，最终在1930年会师后成立红一方面军。所谓“可以说红一方面军中两大主力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并立的体系框架，从这里就是一个发端了”是夸大其词的说法。总之，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实力基本上维持在五六千人的规模。

而今，印共（毛）领导的人民解放游击军，有两个营的主力部队（按照印度当局的说法，每个营有300人），还有各地方党委领导的连、排，在丹特卡冉亚边区有着上千人的武装力量。比起鼎盛时期六千人的井冈山红军队伍也许是小了一点，但比起草创时期“一师两团”的武装，恐怕也没有质的差别。

第三，井冈山根据地的本身也是“暂时”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在敌人的军事进攻下都是暂时丧失的（如八月失败期间“敌军乘机攻入，永新、莲花、宁冈先后被敌占领，边界各县城及平原地区也沦为敌踞。根据地内被杀之人，被焚之屋，不计其数”），坚守的“军事根据地”只有大小五井、茨坪等地。然而到了1929年1月下旬，这些“军事根据地”也被敌人攻占了，后来虽一度恢复，但到1930年2月再度失守。即使就最坚固的大小五井军事根据地（只有几个村子，类似后来抗日游击战争时期的“堡垒村”，跟整个井冈山根据地相比是极小一部分），也不过维持了不到15个月，恐怕还不如印共（毛）在丹特卡冉亚控制某些森林的时间长，实际上也只是“暂时性质”的。1930年以后在赣南闽西，红军才首次建立了大规模、连片、巩固、持久的根据地——中央苏区。然而即便是中央苏区内部，也还有土围子。

第四，所谓的【在1928年6月底，湘赣两省的王钧第3军、胡文斗第6军、吴尚第8军、金汉鼎第31军共计14个团“会剿”井冈山，结果以失败告终】虽然是事实，却忽略了这14个团都是当时战斗力比较差的湘赣两省地方军阀部队，充其量不过相当于现在印度的中央后备警察部队而已。中央后备警察部队本身也是印度联邦直辖的武装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同样是“正规军”，其某些部队的选拔标准和装备、训练水平还要超过印度军队（当然毕竟缺乏重武器），只不过是“专门对内使用的正规军”罢了。

按照某些人贬低印度持久人民战争的说法，“根本原因是因为印共毛的斗争规模和影响力还不足以使得印度反动国家机器动用正规军。”那么，1928年6月国民党各派新军阀的主力部队都在对张作霖、张宗昌等奉系军阀进行“二次北伐”，岂不是说明“井冈山的斗争规模和影响力还不足以使得国民党反动国家机器动用主力军”？不过，即便“当年区域红军拥有正规武装十几万人的规模”，许多地区（固然不是全部地区）的军阀依然拒绝中央军入境协助围剿，宁可战败给红军后携款潜逃到大城市做寓公，不知道这些人对此又当作何看法。

顺便一提，实际上，纳萨尔巴里运动开始以来，印度军队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直接、大规模参加镇压印度人民战争是在1971年的西孟加拉邦比贾普尔县。当时，印度陆军出动了超过7500人的部队去镇压这个县由印共（马列）领导的农民起义，那么1971年比贾普尔县的“斗争规模和影响力”是否规模远远大于今天的丹特卡冉亚等地的斗争，以至于“印度反动国家机器动用正规军”？答案是否定的，尽管当地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参加起义，尽管比贾普尔的斗争是印共（马列）早期武装斗争的高潮，但当时此地各路游击队总共仅有步枪一百多支，较大规模的游击队只有步枪几十支、人上百，根本无法跟今天的印度人民解放游击军相提并论。那么何以印度军队反而没有大规模、直接的介入呢？原因只是当地靠近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印巴战争的前线，农民起义打乱了印度军队侵略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的部署罢了。这也说明，印度当局并不认为印度军队在镇压印度人民战争方面比起中央后备警察部队有什么优势。

综上所述，目前印共（毛）在丹特卡冉亚的斗争，虽然与井冈山根据地或有一些量的差别，但是在质上则没有太大的差别，可以说是处于同一水平。当然，印共（毛）确实没有“当年区域红军拥有正规武装十几万人的规模”，但井冈山同样也没有这样的区域和这样的红军。

三、印度革命的客观条件是好是坏？

印度革命的客观条件比起中、俄当然是更加恶劣的，既缺乏外部帮助，内部敌人又很强大，这是所有人都不否认的事实。但是某些人却借题发挥说什么：

不禁再吐槽下一种流行的、打着MLM旗号的观点。这种观点一方面极力否认美帝的衰落和世界的多极化趋势，硬说美帝还是无比强大、天下无敌的，甚至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里美帝及其走狗也成了主要敌人，另一方面则大谈世界革命又进入了什么“最后的战略进攻阶段”，资产阶级已经没有能力“抵御革命”了，甚至断言今后三四十年里世界革命击就将胜利，云云。武侠小说里，正反两派在彼此最强状态下来个1V1是很吸引读者眼球的，但是，这不是现实中的真实斗争。当帝国主义四分五裂，彼此争斗的时候，往往是革命势力大大发展的有利良机；反之，如果帝国主义比较团结，内部冲突比较小，则是能够给革命力量带来更大的压力的。如果美帝“天下无敌”革命发展起来就更困难，反之革命的发展往往意味着幼苗周围的巨石出现了缝隙，提供了生长空间。如果能够认真的思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不是一味的高谈阔论最革命的口号，这个道理，本来应该是不难明白的。

某些人无非是采用刻意歪曲、偷换概念的手法，自己画靶子自己射，搞稻草人谬误。笔者一再强调，在MLM运动里，没有人认为帝国主义的发展是平衡的，没有人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会在哪怕一秒钟的时间内停止，没有人认为美帝是天下无敌的，没有人否认美帝相对1992—2008年的鼎盛时期是相对衰弱的，也根本没有人认为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里美帝及其走狗是唯一乃至最主要的“主要敌人”。由于这个问题已经离题，笔者在这里就不再多加废话。在这里笔者只想提醒某些人，就算是某些人一直拿来做神主牌的“提法和理论基本上坚持传统MLM的原则和提法”的“代表”之一的阿共（毛），在其论战性文章《八个拉丁美洲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国际联合声明之一瞥》^[2]里也承认“美国是惟一的全球超级大国”^[3]，宣称“此外，修正主义的炎国……的经济体系是带有强烈买办主义痕迹的社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带有半封建/半封建关系的残余。……因此，在今天的炎国，农民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那个国家的革命将是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消灭半封建主义的残余和买办资本主义的强烈痕迹，后者表现为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经济控制上的相对控制权。”请问某些人又要如何解释“半封建主义的残余”和“买办资本主义的强烈痕迹”呢？某些人一贯采取断章取义、片面引用、垄断渠道、知识私有等办法，来混淆视听，殊不知这是无法永远持续下去的。

言归正传，无论再怎么期待客观条件好转，给革命力量带来“缝隙，提供了生长空间”，目前的事实就是美帝依然是唯一超级大国。尽管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矛盾的激化，但是目前帝国主义之间没有爆发世界大战，印度统治阶级各派之间也没有爆发内战。臆想这些“有利条件”没有意义，如果有谁因此得出什么“某帝国主义入侵印度将会有力推动印度革命”那就更是帕尔乌斯式的翼赞行为（当然，如果论者是某国人，那又成了艾伯特）。实际上，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客观条件上难免有机会主义之嫌。

例如，某些人宣称“随后在抗战中，CPC正确的认清主要矛盾，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大发展。日本的入侵，对于中国人民毫无疑问是深重的灾难，但是在国民党腐朽不堪，无力保护人民免遭日寇荼毒的时候，CPC却能动员其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自己，并在这个过程中迎来了革命力量的大发展：1937年秋，改编后的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每个师定员为15000人，考虑陕北留守部队和南方1万左右的新四军，革命武装力量加起来不会超过7万人 。而到了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前夕，PLA总兵力达到127万人。”看来是要跟国粉的“日本侵华帮助CPC夺取政权”谬论胜利会师了。但是，这些人没有看到，抗战让CPC壮大自己的同时，也让统治阶级强化了统合，让蒋介石的中央军势力得到壮大。蒋介石利用抗战统合了之前彼此混战的统治阶级，借日军之手消灭了大量的军阀。抗战前，中央军仅有70万人，能用于围剿苏区的也只有这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到了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前夕，中央军总兵力已经超过300万人，其精锐部队的战斗力在获得美国、日本、苏联武器并接受美国训练后已从原来的不如红军主力一跃而超过了解放军主力部队。这时候某些人怎么就没想到统治阶级“比较团结，内部冲突比较小，则是能够给革命力量带来更大的压力的”呢？可见，任何时候客观条件总是存在有利的一面，也存在不利的一面，只强调其中一面无非是机会主义罢了。

四、查鲁.马宗达应该为冒险主义错误负责吗？

提到印度革命的主观力量——MLM党——的形成过程，某些人为了大搞宗派主义，不惜公然大搞双标，一方面鼓吹无原则的调和主义，什么“从今天来看，安得拉邦近万人干部未能加入新的革命党中，是不是一种损失呢？”云云（这个问题，详见后文）；一方面又公然撕下了所谓“摆事实，讲道理”的“文风”，学着萨.纳.辛格和1970年代苏修、印修的调子攻击查鲁.马宗达和早期的印共（马列）“认为应该放弃一切群众组织里的工作，只抓武装斗争，同时又把武装斗争理解为脱离群众，类似暗杀阶级敌人的“消灭阶级敌人”路线，甚至提出在70年代解放全印度的口号。” “印度革命者马宗达等人创建的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者）尽管自称接受了ML主义MZD思想的指导，但是在斗争中也逐渐偏离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在斗争中创建人民军队的路线，结果也导致了失败。”

应该说，当年印共（马列）的某些政策确有冒险主义倾向，对“消灭阶级敌人”的过分拔高也确实是错误的，但马宗达真的应该对此负责吗？在某些人看来，“消灭阶级敌人”本身（而不是对其的过分拔高）就是“脱离群众、类似暗杀阶级敌人”的“冒险路线”，就是“偏离发动群众、动员群众”，而马宗达要为整条冒险主义路线负责；这些人还胡说什么印共（毛）在“自我批评”中也承认了这一点。

当真是如此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消灭阶级敌人”到底是什么。按照《当代外国政治书摘（第二辑）》（1986）对苏曼塔.班纳吉《印度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及其经验教训》（1984）一书的书摘，“消灭阶级敌人”^[4]并不是什么“脱离群众，类似暗杀阶级敌人”，而是“主动进攻”，也就是“游击队在数百名村民的配合下主动袭击地主、高利贷者、告密者，有时甚至袭击警察驻地”。也就是说，游击队一切主动进攻敌人的战斗，都是“消灭阶级敌人”，而且“消灭阶级敌人”还带有强烈的群众性。实际上，按照宽泛的定义，印度人民解放游击军目前进行的大多数战斗都属于“消灭阶级敌人”；按照狭窄的定义，“消灭阶级敌人”实际上就是群众性的“打土豪”、 “锄奸”或“公审大会”。

按照班纳吉的《印度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及其经验教训》，“消灭阶级敌人”首先是查鲁.马宗达同志在1969年9月的一篇文章里提出的，他认为掌握高级武器的人必须“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通过消灭阶级敌人才能培养出来”。同年12月，马宗达进一步指出，“消灭阶级敌人”是“阶级斗争（如反夺佃、强占地主土地）的高级形式”，又是“游击斗争的初级阶段”。在这一时期，斯里卡库兰的农民起义由于领导者的过于仁慈（只剥夺地主土地而不消灭地主）而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消灭阶级敌人”开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71年的比贾普尔斗争是“消灭阶级敌人”的高潮。每次“消灭阶级敌人”都是“有几百名村民参加”的群众性斗争。“例如1971年6月19日这一天就发生了两起杀地主的事件，据报道参加的群众分别有200人和500人，他们不但手持梭镖，还有从地主和警察手里夺来的几十支步枪、手枪和手榴弹等等。”这难道也是“脱离群众，类似暗杀阶级敌人”吗？

毋庸讳言，后来一些地方的“消灭阶级敌人”运动出现了冒险主义偏差，有些地方的“消灭阶级敌人”确实“只是少数人的秘密暗杀行动，而农民则变成了消极的旁观者”，有些地方出现了“扩大化倾向，没有区别对待，甚至连小土地所有者也难以幸免”，还有些地方出现了年轻干部出于“虚夸心理”而用“流氓无产者报私仇的行为”来“充实他们‘消灭阶级敌人’的花名册”的错误行为。后来，印共（毛）的各个前身组织对这些偏差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和斗争。然而，这些偏差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马宗达，相反马宗达与这些错误偏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2007年印共（毛）第九次代表大会（统一代表大会）在其相当于历史决议的《政治和组织回顾》（以下简称《回顾》）^[5]援引1974年印共（马列）中央组织委员会派安得拉邦委员会（印共（毛）前身印共（马列）人民战争派的前身）撰写、1980年人民战争派成立时加以修改的《自我批评报告》作出了如下评价：

根据《自我批评报告》，简而言之，以下几点是我们当时理解中的负面因素：
……
5、认为“消灭阶级敌人”是唯一的斗争形式，是激发人民革命热情的唯一途径。
……

也就是说，错误的不是“消灭阶级敌人”，而是把“消灭阶级敌人”当成了阶级斗争的唯一形式（而不是“形式之一”，哪怕是“较高形式”），而这恰恰是违反马宗达指示（哪怕是在1970年“消灭阶级敌人”高潮产生偏差前后）的。

在此基础上，印共（毛）前身各派依然坚持把“消灭阶级敌人”当作阶级斗争的形式之一。比如1972年3月人民战争派的前身安得拉邦委员会决定“消灭阶级敌人只能作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来进行”^[6]；党团结派在1978年就“消灭阶级敌人”问题作了决议，否定“把消灭阶级敌人作为唯一斗争形式的消灭路线，但继续把消灭阶级敌人当作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7]。

在此之后，印共（毛）前身各派继续采取“消灭阶级敌人”（或类似形式）作为一种阶级斗争战术，并对其成果作出了正面评价。甚至连没有受过马宗达领导的毛主义中心也宣称在该派基层组织领导下“一些消灭反动敌人的成功行动和方案也得到了成功执行。”^[8]（希望某些人不要诡辩说“反动敌人”不是“阶级敌人”。）

印共（毛）成立后，继续采取“消灭阶级敌人”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在3U地区（指北比哈尔邦-北方邦-北阿坎德邦“三北边区”特别委员会领导下的地区），我们在建设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方面的努力远远达不到要求。特别是作为大地主称霸的地区，反封建斗争应该成为我们在比哈尔邦北部运动的重点和支柱。可以大范围动员失地贫农占领地主土地，夺取庄稼，反对各种封建制度。消灭一些地主可能激起群众的热情，但它本身并不能创造激进的群众运动或建立地方领导。^[9]

总而言之，印共（毛）认为“消灭阶级敌人”没错，错误的是宣布“消灭阶级敌人是唯一斗争形式”以及“把消灭阶级敌人战术提升到路线高度”：

但是，虽然党的纲领和战略基本正确，但在策略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这些偏差与拒绝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和群众组织，将消灭阶级敌人作为唯一的斗争形式、抵制工会、过分强调城市游击战、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攻击资产阶级教育机构的策略，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歼灭阶级敌人的策略被提升为路线的地位，这对运动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并导致了革命力量的孤立。敌人可以通过部署庞大的警察部队，并有计划地渗透革命力量，从内部破坏党，从而相对轻松地镇压运动。^[10]

此后，在批评坚持“左”倾错误的派别时，印共（毛）也指出：

我们还批评了马哈德夫·穆克吉领导的亲林派和维努德.米斯拉领导的反林派的“左”冒险主义倾向。我们解释了以消灭阶级敌人的名义拒绝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是错误的。我们认为，歼灭阶级敌人只是斗争形式之一，不能成为“第二届中央委员会”派所主张的“唯一形式”或路线。
这些“左”倾宗派团体也对这场运动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因为他们破坏了大多数反对改良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潜在革命力量。亲林和反林派吸引了许多马列阵营的同志，但由于宗派主义路线和做法，无法推动他们前进和重组。 实际上，它们通过损失、分裂和解体造成了很大的破坏。^[11]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来检验一下马宗达是否要为上述“左”倾冒险主义的“消灭阶级敌人”路线负责了。马宗达是否主张过“消灭阶级敌人是唯一斗争形式”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把它提升为路线呢？

答案又是否定的。

至少，印共（毛）在《回顾》中虽然指责第八次代表大会把“消灭阶级敌人”提升到路线高度是不对的，但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点马宗达的名。

实际上，1970年5月第八次代表大会^[12]期间，马宗达创作了《憎恨、践踏并粉碎中派主义》^[13]一文。这篇文章集中反映了马宗达当时对“消灭阶级敌人”的看法。文章确实主张“消灭阶级敌人”。但是，在马宗达概念中，“消灭阶级敌人”并不是某些人所谓“实则类似暗杀”；相反，“消灭阶级敌人既是阶级斗争的高级形式，又是游击战争的开始”。在文中，马宗达明确批判了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种是纯军事路线——“有的同志同意歼灭是游击战争的起点，但不同意它是阶级斗争的更高形式。 应当牢记，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发展，才能解决一切问题。”；第二种则是沉醉于经济主义的右倾路线——“还有一些同志进行了阶级斗争——夺取地主土地和财产的斗争——但没有歼灭阶级敌人。于是干部就堕落了，迷失了。这些同志们忘记了歼灭阶级敌人是游击战争的起点这一点。”很明显，在马宗达的文章中，“消灭阶级敌人”决不是像某些人攻击的那样，是“脱离群众，类似暗杀阶级敌人”；相反，马宗达始终强调，“消灭阶级敌人”是与群众性阶级斗争相结合的武装斗争，是游击战争的开始。为了强调在“消灭阶级敌人”斗争中发动群众的重要性，马宗达甚至不惜反对当时领导斗争的骨干使用火器，要求指战员们尽可能使用冷兵器，理由是“失地的贫苦农民肩上扛起步枪，勇往直前，难道不是我们的梦想吗？但现阶段使用火器，不但没有释放农民群众消灭阶级敌人的主动性，反而扼杀了它。如果游击队员用他们的古旧武器发动歼灭战，普通失地贫农就会赤手空拳地挺身而出，加入歼灭战。被长年的压迫压垮了的普通失地农民，会看到光明，为自己向阶级敌人报仇雪恨。他的主观能动性将被释放。这样，农民群众就会加入游击队，他们的革命热情将无止境，一股强大的人民热潮将席卷全国。农民群众赤手空拳或自制武器歼灭阶级敌人的主观能动性释放出来之后，农民革命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就应该拿起火枪，面向世界。手持步枪的农民，将是农民革命力量延续的保证。”马宗达在“歼灭阶级敌人”阶段反对使用火器的主张是否正确值得商榷，但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马宗达主张的“歼灭阶级敌人”毫无疑问是一种与农村阶级斗争即夺取土地和地主财产斗争结合起来的群众性农民运动，最终的目标是建立群众性的游击队和农民革命政权，而决不是印度国内外右倾修正主义者所谓的“只抓武装斗争，同时又把武装斗争理解为脱离群众，类似暗杀阶级敌人”。也正因为如此，在看到某些干部一味沉迷于亲自去“歼灭阶级敌人”，脱离群众运动、脱离阶级斗争时，他才会在1971年撰文纠偏（未必是仅限于所谓“生前最后一文”），特别强调“只告诉贫农和无地农民知道歼灭阶级敌人，那将是经济主义。”、“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而不是歼灭阶级敌人，虽然歼灭阶级敌人是阶级斗争的更高形式。”、“今天，武装斗争是主要特点。所谓武装斗争，就是夺取武器并把农民游击队武装起来，而不是沉迷在‘消灭阶级敌人’上。”

顺便一提，所谓“应该放弃一切群众组织里的工作，只抓武装斗争”也不是事实。无论是在1970还是1971年的文章中，马宗达都强调要发动群众展开阶级斗争。《憎恨、践踏并粉碎中派主义》只是在面对中派主义者打着“工会问题”和“建设无产阶级为基础的政党”之类旗号干扰农村武装斗争大方向时，提出要与这些人进行斗争罢了。1971年，他又提出“抢夺阶级敌人的庄稼”等经济斗争的口号。

历史上，只有国内外的右倾修正主义者们才热衷于攻击查鲁.马宗达和早期的印共（马列）“认为应该放弃一切群众组织里的工作，只抓武装斗争，同时又把武装斗争理解为脱离群众，类似暗杀阶级敌人的“消灭阶级敌人”路线，比如苏修、印修，又比如印度毛派说的那样“整个1970年代，一些前马列团体，如卡努•桑亚尔派、T•N•雷迪-D•V•拉奥-CP•雷迪派、萨蒂亚纳拉扬•辛格领导的临时中央，等等，批评八大的路线，称它是“左倾冒险主义”、“左倾宗派主义”、甚至是“反人民”的。他们拥护一条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使群众路线和持久人民战争路线对立。”某些自称尊重马宗达、尊重印共（毛）的人，到底跟什么人站在一起呢？

印共（毛）在《回顾》中的确也引用人民战争派的《自我批评报告》对马宗达同志提出了若干的批评：“在全印共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成立，纳萨尔巴里的火焰开始蔓延到全国许多地方以后，随着斗争过程中的一系列胜利，在马宗达同志身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利己主义。周围一些同志的过分吹捧和错误夸大的报道，进一步发展了它。因此，马宗达同志对自己的个人决定而不是集体决定产生了更大的信心，这只会使他越来越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辩证的思维方式。它还有助于使中央委员会的运作受到损害，并使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侵犯。他的利己主义也使他无法从党内外进行自我批评，这使他更加官僚主义，帮助党在错误的路线上走得更远……”^[14]然而，其中也只有“利己主义”、“官僚主义”和对马宗达某些家长制、一言堂作风的批评，并没有说马宗达“认为应该放弃一切群众组织里的工作，只抓武装斗争，同时又把武装斗争理解为脱离群众，类似暗杀阶级敌人”。

其实，马宗达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当然有某些“利己主义”、“官僚主义”和其他的缺点错误，但他是能够通过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的。比如，他曾预言印度在1975年以前将获得解放（这大概就是某些人所谓“提出在70年代解放全印度的口号”的出处），但他在1971年12月的一篇文章里承认了错误：“我曾经说过，我国在1975年以前将获得解放……这是一种政治判断，我并不固执己见。”他曾在1969年12月错误地认为“今天，印度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一触即发的。”也就是说，否认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辩证的思维方式”。但是，他在1971年承认了错误，提出从“某些地区”开始“逐步地在全国建立”起党的领导权。当一些人不能容忍党内对马宗达的“革命权威”提出批评时，他一再提醒他们：“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时必须耐心。支持反修斗争的人大多数都是忠诚的。要允许他们有机会接受再教育。”、“在意见发生分歧时机械地搬用权威是不对的。……我们决不能用下命令的办法把权威强加于人。只能通过实践经验和政治讨论使大多数同志逐步地理解问题。盲目服从是有害的。”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讲完他的全部意见，就在1972年7月28日遇害了。

正如印共（毛）在《回顾》中评价的那样：

查鲁.马宗达同志牺牲后不久，CP主义革命阵营里基本上有两种不正确的趋势：一种是诋毁他，要求他对发生的挫折负全部责任。^[15]另一种则是否认已经发生的任何缺陷。
……
然而，鉴于他（马宗达）对印度革命的巨大贡献。《自我批评报告》总结道：“他主要是一个马列主义者和伟大的革命者；是被剥削群众最敬爱的领袖；他把印度革命领上了正确的道路。”^[16]

每一个MLM都应该赞成这个观点，而不是攻击马宗达“认为应该放弃一切群众组织里的工作，只抓武装斗争，同时又把武装斗争理解为脱离群众，类似暗杀阶级敌人的“消灭阶级敌人”路线，甚至提出在70年代解放全印度的口号。”

五、印度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究竟是怎样的？

某些人口头上尊奉MLM，在实践中却始终否认革命阵营内乃至先锋队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大搞调和主义，大发议论“从今天来看，安得拉邦近万人干部未能加入新的革命党中，是不是一种损失呢？”

所谓“安得拉邦近万人干部”，实际上说的是T•N•雷迪-D•V•拉奥-CP•雷迪集团，以下简称雷迪派。该派于1969年2月从印共（马列）的前身“全印度CP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里分裂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安得拉邦CP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但很快又四分五裂。

按照2007年印共（毛）第九次代表大会（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和组织回顾》（第145—146页）的说法，该派与印共（马列）的主要分歧如下：

1.不承认苏党是修正主义党（疑有误，至少从1970年起，该派及其后继组织的主张应该是承认苏党是修正主义党，但不承认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
2.不承认MLM是指导思想；
3.不承认人民战争是印度革命的出路；
4.反对抵制选举；
5.只承认自卫，反对进攻阶级敌人，曾谴责主动攻打警察局；
6、反对马上退出印共（马），但最终被迫退出。

很显然，就算其他方面可以妥协，不承认MLM是指导思想、不承认人民战争是印度革命的出路，只承认自卫、反对游击战、反对进攻阶级敌人的派别，是不可能跟革命派同处一个政党的，因为在基本的纲领和战略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

今天，雷迪派的大多数后继派系，都已经堕落为公开的修正主义者。就算是这群人里最进步的新民主派（其实后来靠拢印共毛的还有民权派，不过近年来似乎销声匿迹了），到今天也还没有彻底放弃选举游戏，依然不愿发动人民战争。^[17]这恰好说明，他们尽管可以成为统战对象，却是很难“加入新的革命党”的。

更荒谬的是，某些人开始公然为现在已经堕落到为“谴责印共（毛）反击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的修正主义党印共（马列）解放派涂脂抹粉，说什么“一般而言印共毛及其前身并未把他们分歧当作对抗性矛盾来看待”，“也不是什么“一开始就是亲幽州”派，而是革命派”，“印共毛是完全承认这些组织的革命性的”。真的是如此吗？解放派是1973年以“捍卫CPC十大路线”等理由而脱离穆克吉集团的第二届中央委员会派的，1975年其领导人乔哈尔（Jauhar，大概就是某些人口中的“乔瓦哈”）牺牲后由维努德.米斯拉（Vinod Mishra）继任。那么对于1976年的事变（毛派与亲幽州派的公开分化恰恰是1976年以后的事情，因此某些人的说法可谓莫明其妙），米斯拉怎么看待呢？竟然是“CR以失败告终，最终一些根本不是CP成员的人在党内夺取了政权。最终在1976年毛不得不宣布CR的结束并让稻重新上台。”（《纪念毛，你仍将永远是我们的主席》）这样近乎异位面的奇谈。最终根据解放派的官方传记《维努德.米斯拉的一生——精力充沛和无私奉献的一课》^[18]，在1979年（根据另一篇自传，是在夏天），米斯拉秘密访问了炎国幽州等地，“他们作为国宾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并与炎国同志交流了经验。 米斯拉印象深刻。 但他礼貌地拒绝接受任何物质帮助，包括炎国同志为他动肾脏手术的热情提议。”之后米斯拉一直支持炎国直到死去（死前甚至吹捧稻为“伟人”），而解放派直至今日依然翼赞幽州。这样的党、这样的指导者，在某些人眼里竟然是“革命派”而非“亲幽州派”，不禁令人疑问，到底谁才是某些人一直挂在嘴边的“护国老保”。

至于“印共毛是完全承认这些组织的革命性的”那更是彻头彻尾的造谣了。《印度毛主义CP主义中心（印度毛共中心）和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的简史》明确批判解放派在1980年代已沦为右倾修正主义组织：【“解放”派，摆到另一极端，在1980年代初加入了右倾修正主义阵营。】^[19]某些人不惜混淆穆克吉本人和“穆克吉分子”也要对他人吹毛求疵，然而对于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就完全没有一点“摆事实，讲道理”的风度了。

诚然，其他组织在走向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也经历过曲折。人民战争集团一度“撤销武装斗争”还能说是策略调整，何况后来也确实重新展开了武装斗争，但其首任领导人堕落为修正主义者则是不争的事实。毛主义中心在1970年代末同样亲幽州，但在1980年代初就已经改正。党团结派觉悟较早，但却在合并中央组织委员会后一度陷入了调和主义。这些确实可以说明“没有一贯正确的组织”，但实际上也不过证明了这些前身组织内部同样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罢了。印共（毛）的成立和十多年来斗争的成果，只能说明红线坚持斗争取得胜利罢了。今天包括印共（毛）在内的所有MLM组织内部同样不可避免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有红线在斗争中不断压倒黑线，革命才能够不断向前，否则萨.纳.辛格、卡努.桑亚尔、穆克吉、维努德.米斯拉之类的人物只会不断出现罢了。

六、罗摩衍那在森林中战胜了什么“魔鬼”？

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印度达利特史学的论述里，《罗摩衍那》是作为高种姓祖先的雅利安人征服低种姓祖先的达罗毗荼人的历史的一种曲折反映。像比姆军这些公开同情支持毛派的达利特团体更是年年举行仪式供奉《罗摩衍那》里面的魔头罗波那。】在《罗摩衍那》里，罗摩代表的是雅利安族统治阶级征服者，所谓的“魔王”则是被征服而遭受奴役的部落民祖先，这是一部奴隶主征服的传记。今天，罗摩的后继者就是印度教教权主义大官僚买办和大地主的政党——印度人民党（BJP），而“丛林中的魔王”才是印共（毛）及其领导下的部落民农民运动。某些人希望罗摩战胜“魔王”建立“罗摩莱亚”，到底是希望谁战胜谁呢？

再者说，早在4000年前，达罗毗荼人就已经在印度建立了高度的文明，出现了阶级社会乃至于早期国家。某些人“2000多年前印度进入文明时代”的史观到底是继承了谁的史观呢？显然，不会是建立了哈拉帕等不朽遗迹的“不文明”的达罗毗荼人以及他们的部落民后裔吧。

参考

1.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简史》：“红四军的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二团5000余人和红五军三纵队、特务大队800余人，加上当地地方武装和群众近万人参加了会师大会。”
2. ^ A Glimpse at the Joint International Statement of the Eight Latin American Maoist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2018年6月
3. ^ 当然，阿共毛宣称美帝只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人民的主要敌人”而不是“所有国家人民的主要敌人”。
4. ^ 书中作“歼灭阶级敌人”，下同。
5. ^ Political and Organisational Review，第153—155页。
6. ^ 《回顾》，第155页。
7. ^ 《回顾》，第189—190页。
8. ^ 《回顾》，第30页。
9. ^ 《回顾》，第365页。
10. ^ 《回顾》，第175页。
11. ^ 《回顾》，第175—176页。
12. ^ 即印共（马列）第一次代表大会，连印共变修前通算则为第八次。
13. ^ Hate, Stamp and Smash Centrism，参见《马宗达选集》。
14. ^ 参见《回顾》第153—155页，下同。
15. ^ 笔者注：就像某些人所谓马宗达“认为应该放弃一切群众组织里的工作，只抓武装斗争，同时又把武装斗争理解为脱离群众，类似暗杀阶级敌人的“消灭阶级敌人”路线，甚至提出在70年代解放全印度的口号。”
16. ^ 第46页。
17. ^ 可参考《新民主主义集团对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的恶毒攻击是一种企图掩盖他们政治破产和运动堕落的绝望企图》：https://zhuanlan.zhihu.com/p/378410338；这是人民战争派在同新民主派关系恶劣时发表的文章，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但是从新民主派官方网站可以看出他们至今依然固守“农民自卫”主张、反对“人民战争”，可见许多观点是五十年一以贯之的。
18. ^ The Life of Vinod Mishra：A Lesson In Dynamism And Dedication
19. ^ 这里评论的显然只是印度国内的情况。

谢邀。
答案是他们当中有人想，而且有不少人在努力，几近成功。
可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一声疾呼多么有力，将中国的“封建”打碎而开创了草根时代。这才有了高祖刘邦等后世无数草根揭竿而起的基本道德根基。
可是，如果在那一刻，不可辩驳的集体道德观给你的答案是：
“有种！”
那当如何呢？

我想把这个问题扩充一点，不仅仅是低种姓以及“贱民”阶层，而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学识之士、开明君主、封疆大吏、巨贾富商，都没有把种姓制度推翻。
因为种姓制度是印度教社会的根本道德合理性的制度性表达，而且它始终在随着时代在变革，所以那些离成功只有寸步之遥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了既得利益者，成为了制度巨轮下被碾压的蝼蚁。因为他们真的只是人，而信徒们自以为虔信膜拜的神都不是“真理”。

这种问题的答案总是具有争议性，因为很容易就变成了关于“国民性”的大讨论，而这恰恰和高中英语老师和你说“语感”一般站不住脚。
历史会说明一切。

1，来自祭司阶层的挑战
种姓制度的起源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在吠陀时代业已存在。
按照传统的雅利安人理论，这时次大陆仍处于部落时代。
那么，种姓制度遭遇的第一次巨大挑战便是部落祭司们的挑战。可以想见，在被征服部落中，掌握绝对话语权的本土祭司是最坚定的反抗者。而他们，是社会融化过程中的一大阻力。毕竟，无论从血亲氏族还是宗教信仰上，作为头人的他们能在新的社会中造成最大的混乱。
如果这段残破的历史可以被还原，他们是种姓制度确立后吸入的第一批人。这批新生的婆罗门摇身一变成为了兵强马壮的入侵者的伙伴——对应的便是那批沦为达萨的战争奴隶和成为首陀罗的农人们。
马上得天下，却不能在马上治天下。在武力控制后，对知识阶层的同化便显得尤为重要了。
吠陀时期常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为最高纲领，实质上，从吠陀教到婆罗门教到印度教，不断强化的概念只有婆罗门至上。
在印度教不断发展传播的过程中有一个概念极为重要：梵化（Sanskritization）。简言之，将一切其他文化纳入印度教体系。第一步，便是确立新生的婆罗门，以及给予他们最高的权利。

2，来自武士阶层的挑战
从前读历史，常常愤慨：伤痕累累，真刀真枪打下江山的武士最后败在文人们一纸荒唐言上。为什么用血拼来的江山就得送给书生们来治理？
大概争夺领土，抢占资源是人类最本能的血性，但偏偏发展的动力其实远在那之上——是知识：是让生产发展的技术、是给予社会存在合理性的哲学、是解释世界运转的智慧。
婆罗门并不善战，甚至并不勇敢。但他们垄断了知识，当所有其他种姓都被体力劳动桎梏时，他们掌握了最强大的武器。强大到，一旦失去了婆罗门及他们创造的宗教，人们可能失去信仰，剥离身份，最终陷入动物性的虚无。人，总是需要知道为什么活着的。
婆罗门与刹帝利的充满紧张的合作关系亘古存在。刹帝利最接近成功的挑战是“沙门思潮”，这次他们没有动武。因为暴怒的国王可能胆敢冒着极大的舆论压力去杀死婆罗门，去剥夺祭司的权利和财富，但暴力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婆罗门至上的格局。
“沙门思潮”的出现却击中了婆罗门教的七寸。无论是佛陀还是大雄，诸多精妙哲理奥义都按下不表，唯独“众生平等”足以击溃这个社会。更可贵的是，佛教、耆那教乃至被誉为“具有朴实唯物思想”的顺世论派都提供了一种原有信仰崩塌后逃离虚无主义的途径。
（在单一世界观霸道行世的今天，回想那2000多年前的盛况，更觉得佛陀作为一个哲学家的伟大。宇宙这么浩瀚，我们凭什么以为自己就看透了呢？）

可惜，“沙门思潮”最终未能成功。一方面，思想局限性明显。毕竟佛、耆的思想仍然脱胎于婆罗门教社会环境中，逃不开千丝万缕的联系，终至湮灭于历史尘埃。
结点是商羯罗的出现，他的印度教改革太成功了。缪勒在写印度教时，认为从单一神、泛神到唯一神的演化是宗教发展的终极形式。精彩之处在于，商羯罗从哲学上把唯一神教演化到了极致，在根本上解决了“沙门思潮”遗留千年的问题。
佛陀、大雄全部变成了印度教的一部分；佛教和耆那教在教义和形式上都被“扭曲”，而哲学逻辑上被婆罗门教统一了。
另一方面，政治上刹帝利成为了婆罗门的盟友。当社会根基被动摇时，“神的代言人”与“平民的保护者”达成了协议，人间的权利与权力被分割了。世俗权力完全交给了刹帝利，而婆罗门以无害的形象出现，如教育帝王（老师）、为他们祈福（祭司）、提供智囊（谋臣）等。他们与刹帝利分享知识，为王权合法性提供道德支持，却用知识进一步巩固社会道德体系；他们用种姓制度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隔绝于统治权之外，接受庇护。
“众生平等”的呐喊依然存在，但刹帝利们不喊了，他们的先圣被婆罗门封了神，他们的子孙被婆罗门封了王，这样挺好。婆罗门似乎不再“至上”，但这套社会体系的运转又通畅了。

3，来自低种姓的挑战
一如上文所述，武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不那么中国多农民皇帝最终还是得被农民推翻呢？
在印度史上有过类似的例子，出身贫贱的征服者开国后的第一件事情是请婆罗门来编写家书族谱，把自己变成刹帝利罢了。
德干诸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但在前伊斯兰时期，逃不出这套逻辑。卡卡提亚的首陀罗武士集团虽然有趣，却不典型。而南亚伊斯兰化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又太复杂，只选其中一点作为例子。
低种姓带来最大的挑战同样来自文人，在古代印度，这些人是诗人。古典梵语的没落以及波斯文化的影响，与中世纪地方性语言的大规模兴起互为因果。婆罗门阶层控制知识的重要源头是垄断吠陀语言——梵语，通过与俗语等其他阶层语言的隔离而保证经典的神圣性。
各类方言诗歌和宗教文学作品传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非婆罗门，甚至反婆罗门思想。这些出身皮匠、守林人等职业的民间诗人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风潮。虔信运动与之呼应，再一次，古老而永恒的议题被提起：在神面前，众生因对神的爱而平等。
受到挑战的不仅仅是婆罗门对经典的垄断，而是他们作为人与神的联系人的地位。
这一次挑战其实在很大部分上是成功了，以平等思想而迅速崛起的马拉塔帝国便是一次典型。

婆罗门再一次妥协了，他们让渡了自己对知识的垄断权，从而给予了新兴的知识阶层以话语的空间；他们甚至逐渐模糊了种姓的界限，从15世纪前后至今，这套制度发生了极大的松动。梵语死了，祭祀不再万能，但婆罗门创造的神依然统治着人们。
以湿婆之名而战斗的马拉塔人又如何可能推翻他们自己的神呢，更何况，与佛陀不同，他们其实没有创造出新的制度。
种姓制度没有崩塌，因为内部的反抗因素给它带了变革，却没有推倒重建。这一次，部分低种姓的抗争也使他们成为了既得利益者，这就够了。

4，来自“贱民”阶层的挑战
个人观点，种姓制度的多数部分都是合理而且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它不比任何其他社会制度更残忍。但是，“贱民”制度却是反人类、愚蠢而且理应被废除的。
事实上，甘地爷爷这么努力了。他是种姓制度的维护者，为了这个社会道德根基，甚至很大程度上葬送了印巴的命运；但他却没能改变“贱民”的生活状态，一点一滴。
他被封神，被印度教徒所杀。
安贝德卡尔也这么做了。但率领“贱民”们转投佛教并无效果，因为逃不出印度教社会的大漩涡。新佛教运动失败了，安贝德卡尔即使贵为宪法起草者，也只能成为“贱民”的神。事实上，当年改宗穆斯林的“贱民”们，不过也就成为了伊斯兰教的“贱民”。
印度政府这些年一直在做，但保留制度欲盖弥彰，反而激化矛盾。甚至，高种姓学生们走上街头，呼吁废除留给“贱民”和低种姓阶层保留的入学与工作指标，因为这不“公平”。
世上恐怕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仅仅因为他们出生了，就活该积贫积弱，就理当生不如狗么？
当种姓制度中所有人的挑战都成功了，而且或多或少的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后，剩下的就绝望了。

历史说完了。
其实种姓制度变迁数千年的过程便是一场婆罗门的博弈，他们赢到了最后。
总结种姓制度能够存在至今的原因：
第一，种姓制度作为印度教道德根基的外化不断变化，适应着新的时代。因为所有的人都需要一个活着的理由，在无数次的尝试中，他们无法找到一个比前者更合理的解释。
第二，永远的社会矛盾，只有既得利益者拥有知识和力量去变革，可是少数人的质朴的良知总也敌不过多数人的欲望。
第三，因为“贱民”被牺牲了他们作为人的权利，成为了这场巨大的人祭中唯一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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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夜地写这么多，只是因为好歹有一腔热血，哪怕无用。
想起那时候和佛光山的法师们去义诊，被遗弃的“贱民”村中，那些绝望的眼神。他们只是出生在这里，这世界如此不公。大概是觉得人性最丑陋的时刻。

若你已成神，而你的子民却因此深陷泥沼，我会用最最恶毒的语言去诅咒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