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关于历史的冷知识？ 第2页

在“肥宅快乐水”成为今日的国民宠儿之前，曾经走过一段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的曲折路。

早在1886年，美国佐治亚州的退伍军人约翰·彭博顿应该不会想到，自己为了戒掉吗啡上瘾而调配的糖浆汽水，居然有一天会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成了雄霸21世纪肥宅快乐水榜首的人类之光。

如今，喝一瓶可乐已经成了唾手可及的放纵选择。只需三块钱，就可以感受二氧化碳气泡冲击舌苔的甜蜜激荡。

不过在可口可乐普及的背后，少有人知的，是它进入中国的曲折旅程。

在上海滩登场的黑暗饮料

1927年的中国大陆风起云涌，国共内战刚刚爆发。身处这样剧烈的时代之下，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一种名为“蝌蚪啃蜡”的洋汽水悄悄登陆了上海滩。

当上海市民好奇地用方言念出“蝌蚪啃蜡”，再看看眼前棕色冒泡的液体，他们很快得出了一致结论 —— 这是一款黑暗饮品。放到今天，大概也只有“崂山白花蛇草水”的名头能够媲美。

销量可想而知，全年只卖400瓶。如此惨况逼得公司登报，以350英镑的高价征求译名。留英的上海学者蒋彝“可口可乐”的命名被一眼看中，成了“信、达、雅”的完美实例。

有了新名字的可口可乐成功逆天改命，凭借女神阮玲玉的代言广告，迅速打入了上流社会小姐的聚会。

谁也没想到，短短3年内，战乱不断的中国就成了可口可乐最大的海外市场，装瓶厂开到了上海、天津和青岛。

到1948年，上海的销量已经超过100万瓶。在“百乐门”、“丽都”和“仙乐斯”这些上流社会娱乐场所里，可口可乐的身影从未缺席。那一抹褐色糖浆和红色标志，成了花花世界的鲜艳诱惑。

不过随着解放战争进行，可口可乐也难逃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历史宿命。

1949年，可口可乐和美国大使馆一起撤离，三个装瓶厂也被人民政府接收，转而生产山海关、北冰洋等国产饮料。

如此生活30年，“可口可乐”成了大部分人都没听说过的奇怪词汇，与小资产阶级的腐朽传说一起，被封存在历史的阴暗面里。

重新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到了70年代，可口可乐终于等来了回归的历史机遇。只不过空气中与美帝国主义为敌的气息仍然强烈，就注定了这条路的一波三折。

1976年，中华大地春风又起。随着政治局势逐渐明朗，可口可乐开始和中粮集团接触，寻求引进机会。中粮的工作人员回忆说：

“当时我们没有中央的红头文件，仅有李先念副总理手写的一张不大的纸条，说可以进行此项工作。这张纸条就是引进可口可乐的尚方宝剑。 ”

1978年12月13日，双方签订协议，向中国的主要城市和旅游区提供可口可乐生产设备，开设装罐厂并销售。由中方每年花30万美元购买浓缩汁，生产线则由可口可乐公司免费赠送。

三天后，中美宣布正式建交。可口可乐公司随即在美国正式宣布重返中国。

可口可乐本想回到上海建厂，重现当年“最大海外市场”的辉煌。没成想，“卖国主义”和“打击民族工业”这样的反对声音如潮而来。

旧船票上不了船，昨天的故事没法重复，生产线最终挪到了北京丰台区五里店的一个烤鸭厂。

等到1981年正式投产那天，烤鸭厂的车间鞭炮齐鸣，总裁在欢乐颂的伴奏下品尝了生产出的第一瓶可乐。据《纽约时报》报道，场面比中美建交那天还要热闹。

有了在上海碰壁的经历，可乐可乐开始小心翼翼，为了和中国人民搞好关系，仅在高级饭店向外国人销售，生怕背负“洋鬼子赚中国人钱”的骂名。

可能是因为表现良好，不久，有关部门允许可口可乐在北京内销剩余产品。于是在北京各大商场，都出现了可口可乐搞促销的身影，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筷子。

这样的出场方式，却再次引来了非议。以前在电影里伴随着美国大兵形象出现的饮料，如今堂而皇之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街头，严重伤害了许多人的民族感情。

毕竟，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过去三年，买东西还要凭票，当年的新书《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还在批判邓丽君。

有老同志气得连连发问，“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

即使不谈民族感情，可口可乐也逃不过政治经济学的板砖 —— 资本主义就是擅长培养你原本就不存在的需求，并将这需求习惯化。退一步讲，喝白开水就活不下去吗？

于是1982年春节前夕，北京日报的内参《“可口”未必“可乐”》上奏，数落了卖可乐的种种不良影响。时任政治局常委的陈云作出批示：“可口可乐不能搞内销，只能卖给在华的外国人。”

一夜之间，所有可口可乐都被从商店柜台上撤下，就连装载可口可乐的货车也在进城的路上被警察拦截。

在此危急关头，还是熟悉中国国情的中粮集团出马，写了一封“人民的来信”，苦口婆心地说明卖可乐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 不仅能为国家赚外汇，而且配方用的是中国桂油，有中国的成分。

这封信最终被呈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面前。万里拍板同意内销，这才使得可口可乐成了官方认证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内地市场上起死回生。

等到1984年，一个穿着军大衣的中国年轻人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标题是“China’s New Face”。

他站在长城上，微笑地捧着可口可乐，仿佛是在宣告，意识形态的硝烟终于告一段落。

可口可乐的滋味，是我们童年的味道

80年代以后，可口可乐凭借本土化营销，开始真正进入中国人的生活。

据观察，中国可口可乐的红色外包装和美国韩国都不一样，比其他国家增加了黄色，因为这样就能更接近传统的“中国红”。

彼时的可口可乐是常人无法染指的奢侈品，一瓶卖4毛5分钱。要知道1982年北京市城镇居民月平均收入也才42块8。放在今天，相当于月薪一万的人，要花100块买可乐，谁喝谁牛逼。

对于普通人家，只有给领导送礼的时候才会狠狠心，斥巨资买一箱。据市民回忆，老婆生孩子的时候，送给护士两瓶可乐。“可乐一出手，事情就好办了。”

连带着可口可乐工厂的员工也倍儿有面子，找对象都不用愁。因为约会常备可口可乐，就跟听摇滚乐一样时髦，最能讨得姑娘的欢心。

1986年，可口可乐花20万美元资助中央电视台买下BBC拍摄的英国女王访华纪录片，从而获得了外企在央视打广告的第一个机会。

10月的一天，在《新闻联播》播出之后，中央电视台及全国18家电视台同时响起了可口可乐广告旋律，那是童安格演唱的《挡不住的感觉》。

伴随着“清晨中你和我，有多少期待，彼此眼中的问候，散发着友爱”的歌词，广告中出现了广播体操画面和人们喝可乐时朝气蓬勃的笑脸。

到了90年代，可口可乐也还是一种轻奢，只有考100分的时候才能享受到。

我对“土豪”的最早印象，就来自一个请我去他家吃可乐鸡翅的小学同学 —— 可乐搭配可乐鸡翅，重新定义了“原汤化原食”。

为了让中国人民都能喝上可乐，本土厂家也抓紧商机，“师夷长技以制夷”，以致于各地出现了上百种“中国人自己的可乐”，包括青岛崂山可乐，重庆天府可乐、上海幸福可乐、燕京咖啡可乐，广东少林可乐……场面一度疯狂。

只可惜口味良莠不齐，大多数新秀都没等到与可口可乐匹敌的那天，就已经销声匿迹。

九十年代初，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两乐”水淹七军，收购了大量本土可乐品牌。如今，少数国产可乐即便存活，也只能在乡下小卖部和城乡结合部露脸。

到1998年，可口可乐在北京和上海的饮料市场占有率分别为36.6%和32.6%，远高于第二名百事可乐的6.0%和15.1%。可口可乐在中国的绝对优势基本形成。

于是每天放学后，校门口的小卖部里都上演着一样的诱惑。你可以花五毛钱来一包牛羊配或者香菇肥牛，或者花一块钱来一根流着油的烤肠，如果愿意再出一块钱，就可以开一瓶玻璃瓶装的冰镇可口可乐，然后被同伴们一人一口分个精光。

彼时的可口可乐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伴随着对美好新生活的追求，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不喝肥宅快乐水是不可能的

当可口可乐摆脱了资本主义污名，一路在社会主义大道高歌猛进，它又遇到了新的质疑，就像你妈从小告诉你的那样，喝可乐不利于健康。

早在2008年，姚明左脚踝骨裂的时候，他代言的可口可乐就成了路人攻击的靶子。愤怒的人群认定，“姚明骨裂就是因为可口可乐喝太多”。

随着年纪增长，喝可乐长大的80后90后也开始互相调侃，“你为什么不爱喝可乐了？”

有人说，现在唯一用到可乐的就是做可乐鸡翅的时候。不过更时髦的解法是养生朋克，喝可乐的时候里面泡枸杞和黄芪。

于是2012年达到业绩巅峰之后，可口可乐极盛而衰，销售额逐年下滑，到了2017下滑了近130亿美元。

为了扭转颓势，可口可乐公司开始生产果汁、茶饮、矿泉水。就连可乐的原料也变得越来越健康化，除了零度和健怡，公司还花6年研发出了“能吸脂的可乐Plus”。

据称这款可乐只在日本销售，口感欠佳，原因是每瓶都掺了5克难消化的麦芽糊精，只为增加喝可乐的消耗，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

但是有什么能阻止热爱呢？

当可乐被冠以“肥宅快乐水”之名，这个说法很快裹挟着无忧无虑的欢愉之情横扫了整个社交圈。一时间，互联网上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不喝肥宅快乐水是不可能的，“既然喝水都胖，那我干嘛不喝可乐？”

于是可乐不再是可乐，而成为了一种即时可得的满足感，和对这种满足感完全的掌握。它意味着抓住当下，开心就好。

最懂得可乐奥义的人，大概还是要数画家朱新建。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作家王朔的亲家。

从80年代喝第一口可乐开始，朱新建便欲罢不能。他甚至曾经放话，一生不再喝水，只喝可乐，最高纪录是一天干掉二十瓶。

拜访他的人看见他家常年堆的可乐瓶，也会忍不住担心不健康。

不过朱新建从不放在心上，因为在他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

“有趣的人生，应该容忍一些颓废，容忍一些不健康的快乐。人即使赚了全世界，却连快乐都没了，那活着多寸。”

参考资料 ------------------------

[1] 《Opening happiness: An oral history of Coca-Cola in China》，Fortune，SCOTT CENDROWSKI，2014

[2] 《可口可乐的中国制造之路》，网易财经，陈娅玲

[3] 《那些年可口可乐教给中国的事》，友邻通鉴

[4] 《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市场的一段曲折》，《党史博览》2017年第1期

[5] 《姚明与可口可乐：人气与骨骼的较量》，姚远

[6] 《朱新建：就算全世界都在装正经，我也玩命真性情》，牛皮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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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武年间的官员有多穷？穷到卖儿卖女。
正三品的通政司使曾秉政，被明太祖老朱罢官之后，贫困到连回老家的钱都没有，于是卖了自己四岁的女儿。老朱听说过龙颜大怒，把曾秉政阉了（腐刑）

2、洪武年间的科举，不仅大明的人能考，高丽、安南、占城等地的学子都能考。并且一旦考上了大明的进士，回国之后可比如今的什么哈佛剑桥的博士吃香多了。
洪武四年，曾经有三位高丽的学子入京赶考，只有一个叫金涛的人中榜，名次比较一般：三甲第五，本来是授予了金涛一个县丞的职位。但是因为三个人都不会说大明的官话，难以在大明做官，所以就上书请求返回高丽，于是朱元璋下诏给了他们一笔十分丰厚的交通费后，派遣舟船把他们送回了高丽。一回到高丽，洪武四年的三甲第五、大明县丞金涛摇身一变，很快就成了高丽的国相！！！

3、要在永乐年间得状元，取个好名字十分重要。
永乐十三年， 状元本来是林文秸，但是永乐帝觉得“秸”这个字太复杂了，于是就把第一名给了洪英。（林文秸表示一脸懵逼，不过洪英这个名字的确言简意赅，难道永乐帝觉得这个名字是“洪武英明”的意思？哈哈！）
永乐二十二年，状元本来是丰城的孙曰恭，但是永乐帝觉得曰恭这两个字看起来像“暴”，于是就说：我这个人脾气好，无为而治，用刑从来都是宽大处理，用孙“暴”做状元成何体统？（永乐帝就是永乐帝，脸皮果然厚）于是，来自无为县的刑宽（无为刑宽）同志就成了当年的状元！

4、明仁宗曾经有一波非常骚的操作，明代版钓鱼执法。这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当领导跟你说，有什么意见尽管说，我不介意的时候，打死都别相信。
洪熙元年三月，明仁宗下诏说：ladies and gentlemen，自从朕登基之后，你们给我提的建议有几百条，我哪一次不是欣然接受呀？只是大理寺少卿戈谦所言实在太不像话了，捕风捉影的黑我，把本宝宝气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但是我依旧没把他下狱，只是免去了他朝参的资格。可为什么从此之后你们提建议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呢？你们还是要多提建议啊！戈谦的事我也很后悔，我已经把他免罪了。各位要踊跃发言，我不会介意你们的所言所语，你们也不会因言得罪的。
洪熙元年五月，侍读李时勉、侍讲罗汝敬以言事下狱！（李时勉、罗汝敬表示：老子信了你滴邪！）

5、明宣宗武力值爆表，但同时又被叫做促织天子。
为什么说明宣宗武力值爆表？因为他可以说是除了太祖和成祖之后个人武力最牛的一位，明武宗虽然有个武字，但是和宣宗比起来，勉强够提鞋。兀良哈寇边的时候，明宣宗带着精卒三千人就直接杀了过去，亲射其前锋，射死三人，两翼军并发，敌溃走，明宣宗又帅数百骑直接冲锋而去，兀良哈看到了黄龙旗，才知道大明皇帝御驾亲征了，顿时更怂了，一个个爬下马，跪地请降。
为什么明宣宗又被叫做促织天子？因为明宣宗酷爱玩蛐蛐儿（促织），多次派太监去江南找优质的促织，搞得民怨沸腾。曾经出现过苏州一家三口因为促织而死的惨剧。因此又被别人叫做促织天子。

6、宁王朱宸濠被王阳明所灭，而他的正妃娄氏却是王阳明启蒙老师的孙女。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评价阳明心学的滥觞时，是这么说的“姚江之学，先生为发端也”。这里的先生，就是指的王阳明启蒙老师之一，理学大家娄谅，娄谅的孙女叫娄素珍，为一代才女，嫁给了宁王朱宸濠。朱宸濠谋反的时候，娄妃苦劝不听，后来宁王事败，娄妃跳江自杀。据说王阳明亲自收殓了他老师的孙女，娄妃的尸体。
正是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所以一直对王阳明十分不感冒的杨廷和曾经给嘉靖帝打小报告污蔑王阳明说：王阳明私纳宁王二妃！因此导致嘉靖帝对王阳明印象不佳。

7、大明以武功封爵的文官一共有三人，都姓王：王骥、王越、王阳明。

8、大明有一个人叫黄观，中国科举第一人。
在古代科举中，三元及第（乡试、会试、殿试第一）就是至高荣誉了。但黄观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记录，叫“六首状元”，什么叫六首状元？就是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都为第一名。可以说只要黄观参加的考试，就没有不是第一名的，因此当时有一句话形容是这么形容黄观的“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其实清朝也有一位六首状元，叫钱棨。但是他这个六首状元和黄观相比就简直不值一提了，因为钱棨在童试的时候曾经多次落榜，第一名考中生员之后又六进考场，六次落榜，等到以好不容易断断续续的达成六首状元的时候，已经四十七岁了。而黄观有多恐怖呢？他从第一次参加考试，就从来都是第一名，从未间断，一直到殿试第一，成为状元，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六首状元”的时候，二十七岁！！！

因此黄观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一句：

有我在的考试，排名都是从第二开始的。

9、清朝的顺治皇帝是大明崇祯皇帝的脑残粉
《世祖实录》记载：上驻跸昌平。是日，驾过明崇祯帝陵 。凄然泣下 , 酹酒于陵前 。复遣学士麻勒吉 , 奠明太监王承恩墓。
为什么顺治皇帝会对着崇祯皇帝凄然泪下？顺治皇帝曾经解释过“如此明君 , 身婴巨祸, 使人不觉酸楚耳。”
并且，顺治皇帝不仅认为崇祯皇帝是一代明君，而且对于崇祯皇帝的书法佩服得心服口服，自己珍藏了崇祯皇帝近百幅书法

上笑曰：朕字何足尚? 崇祯帝字乃佳耳 。 命侍臣一并将来, 约有八九十幅。上一一亲展示 。师时觉上容惨戚,，默然不语。师观毕, 上乃涕洟曰:“如此明君 , 身婴巨祸, 使人不觉酸楚耳。”
木陈道忞 《北游集》

《史记•楚世家》里面有这样的片段：

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

许多人都以为，这是楚国不拘泥于腐朽的礼法，敢于挑战现有秩序的表现。甚至有人评价说“人至贱则无敌”。

但是，当我们看完写一段话，就会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

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

楚武王三十五年的时候，楚国讨伐随国，随国说：“我没有罪过。”

——在周朝的传统体制下，讨伐一个国家是必须以对方的某一罪为名的。一般是违背礼制。

楚国说：“我是蛮夷啊。现今诸侯国都作乱互相侵攻，有的互相杀亡。我有些破烂甲胄，想凭这点东西参与中原国家的政事，请周王室让我的号谥尊贵起来。”

——不错，“我蛮夷也”是对随国“我无罪”的回答。既然是蛮夷，也就是不遵守礼乐制度的人，那么楚国讨伐随国并不需要对方有罪名。不过楚国紧接着就指出，现在的中原诸侯也在武力争斗，而我也有些军事实力。所以请你随国让王室给我个尊号，让我也加入吧！如果把楚国对中原给自己的认同感的在乎，视作是在追一个姑娘的话，楚国这就是在霸王硬上弓。

可见这时的楚国只是承认自己现在是蛮夷，但还是希望可以被接纳为华夏的。

答案可能涉及敏感，又被和谐了。

很多人都在问原来的答案是什么内容，我把它搬到 微信公众号：地摊文学 上了。关注后回复“历史”二字即可查阅。

另外重新发一个故事吧，批判一下旧社会的丑恶。事件来源于沈醉回忆录。

抗战期间，军统三剑客之一的沈醉曾担任常德军警稽查处处长。常德乃湘西门户，交通咽喉之地，抗战以来，无数难民西迁都得经过此地。

而湘西地区山势险峻，树茂林深，土匪猖獗，当时的政府在和平年代尚难以平息，战乱时期更无力去剿灭。

一天，两辆大卡车满载着女学生在湘西的公路上行驶。车刚驰过桃源地区，从公路两边的翠林、山石之间窜出几十个彪形大汉，他们截住卡车，把司机和陪同的男教师五花大绑地捆住，将车上四十二名芳龄少女全部劫走了。这伙埋伏已久的土匪是特地来抢女学生的。

四十二名女学生被土匪劫走，一时哗然。学校和学生家长一下子立即哄动起来了，纷纷告向湖南保安司令部。于是司令部命令沈醉设法营救那些女学生。

然而当时沈醉手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剿灭土匪，只好派人进山跟土匪谈判。三天后．派 去的人回来汇报，土匪答应同意把女学生送出来，交换的条件是一百发步枪子弹换一个人。

当时恰好常德军警稽查处从当地渔民手里没收了一批七九步枪子弹。这批子弹是国民党军政部撤退时，一只运器材的木船在沅江上触礁沉底后丢下的。军政部的人只把贵重器材打捞走了，江上的渔民就把扔下的子弹捞了上来，后又被稽查处没收。然而稽查处的军警只有手枪没有步枪，就顺手把这些子弹赠予了土匪。这些子弹除了换四十二个女学生外，还多两千多发，也白送给了土匪。

土匪得了这么多子弹，非常高兴，也蛮讲“义气”，他很快就把女学生送回常德，然而一共四十二名女学生被扣押，却只回来了三十多个。

事后才得知，有几个女学生居然自己愿意留下当压寨夫人，竟不愿再回家。

不愿意回来的女学生，每人都写了封信给家长，表示是自己要留下的。其中有个女学生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

“……二老不必为此事伤心，如果不是发生战争，我去年也许就被那个当官的娶去做小老婆了。依我看，嫁给土匪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如今的世道，官和匪都差不多，有钱，有抢就有一切。您二老不总担心我将来找不着好人家受穷受罪吗？这下你们可以放心了，保准二老今后不愁吃、穿……这里的人待我很好，所以我自愿留下，请放心。”

原来，这个女学生长得极标致，她曾和一个男青年感情很好。可她父母嫌男青年家里穷，硬是要把她嫁给南京一个看中她的官员作外室。她父母因收了那个当官的彩礼，便同那个当官的一起拆散了他们。她很恼怒，却无力反抗。后来南京失守，当官的未来得及和她完婚，就去重庆了。所以，这个女学生现在宁可当压寨夫人，也不愿将来再去给那个当官的作外室。

后来沈醉回忆起这一往事时说道：“当时，我对这女孩子的作法，很不以为然，现在想起来，她的话也不无道理。在旧社会，官就是匪，匪就是官，在对人民的危害方面，实在难以分出高低。”

1947年国军反击外蒙入侵的北塔山之战。

北塔山战役是国民政府抵御外侵的一场国土保卫战。

1947年6月2日，外蒙军队照会中国边防军驻北塔山马希珍连长，要求退出北塔山，马希珍当即拒绝，一面上报一面准备战斗。

6月5日外蒙军队一个步兵营500余人向北塔山发起冲击，同时攻击北塔山西侧大石头、乌龙布拉克一带乌斯满哈萨克武装部落（接受国民政府指挥，约400轻骑兵），这一天战斗，外蒙军阵亡17人，负伤19人；中国军队阵亡11人，负伤4人。

•国军当年挖的战壕

当晚，宋希濂命驻奇台后方的骑一师第二团团长韩藩率该团主力1500人前往北塔山增援。同时，拨出卡车10辆、骆驼20峰，征调民间大车30辆，组织哈密民兵200名和动员一个汽车连负责后勤补给。同时，自迪化派出兵团参谋组和骑五军参谋人员迅速汇合，靠前指挥。骑五军另自迪化抽调火箭筒、小炮部队若干，以及一个加强营，前出至奇台附近警戒后方。

•战斗遗留的马蹄铁

6月7日，蒙军骑兵60余名，步兵300余名，在苏军装甲车4辆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冲击。中国军队将蒙军打退，乌斯满部还一度冲入其后方兵站，并摧毁其卫生所、燃料房。

•国军当年坚守的山头

6月8日，在苏军火炮掩护下，蒙军800多人再次向北塔山进攻。全体官兵与敌军拼杀2小时，敌军未能攻上山腰。下午，中国军队在阵前实施战术反击，将山脚下的蒙军赶回出发阵地。中国军队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一些用俄式新蒙古字写下的内部文件，经翻译后，发现是苏军驻蒙最高当局，要求在阿尔泰战线上，将中国军队赶出100公里左右，以配合当时北疆地区苏共支持的三区革命。

•射击孔

战斗发生后，南京当局因势利导，组织了国统区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活动，国民政府要求苏联和外蒙古赔礼道歉，查处当事人。

6月底，苏蒙军队又进行了一次集中反扑。苏军使用火箭炮、迫击炮射击1小时，随后在飞机掩护下1000余名蒙军骑步兵向北塔山冲击，两军展开白刃战，中国军队顽强抵御住了进攻。至1948年9月，北塔山战役才正式结束。

而xhs在北塔山事件前后宣传则十分耐人寻味。xhs报道：“中国军队强暴地侵入蒙古国界”，声称此事是国民党挑衅，美国驻迪化领事馆指使。

•现在的北塔山农场

值得一提的是，国军浴血奋战用生命捍卫的国土，目前以北塔山山顶为中蒙分界。

更新：鉴于评论中很多人质疑这场战役，贴出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以正视听。

部分资料和图片来于网络，侵删。

在中国沦为西方列强商品倾销地的晚清，有一种中国商品却凭借其逐渐提高的质量以及近乎全民参与其中的庞大生产规模成功颠覆了外国同类商品的独尊地位，从后者手中重新夺回了国内市场。这种商品创造的税收额十分可观，成为清廷另一重要税源，以致于相当一部分洋务经费都来源于此。

这种商品就是鸦片。

必须明确一点，对晚清统治集团而言，鸦片走私所带来的民众身体羸弱、军队素质下降只是相对次要的问题，鸦片真正的要害之处在于白银外流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危局。就这一问题而言，即便是在鸦片战争前主张弛禁的许乃济，其根本立场其实是与主张严厉禁烟的林则徐相一致的。按照许乃济的分析，既然中国的罂粟种植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遍及全国甚至在云贵川地区已经难以控制，打击走私投入甚大且效果不明显，不如利用中国土产的鸦片将外国鸦片挤出中国市场，从而解决鸦片走私所引发的财政窘迫问题。许乃济的这一观点虽然在鸦片战争前尚属于非主流且遭到广泛抨击，但随着中国对外战争的失败，清廷已经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禁止外国鸦片进口。面对走私横行、禁烟无效的时局，为了缓解越来越严重的银荒，主动弛禁、自种自吸以达成暂时的妥协成为越来越多人接受的方案。最讽刺的是，在这种社会舆论之下，连之前禁烟派最坚决的代表林则徐都发生了动摇——他担任陕西巡抚之时，在与同僚的往来信件中明确表达了鼓励国内自产鸦片从而实现“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之一身血脉贯注”的意见。林则徐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清廷的普遍意见：当下只要能够挽回鸦片走私所引发的经济损失，使得“夷人不得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鸦片对人民身体健康的严重损害以及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弊病即可完全忽略不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鸦片贸易正式合法化。尽管清廷在形式上仍然禁止国内种植罂粟、禁止开设烟馆和官员吸食，但这些措施显然已经完全不可能得到执行。再加上彼时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发展，需要投入巨额军费以维持同太平军的作战。清廷遂实行臭名昭著的“寓禁于征”政策——罂粟种植虽然在法理上遭到禁绝，但清廷却开始对鸦片生产者和销售者征收厘金，而且税率远低于外国进口鸦片。这事实上体现了鼓励罂粟种植和鸦片买卖的官方态度。随着政府表明立场，民间罂粟种植迅速呈现不可阻挡之势。自1860年代之后，鸦片生产遍及全国，包括蒙古、东三省、甘肃在内的北方边境地区都存在大规模的罂粟种植和鸦片贸易，鸦片甚至成为云贵川地区获利最大、地位最重要的农产品。此后鸦片产量连年保持稳定增长，罂粟种植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百分比从1866年的0.2%增长到1894年的1.5%，考虑到这一时期全国耕地总面积也在增长，罂粟种植绝对面积的增加更为骇人。土烟产量从1866年的550万斤增长到1894年令人骇然的超过4000万斤。

中国鸦片产量的骤然增加，除了官方的鼓励之外，鸦片契合了中国农民增加收入的实际需求亦是重要原因。对于农民而言，种植罂粟充分利用了农村的闲置劳动力，其最终投入反而低于其他经济作物。此外，国内对鸦片的巨大需求决定了罂粟种植是一项对农民而言十分具有吸引力的创收途径。根据仲伟民的计算，以清末民初鸦片市场为例，1两烟土值大洋1元，大洋1元可购得大米数十斤，每亩烟土产量约为50两，从而购得大米近2000斤。因此3亩罂粟即可达到温饱乃至略有剩余的境地。这无疑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而且对于清末民初医疗资源颇为匮乏的农民而言，鸦片烟反而是最现实、最容易获得的缓解病痛的药品——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在其回忆录《悠长的岁月》中，明确提到民国时期农村广泛把吸食鸦片烟作为大多数疾病的应对方式。他还提及与自己同行的另一位学者在寄宿某一村庄时不幸患病，当地村民提出用吸鸦片来暂时缓解痛苦，然而病人由于担心染上毒瘾打死也不同意。反复商量之后的方法是先由一名村民吸食大烟、然后往病人脸上猛吐一口气（通俗理解的话相当于吸二手烟）。根据贾兰坡的回忆，病人的病痛确实因为此举大为缓解，支撑着他进行后续的科学研究并抵达大城市接受专门治疗，而且非常幸运地没有因此成为瘾君子。

国内鸦片种植的庞大规模，最终成功地将进口鸦片排挤出了中国市场。1867年至1868年，鸦片进口量在一年之内就下降了17%，到1879年，全国鸦片自给率达到惊人的80.12%。1881年，由于无利可图，波斯鸦片已经全部停止进口，印度鸦片在四川、云南、贵州、山西、陕西、甘肃也被完全赶出市场。1882年，中国鸦片产量几乎完全满足了国内需求，甚至还实现了部分出口——西南地区的鸦片大量流入缅甸。而到了1906年，鸦片自给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91.56%，进口鸦片已经退居微不足道的地位。巨大的鸦片贸易量在短期内给清廷带来了可观的财政收入。尽管国产鸦片税率低于进口鸦片，从国产鸦片上获得的税收仍然逐年增加，1908年甚至超过160万两。国产鸦片税收成为蒙自、重庆、宜昌等内地海关最主要的收入。除了国产鸦片之外，如果我们把进口鸦片所创造的关税、厘金收入也考虑在内的话，就更能理解鸦片对于清廷的重要意义。1887年海关开始实行税厘并征之后，每年鸦片厘金都在300万两以上，1888年最高达到656万两。巨额鸦片收入不但支撑了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开销，还成为众多洋务建设项目的重要资金来源。1877年广东机器局建造的16艘炮舰，其各项支出几乎全部取自鸦片厘金。这项炮舰建设计划到1880年仍在进行，每年都要从鸦片厘金中抽取11万两。1887年，四川机器局从鸦片厘金中抽取67771两用以制造机器和军械。同年刘铭传得到朝廷批准，从高雄和淡水的鸦片厘金中抽取资金支付海军开支。更加讽刺的是，由于极强的的保值性和实用性，以及重量较轻、便于携带的特点，鸦片在晚清逐渐取代币值不稳定的铜钱成为市场上各方广泛接受的一般等价物。不但洋行用鸦片购买茶叶和生丝，民间也乐意用鸦片作为可靠的货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甚至进京赶考的士子都携带鸦片作为盘缠，长江沿岸的苦力也都会携带鸦片在工作之余将其出售给湖北的鸦片贩子以赚取外快。

但无论鸦片怎样缓解了清廷的财政危机，从长远来看它都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性的破坏。鸦片产量的扩大引起了鸦片价格的下降，直接造成了鸦片吸食者人数的增加，而且许多农民种植罂粟并不仅仅是在市场上流通，而是为了自种自吸，各阶层吸食鸦片之风的愈演愈烈，国民健康遭到严重摧残，进而导致人均寿命缩短、劳动力素质下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农民更为穷困。而且，由于各种苛捐杂税的存在，农民不得不继续扩大罂粟种植面积以保障收入，而这势必导致粮食种植面积的萎缩，鸦片侵占耕地造成的粮食产量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1870年代的华北特大饥荒，而“天府之国”四川作为鸦片产量最高的省份之一，从19世纪晚期开始就不得不依靠省外输入粮食。此外，鸦片买卖的巨大利润，极大地助力了以哥老会为代表的的民间帮会势力的崛起和扩张，成为近代中国黑恶势力猖獗的重要根源之一，相当一部分土匪、山贼、黑社会帮派都依靠鸦片获得收入，各地军阀也在其辖区内推广鸦片种植作为财源，甚至连捍卫共和有功的护国军都不能免俗——蔡锷为护国军筹措的军费，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云南鸦片种植。

这或许就是近代中国的最可悲之处：鸦片一方面充当了西方殖民者打开中国国门、对传统中国进行去疆界化的绝佳工具，将清廷朝着灭亡的方向狠狠推了一把，另一方面又成为腐朽的清廷继续苟延残喘的重要助力。中国人在深受鸦片荼毒的同时，又诡异地上演了从高价进口到实现“自种自吸”的奇特历史进程。由军阀、官僚、土匪、帮会、买办、洋人所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巨大剥削集团，日日夜夜都在利用鸦片对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的残酷压榨。所以，不要困惑于中国劳苦大众对于鸦片在内的一切毒品的咬牙切齿之恨——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被鸦片搜刮财富、摧残肉体、毒害精神的中国人，已经受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