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曾志卖孩子为党筹党费？ 第1页

我粗略考证了一下，这件事的相关人员，除曾志本人外，都牺牲了。

我是什么意思呢？

孩子的父亲，即蔡协民，牺牲了；

卖孩子的人，即王海萍，牺牲了；

买孩子的人，即叶延环，也牺牲了。

此外，就连孩子小铁牛本人，也夭折了。

就剩下孩儿他妈，不时在历史的深夜，发出几声叹息。

革命的残酷可能大抵如此。

就这样，还要被一群“尊重人性”的后辈戳脊梁骨，说她卖孩子没人性。

历史的残酷可能大抵如此。

复盘一下整件事吧：

卖孩子事件发生在1932年，那一年曾志才21岁。

在此之前，她生过一个孩子，在井冈山，随后（产后26天）就送人了，送给了王佐部队里一个姓石的副连长。这个孩子后来存活了下来，取名石来发，建国后跟曾志重聚。

石来发8岁时养父养母双亡，乞讨度日。解放后，石来发分了田，讨了媳妇，成了井冈山大井村拿工分的农民。
……
尽管曾志后来身居广州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要职，却没有利用权力为儿子谋个一官半职。石来发也牢记母亲的谆谆教导，在井冈山上担任了几十年的护林员工作，不辞辛苦地巡逻在崇山峻岭之中。
——《曾志和她的农民儿子》

在此之后，她也生过一个孩子，这次是在福州，也（产后13天）送人了。这个孩子后来也存活了下来，曾志在回忆录中写道两人会面的情景：

我望着儿子，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十七岁的小伙子，个头还不及十岁小孩高，而且是个跛子，身上穿一件六七岁儿童穿的美国救济破布衫。
儿子流着眼汨向我讲述了自己的苦难童年。他四岁那年因营养不良患了淋巴腺结核，仝身淋巴溃烂，长年脓血淋漓，又臭又脏，惹得养母讨厌，受尽歧视：因养母是基督教徒，在他十四五岁时，福州教会医院免费为他做了手术，去掉两根肋骨，切除一个肾脏，清除髋骨上的烂肉。命是保住了，但腿却跛了。

可见，这两人虽然活了下来，也是备受折磨。

曾志孩子们的经历，可以说就是那个时代下贫苦人家的缩影。

有人不理解，那个时候为什么又那么多人要参加革命，会死人的呀！

但是现实是，不革命也会死人，即使活着也不比死了好受。要想过好日子，就必须革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的确，要革命就会有牺牲，而且牺牲往往会很大，财产，生命，爱人，亲人都可能会牺牲掉。正是因为如此，才要有先行者，有觉悟者，有具备无限牺牲奉献精神的人，勇敢地站到斗争的第一线去，这样的人我们一般称之为党员。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今天我们重新讨论卖孩子这件事，首先要理解这个背景才行。

卖孩子的经过本身并不复杂。

根据曾志回忆录记载，起因是厦门中心市委当时急需经费，为了筹措经费便自作主张，将曾志和蔡协民的孩子小铁牛“送”给了一位党内同志，同在市委工作的叶延环。虽说是“送”，但党组织收了对方100块银元，实际上是把孩子卖掉了，这也就是后来人们所传言的“曾志卖孩子”。

蔡协民和曾志当时分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和秘书长，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两人均被免职，调回厦门。厦门市委书记王海萍与他们两人是老同事了，之前同在福建省委共过事，因此两人一回到厦门，王海萍和新任福州市委书记陶铸（也是老同事，曾志的第三位丈夫）就来看望他们。

鉴于白区的恶劣条件，曾志曾有个打算，就是把孩子送回老家，交给曾志母亲抚养。曾志母亲知道消息后，已经寄来了40块钱路费。曾志就对他们说起自己的计划，希望市委批准休个假，把孩子送回老家。然而王海萍却躲躲闪闪，百般劝阻，一会儿说孩子太小，经不起长途颠簸，一会儿又说往返两个月，时间太长，耽误工作。

在曾志的再三逼问下，王海萍才说了实话。没想到王海萍带来的不是礼物，而是噩耗。他告诉曾志：

党组织已预收一百块大洋，而且已用得差不多了。所以你送也得送，不送也得送。

曾志无奈，只得选择服从党的纪律。

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以上就是整个事件的大致经过。

这件事该怎么评价呢？

必须得说王海萍等市委人员的做法是不对的。无论有多么缺钱，也不能去卖掉别人的孩子，更何况还是卖给自己的党内同志。既然曾志夫妇能够因为革命的至高利益“献出”自己的孩子，为什么王海萍和叶延环不能献出财产呢？这不合理，也不公平！

从这一点来看，我不同意一些人所说的“形势所迫”，甚至把原因简单归结为“国民党太残暴，所以才会有卖儿鬻女的悲剧。”

根本原因当然可以指向国民党，不然人们也不会革命，但是直接原因确实是王海萍。

至于王海萍为什么一定要“卖”孩子，我这里提两条假设，大家看有没有道理：

首先，当时把孩子送人确实是比较普遍的。曾志本人就有两个孩子送人了，贺子珍与教员也先后送过三个孩子。拖家带口干革命，在当时不现实，无论是红区还是白区的干部，都需要随时转移，把孩子带在身边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有形势稳定下来，建立了根据地，革命者们才有养育孩子的可行性。教员曾有一个儿子叫毛毛，是在中央苏区生的，一直带在身边，但长征时就只好把孩子送人了。曾志的小女儿陶斯亮则是在延安生的，那时候整个陕北是比较稳定的。

在当时，王海萍作主把孩子送给叶延环，恐怕没考虑那么多：既然必须要送人，为什么不送给一个有需求而又可靠的人呢？更何况，还能解决一下经费问题。因此，所谓“送”孩子和卖孩子在这里其实有一个模糊概念。

但是，他恐怕没想到的是曾志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把孩子送回老家，而且还准备好了路费。这下把王海萍的整个计划都打乱了，“送”孩子也就成了卖孩子。

这中间可能还存在一个信息差的问题，当曾志认为这件事已经无可挽回的时候，就立刻选择了服从：

我无可奈何地对王海萍说：“既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可是对三十多岁的蔡协民来说，还真舍不得。事后他埋怨我这么快就答应了，已没有商量挽回的余地。

当时曾志才21岁，生性又比较直，思考问题比较简单。她这样说了，蔡协民就是想挽回，也没有余地了。

说到这里，就必须介绍一下王海萍和叶延环这两位革命者了。

人们如果只看卖孩子这件事，肯定会好奇王海萍会是一个多么缺德的家伙。但实际上，这是一位颇为传奇的革命烈士。

王海萍，1904年生人，海南琼山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他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跟罗明、陶铸等人干了票大的，把厦门监狱给劫了，解救了几十名党团员，这件事不仅震动了全国，还惊动了海内外，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解救行动也为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闽西根据地提供了大量干部。后来整个事迹在50年代被写成了小说，80年代被拍成了电影。小说和电影的名字都叫《小城春秋》，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926年，鲁迅来到厦门。据一篇文章介绍，鲁迅的演讲感染了叶炎煌，促使他加入共产党。

1929年，叶炎煌回到家乡大田，筹建大田第一个党支部，组织农民运动，迎接红四军入闽，建立苏维埃政权。

1934年，叶炎煌在厦门被捕，与他一同被捕的有27人。在审讯中遭受各种严刑，仍大义凛然将生死置之度外，坚决不出卖自己的同志。同年10月他与其他5人在福建省保安处被杀害，其余22人至次年初在厦门禾山后坑被集体杀害。

1932年，曾志21岁，王海萍28岁，叶炎煌23岁。

这是革命的一代人，也是年轻的一代人。他们有革命的热情与激情，也有年轻人不可避免的幼稚和不成熟。他们有为革命牺牲一切的决心和意志，也有正常生活的权利和诉求。

叶炎煌家里因为行医的原因，确实比较富裕，曾志回忆录中还提到叶家还暗中做大烟生意。但是叶炎煌结婚四年，却一直没有怀上孩子。这才有了收养一个孩子的想法。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只怕他也没想到后来会变得那样复杂。

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小铁牛被接到叶家后不久，就因为天花而去世了。叶炎煌虽然医术高明，也没有保住孩子的性命。如果小铁牛可以像自己的哥哥和弟弟一样，活到解放后，人们口中的“曾志卖孩子”可能会换一个版本。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作为后人，我们可以批评他们，特别是应该批评市委书记王海萍，但是千万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简单地指责他们，说他们冷血，没有人性，或者耍权谋手段。

事件的当事人王海萍，在一年前刚刚失去自己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

1931年，福建省委机关被敌人破获，王海萍的妻子被捕。当时她已经怀有六个月的身孕，但敌人不允许她将孩子生下来，于是他的妻子与未出世的孩子便被敌人残忍杀害了。

刚刚失去至亲的他有多痛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曾志应该是感知到了：

王海萍和我们同住机关，见我那几日神情恍惚，沉默寡言，知道瞒不住了。就将小铁牛染病天折的详情如实相告，并恳切地安慰了我一番。
我望着眼前这位市委书记，眼睛湿润了。想到他不是也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妻子和尚在腹中的孩子吗？如今孑然一身，他何尝不悲痛？但他却没有沉溺在个人的悲痛之中，而是更加拼命地工作。这样的领导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

曾志都没有怨恨自己的同志，想必我们也没理由揣测他在这件事上有什么阴暗心理。

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叶炎煌，在此后其实也生下了自己的儿子，不能不说这是历史送给人们的绝佳的嘲讽。

但是叶炎煌没有来得及享受天伦之乐，很快也被捕牺牲了。他的妻子黄秀珍被国民党追杀，逃至香港后转至新加坡。才两周多的儿子叶锦文，交由叶炎煌母亲的陪嫁丫环刘宙春抚养成人。直到1976年，叶锦文才与母亲黄秀珍在香港相认。

这就是革命呀！

革命者们经历过的事情，我们这代人其实很难想象。现在不少革命历史剧都是革命爱情两手抓，似乎不写点爱情故事就跟不上时代，这一点甚至影响到一些主旋律。有的电视剧甚至将两者搞得有点对立起来似的，比如《潜伏》。

作为影视剧，为了市场和流量，我能理解他们的做法，但这决非革命历史的真相。

革命过程中的个人问题如何处理，革命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如何处理，恐怕可以写出一本书来。必须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党是有过教训的，特别是如何处理革命和婚姻两者的关系，曾经伤害到不少干部。

曾志后来跟蔡协民离婚，虽说是性格使然，恐怕跟卖孩子与孩子夭折这事也有一定的关系。更不用说彭、邓等人都曾经因为被批斗而离婚了。

金维映40年代就去世了，她怎么想的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浦安修是确确实实被人们戳了半辈子脊梁骨，但她不能也不愿为自己辩解。

革命的过程中，往往会有牺牲，有牺牲便会有再婚。但是因为信息不通畅，也会发生“死”掉的人又活回来的事情，从而造成尴尬局面。

杨开慧据传在1928年就已经牺牲了，实际上是1930年被杀害的。这两年的时间差，就给教员背上了停妻再娶和好色的骂名。

而红四方面军的林月琴得知丈夫吴先恩在西路军牺牲后，嫁给了罗荣桓，没想到吴先恩虽然被捕，却没有死，后来被救了回来。

当林月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震惊不已，在毛主席的劝解下，林月琴去见了吴先恩，两个人和平的分了手，并且林月琴和罗荣恒的婚姻也得到了吴先恩的祝福。
——《她是开国唯一女大校，两任丈夫都是将军》

而革命爱情的结晶——孩子，是一个现实问题，在很多时候也是大麻烦。这一点本文已经很详细地介绍了，但恰恰是这一点往往被一些革命历史剧所忽视，不少电视剧中根本不涉及孩子问题，只愿意写一些俊男靓女的罗曼蒂克。

我之前还写过一个回答：

这篇回答探讨了革命刚结束时一些人革命意志丧失和换老婆的问题。但是第三者插足、出轨甚至男女不当关系等问题从革命一开始就是现实问题，既然革命是一场运动，就免不了各种各样的支流。

曾志在闽东打游击的时候，曾经因为恋爱问题遭到特委的撤职、留党察看的处分。

当时特委怀疑她同时与叶飞和任铁峰两人交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给群众影响很坏，代理书记詹如柏甚至怀疑她想借此抓党权和军权，是搞阴谋手段。而曾志回忆说当时自己只是跟他们两个工作关系密切了些，对任“并无好感”，对叶则“是有好感的”，但有顾虑。

当时陶铸在上海被捕，出狱遥遥无期，曾志重新选择对象，在她看来是个人自由：

那时我才二十三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吋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这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因此，曾志认为特委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而詹如柏的揣测更是无中生有，可笑之极，是他自己打击同志。因为在此之前，詹如柏就经常对那些反对自己的同志搞阴谋，下狠手。

因为詹如柏后来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曾志选择原谅他，但这个处分却影响了曾志很长时间，造成的伤害是无法挽回的。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这些事情，当然会有各种思绪。

共产主义既是美好的目标和理想，也是一场运动，一个实践过程。革命过程是波澜壮阔、催人奋进的，也会带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主流和支流的问题。革命者的优点在于能够凭借主观能动性，不是去回避问题和困难，而是去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正过程中的错误。

当前中国有不少人对共产主义这个目标抱有过高或轻浮的幻想，对运动本身却缺乏认识。当然，也还有人对此持敌视态度。

希望这两类人都能从这篇文章中读出写什么，那我就谢天谢地了，这几天的资料收集和查证没白费。

革命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