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借荆州行为与孙刘联盟战略思想之间的矛盾？另夷陵之战后为什么吴蜀间和平能维持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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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充满了矛盾，只看主次。刘备据荆州固然与江东存在矛盾，难道取益州就没有矛盾了？从周瑜、鲁肃到吕蒙，为孙权谋划的理想战略态势都是全据长江，与曹操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如果要避免矛盾，刘备非但不该取荆州，更不该取益州，难道跑青藏高原去抗曹？

如果据荆州与孙刘联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试问何来的借南郡？又何来的湘水和议？前者孙强刘弱，后者有曹操助拳，兵出汉中，直接威胁刘备的大后方，易言之，这两出都是孙权集团处于战略优势地位，末了为保全孙刘联盟，在荆州问题上达成了妥协。难不成孙权是国际主义战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楷模？显然荒唐。

政治博弈中只看利弊，孙权衡量的天平，一头是孙刘联盟，一头是荆州，前者重，后者即可以放弃。之所以在建安二十四年发动荆州事变，无非认为刘备势力发展过快，江东可能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放弃孙刘联盟，转向与曹操结盟。孙刘联盟既亡，取荆州也便顺理成章了。

至于夷陵之战后两国再无交恶，同样是利益决定。孙权不想得荆望益？当然想。欲进图蜀嘛，捎带趁着刘备交班之际煽动南中叛乱，这叫孙仲谋之心路人皆知。为何改弦易辙？一方面诸葛亮迅速稳定了局面，益州铁板一块，无隙可乘。另一方面曹魏趁着孙刘联盟瓦解的机会屡次发兵南征，对江东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因此，在孙权的利益天平上，孙刘联盟所能带来利益远高于夺取益州，联盟自然得以继续。

反观之，如果孙刘联盟不足恃，而益州又有机可乘，东吴会如何选择，白帝之战已说明了一切。

邦交唯利，空谈道德毫无益处。

站在刘备角度，论政治，荆楚士人构成其统治核心，论军事，兵出荆州，减轻益州军出秦川的压力是隆中对必不可少之一环，易言之，荆州是刘备集团的核心利益所在，自然不可轻弃。

至于刘备取蜀后诸葛瑾索要三郡，这关系到此前取蜀时两家的协议。虽然史无明文，但孙刘在取蜀问题上显然有约在先。譬如派遣吕岱率军助拳：

吴书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将尹异等，以兵二千人西诱汉中贼帅张鲁到汉兴城，鲁嫌疑断道，事计不立，权遂召岱还。

法正亦以孙刘合作取蜀威吓刘璋：

今荆州道通，众数十倍，加孙车骑遣弟及李异、甘宁等为其后继。

结合诸葛瑾讨要荆州三郡，而不涉及真正被借出的南郡，依此推测，孙刘可能达成的协议当是：孙权协助刘备取蜀，刘备得益州后交割零陵、长沙、桂阳三郡作为补偿。

末了孙权临危撤资，不但拉回吕岱军，更在得到前线报告，判断刘备取蜀凶多吉少之后，派兵袭击荆州，意图抢夺刘禅为人质，闹出一场截江夺阿斗。

后吕岱从蜀还，遇之白帝，说备部众离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

事既如此，等刘备大功告成之际，孙权再要求履约，自然得不到好脸色。

当然，根本原因还是刘备经过权衡判断，认为于孙权而言，维持联盟的重要性仍然高于荆州三郡。这一考量应与当初冒险入吴，求都督荆州如出一辙：

孤以仲谋所防在北，当赖孤为援，故决意不疑。

只不过前次赌赢，此次赌输罢了。这是刘备的判断失误，恐怕也是万万没预想到一直在东线施加压力的曹操会突然对汉中下手。

至于后刘备时代，复夺荆州之难已为夷陵之战所验证，且诸葛亮始终将汉魏矛盾置于主要矛盾，唯一的联盟破裂危机，即孙权称帝造成的蜀汉庙堂风波也被强力压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荆州事变带来的仇恨已逐渐消弭，而曹魏的现实威胁又使两弱相并成为不可行方案，汉吴两国自然相安无事。

当然，更主要的问题恐怕还是两国尤其是蜀汉的北伐未收获突破性进展。如果诸葛亮打崩雍凉魏军，夺取了关中，甚至兵进中原，孙权将面临类似建安二十四年的局面，何去何从恐怕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