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农民为什么支持社会革命党而不是布尔什维克？ 第1页

二月革命以后，俄国各主要政治力量达成协议，在立宪会议上确定国家治理形式和面包和平问题。

这也就是说，立宪会议多久开，结果如何，毫无疑问将成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东西。列宁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就夺得政权，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然后在立宪会议上取得政治合法性。为此，他呼吁尽快开这个会，十月革命胜利的当晚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也表明：苏维埃政权要保证立宪会议如期召开。布尔什维克党拍着胸脯表示：就算输了，也要像个男人拿得起放得下，那时将服从人民群众的安排。

然而，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初开会选举代表的结果让列宁有些懵逼。

虽然在大城市和前线部队里，布尔什维克得到了多数票。然而在俄国其他城乡地区（主要是农村），布尔什维克却成为了少数。整体计票，自信满满的布尔什维克居然输了，得票率不及五分之一，反而是社会革命党取得了多数。

要想知道此刻列宁等人的心情，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春晚小品《火炬手》，当宣布黑土大叔才是网民心目中的火炬手的时候，白云大妈先愣了两秒，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接着就一脸哭丧：这半年了都宣传我啊，这什么情况啊？

于是，布尔什维克不服气了。本来以为自己稳赢，结果被打脸。

列宁一开始也不想解散立宪会议，他想到个折中的办法，即让苏维埃去干预立宪会议，进行改选。一次不行，我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再战一次。然而，立宪会议的小清新们拒绝了这个方案。他们以为，靠着选票就能把那群左派赶出去。

然而别忘了他们手里可有步枪呢。

谈不拢，看来反苏维埃分子的力量还很强大啊，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于是列宁宣布：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的口号，一切权力只能是苏维埃来掌握，其他任何组织想插手，门都没有。

既然是反革命，那就好办了，布尔什维克派出武装工人和首都军队，驱散了立宪会议。顺道也把在立宪会议中取得优势的立宪民主党收拾了。

立宪会议直至此时实际上都没有实权，即使是被解散，也没有强力的反击。

有人说，布尔什维克这么做是耍流氓。确实，这是严重的政治失信行为不假，然而也要看看立宪会议的性质。作为资产阶级的议会，它代表的民意是有限的，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政策，怎么看都不像是会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的样子。再加上在边远地区，囿于形势，根本无法向老百姓详细地介绍各个参选政党，很多地方都是瞎投一通，就算在选票上写投给钢铁侠都没人反对。这样的民主环境，如何能够真正地反映俄国人民真正的想法呢？相反地，主要由下层群众组成的苏维埃可能更可以代表民意。

1917年，俄国在无政府主义里泡了大半年，牛鬼蛇神走了个遍，什么药方没试过？到现在，也该醒醒了，再不醒来，等他们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步枪，而是德国人的坦克和刺刀了。“最自由的国家”可不是夸赞，在当时，更多带着无奈和讽刺的意味。一个不能集权的中央政府，一群纪律涣散的国民，怎么看，都不像是有希望的样子。

同时，列宁认为，当前俄国的形势下，农村和城市要平等是不可能的，城市必须领导农村，而且是城市的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村。农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和城市待遇差了不止一点，农民本来就怀有积怨，而战争来袭，收成又不好，现在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事，而是上顿都没得吃。农民们一肚子火，自然要找地方发泄。社会革命党与此前的乡村民粹组织有着极深的渊源，而这也就造成了布尔什维克对农村控制的衰弱。也注定了将来此起彼伏的国内战争和农民起义无法避免。

先提一个大家都容易忽视的地方：俄国农村小学的教师中存在着大量的社会革命党人。党组织通过学校教育以及乡村杂志期刊对农民实施鼓动影响，并以此获得了农民群体的支持。不仅是学生接受了“土地与自由”的观念，同样的他们的农民家长也受到了影响。（存在此前提的原因是俄国在20世纪初基础教育的迅速扩张，新建立的初级教育机构让社会革命党人有机可乘）

以下为原文：

这需要从社会革命党的哲学思想上入手。

从世界观上来看，其实社会革命党与半个世纪之前的斯拉夫主义存在相似性：反对西式工业化是必经之路，俄国是特殊的，可以独立探索出发展道路。人类社会发展并非是围绕西方这一个中心进行前进的，而是存在着多元中心的。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后后，民粹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看法导致了群体的分化，老民粹派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了西方派衍生的社会自由主义者，或者干脆变为了保守主义者，但是由此脱胎的新民粹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并对其基于原本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改造。

（PS：社会革命党的进步保守二象性在这里已经初现端倪了）

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进步不同，社会革命党人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每进步一寸，俄国人民的灾难就会更深一步，这与之前农业社会主义所代表的千万农民的呼声相一致。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党（这一点上与其他同时期政党别无二致），他们终究不是农民本身，所以他们对自我赋予了传播社会主义以及扬弃小生产者思想的使命。在党的理论家眼中，工农都为劳动者，但是因为俄国国情特殊，农民是劳动者的主力。但是在专制制度下，农民不论政治还是经济地位，都微乎其微，只有社会主义的实现才能打破这样的一个局面。

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农民的分化是不可接受的。虽然把工人农民并列为了劳动者，但是劳动者阶级的分层是客观存在的，熟练工与新手工，富农与贫农，之间都存在着大量的矛盾，这时候就需要党的存在来引导他们。不过与民粹派不同，社会革命党人承认了农民既是所有者，也是劳动者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上文他们认为劳动者内部存在着分层与斗争的原因）而俄国因为是后发工业国，新产生的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构成了社会革命党提出“工农阶级联盟”理论的基础。

换句话说就是社会革命党已经不再是原本那个纯依靠农民的民粹派组织了，他们也重视在城市中工人的宣传，不然你无法解释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工人组织在1917年选择了支持他们。所以说社会革命党比起社会民主工党单一的工兵支持者来说，他们的支持者更加多元。这恰恰是被“农民党”这样一个刻板印象所掩盖的。

阿珹可以这样说：俄国的工人并非单纯的工人，农民则是更加纯粹的农民。

基于此哲学基础上的党纲也就由此产生了。

1906年党制定了一个最低纲领和一个最高纲领。

最低纲领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赋予人民主权。最高纲领则是暴力专政，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以暴力手段和党的专政规划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最低纲领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吸引了大批的支持者，而土地社会化而非国有化的主张更加吸引了那些害怕不稳定未来的小生产者的注意力。农民不需要花费金钱赎买地主被剥夺的土地，而是直接公有化，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使用。而这恰恰与主张大土地所有制的贵族集团和十月党，主张小土地所有制的立宪民主党观点背道而驰。这一点上，1917年革命爆发，因为党的误判局势政治操作失误组建了联合政府，所以社会革命党的土地政策遭到了资产阶级的破坏，加之党员们普遍的低能，使得错过了实行土地社会化和独立掌权的时机。

未完待续......

因为西方语境下的“农民”这个阶级本来就是一种革命性不高的阶级。

为什么中国革命可以靠农民？因为中国的农民在王朝末期土地高度兼并的情况下，已经不是西方语境下的“农民”了。

西方经典意义上的农民指的是自耕农，是“有产阶级”。为什么我们说农民总是说“贫下中农”，比贫农更穷的佃农雇农反而不包含在内？因为中国的王朝末期自耕农大量破产，这些人已经没产了，实际上与无产阶级有很多相似性，只不过中国没有工业化，导致他们无法成为工人，只能作为务农的“工人”。

中国农民的革命性来自于这些务农的“工人”，他们已经具备无产阶级的基本要素了；而不来自经典意义上的农民阶级。

革命靠农民阶级（自耕农）是没有前途的，完全没有。

社会革命党里多数党员都是农村送出来上学的，布党早期一直是城市知识分子，当然对农村没啥影响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