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止东南亚,只要是非汉字文化圈的外国人物,或者周边的异族领袖,都有可能在明代史籍里留下现在看起来很怪的译名。
主要无外乎两种情况
1. 部分文化圈的国家在外交文书中习惯加以贵族封位或者宗教尊号自称,明朝人对此不可能深究背后的真名,所以自然会记载下与其本国使用名不同的译名,或者出现尊号和真名混用的情况(感觉以此抨击明人不愿了解外国人胡乱翻译的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数数《琉璃宫史》里有多少个德多达亚马扎或者彬尼亚,《马来纪年》里多少个室利纳迦提罗闍,换你你也搞不清)有时则纯粹是因为语言不通问题,直接将对方的职衔误会为名字,典型的如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高文律”
2. 更大部分原因,是不同国家的人名,经由使用不同口语的汉字文化圈地区转译过来,也会产生很不一样的效果。典型的就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朝鲜文献里就被译为“老乙可赤”和“红歹”;占婆的“槃罗茶全”明显就是来自越南。就算在大明境内,不同的方言区翻译过来的汉字译名也很鬼畜的,比如你知道胡建人写的《东西洋考》里是怎么称呼缅甸东吁(Taungoo)的吗?答案是“东蛮牛”。其他方言的朋友肯定对此一头雾水,什么牛不牛的,但是闽南方言区的人估计对此会会心一笑。还有东吁王朝的首都汉达瓦底(Hanthawaddy),《东西洋考》里称为“放沙”,这很明显是先经过了暹罗人的转译(暹罗人称汉达瓦底为“洪萨”),再由暹罗的福建商人将情报带回,利用闽南语的文读表记下来,可以说中间是经过了两层的转译,从一个逼格满满的梵文雅称堕落成阿猫阿狗,也不足为奇了
有些情况即使是使用汉字表记的国家人名,在不知晓对方汉字名的时候也会音译出非常蜜汁的翻译,这个对日本比较常见,因为和朝鲜越南不同,本子的汉字姓名是采用日语训读的,导致语音和汉字音差别极大,最典型的当属烧烤信长,三日天下的明智光秀,在明人的记载里成了“阿奇支”,逼格瞬间掉成渣,俨然一个捕鱼打猎为生的土酋长即视感
其实哪怕是现在在翻译外国人名时也同样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查尔斯”对应“卡洛斯”,“弗兰索瓦”对应“法兰西斯”,“若昂”对应“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