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主要宗教中的托钵僧传统有共同起源吗？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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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问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只要牵扯到文化之间的比较与交流，尤其是“谁影响了谁”这一类问题，往往会使得讨论变得难以进行。表面上题主问的是“托钵僧”，但是稍微延伸一下就会变成“苦行”这个观念是否是单一起源的——这个问题太大了，当下世界上各大宗教当中基本都有苦行教派，假如我们要追根溯源探究在全世界都存在的“苦行”思想的产生与传播，我觉得写一大套书都绰绰有余了。这显然不是我这种门外汉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只能简单收集一些资料，努力回答这个问题的部分吧。

当我们讲托钵僧或者苦行僧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先想起印度地区印度教的苦行僧以及南传佛教的托钵化缘。基本上对于中国人来讲，托钵苦行与印度文化，尤其是佛教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从佛教开始切入，希望能找到其发展脉络。在佛教早期僧伽阶段，出家的僧侣需要履行“四依止”，即：粪扫衣、常乞食、树下坐，腐烂药。而各大经典之中也多次提到世尊乞食，比如著名的《金刚经》开篇就讲“入舍卫大城乞食”。而为了证明这个行为在原始部派佛教当中已成习惯，我们可以看一看早期的律书，如在早期律书法藏部的《四分律》中提到：

“兰若比丘入村乞食者，清旦净浣手，至衣架边，一手举衣，一手挽取抖擞，着七条已，揲大衣着肩上，若钵囊中，执打露杖在道行，当思惟善法。若见人，先问讯言：善来。若近聚落，便着大衣。至于村门，应看巷相，空处相，第一门相，第七门相，右手执杖，左手持钵，道侧而行，次弟乞食。若俗人送食，不得迎取，除唤来，往取，不得强取，应知当得立待，得食已，乃至出村安钵着地，揲僧伽黎如前进否，至阿兰若处，方共食之。”

这段描述已经非常详细地描述了托钵的仪轨与要求，以至于穿什么，怎么走，怎么去取食，哪里吃都有所描述，这说明托钵行为在佛教早期就已经非常成熟，所有的出家僧侣都会在日常生活中面临托钵的问题。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也有相关部分的内容。这样看来，起码在佛教形成的早期，“着衣持钵”已然是生活日常。而早期部派佛教的分裂，也与乞讨时是否收受财物有关，因此，托钵不仅仅是一种行为习惯，也是履行教法的重要部分，它的宗教含义是固有的。

在北传佛教中，由于社会生活习惯的差异，大多数僧侣抛弃了托钵乞食，少数保留托钵行为的僧侣被称为“头陀”。仅仅看这个名字，就能知晓其与印度传统的深厚联系。“头陀（Dhūta）”一词意为摇晃，本指代头部的晃动，在这个词里面被意译为“抖擞”，指代其振作精神，同时也用于描述“洗涤”、“净化”的含义，故而在中文佛经里面有时候也被翻译为“洮汰”。这个词在很早的经典里面就出现了，比如《增一阿含经》里面就提到了“其有叹说诸头陀行者，则为叹说我已。所以然者，我恒叹说诸头陀行，其有毁辱诸头陀行者，则为毁辱我已……此头陀行在世者，我法亦当久在于世。“阿含经是最早传入国内的经典之一，是部派佛教的早期经典。而在经文中已然出现了支持头陀法和反对头陀法的两种态度，不难看出，这是佛教内部的争论。这也从侧面说明头陀这一修行法的历史在早期佛教中就已经相当完备了，否则不足以在早期经典中出现这样的文句。由此观之，以托钵化缘进行宗教苦行的行为在早期佛教时便已相当发达。而佛陀时代同期的其他教派，如耆那教的大雄，生活派的末伽梨拘舍梨子也主张苦行修行。在《中阿含经·业相应品师子经》中便提到“裸形外道”在食物方面的要求:

“师子，或有沙门、梵志裸形无衣，或以手为衣，或以叶为衣，或以珠为衣；或不以瓶取水，或不以魁取水，不食刀杖劫抄之食，不食欺妄食；不自往，不遣信，不来尊，不善尊，不住尊；若有二人食，不中食；不怀妊家食，不畜狗家食；设使家有粪蝇飞来，便不食也；不啖鱼，不食肉，不饮酒；不饮恶水，或都无所饮，学无饮行，或啖一口，以一口为足，或二口，三、四乃至七口，以七口为足；或食一得，以一得为足，或二、三、四乃至七得，以七得为足；或日一食，以一食为足，或二、三、四、五、六、七日、半月、一月一食，以一食为足；或食菜茹，或食稗子，或食穄米，或食杂䵃，或食头头逻食，或食粗食；或至无事处，依于无事；或食根，或食果，或食自落果。”

非常有趣的是，“裸形外道”对食物的禁忌与随意性都很突出，他们不要求餐食的顿数与分量，这展示出了他们的苦行性，但与此同时却及其注重禁忌——如不中食，不在怀孕妇女家取食，不在养狗的人户取食等等。我们虽然难以探索这种禁忌的详细来源，但也能合理猜想这些律令的久远历史以及强烈的宗教色彩。因此，起码在“沙门思潮”兴起，佛教刚刚建立的时候，托钵乞食形态的苦行活动在印度已然是所有出家宗派都了解甚至认可并鼓励的行径，它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与解脱、超越性的体验有强烈的关联。

那么在这之前的婆罗门教有苦行，尤其是托钵苦行的传统吗？有的，但时间的上限可能达不到吠陀经典形成的时期。因为苦行这个词（Tapas）虽然在《梨俱吠陀》的《创世诵》一诗中就已经出现了，但这里的Tapas是指代创世时次于原初之水诞生的“炽热”，有点类似于一种鼓动世间万物发生的阳性力量，还没有转换成一种实践主张。那么这个转变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可能与《奥义书》的诞生与轮回、业力、解脱等概念的深化有关。或许正是因为对罪业缠缚导致的无尽轮回的恐惧以及由此而生的对解脱的渴望，使得这一阶段的婆罗门教信徒开始青睐苦行这种对身心同时考验的方式来“理解梵我”以求终极解脱。此刻，Tapas的含义就变成了可以“烧却业力的大火”。在《泰帝利耶奥义书》中，大神伐楼那对的儿子婆利古仙人传授道：

“他（婆利古）又走近父亲伐楼那，说道：“尊者啊，请教给我梵。”伐楼那告诉他：“你努力依靠苦行认识梵吧！苦行就是梵。”
他实施苦行，完毕苦行。”

不过虽然苦行（静坐、节食、劳动、禁欲）已然诞生，但此时托钵乞食这一行为是否成为惯常却难以考证。虽然在《奥义书》中可以找到乞食的行为，但是乞讨这个行为并非光彩的，如《憍尸多基奥义书》所言：

“一些人经常娱乐，经常出游，经常乞讨，经常卖艺为生。一些人在城镇中乞食，为贱民举行祭祀，充当首陀罗的学生，或身为首陀罗却通晓经典。一些人是骗子，伪善者，舞伎，雇佣兵，出家者，演员，亵渎王室职务者，诸如此类。一些人自称能降服药叉、罗刹、鬼怪、精灵、鬼魂、蛇和魑魅等等，谋取钱财。一些人伪装苦行者，穿袈裟衣，佩戴耳环和骷髅。一些人用伪思辨和假例证编织因陀罗网，企图迷惑吠陀信众。不能与这些人相处。他们显然是盗贼，没有资格进入天国。”

可以看出，乞食这一行为不是婆罗门教提倡的修行法。高种姓行乞是严重违背婆罗门教精神的罪恶行为，以至于和“骗子、伪善者”同列，会造成巨大的恶业。《憍尸多基奥义书》的成书年代应该在佛陀诞生之前百余年左右，而这一段侧面显示了当时种姓制度已经开始出现崩解的预兆。首陀罗知晓典籍，贵族拜首陀罗为师，这些都可能在描述早期“沙门思潮”导致的状况。因此，综上所述，印度宗教中托钵僧的产生应该就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稍早于佛教的诞生。这一群体的出现反映了当时新兴宗教对种姓制度的对抗，但同时也继承了婆罗门教苦行的精神内涵，以至于到了生活派那里，产生了极端化的苦行乞食。

可能读者会疑惑我为什么花这么长篇幅写苦行在印度的起源，这是因为我们要保证苦行不是雅利安人自带的传统因素——如果在印度-波斯雅利安人分开之前，苦行思潮就已经诞生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会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在近东这个文化大熔炉里面，要探究谁是谁的原始版本，谁影响了谁那简直难如登天。不过好在琐罗亚斯德教并不主张苦行，在该教派较晚期的著作Chidag Andarz i Poryotkeshan（《琐罗亚斯德的箴言集》）中讲到信徒恪守的要求时提到：

“ 每天应当有三分之一时间去祭司学校受教，了解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所应具备的智慧，三分之一时间去工作生产，余下三分之一是饮食、享乐和休息。”

这个非常有现代色彩的“8-8-8”时间分配很难与苦行挂钩。因此，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应当并不像他们印度的亲戚一样热衷于在自己身上找麻烦。既然早期佛教与婆罗门教并未将这种苦行方法传递到西边，那么后来欧洲以及近东流行宗教的苦行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又要检索历史，看看这一区间里苦行僧何时产生，以及托钵乞讨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如果问西方历史上苦行僧的形象，人们很容易想到中世纪的教士。不过再往前一些，欧洲历史上也出现过许多标榜艰苦生活神圣性的人物。在希腊-罗马时期，犬儒派的第欧根尼与斯多葛派的哲学家都以苦修禁欲而著称。其中，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影响非常重大，有一些学者认为，正是他们为日渐奢靡的罗马帝国提供了一种新的伦理治疗方案——“哲学禁欲主义（philosophical asceticism）”。这一思想与古代晚期传统奴隶制的崩解有相当的联系，对现实的不满以及一种道德主义的产生，使得那些本应该与有亚里士多德相似想法的思想家选择放弃奴隶，舍弃家产，甚至过和奴隶一样的生活。个人财富与精神满足之间的矛盾使得贫穷变成了一种可能的美德。这一思潮在公元前后抵达顶峰。伴随着新宗教的产生，“宗教禁欲主义”成为了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的重要思想。新约中，多次出现号召人们舍弃财富，赈济穷困的经文，也对比穷困者与富人的信仰，如：

“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路18:22）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马 6:19 )
“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马 19:23 )

这种要求守贫，禁欲，接济穷人，轻视金钱的态度无疑是后来人们眼中“宗教”的标准形态。这些律令极大地影响了后来早期神父的生活与思想，尤其是沙漠神父这一群体，他们的隐修主义成为了“正统基督教”的活水源泉，后来无数宗教运动都将其视为圭臬。当然如果我们把“苦行”的定义放宽一些，耶稣基督本身也能够被视为苦行的代表人物。他获得神圣性的方式与肉体苦难密不可分。当然，在旷野传教，吃蝗虫野蜜的施洗约翰也是如此。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或许能够认为在基督教的语境中，苦难本身拥有积极的宗教意义，而绝非是一种要想办法逃避的灾难。在这一点上，它与《旧约》似乎有所不同。

不过，即便是隐修风气最盛的时候，乞讨似乎也未能成为值得标榜的修行方式。沙漠神父们要么采用的是绝食，要么就是选择自己劳作而得来的粗粝食物——但是他们似乎并不乞讨。这一时期一些诺斯替主义的宗教徒也采用苦行禁欲作为自己“回归光明”的途径。与之类似还有一些犹太苦修教派，比如死海古卷的可能创作者艾赛尼派，他们认为苦修能有助于与天使的沟通。但与早期基督教一样，他们也并未展现出成规模的乞食队伍——更不要说像佛教一样构建相关的经文与仪轨。但抛去这一层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西方的苦行思想产生的背景与佛教及外道六师苦行的背景有一定的类似之处——传统的奴隶制度开始动摇，而对超越性的追求与宗教道德观念的规范化使得苦行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发声方式。对肉体的折磨自然是不令人愉快的，但是这种苦痛恰好是对世俗快乐的否定——这不仅仅折磨自身，同时也拷打整个社会。

不过如果强调“乞食”这个部分的话，时间线会迅速拉到13世纪。这一时期基督教四大托钵修会陆续产生，成为了基督教在中世纪重要的组成成分。托钵修士产生的背景与地方异端的崛起和教会的腐化有相当强烈的关联。这一时期，罗马教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聚敛财物，攫取权力，导致大批高级教士腐化堕落。民众与部分小封建主对教会的腐败感到极度绝望，这使得地方异端迅速崛起，成为教会的心腹大患。比如法国的卡特里派、瓦勒度派，保加利亚的鲍格米勒派等。这些异端教派基本上都秉持两个重要主张：否定教会；主张守贫。随着矛盾的加深，单纯的武力镇压无法保持教会的统御，所以，比异端看起来还异端的托钵修会产生了。他们的出现是为了证明教会的纯洁性，因此，极端化的守贫成为了重要的象征标志。在圣方济各的生平描述中，多次强调他赤贫、热爱穷人，甚至讲到他与“贫穷夫人”的结合以及他亲自乞讨的故事。而另一位重要的托钵修会的发起人圣道明也有类似的生平经历，他也被认为曾乞讨过面包。如果我们去对比托钵修会与斯多葛学派、沙漠神父以及印度乞食沙门的产生经历的话，就会发现这种禁欲主义苦行思想的产生往往与社会的伦理道德危机相关——只有在一个德操稀缺的土壤下，极端的禁欲主义才会突然兴起。因此，我个人更倾向于天主教会的托钵修会是一种自发的产物，就好比生物学上的趋同演化，在类似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所希冀的事物往往都是一样的。

在略晚于托钵修会产生的时代，伊斯兰教中的托钵僧——或者德尔维希（Darwish）出现了。他们是神秘主义宗派苏菲派毛拉维教团（Mevleviyah）的信徒。一般人们对这些托钵僧的主要印象来自于他们的独特的旋舞，当然有些人也被他们独特的祈祷仪式“齐克尔”所吸引。但是，非常蹊跷的是，在《苏非之道——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研究》中提到毛拉维教团实际上是禁止乞讨的——德尔维希是毛拉维教团第二阶层的信徒，他们需要完成1001天的苦修劳作，学习旋舞以及教派创世人鲁米撰写的经典，但是，这一过程中是不可以乞讨的，自力更生与相互帮助才是教团内部鼓励的行为。可是我却在网上找到了许多这些托钵僧所使用的“钵”——这种器具叫做Kashkul，是一种船型可以背在肩膀上的小型容器。不过这类容器许多都制作精美，应该多数用于陈设而非实用——不过即便如此，还是说明苏菲派确实有托钵乞食的行为。不过可能这一行为较为晚近，在早期并未成型。那这些德尔维希们是否受到了印度教的影响呢？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首先，伊斯兰教进入南亚的时间相当早，中古之后在印度建立政权的穆斯林数不胜数，其次，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苏菲派有很确切的交流，早在10世纪，早期苏菲派代表人物哈拉吉(A.M.al-Hallaj)便游历了印度，并讲出了与“梵我一如”相似的惊世骇俗的名句：

“我是真实，我即神（Anā al-Ḥaqq）”。

后来，苏菲派哲学家对吠檀多、数论的译介更是加深了苏菲主义与印度教的融合——在莫卧儿王朝时期，皇帝阿克巴甚至希望糅合各大宗教形成一个新的“神圣的宗教（Di'n Ila'hi'）”，虽然他最终并未成功，但这也暗示了印度地区不同宗教之间宽容的关系和相互学习交流的状态。因此，我认为伊斯兰教苏菲派的托钵僧应该收到了印度教的影响——毕竟在乞讨道具上这么下功夫的确实不多见。

除开这几个部分，苦修僧侣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中的圣愚（Foolishness for Christ），当然这个群体的乞讨行为似乎是建立在癫狂之上的，他们衣衫褴褛身无长物的主要原因不是理性状态下主动的舍弃（像托钵修会），而是非理性的“神启”状态下的自然流露。因此他们的情况似乎要特殊许多——他们就像唐传奇里面奇异的番僧或者游乞，代表的是超自然的部分，因此，他们的存在可能很难纳入其他苦修者的范畴之中。而至于犹太教的哈西德派，我不确定应该视为“严守教义”还是“苦修”——毕竟犹太教的规矩本来就挺多的。

最后说道教。道教行乞的开端我不确定是不是王重阳建立全真开始的。不过他确实实行过比较严格的乞食制度。《全真集》讲：

“修行助饥寒者唯三事耳，乞觅上，行符中，设药下。空如此，无作用，亦未是。乞觅行符设药人，将为三事是修真。内无作用难调气，外有勤劳易损神。不向本来寻密妙，更于何处觅元因。此中搜得长春景，便是逍遥出六尘。”

也就是说画符施药都不如乞讨有利于修行——这其实蛮有趣的。王重阳的弟子基本都被打发去要过饭，”丘处机《无俗念》说：“烟火俱无，箪瓢不置，日用何曾积。饥餐渴饮，逐时村巷求觅。”马丹阳《苏幕遮》唱到：“有因缘，方可悟，改变衣装，道服惟麻布。莫讶乡中求乞去。灭尽无明，直上青霄步。”当然到了全真立教这个阶段，乞食的宗教内涵已经及其发达了——一方面，这是内外心性的淬炼，另一方面暗含了一种“齐物为一”“破除名相”的观念，正是最卑贱的乞丐那里才有可能蕴含最高贵的仙人之道，如《云中七签》所言：“真人合会，乞丐飞仙”，道不远人，道在屎溺，王重阳的乞食行为，也符合这一观点。当然，道教行乞的规制和形式无疑是受到佛教头陀法的强烈影响的——可能马丹阳自己都没想到，“灭尽无明”亦是昔日婆罗门苦修僧梦寐以求的最终目标。

兜兜转转，当我们最后回到问题的时候，却发现我一个问题都没解决掉。“有没有影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坚实的答案。不过，我觉得值得强调的是，形式上的相似往往很难推出根源上的联系，因此，我只能做一点收集堆砌的工作，至于高论，更待达人了。

行，今天这砖够大的，就到这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