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波澜壮阔的阿拉伯帝国是怎么变成现在这种乱成一团糟的中东的？ 第1页

更新：原问题被已被修改，删去了「谁能讲讲阿拉伯帝国历史」一句；由于本答案主体部分都是在讨论阿拉伯帝国之历史流变，故作此声明，以示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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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语境下所称之「阿拉伯帝国」，一般指公元632-1258年间的三个哈里发，即正统哈里发（Rashidun Caliphate, 632-661），倭马亚哈里发（Umayyad Caliphate, 661-750）和阿拔斯哈里发（Abbasid Caliphate, 750-1258），三者在中文文献记载中皆被称为「大食」，其中阿拔斯哈里发被称为「黑衣大食」，另有「白衣大食」指倭马亚帝国灭亡后在安达卢斯（即今天伊比利亚半岛中南部）建立之后倭马亚王朝（初为酋长国，929年正式称哈里发）；亦有「绿衣大食」指10世纪什叶派穆斯林建立的与阿拔斯帝国分庭抗礼的法蒂玛王朝/法蒂玛哈里发（Fatimid Caliphate）。所谓「阿拉伯帝国」，是一个比较笼统且缺乏准确性的定义方式，因为这样的称谓隐隐然透露着两层意思：一、这是一个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国家；二、这是一个以阿拉伯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国家。这两点乍看都似有道理，但略一分析即会发现每一点都存在纰漏。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阿拉伯帝国」是不是一个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国家？回答是：不好说，要根据所处历史时间段而定。在630年代以前，阿拉伯人一直是一个游离在两大文明（拜占庭和萨珊）边缘地带的半定居-半游牧族群，其活动范围也基本被三面环海的阿拉伯半岛和北部叙利亚的沙漠牢牢圈定。公元634年，有「安拉之剑」称号的大将哈立德·本·瓦利德（Khalid ibn al-Walid）率领阿拉伯军队长驱直入叙利亚，并在短短四年之内征服了几乎整个黎凡特，将拜占庭帝国治下东地中海的大片土地和大量非穆斯林人口纳入了帝国统治之内；此时的「阿拉伯帝国」，仅从人口构成上而言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阿拉伯人的国家了。在随后的二十年内，正统哈里发更是以迅雷之势征服了埃及和北非大部、波斯全境、安纳托利亚东部及高加索一部，疆域面积翻了近三倍，统辖的人口更是翻了三倍不止，其国土内的民族、语言、宗教、文化构成已经变得极其复杂；尽管手握大权的阿拉伯统治集团采取了一系列维持和巩固阿拉伯人优势社会地位的措施，但在客观的悬殊人口差距之下这样的措施与政策往往收效甚微。

（图片来源：维基用户DieBuche，原图出自伊利诺理工大学线上图书馆，公共领域）

阿拉伯人征服的越远，其作为统治阶级对当地社会的掌控力也就越差；面对这样的情况，当时的阿拉伯人主要想出了两套应对办法：其一是移民，尤其是将阿拉伯军人整建制的移居至边疆地区以强化军事存在；其二是通过劝服当地精英阶层皈依伊斯兰教，从文化和宗教角度认同阿拉伯人的统治，进而稳固民心。但这一时期的阿拉伯人统治集团内部对是否应大规模在新征服地区推行传播伊斯兰教存在着较大分歧，一部分人认为依照《古兰经》之教义（当时古兰经还尚未完全辑校成书，仍以口头传授为主），阿拉伯人有义务将伊斯兰教传向世界各个角落，而另一些手握既得利益的人则不愿意扩大穆斯林群体的规模，坚持只有阿拉伯人才可称得上真的穆斯林。对于传教的争端，还出于对其带来的经济后果的考量：非穆斯林需缴纳比穆斯林「天课」数额更高的人头税（即「吉兹亚」Jizya），且在对土地和财产的支配上亦受到更大程度的限制——换句话说，如果大量被征服人口皈依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对于哈里发的中央政府而言将会是一个不小的经济损失，因此伊斯兰早期扩张时期，对非穆斯林人口皈依伊斯兰教设置了许多障碍，甚至一度禁止他们阅读和学习《古兰经》，也禁止穆斯林向非穆斯林儿童传授《古兰经》。对于这块有兴趣的童鞋，推荐找来《欧麦尔契约》（Pact of Umar/Covenant of Umar）一读；《欧麦尔契约》相传是在正统哈里发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本·赫塔卜（Umar ibn Al-Khattab）授意下阿拉伯穆斯林与叙利亚的基督徒（一说耶路撒冷）签署的一份双边条约，规定了双方各应履行的一部分义务与一些不可触碰的红线，是早期伊斯兰教法系统内的一份重要文件。该契约非常直接而详细地提出了非穆斯林皈依伊斯兰教受到的各类限制，以及擅自皈依者将接受的刑罚，可见在正统哈里发时期阿拉伯人对于异族皈依整体持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这种情况一直到了阿拔斯王朝建立，大规模的对外扩张战争告一段落，国家趋于和平稳定之后，才开始逐步改观；原本受到刻意打压与歧视的波斯人，由于处在阿拉伯人纷繁复杂的部族宗法系统之外，身上没有多少利益纠葛，因此得以在阿拔斯的朝廷里如鱼得水，成为哈里发的贴身近臣，例如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统治时期得势的巴尔马克家族（Barmakids）。10世纪后，突厥人（在当时阿拉伯人的语境内，「突厥人」一词泛指一切来自呼罗珊以东，波斯以北地区的游牧民族）登上历史舞台，凭借其高超的骑兵作战能力很快成为了深得阿拔斯王室信赖的雇佣兵；而熟悉罗马帝国历史的人对于雇佣兵的内在发展逻辑一定不会陌生——随着时间推移，雇佣兵所掌握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大，加上把持了兵源管道，逐渐取代了正规军，并开始在自身军事地位稳固后开始进一步谋求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地位，甚至不惜夺权篡位取而代之——于是乎又一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故事。波斯人和突厥人的例子也从侧面说明了，阿拔斯时期的阿拉伯帝国已经很难说是属于哪个民族的帝国了——它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甚至在伊斯兰教信仰上都呈现显著区域化、本土化特征的多元帝国。

再看第二个问题：「阿拉伯帝国」是一个以阿拉伯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国家吗？这同样要根据不同的时期分别讨论。我在此前的一个回答中已经提到了阿拉伯化（Arabization）的概念；客观地评判，8世纪末9世纪初拉希德统治下的阿拔斯帝国确实可称得是文化意义上的「阿拉伯帝国」，因为这一时期，以阿拉伯语为主要载体的阿拉伯文化成为了从埃及到波斯、从叙利亚到也门的广大地区内的社会主流文化并被普罗大众广泛接受。不过这样的阿拉伯大同局面并未持续多久，随着9世纪后阿拔斯帝国国运转衰及突厥人等新兴力量的出现，阿拉伯人在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受到动摇，以波斯人为代表的许多民族本土意识觉醒，开始有意阻止本土文化的阿拉伯化，乃至主动剔除语言、服饰、艺术、建筑工艺中来自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而这一时期崛起于呼罗珊、德来木及河中地区的一系列波斯人政权不仅有实力割据一方，甚至能直接攻占巴格达，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以此为渠道大兴文化复兴之潮。可以确定的是，公元1000年的阿拉伯帝国（此时再用「帝国」一词都已显得不合时宜，因为此时的阿拔斯政府仅握有对美索不达米亚及叙利亚东部的控制，哈里发更成为虚职，大权旁落，政令不出巴格达；外部更是有法蒂玛、后倭马亚两大敌对哈里发争夺宗教话语权），毫无疑问地比两百年前处于国势顶峰的拉希德时期更加多元化。

讨论完围绕「阿拉伯帝国」的名词之争后，是时候正面回答题主的问题了：那样一个波澜壮阔的阿拉伯帝国是怎么变成现在乱成一团糟的中东的？

灯光略显昏暗的会议室里，一群人影在争吵。

阿拉伯帝国：这个锅我不背！我1258年就嗝屁了，六七百年之后的事儿跟我有毛线关系！

塞尔柱帝国、伊尔汗国、帖木儿帝国、马木留克苏丹国、白羊王朝、萨菲王朝、奥斯曼帝国、桑德王朝、卡扎尔王朝等：看我干甚？！这火我不传！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一直默不作声的英国和法国。

英国耸了耸肩，法国翻了下白眼，两人一齐看向坐在后排阴影里的那个人——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个犹太人，正面无表情地看着台前喧闹的众人；只见他手中牵着一条细绳，拴着靠在墙边的一辆破自行车，那墙后面还隐约耸动着几个暗中观察的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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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阿拉伯帝国的衰亡与今日中东乱局两者间的逻辑关联性略等于零——基本上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件事，题主若希望明晰中东乱局（尤其以巴以冲突、伊朗-沙特阿拉伯冷战为代表）发生之根源，应该了解的并非阿拉伯帝国的历史，而是中东地区的近现代史，尤其是其殖民史。但问题既然如此，答主我还是会尽力做出较全面的回答。近代中东问题之根源相当复杂，且掺杂了相当多的道德与情感因素，作为一个外行答主万万不敢在此班门弄斧，以免贻笑大方；以下答案仅探讨第一个问题，即阿拉伯帝国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亡的。

我在前面解释「阿拉伯帝国」一词异议的时候已经提到，阿拔斯王朝自9世纪开始走上了长达400年之久的下坡路，按时间顺序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861~945年——政治权威的崩塌与地方自治的扩散

861年，时任哈里发穆塔瓦基勒（Al-Mutawakkil）被其突厥近卫军刺杀，帝国随即陷入长达近十年的政治动乱，其间先后有四任哈里发被突厥近卫军扶植上台，随笔又被突厥人刺杀，直到870年穆阿台米德（Al-Mu'tamid）在其兄长的协助下继位为新任哈里发，秩序才得以重新建立。即便如此，这场动乱（史称「萨马拉无政府时期」Anarchy at Samarra）已然给帝国带来了沉重打击——埃及在艾哈迈德·伊本·突伦（Ahmad ibn Tulun）的统治下实现自治，名义上依旧接受哈里发的法理权威，实际已脱离中央政府之管辖；东方的呼罗珊和波斯早在820年代就已经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此时更是趁巴格达政府疲于平乱而大力扩张自身实力，其中尤以萨曼王朝（Samanids/Samanid Dynasty）和萨法尔王朝（Saffarid Dynasty）最为著名。到9世纪下半叶，来自东方的波斯人王朝已经对处在帝国核心区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构成了严重威胁，例如萨法尔人就曾在870年代数次攻打伊拉克，甚至一度在876年对巴格达形成包围之势；虽然阿拔斯政府凭借其军事力量（主力为突厥雇佣兵）尚可免于沦亡，甚至有穆阿台迪德（Al-Mu'tadid）在位期间一轮短暂的再征服，但终归难抵帝国衰颓的大势。945年，由崛起于里海南岸的德来木人（Daylamites）建立的白益王朝（Buyids/Buyid Dynasty）袭破巴格达，随后攻占了阿拔斯哈里发剩余的最后一点实际控制领土，偌大的阿拉伯帝国已然名存实亡，山河破碎。（由此开始的历史阶段也常被称为「大分裂时代」Age of Fragmentation）白益王朝首任埃米尔艾哈迈德·伊本·白益（Ahmad ibn Buya）在攻克巴格达后受封「王朝镇守者」（Fortifier of the Dynasty）的头衔，自此哈里发彻底失去实权，成为仅具有政治与宗教象征意义的虚职；白益王朝的埃米尔们则走到前台，成为政权的实际掌控者，挟天子以令诸侯。

（图片来源：维基用户ro4444，公共领域）

与哈里发政治权力的沦丧同时发生的，是其作为宗教领袖的精神权威的进一步崩塌——这是因为到公元10世纪时，哈里发这一头衔再不是巴格达的阿拔斯家族一家独揽的特权了；909年，隶属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Isma'ilism）的阿卜杜拉·马赫迪（Abdullah al-Mahdi Billah）自立为第11任伊斯玛仪派伊玛目（Imamah，区别于什叶派下属的另一个主要派系，十二伊玛目派），并对外宣称自己的家庭谱系可直接追溯至先知穆罕默德的小女儿法蒂玛（Fatimah）与其丈夫阿里（Ali），自称哈里发，其政权以此得名为法蒂玛王朝/法蒂玛哈里发。崛起于今天阿尔及利亚一带的法蒂玛王朝，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来迅速扩张，很快控制了整个马格里布（Maghreb）地区，并在969年攻灭盘踞埃及的突厥人伊赫昔迪王朝（Ikhshidid Dynasty），定都于福斯塔特（Fustat，即今开罗），并以埃及为大本营向白益王朝控制下的美索不达米亚派遣大量什叶派传教士，同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向周边各国的逊尼派穆斯林人口进行传教与文化渗透。

（图片来源：维基用户Omar-toons，公共领域）

这对于已然大权旁落沦为傀儡的阿拔斯王室而言无疑是火上浇油的又一道晴天霹雳，因为倘若法蒂玛王朝成功夺得了伊斯兰世界的精神制高点，则信奉逊尼派的阿拔斯哈里发的身份将变得一文不值，除了成为白益王朝及其继任者的政治负担外已毫无任何利用价值。

与法蒂玛王朝的咄咄逼人之势遥相呼应的，是929年，位于安达卢斯（即今伊比利亚半岛大部）的后倭马亚王朝的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三世（Abd-ar-Rahman III）改埃米尔称号为哈里发，建立科尔多巴哈里发国（Caliphate of Córdoba，因其首都而得名），成为与阿拔斯和法蒂玛分庭抗礼的第三个哈里发。

（图片来源：维基用户Tyk，原图为西班牙语，英文译者为维基用户Morningstar1814；公共领域）

关于哈里发这个头衔，是有必要多说两句的——白益王朝的埃米尔们挟持阿拔斯哈里发而不直接取而代之，一方面因为哈里发在当时仍是伊斯兰世界的最高宗教权威，不容轻易僭越变更；而更为实际的原因是，哈里发的存在天然地为他们的割据政权提供了统治合法性的最佳来源。中世纪时，哈里发在伊斯兰世界内的地位，是可以和古代中国的天子相类比的——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在阿拔斯哈里发尚在的情况下，法蒂玛和科尔多巴两个新哈里发政权的建立无疑是向世间所有穆斯林传递了一条清晰的信息：要么他死，要么我亡。打起哈里发的旗号，不仅仅意味着增强自身的统治权威与合法性，更是在向天下人发号施令，是在向一切尚未臣服的势力宣战——哈里发的力量，来自他作为所有穆斯林精神领袖的崇高地位，因此哈里发的权威绝对不容分割。这与古代中国，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是有一定可比性的。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率先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称帝者下场惨淡，迎奉汉帝而号令天下诸侯者却得以在乱局中稳如泰山，其逻辑亦有相通之处。

第二阶段：945-1157年——外来王朝的交替统治与哈里发权威的缓慢复兴

进入11世纪，白益王朝国力渐衰，其东部领土一点点被新近崛起的伽色尼王朝（Ghaznavids）蚕食，国内政治局势也愈发不稳。1037年，图赫里勒·贝格（Tughril Beg）自称苏丹，在花剌子模建立塞尔柱帝国（Seljuk Empire），随即拉开新一轮对外扩张的序幕，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征服了波斯全境、呼罗珊大部和美索不达米亚。1055年塞尔柱人攻克巴格达，灭亡白益王朝，顺理成章地取而代之，继续将阿拔斯哈里发作为维持中央权威与稳固统治合法性的工具，而将日常行政事务放在首都伊斯法罕。塞尔柱人的到来，对于长期受法蒂玛威胁的阿拔斯哈里发而言无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白益王朝的历任统治者对法蒂玛王朝肆无忌惮的传教行为无动于衷，甚至暗地里提供支持，相比之下塞尔柱人在宗教信仰上则是坚定的站在逊尼派一方，对于法蒂玛王朝坚决抵制。塞尔柱帝国统治下的历任哈里发，尽管依旧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权力可言，但由于巴格达远离位于波斯的塞尔柱朝廷（初定都伊斯法罕，后改设东西二都，东都为梅尔夫，西都为哈马丹），因此相较白益时期，在日常事务中往往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图片来源：维基用户MapMaster，公共领域）

时间临近12世纪，塞尔柱帝国陷入内忧外患之中；1092年罗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um）正式脱离帝国独立，1095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First Crusade）拉开序幕，塞尔柱人接连遭遇失败，本就存在深刻内部矛盾的塞尔柱各部此时纷纷将矛头对准对方，趁着十字军东征带来的乱局扩张各自的地盘和势力范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身居巴格达的哈里发嗅到了机会的味道，他开始悄悄地培养自己的私人力量，并且在不知不觉间将已被埃米尔们和苏丹们夺走近二百年的政治实权一点一点的重新收入囊中。1118年，穆斯塔尔希德（Al-Mustarshid）即位为新任哈里发，同一年塞尔柱帝国也迎来了新任苏丹——年仅13岁的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穆斯塔尔希德觉得搞大新闻的机会来了，他一方面在暗中积蓄起兵反叛所需的军事力量，一方面与年幼的苏丹围绕一系列政治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1122年，马哈茂德二世任命艾哈迈德·伊本·尼札姆·穆勒克（Ahmad ibn Nizam al-Mulk）为哈里发的新任维齐尔，穆斯塔尔希德却毫不买账，在第二年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艾哈迈德解职流放，公开与苏丹叫板。1125年，穆斯塔尔希德觉得重振哈里发权威的时机已到，于是起兵进攻位于瓦西特（Wasit）的塞尔柱军队，结果大败而归，自己也被重新软禁在巴格达。1131年，马哈茂德二世驾崩，塞尔柱帝国随即陷入内战，驻守巴格达的塞尔柱军队也被调往北方参战，穆斯塔尔希德于是抓住机遇第二次起兵，一路北上攻打摩苏尔，但久攻不下，试图转战大马士革（当时正受到来自十字军的巨大压力），但未成形；折腾了几年，围着巴格达转了几圈，最后在1135年与西塞尔柱苏丹海耶斯·马苏德（Ghiyath ad-Din Mas'ud）的交战中被士兵遗弃，沦为俘虏，不久被杀。

穆斯塔尔希德的叛乱虽然被平定，但塞尔柱人此时忙于内战和应对十字军，没有精力去进一步制约哈里发的权力，1136年穆克塔菲二世（Al-Muqtafi）走马上任为新任哈里发，继续着穆斯塔尔希德未竟的事业；与他的前任不同，穆克塔菲二世的作战经验要丰富的多，对形势的判断和对战场利弊的分析也要准确的多，更善于在多股力量之间谋求己方利益的最大化。即使如此，他依旧在1156年犯下大错，错误地支持了哈马丹的一次叛乱，结果叛乱的塞尔柱军队反而调转枪口攻打巴格达，旋即开始了长达七个月的围城战。这场围城战相当具有戏剧性，攻城的塞尔柱士兵数量在三万上下，而守城的哈里发手里只有约七千人，差距悬殊；开战后不久塞尔柱人就攻陷了巴格达西城（巴格达城分东西二部，以底格里斯河为界，有数座桥梁连接），退进东城的穆克塔菲二世拼上老本，将国库内的黄金第纳尔全数发予城内百姓，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号召百姓与城池共存亡，结果老百姓们果然买账，顽强抵抗塞尔柱人的猛攻数月。到这一年的七月，围城的塞尔柱部队得知了后方发生动乱的消息，加上眼前久攻不下的城池与惨重的伤亡，遂决定撤军，巴格达就此解围，穆克塔菲二世也一战成名。

1157年的巴格达之围，在阿拔斯王朝的历史上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自945年白益王朝占据巴格达以来，哈里发第一次从外来统治者手中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军政大权，恢复了对巴格达及伊拉克大部的直接统治，也象征着阿拔斯王权的全面复兴。

第三阶段：1157-1258——哈里发国的回光返照与蒙古入侵

1157年后的阿拔斯哈里发，与塞尔柱帝国形成了很微妙的共存关系。一方面，此时的塞尔柱帝国经过数次内战，又时刻面对着东方花剌子模王朝（Khwarazmian Dynasty）的虎视眈眈，国力已经大不如前，所统辖的领土也已大幅缩小；另一方面，刚刚重获独立自主地位的阿拔斯哈里发面对的也是一片大战后的废墟，百废待兴。双方于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形成了默契，各自避免与对方发生正面冲突，也尽量不参与正陷入胶着的十字军战事，谋求和平共存。

塞尔柱帝国最终在1194年被花剌子模征服（罗姆苏丹国则在此之后又延续了一百多年），而花剌子模人还没来得及把刚抢到手的板凳坐热，就遭遇了更为凶狠的对手——蒙古帝国。

（图片来源：维基用户Arab Hafez，公共领域）

1219年，蒙古大军跨过天山，进入花剌子模王朝统治的河中地区（Transoxiana）；次年，布哈拉（Bukhara）和撒马尔罕（Samarkand）相继失陷，蒙古人兵抵呼罗珊，开始准备对波斯本部的进攻。而就在花剌子模与蒙古人做殊死搏斗之时，远在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则在享受死亡前的最后欢愉——此时已是哈里发纳赛尔（Al-Nasir）在位的第四十个年头，纳赛尔统治下的伊拉克虽与阿拔斯黄金时代的繁荣与富庶相距甚远，但倒也称得上国泰民安；在经历了长期的动荡与不安后，阿拔斯王朝似乎时来运转，又将重新走上复兴强国的道路。

然而这一切只是错觉。早在几年前，当纳赛尔因为花剌子模国王穆罕默德二世（Muhammad II）来犯而向盘踞草原的蒙古人求援时，他的帝国的国运就已经被画上了终止符。在蒙古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偌大的花剌子模帝国在短短三年内就遭到毁灭性打击，穆罕默德二世也在逃难中病死他乡，蒙古大军长驱直入波斯，与巴格达遥遥对望。窝阔台继任为大汗后，命大将绰儿马罕（Chormaqan）进攻阿拔斯王朝统辖地区，1236年绰儿马罕突袭重镇阿尔贝拉（Erbil），但只是劫掠一番后即收兵回撤，并未攻城；此后数年间蒙古军队因为战略中心转移至小亚细亚与欧洲，因此仅对伊拉克地区劫掠侵扰，并未开展大规模的主动进攻。1241年，正当蒙古大军驰骋中欧如入无人之境之时，阿拔斯哈里发穆斯坦绥尔（Al-Mustansir）正式向蒙古帝国称臣，宣誓年年向蒙古大汗纳贡；但蒙古人对这样的安排并不满意，贵由汗在位时就曾要求哈里发直接献土归降并亲身赴和林以示忠心，但遭到哈里发的拒绝，这给日后蒙古的正式进攻提供了有力的借口。

1257年，蒙哥汗正式命令其弟旭烈兀向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发动进攻，而旭烈兀此行的另一个重要战略目的则是扫荡据守在伊朗北部山峦的阿萨辛派（Assassins）残余势力。由于尝试刺杀蒙哥未果，蒙哥一直对阿萨辛派记恨在心；早在一年前，阿萨辛派最重要的据点，哈桑·沙巴（Hassan-i Sabbah）当年的主城，阿剌模忒堡（Alamut）已经遭到毁灭，残余的阿萨辛势力潜入深山之中据险而守，但已是强弩之末，根本无法招架旭烈兀的大军。消灭了伊朗的阿萨辛势力后，旭烈兀马不停蹄地向巴格达进军，并要求时任哈里发穆斯台绥木（Al-Musta'sim）全盘接受蒙哥提出的归降条件；穆斯台绥木不仅断然拒绝，还有意在回绝的文书里显露出狂妄之态，让蒙古人大为恼火，此举也意味着战争将不可避免。后世史学家分析穆斯台绥木此举，通常将责任指向他的维齐尔伊本·阿尔卡米（Ibn al-Alkami），认为此人对哈里发谎称蒙古军队战斗力低下，并称一旦受到攻击其他伊斯兰国家都会前来相助（参见Paul K. Davis著Besieged: 100 Great Sieges from Jericho to Sarajevo），导致穆斯台绥木做出错误而愚蠢的判断。

之后发生的故事毫无悬念——蒙古大军迅速包围了巴格达，而穆斯台绥木仓皇迎战，全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仅仅二十天后，这座「和平之城」，伊斯兰世界的掌上明珠、文化与宗教圣地，在一片烈焰中烧为白地。广义上的伊斯兰黄金时代（Islamic Golden Age）也就此画上句号，「阿拉伯帝国」也在这一刻迎来终结。

穆斯台绥木的最终下场值得一说；由于蒙古人对直接斩首哈里发有所畏惧，故选择了在他们看来更有尊严的处刑方式——将穆斯台绥木裹在毛毯中，再令马匹将其践踏而死。但广为流传的另一个版本的记载（出自《马可波罗游记》）则称，旭烈兀在发现了穆斯台绥木国库内的大量奇珍异宝后，将其与其宝物锁在一间屋内，使其饥渴而死，以示「富贵不可食」。后一种记载具有很强的戏剧性，但其可信度究竟如何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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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0日更新

此前的回答已按时间顺序简要叙述了阿拉伯帝国（632-1258，不计马木留克的续命）的衰亡始末。答主本来准备另分一条线写一写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其与欧洲列强就中东利益的博弈以及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但看到已有新近添加的比较完备的答案，因此就不再围绕同一个话题多做讨论。今次更新的内容，就算对以上内容（阿拉伯帝国之衰亡）做个系统性总结吧。

阿拔斯王朝/阿拉伯帝国的衰颓，究其原因，大体可分两点讨论：

• 内部矛盾：继承人问题引发的政治动荡与军事对立
  一部分史家（最著名的当属吉本）将奥勒留放弃养子继承制度转而传皇位于康茂德作为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并且认为缺乏一套稳定持久的皇位继承体系是罗马衰微的重要内在原因之一。这一观点放在罗马身上确有一定合理性，而若将其与阿拔斯王朝的历史对照，我们可以观察到类似的发展轨迹——巴格达政府始终缺乏一套行之有效且能够长期沿用的哈里发继承体制；尽管名义上尊奉长子继承制，但实际运行过程中往往各派势力都对哈里发之位有所觊觎（这一情况在9、10世纪尤其显著），轻则动用政治力量威逼胁迫，重则直接起兵反叛取而代之。这其中不得不提的一个关键人物，是阿拔斯王朝第五任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拉希德统治下的阿拉伯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维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实现了罕见的盛世景象，但这样的盛世却极为短命，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推手即是拉希德为自己死后所做的一系列政治安排——将帝国一分为二，由两个儿子各自统领，且设置了二者不得互相僭越等一系列苛刻规定，为其后的内战与长期动荡埋下了伏笔。而围绕争夺哈里发之位的内战一旦爆发，再想平息就难比登天，因为第一个僭位者的登基必然给下一个僭位者的上台提供了合法性论据；因此一旦内战爆发，仅凭对立各方自身的力量已远远不够，这时有力的外援就成为了各派政治势力争夺的对象，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们所能够争取的无非是来自两股力量的支持——来自非阿拉伯人名门望族的政治支持，以及来自游牧部落雇佣军的军事支持。导致帝国崩溃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因此登场：
• 外部压力：地方大家族与外族雇佣军的乘虚而入
  为了在内战中获得优势地位，对巴格达有所觊觎的各路力量往往会依赖当地大家族的政治支持，而这些大家族在得势后自然不会任人摆布，更不会甘愿对已经被动乱折腾的焦头烂额的中央政府言听计从；相反，他们最合理也最常见的选择，是在名义上继续服从哈里发的统治，而在日常事务中一点点篡夺巴格达的统治权力，形成事实上的地方自治——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在位于帝国边疆的河中和呼罗珊发生了，在距离帝国统治核心很近的埃及和阿曼也同样发生了；而缺乏可靠力量的中央政府对此除了默认现实外毫无对策。坐在巴格达的哈里发自然不愿意看着他的领土一块块分崩离析，更不会愿意被手握军权的地方豪族所挟持，但他自己手里所掌握的军队力量又实在太过薄弱，且战斗力与边疆地区那些在当地招募组建而成的边防军与私人武装力量根本无法相比。面对这样的不利境况，哈里发本人往往也需要采取与那些谋求篡权的僭位者同样的策略——培养一支可靠而有超强战斗力的私人武装。因而自穆阿台绥姆（Al-Mu'tasim）开始，雇佣突厥骑兵作为自己的近卫部队就逐渐成为了哈里发的标准配置，而随着时间向后推移，雇佣军的数量、兵种、来源地与来源人群也一步步地被拓宽。伴随着雇佣军而来的，是短内的安全保障，与长期的动荡不安。我在之前答案中提到的「雇佣军逻辑」此刻即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刻——表面上突厥雇佣军直属哈里发管辖，但雇佣军自身的逐利逻辑导致他们的忠诚往往只指向哈里发手里的钱粮，而非哈里发本人；当驱逐、囚禁甚至杀死哈里发的边际收益足够大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揭竿而起沦为叛军。与雇佣军的经济地位同时提升的是他们的政治意识——一部分雇佣军领袖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手中所拥有力量的潜在政治价值，并且开始以此为筹码，与另一股势力——地方大家族进行交易以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自身优势。另一部分雇佣军领袖则将这一逻辑进一步推向极端，他们直接通过武力消灭了地方豪族势力，自己肩负起了地方行政与军事防卫的双重职责，此即10世纪后一系列雇佣军政权的最初来历。不难看出，在这样的情势下，哈里发纵有复国兴邦之志，也难以独自与舞台上的两个主角（大家族、雇佣军）搏斗，但一旦请来帮手，则这个帮手极有可能坐倒成为新的霸台主角。这一逻辑曾在帝国灭亡前夕被短暂打破（即前文提到的皇权复兴），而究其原因，主要是帝国统治半径的极大萎缩（仅领有美索不达米亚主要市镇）降低了行政统治的难度与成本，而外部强权的崩溃（可以套用前面的逻辑，即取代哈里发的两股强权在经历了一轮扩张与膨胀后遇到了与哈里发一样的问题——他们也在各自的系统内被新生长出的强权所取代）也为哈里发稳固自己在小空间内的统治提供了有利环境。这样内外皆适的条件必定难以维系，而12~13世纪的哈里发复兴也并未从本质上解决导致帝国衰颓的一系列制度性原因，因此这样的复兴与其说是复兴，不如说是回光返照。

以上两点分析，是对阿拉伯帝国覆灭最简单直白的逻辑解释；可以说，这两个因素是导致帝国衰微的主要因素，但绝非唯一因素，二者之间也绝非简单的因果关系，其中因时间和地域不同往往存在许多波折，各自都值得做深入讨论，但此处为节省篇幅仅以最简洁的文字来做叙述，以免答案过于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