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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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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一

这是你要的智利67%的人民认为社会平等比个人自由更重要的出处。在这页的最后三行,More Broadly开始的那句话之后。嘿嘿。里面还有智利公众对其政治态制度的更广泛看法。相信你是看得懂英文和数字的哦。呵呵




1、在其它回答中,我指出了秦晖在南非等问题上的史实错误,例如故意隐瞒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南非国内自由主义者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关系,刻意隐瞒资本主义,以及英裔、阿非利卡(即布尔)裔资本家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关系(阿非利卡人在19世纪就和英裔白人实现了经济结合,见Tamarkin: Cecil Rhodes and the Cape Afrikaners),刻意隐瞒黑人工人运动的作用(以及刻意隐瞒南非乃至整个南部非洲黑人解放运动受到的马克思主义激励和来自古巴等国的支援等)。


这是1975-1983年的澳大利亚总理malcolm fraser对英联邦国家制裁白人南非的自供状。你在秦晖那里是看不到的。




还有在俄国问题上,秦晖夫妇不仅完全无视沙俄工人运动,他们对俄国社革党的叙事也是歪曲(见Maureen Perrie: The agrarian policy of the Russian Socialist-Revolutionary Party),秦晖对1905年俄国革命的叙事也有歪曲和隐瞒,完全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等等。搞笑的是,白俄列昂托维奇的俄国自由主义史(Victor Leontovitsch:The History of Liberalism in Russia)里,痛诋十二月党人,赞扬卡拉姆津和尼古拉一世。嫌立宪民主党的早期土地纲领太“左”,否认这些纲领的自由主义性质而认可斯托雷平的自由主义性质。换言之,秦晖夫妇的这些观点俄国自由派根本不承认。事实上秦晖夫妇对整个近代俄国史的叙事就是为了结论而硬凑出来的,基本的时间线都是错误的。这里就不一一重复了。不过这里需要重复的是:秦晖在几乎所有历史论述上,都是在关键时刻,关键的“节点”上有意无意地隐瞒历史事实。至于很多人提到的那本书,更是漏洞百出(比如秦在谈中国近代史哪怕是思想史的时候,遗漏了多数著名近代思想家,理论上也没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


本来不想那么详细地说,有人一定要,呵呵:(1)1962年8月,曼德拉正是在CIA的支援下被捕的:Borstelmann, Cold War and the Color Line pp.156。该书也详细介绍了美国政府和白人南非之间的关系,早期状况另见同一作者的Apatheid's Reluctant Uncle;(2)秦晖称赞的所谓“沙利文原则”并没有被广泛实施: Litvak, DeGrasse, McTigue: South Africa, Foreign Investment and Apartheid, pp.37,该书详细介绍了白人南非和西方资本之间的关联。而且, 白人南非的非白人工人直接认为这个原则是欺骗(参见冯志伟的博士论文);(3)在推行种族主义方面,秦晖先生鼓吹为“开明”的英裔白人和布尔人毫无二致:白人南非的隔离式劳动体制,是英国矿业资本率先使用的;种族隔离制度是Cecil Rhodes首先小范围实行的;英军占领布尔人的“国家”之后,布尔人原先采取的种族隔离措施原封不动(Meredith: Diamonds, Gold and War, The Making of South Africa pp.156-157, 259-269,494-503)(4)旧南非的黑人工人运动见Gay Seidman: Manufacturing Militance,80年代国内学者杨立华有介绍,(5)英裔资本家的态度南非学者Heribert Adam1971年的社会调查,阿非利卡裔资本家见Dan O'Meara: Volkskapitalisme。(6)南非共产党的情况见Sheridan Johns: Raising the Red Flag。补充一条:秦晖最新文章中提及的,1964年曼德拉被审判时的辩护律师Bram Fischer是南非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秦晖又一次故意隐瞒了这个事实。( 7)白人南非直接出兵维护南罗得西亚,以及殖民地时代的安哥拉等白人殖民政权,根本就是白人殖民主义在非洲南部的堡垒。秦晖在他的书里竟然不加辨析地引用白人南非总理博塔的谎言。这当然是故意歪曲。

最根本的一点:上述这些问题秦晖自己引用的海因-马雷《南非:变革的局限性》这本书里都有涉及。



总的来说,秦晖对南非史实的隐瞒是为了隐瞒一个事实:白人南非中黑人解放运动“主流”的抗争对象,不仅仅是种族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补充:1983年南非黑人反抗运动中已经有人提出了建立工人共和国的口号。


另外,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政权从1991年起就在实行“市场化”改革,也就是系统地转向新自由主义(见John S. Saul: The Next Liberation Struggle)。这一点也被秦晖隐瞒了。


秦晖对瑞典历史的描述也是错误的

他所谓的“自由时代”实际上是寡头政治

以下摘自Magnus Ryner: Capitalist Restructuring, Globalisation and the Third Way




2、秦晖的一个著名概念“共同的底线”。从历史事实上说就不能成立。事实上,世界各地的自由主义者更多地是和权贵们进行合作,共同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秦晖提及并作为“共同的底线”代表的普鲁士,就是这个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马克思当然反对普鲁士政权,但是普鲁士自由主义并不反对(秦晖在这里玩弄了可笑的障眼法)。不仅1848年革命之后,德国自由主义者迅速和俾斯麦合流,(摘自Geoff Eley: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联手镇压工人运动,而且通过限制公民权等手段尽一切可能阻止哪怕改良主义政党执政,对相应的改良措施极尽抵制之能事(参见Benjamin Lapp: Revolution from the Right)。同样,在1930年代初期,投奔纳粹的“群众”的主体正是这些自由主义者(Rueschemeyer et al,: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pp.112表格)。这也是秦晖刻意隐瞒的。当然还有德国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见Matthew Fitzpatrick: Liberal Imperialism in Germany。事实上德国自由主义从1848年革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就系统地提出了帝国主义主张。赋予希特勒无限权力的《授权法》上,有魏玛德国议会剩余的七名自由派议员的签字(Eric Kurlander: The Price of Exclusion, Berghahn Books, 2006, pp.1)。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像希特勒那样的)反犹主义已经成了德国自由主义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无数。白人南非的排斥性福利制度的指导思想,正是经济自由主义(Franco Barchiesi: Precarious Liberation, Albany:
State of New York Press, 2011, pp.32-35),而班图斯坦的思想也和白人南非的自由主义者霍夫迈尔(Hofmeyr)颇有渊源(Ibid. pp.38)。八十年代中期白人南非也在采取新自由主义措施(Ibid. pp.52)。


这就是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立宪民主党(而且这已经是俄国自由派“左翼”)的“共同的底线”


update:包括Vilfredo Pareto在内的意大利自由主义者们直接投奔了法西斯(Richard Bellamy: Liberalism and Modern Society, 意大利部分)。英国自由主义者在1848年的作为见John Saville: 1848。法国的梯也尔和卡芬雅克都是历史常识。普鲁士的政治制度是得到欧洲自由主义者们支持的(Alan S. Kahan: Aristocratic Liberalism)。法国自由主义也是和保守派权贵联手镇压革命的(Steven Seidman: Liber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Social Theory,法国部分)。至于新自由主义,除了哈耶克和里根、撒切尔之外,加拿大新自由主义见Leo Panitch: From Consent to Coercion





事实上秦晖本人曾经论述过的沙俄,也是这样的(在这里秦晖已经自相矛盾了)。总结起来,就是说,所谓“共同的底线”实际上更多地存在于自由主义者和权贵之间。自由主义者永远害怕社会运动甚于害怕权贵。秦晖在系统地美化历史上的自由主义者们。


同样,秦晖的苏东剧变和转轨叙事从一开始就刻意隐瞒了苏东各国从剧变一开始就十分猖獗的右翼民族主义和右翼种族主义(参见有关学者的研究),刻意隐瞒了苏东各国从剧变一开始就不断恶化、加剧的全方位社会分化。Update: 隐瞒了苏东各国剧变后被进一步削弱了的工会。波兰匈牙利全面倒向右翼民粹主义更是使得秦晖夫妇的整个论述彻底破产(相关内容我的相关回答里有)。



3、从理论上说,秦晖的叙事和所有自由主义者一样,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他们追求的、捍卫的那个社会,不仅不是他们的理论所认为的“理性”与“和谐”,而且就是以强制、压迫和剥削为特质的。当然秦晖为了这样做还拼命否认“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存在,想方设法淡化哈耶克和皮诺切特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秦晖不惜违反起码的历史事实。



4、除了上面说的这些之外,秦晖的理论其实是很薄弱的。他的那些“逻辑”有一定西方理论素养的人都很容易驳倒。


秦晖对谭嗣同的解读也是错误的,看过《仁学》的都知道谭嗣同的主张已经远远超出了儒学的范畴,“儒”在谭嗣同那里只剩下一个空壳了。秦晖完全是生拉硬扯。






补充,总结一下


1、秦晖不是一般性的“言多必失”的问题,事实上我的回复里指出了,秦晖是有意识地打造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或者说意识形态。比如,他对南非问题的评论,明显就是蓄意撇清自由主义,以及他自己支持的那一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之间的关系,从而营造出一种“自由主义=社会解放”的幻觉来(除了我前面指出的问题之外可以看Saul: The Next Liberation Struggle, Barchiesi: The Precarious Liberation等)。秦晖特别喜欢撇清自由主义和“寡头主义”,但是很遗憾,历史上的自由主义者们恰恰热衷于和“寡头主义”结盟。



2、秦晖所支持的、捍卫的、追求的那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决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是什么“理性”、“和谐”。而是相反。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从学理上说,美国的Parsons社会理论已经在1960年代被冲突理论所取代。从实际的角度说,Neoliberalism诸公也很清楚,他们支持的、捍卫的、追求的那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必然具有强烈的压迫特性,必然遭到强烈的反抗,所以他们也很清楚地支持比如Pinochet这样的,呵呵。事实上根据陈宜中的说法,哈耶克还曾经劝过殷海光不要太过激烈地反抗凯申公呢。自由主义者从一开始就站在压迫者、剥削者和强制者一方。


当然,不仅是现实问题,在历史问题上秦晖及其同道们也系统地进行历史叙事。比如英国光荣革命的问题可见Pincus: 1688,另见Neil Davidson的相关批判。






Update: 看到下面某位先生的回答,特地补充一下,


这位先生所属派别的一贯路数是:一开始张口“学术”闭口“大师”,到了一定时候,就开始化身“合格书籍/思想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了。这是颠扑不破的规律。当然了,这位先生一边给他人扣帽子,一边指责别人给自己“扣帽子”。一边以在海外读书为荣,一边贩卖国内制造的……呵呵。这位先生对海外文科的看法,简直是anti-intellectualism的教科书。


Update:针对下面某人的“指鹿为马”和“无厘头”指控,我请这位先生认真地读一下秦晖《共同的底线》一书第53页的两个自然段。在这两个自然段里,秦晖大谈吉登斯鼓吹的“激进的中间派”就是他所谓的“共同的底线”。这位先生或者女士的指控只能还给他(她)自己,嘿嘿。


顺便说下,把顺从新自由主义,无力阻止新自由主义得势以来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社会分化不断急剧恶化状态的社会民主党称为“激进”,已经足以说明,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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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锋

为代表的卫兵部队又出动了,这一次的目标是秦晖。

开篇先扣帽子,“缺乏学术道德”六个字,对学者而言分量何其重?→直戳要害,过于精准。

由下面知友的评论可知他们是团伙作案。

然后田锋给的理由呢?

如果看增速来说其实也是中国更快,我为什么说秦晖没有学术道德就是因为他在这里玩了个花样从52年开始计算增速而不是49年,这样就得出了所谓印度增速更快的结论。 而且粮食产量是有边际效益的 怎么能用增速来进行衡量。

然而根据某些人最爱的《剑桥民国史》可知,1952年的粮食产量是抗战前的最高水平,也就是大概36年的水平。

1949年大概1.1亿吨,1952年大概1.6亿吨,要算建国后的粮食增长率,这个两年的恢复期排除掉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然而到了卫兵部队那里这变成了秦晖学术不端的证据。

最重要的是,田锋其人知道49年的产量远低于36年的产量,所以有理由认为他是蓄意污蔑秦晖。

所以,不要和卫兵部队讲道理,基本可以作为一个行为准则→廉价十成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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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是被 @林先生 的这个回答引过来的,林先生对义和团的回答前半部分基本都是空谈,只有后半部分列举论据的地方是直接引用了秦老师的文章,算是唯一“就事论事”的地方。我这里也不全面地谈秦老师的观点,仅就林先生引用的这篇文章进行分析。

秦老师的这篇文章声称,义和团只打死了4个意大利兵,除此之外“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也就是声称义和团除了廊坊之外就没打死过洋兵。

我看了林先生引用的这段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秦老师写的东西,因为秦老师的专攻之一是农战史,而义和团运动作为农战史的重要内容,有一个战例基本被过去的相关著作给说烂了,这就是1900年的天津南门之战。当时负责守卫天津城南门的就是义和团和练军、芦勇,结果这一战打死了不少洋人,连美军上校艾默生·汉密尔顿·里斯库姆(Emerson H Liscum)也被击毙。

那么既然有这么一个很明确的义和团歼敌的战例,为什么秦老师还硬要说“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其实秦老师这么说是很精明的,他早就想好了退路。

首先是排除中国的材料。秦老师可以以中国一方的材料“夸大”、“不真实”为由把记载义和团“歼敌”的资料全部排除,只采信外国人的资料。比如清末一些记载义和团与洋人打仗的笔记秦老师就可以不认账了(相应的,对义和团不利的记载秦老师就不会挑三拣四了)

其次是义和团和清军共同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例,秦老师也可以全算成是清军的功劳,把义和团丢开。这倒是非常聪明的策略,因为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主要战斗基本都是和清军联合开展的(廊坊之战前期是义和团独立进行的)。秦老师把这些功劳全算给清军,你能把他怎么地,难不成还能把死掉的洋人复活过来问他究竟是被谁打死的?其实台湾一些“学者”也是这个套路,比如刘凤翰的《武卫军》就猛夸天津守城战的天津练军水平很高不亚于武卫军,和天津练军一起守城并且人数更多的义和团就被他丢开了。

最后秦老师应该主要看的是一些从一手材料里选辑而来的著作。这些二手材料里面,义和团的战斗确实是都和清军联合开展的,秦老师肯定认为既然以前的著作对义和团是赞扬的态度,那么只要有义和团单独取得战绩的材料(根据第一点,特指外国资料)就必然都会写到这些著作里面去。然后他翻了一遍这些著作,发现除了廊坊之战被击毙的五个意大利兵以外,确实没有记载洋人被义和团单独作战击毙的材料。于是他就敢说“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了。

当然,社会科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说有易,说无难”。秦老师这么言之凿凿,难道就不怕别人去翻一手的外国资料吗?当然秦老师很自信,他认为既然他都懒得翻,更别说其他人了。不巧的是,我就没那么懒。

有一队哥萨克兵到天津附近打野,结果和人数占优的义和团正面冲突,被主要使用冷兵器的义和团干掉五个。

西摩尔远征军从廊坊败退后,曾经派出一支近百人的小部队去和天津租界联系,结果和大批“暴民”(这可以肯定是义和团了,清军要是被洋人认为是“暴民”,那也太搞笑了)遭遇,包括一名大尉在内的“数名”英国兵被义和团当场讨取首级。

在哈尔滨附近的战斗中,也有三个俄国兵很明确地被记载是被义和团打死的。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到西什库教堂去解围(日期应该是俄历),途中遭到义和团激烈抵抗,双方展开巷战,结果法国兵被义和团打死五个。

我随便一查就能查到这么几条例证,秦老师所谓“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的说法可不可靠,大家就应该知道了。说实话只看二手材料确实容易出问题,因为第一手材料已经被二手著作的作者筛选了一遍,读者容易被带偏。但即便如此,一般出问题的表现也是轻信二手著作的说法,从而与二手著作的观点完全一致。而中国的二手著作几乎没有说“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的(台湾地区除外)。然而秦老师看了二手著作之后,居然能得出和原作者相反的观点,这就十分诡异了。

最后,林先生想要通过引用秦老师的三手材料来给他的观点背书,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自然就可以知道他的这种做法到底靠不靠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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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缺乏起码的学术道德。

秦晖: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

但是在改革前的20多年间,中国农业对印度的优势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中国放弃了城市化,把农民禁锢在农村,靠人海战术增加了产量,却牺牲了劳动生产率。而印度这期间城市化比中国快(当然,大量农民进城也扩大了贫民窟,就像我们这次在孟买和浦那看到的那样),并且靠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总产量的增长也快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国世界经济研究领域的一批学者在莫干山举行“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讨论会”,会后发表的《纪要》提出以下共识:解放后至改革前,印度粮食年总产量与人均产量一直低于中国(按:这实际上是延续民国时代已经形成的局面),但两项差距都在缩小,即印度的两项增长率都高于中国:1952-1981年间,中国粮食总产增长1.04倍,年均增长2.5%,而印度增长1.19倍,年均增长2.75%。1952-1978年间,中国年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5.2%,年均递增0.55%;而印度年人均增长23.7%,年均递增0.8%。而且这三十年间中国粮食生产商品率在下降,印度则在提高。50年代中国粮食净征购量占总产量17.4%,1982年则降为15%左右。印度同期的粮食商品率却从7%上升到33%。结果,中国从50年代的粮食出口国变成70年代的粮食进口国,而印度则相反,从五六十年代的粮食进口国到70年代破天荒地变成了粮食出口国。(注:王红生:《关于1950-1980年间中印粮食生产状况的一些思考》,2002年北京大学《中国现代化论坛》创刊学术讨论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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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晖的描述之下 印度前30年农业发展的比中国要好。

但实际上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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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特列出中国与印度1979年粮食总产量与人均粮食数量。
之所以提取1979年数据,是因为在印度的农业史上,1978/1979年度是一个相当牛逼的年份。这一年,在旨在提高粮食产量的绿色革命中,印度人均粮食产量达到了顶峰,谷类和豆类每日人均占有量达到了476.5克,即九两半,几乎达到一斤之多。在2006年印度的每日人均占有量才不过444.5克,而2005年尚不足422克。——数据出自印度《印度时报》
印度在1978/79年度,粮食总产量为13190万吨,其中,小麦产量3551万吨;稻谷产量5377万吨;其他谷物产量3044万吨;豆类产量1218万吨。这个数字是如此的令人震惊,以至于中国1982年10期《世界农业》上都忍不住替印度炫耀一番。
印度1979年人口是672020864人——美国人说的
人均产量是196.27千克。

1979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是33211.5万吨,其中,小麦产量 6273万吨、稻谷14375万吨、玉米6003.5万吨、谷子612.5万吨、高粱762.5万吨、大豆 746万吨、薯类产量 2846万吨。
1979年我国人口97542万人,人均产量是342.74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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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翼的梧桐籽

连增量概念都不懂得人在这黑秦晖,笑死窝了,hhhh

友善君

洗地锋说的部分正确,印度的粮食出口不能作为印度发展好的依据,因为他们穷人都吃不上饭,粮食出口只是地主利益决定而已。

但是粮食产量增长率的地方,你拿人均比产量对比的说服力也不足。毕竟比的是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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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给们补充一下增量 49年 中国粮食产量1.12亿吨 印度6285万吨 78年 中国30476.5万吨,印度15584万吨。 如果看增速来说其实也是中国更快,我为什么说秦晖没有学术道德就是因为他在这里玩了个花样,从52年开始计算增速 而不是49年 这样就得出了所谓印度增速更快的结论。 而且粮食产量是有边际效益的 怎么能用增速来进行衡量。 简单说即便按秦晖的数据推算 52年到78年(同时期两国耕地面积基本没有变化 粮食增长完全靠亩产单量增长完成的)中国平均亩产从230斤增长到460斤以上 而印度从90斤提高到了接近200斤 按增速肯定是印度快 但按产量 差距是拉大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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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到了现在印度的粮食产量也没达到中国文革时期的水平。

当然秦晖列的数据都是真实的,但恰恰是因为数据是真实的,才看出此人学术道德的低下。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印度农业产量和中国农业产量比差距其实是在进一步拉大的 , 也知道70年代末印度人均一天不到一斤粮食却还出口粮食 。但在他眼里印度能出口粮食而中国进口粮食都能成为他 要论证印度前30年农业发展的比中国好的论据。

一个学者有自己的观点立场很正常。但如此为了屁股而颠倒黑白就实在是人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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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

@皮远斌

的回答里有一条非常耐人寻味的话:“义和团运动,奉旨造反的卑颜屈膝,杀教民(中国人)不杀洋人的所谓反帝。 ”

然而,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袁伟时在著名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里安给义和团的最重大的罪状就是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导致所谓践踏国际法和践踏文明的暴行。

所以,你们这群变了法子给欧洲人洗地的历史学家能不能先撕撕清楚,统一一下口径,污蔑手法不要花样百出,到最后互相撕逼场面就控制不住了,到时候搞乱了群众的思想,你们是要负责责任的,晓不晓得啊?

PS:群众思想还有一处混乱,国家政权进行的有组织的,在民族内部进行宗教屠杀活动是西欧封建社会迈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经之路,英法德没有一个例外,而在中国历史上则不见先例。秦教授很熟悉西方那一套,一贯宣称封建小共同体等级制虽然很不平等,但是比较容易迈向现代化,怎么西方那一套到了中国就变成践踏文明野蛮粗鲁极端民族主义了?袁伟时究竟是不是在反西方反文明?群众期待老司机带路。

答案评论中,自发地而不是有组织地、目的单纯地而不是绝不是别有用心地,举办了思想领域的群众揭发批斗大会。

总结事实如下:1、义和团确实杀了洋人 2、清廷确实没控制住义和团 3、义和团杀的中国人是中国基督徒 4、义和团杀洋人不多是因为洋人火力强

总结罪行如下:1、践踏国际法 2、打不进使馆所以是给清廷当自甘奴 3、根本不是反帝因为反帝未遂 4、反帝未遂所以是伊斯兰国!

事实与罪行对照,充分说明群众思想自发地统一了起来,开了一次团结的、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大会,秦晖永远健康!袁伟时比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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