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南方省份居民家庭中为何采用蹲坑而不是坐便马桶？ 第1页

今天和一个嘉兴小妹讨论到了这个问题。当然，这么典型的“南北差异”问题，我是非常想讨论的。

从现在的统计来看，华北，东北，西北，长江下游板块的城市家庭多用马桶，长江中上游，云贵，华南板块的城市家庭多用蹲坑。也就是说，除了长江下游板块，基本呈现“南蹲坑，北马桶”的格局。

个人推测这可能与各板块“国家—民间”力量差异有关。

从明清紫禁城的皇帝贵为九五之尊，也用马桶来看，木头马桶应该是明清城市官宦富商上流家庭的配置，也就是说，“坐式排便”是旧时上层阶级的习惯；而从绝大部分地区乡村传统上都为蹲式旱厕来看，“蹲式排便”就相对平民不少了。

我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化学的是苏联，苏联人就是使用抽水马桶的，而这一时期的工业化也主要在城市展开。因此可以说，我国官方是很鼓励抽水马桶的，视为现代城市文明的象征。当时，个别模范的工人新村，比如上海曹杨新村，就配过抽水马桶，但限于条件只是公卫。

但这只是个别。随后因为各种原因，国家经费紧张，公房建造标准一再下降，这种抽水马桶就再也没见到。能在居民楼内部而不是外面设计一个公卫蹲坑，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配置了。这种情况一直要持续到80年代出现了单元楼的套间户型（也就是典型的“两室一厅一厨一卫五十平”）设计，终于有了独卫蹲坑，接着到了90年代，大家收入提高，蹲坑也就慢慢改成了抽水马桶。

至于乡村，当然一直就是老式的蹲坑旱厕为主。无论是前三十年，还是改开三十年，发展重心都在城市，乡村居民就算想装马桶，也舍不得钱，而且即使装了，也会因为没有配套的下水道设施而无法使用，因为政府也没钱来搞乡村基建。

所以，沿着这个思路来看，抽水马桶是国家倡导并也符合传统社会城市家庭习惯的选择；而蹲坑则更像是传统乡村庶民生活习惯的延续，其也并不如何被官方鼓励。那么，为何不同地区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呢？

个人认为，这是因为东北，西北，华北（这里统称北方）是国家力量控制较强的地区，其城市在前三十年的国有工业化力度也很大，尤其是京畿，东三省地区，因此一开始官方对于抽水马桶的倡导就已经深入人心。

这些地区乡村尽管用蹲式旱厕，但无论是前三十年还是改开三十年，都没有太大力量，与城市差距很大，前三十年是城乡割裂的二元时代，全国乡村都很贫穷；改开三十年中，这些地区的乡村也缺乏活跃的民间力量发展民营工商业。所以，乡村的话语输出很弱，蹲式旱厕的习惯是很难影响城市的。

与之相比，长江中上游，华南，云贵的国家力量控制就要弱一些，前三十年国家的影响就弱于北方。改开后，华南的珠三角，闽南等地乡村民营工商业经济迅速崛起，就地开始城镇化；而作为内陆地区的长江中上游，云贵地区，尽管无力如珠三角，闽南地区一样发展工业，但在08年后政府借助转移支付推动城市基建，郊区拆迁与都市商业以后，其实也呈现了很大的民间活力。

因此，相对于国家力量的较弱，这些地区的乡村民间力量又是明显比北方强一些的，其话语输出也相对较强。抽水马桶也不是什么城市生活的政治正确，而进城乡民延续乡村的蹲式旱厕习惯，代之以蹲坑，也是很自然的选择。

所以，在这些地区，也常常可以看到，城市越大，级别越高，马桶的使用率还是越高的。因为这里有更浓厚的传统社会的城市记忆，祖上用木头马桶的市民家庭更多；受到前三十年工业化的改造也越深，更受到国家倡导抽水马桶的影响。

最后是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环太湖的江南地区，这是最特殊的一个地区。

长江下游也是受到国家力量控制较为严厉的地区，在这方面，它与北方接近，同时，其中的江南地区，又是前三十年工业化的重点地区，与东三省，京畿等地类似。所以在这里，国家倡导的使用抽水马桶的观念，其实也是深入人心的。

但与全国其他地区都不同的是，长江下游的乡村，在旧时就开始用坐式旱厕，而非普遍的蹲式旱厕；至于旧时城镇，市民家庭使用木头马桶更是常态，我们今天对于“天亮倒马桶”的记忆，基本来自传统江南城镇，当然，也自然延续到了近代上海。

既然旧时城乡都开始大规模使用坐式排便，那么到了改开以后，城市家庭使用抽水马桶，也就顺利成章了；甚至借助较为领先的经济优势，政府也更早推进了乡村的下水道建设工作，乡村家庭也很自然的将坐式旱厕转变成了抽水马桶。

为什么只有长江下游会大规模出现旧时就开始用马桶，坐式旱厕的现象呢？个人猜测，这里乡村的坐式旱厕是城市市民的马桶习惯影响而来的，而后者当然又是学习上层官绅家庭的结果，这可能意味着。在诸多板块里，只有这里较早实现了“国家—民间”力量的某种融合和对接。

以清代口径来说，如华北，西北这些地区，城市的国家力量一直就很强盛，但民间力量是很弱小的，其只有广袤但贫弱的乡村而无市镇体系，始终处于单调的小农经济而无法孕育出繁荣的商品经济，城乡无法对接。国家力量虽然强大，但少数城市上层官绅的生活习惯，是无法真正渗透到下层庶民中的，呈现出龟缩城垣孤岛的局面。

长江中上游，云贵？这里城市中的国家力量要弱的多，民间力量当然强些，但也有限，有一定的商品经济和市镇体系，但没有能力完成乡村与市镇，乡民与市民的分化。市民保留了更多乡村的习惯，而城市官绅的习惯也无法有力渗透，两者存在微妙的并行。

华南呢？民间力量显著很强，沿海如潮汕，珠三角，闽南等地的商品经济的繁荣度，也不输江南。但这些地区过度为乡村宗族主导，同样没有实现乡村与市镇，乡民与市民的分化，市镇更像是乡村的延伸。在这些地区，乡民（市民）力量反而会对城市官僚力量发生对抗。

几乎只有长江下游，尤其是江南地区完成了这种对接。发达的乡村手工业推动了商品经济的极度繁荣，发展出完备的市镇体系，构成乡村庶民与城市官僚的桥梁。在这里出现和集聚了帝国最为发达的士绅阶层，他们将上层官僚的生活习惯带给普通市民，又转而影响到四乡乡村。

蹲坑方便倒生活污水，马桶方便拉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