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到底有多大的势力？ 第1页

没有多大实力，一个效能低下的情报机关，养着一堆凶恶的走狗罢了。

一个合格的情报机构，实质上是一个信息中心。情报学实质上是图书馆学和信息学。安插间谍，暗杀，策反，破坏只是得到信息或达成的手段。分析信息判读信息才是情报机构的主体。

在当时有两种情报机关，一种以收集信息和分析信息为主，可以让总部了解到任何一个地区，宗族势力，族谱，县志，粮食价格，贸易行情等公开情报，然后由专人归档分析，判读，最后推测出当地驻军动向（利于军事行动）和官场结构和人事变动（利于策反）。这种情报机关从不暗杀政见不合者或重要官员，仅对叛徒汉奸等采取非常手段。其主要行动为收集情报，工作重点在判研情报，工作目的在于宣传（包括策反）和商业贸易。他们一般师承近代情报学理论，主要手段是统计分析。

另一种情报机关，主要以发展密谍，暗探为主。主要工作是扩充实力，名义上是为了扩大情报网来收集情报，实际上是一种官僚化的机关，以扩充人员来巩固派系实力。它们一方面通过招募三教九流人员扩大情报网（和编制），另一方面向中央申请行动资金。和第一类机构一样，他们也将极大的精力用于贸易并利用自身特权让贸易做得“有声有色”，只不过贸易的收入归了个人而不是国家。在目的和方法上，这一类情报机关善于“招兵买马”和暗杀，破坏。政见不同者往往活于他们的监视和白色恐惧之下。这对于执政者来说再好不过。因此分析和判研情报对他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事情，甚至吃力不讨好，容易触动不方便言明的利益。可以说他们主要师承东厂，锦衣卫一类的传统古代情报组织。主要手段是扩张威慑搞黑钱。

对于第一种情报机构，他们常冠以社会调查之名，行统计分析之实。（中央调查部）

而后者，虽冠以统计分析之名，却在行镇压刺杀之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前者是一个情报分析机构，服务于上级的各项决策和行动安排。

后者，是一只恶犬，被官僚买办们养起来，用于咬不听话的人民。

前者组成，多为有经验的外勤人员和专业性极强的情报分析人员，高效廉洁。

而后者组成，多为裙带关系和三教九流，数量虽多，但乌烟瘴气，山头林立。一只狗还不够，往往需要两只狗来互相监督。这些狗有的叫军统，有的叫中统，和东厂，锦衣卫没有多大区别，狗咬狗司空见惯。

历史上第一种情报机关的人数远低于后者，可以说“势力”上远不及军统。但最后赢得了战争存在至今。这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势力大往往不如现代化……

戴雨农本人是个很有见识和手段（作为一个旧社会密探头子）的领导，但是军统内部冗杂的机构与人事关系拖累了整个组织的办事效率，导致其工作成果与势力范围并不能成正比。

另一方面处于国民政府内部山头林立的环境中，军统不可避免地要发展自己的财源以维持组织运行的成本—抗战中戴老板本人只是个少将，除了先总统 常公（并不全心全意的）支持与信任之外没有任何靠山。故军统长期利用其还算发达的敌后情报网广泛开展走私业务，范围包括食品、烟土、药品、医疗用品、能源甚至军火与假钞等等，内部相关人员从这些工作中捞油水牟利的不在少数，产生的腐败问题进一步制约了部门的工作效率（甚至由于走私任务动静太大招致中统的干预，双方走私活动上发生过火并）尽管走私换来的物资与打入敌后的假钞为抗战作了微小的贡献。

上述风气典型的例子就是1944年之前的军统驻第一战区部门，该战区下辖的河南自1941年之后就没有过大的战事，军统便利用前线的平静从黄河防线和黄泛区向敌区走私。《河南文史资料》中记载过军统是如何买通郑州-荥阳一线的守军，利用他们的船只向黄河以北走私食盐的—其上级单位是作为白手套的各种皮包公司；黄泛区附近的一战区敌后武装也曾经帮助军统护卫从安徽界首到平汉铁路沿线城市的药品走私通道。至于本该制衡与监督他们的军队和中统，也在干着一样的生意，而且规模往往更大，比如汤司令的各种日用品生产/金融/贸易公司。

相比之下，军统的敌后工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刺杀汪精卫失败就是典型案例。更糟的是1942年军统在沦陷区大城市的情报站连续被重创，大量人员被捕/被杀甚至投日，详情请搜索“王天木”、“马汉三”、“陈恭澍”等经常在电视剧中出现的关键词。

以上种种原因迫使戴老板下决心与米帝合作，在1942年后帮助米海军/OSS与14航空队情报机构开展在华工作，其结果就是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与忠义救国军的改革。在米帝的介入下，军统总算见识了什么是现代化的情报机构，从米帝手中学到的东西包括爆破/敌后电台通信/突袭战术以及暗杀与刑讯逼供手段等等。说实话米帝情报机构的效率是出乎军统意料的，14航空队居然在1943年就在第六/九战区的配合下建立了负责报告敌情的空地联合情报网，其核心是分散到前沿的由精通中文并有中国工作经历的情报人员，这些人员在常德会战中为中方的作战提供了极大帮助。说句不好听的，和OSS比起来军统完全就是临时工水平，和硬件配置无关：14航空队在报告中认为军统唯一有用的地方就是人数众多的情报网，其他方面比如汇总/分析/研判/处理情报的能力属实是屑，也就在旧中国这种菜鸡互啄的环境里能勉强混一混......

军统可是说是旧中国许多办事机构的一个缩影，领导有干事的决心和态度，不缺有能力的人员，但被各式各样或脏或净的单位内部问题/外部压力拖后腿导致弊病从生，工作成绩忽上忽下，最后被迫借助洋人的帮忙来提高自身。军统的势力确实很大，可以说能辐射到抗战中全国大部分方面，问题是再大的单位也是单位，单位是由人组成的，所以每个单位都有相似的“办公室病”，不管他的名字听上去有多厉害。

下面是一组比较草生的照片，来自于为OSS服务的几个海兵队士官在中国的奇遇记：

题外话：

鲜为人知的是，英国特种部队在1941年曾应中方邀请，派出了一支在缅甸的从林战中心接受过训练的英澳混合部队帮助中国训练自己的突击部队，这支“郁金香纵队”在1942-43年于湖南祁阳的南岳游击训练班陪训过军统别动队的第5突击营，之后调至江西陪训第九战区游击队。此次行动被称为204任务，是抗战期间中外军事合作里一个被遗忘的插曲。而在英国人的记载里，陪训中方人员中最痛苦的事，一是领导们的表面功夫，二是学员们的面子问题—如何既不伤中国人的面子、又能让领导真心实意的配合，对英国人来说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戴高乐曾经在《建立职业军》中说过，任何一支军队都是保守的、发自内心抵触一切变革的，所以军队在任何国家都是反智与守旧的代表——这些东西在旧中国军队这样的半封建半军阀队伍和它相关的情报机构上体现的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