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你没见过古印度的文献,那帮印度宗教哲学家贝叶上动不动就好几万颂,前一世纪的南传巴利三藏有30万颂,比如龙树的《大智度论》相传篇幅原有十万颂之巨。亚里士多德跟龙树比简直不值一提。前四世纪考底利耶的《政事论》煌煌180篇15卷的巨著贝叶抄的,照样传下来了。所以中国诸子百家的简短反而比较异类。
首先一个因素,希腊罗马修辞学传统是精确而琐碎的风格,跟诸子所写文言文简短而含义模糊完全不同。
实际上在希腊和罗马社会,书写奴隶的最基本技能就是详实而快速的速记……演说中的内容从来不是由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去记录的,而是由演说者自己的家奴负责记录的,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看西方社会的文章都有种精确而琐碎的倾向而不是像东方的文言文一般言简意赅,西方人自己管这个风格叫“书写奴传统”……直到现代的西方社会,对演讲和谈话内容进行快速记录仍然是招聘文秘工作者的最基础要求之一。
另一方面书写载体的影响很重要——我们看一个例子:朱凤瀚先生展示北大简《老子》,五千言共抄写于两百多支简上,展开来大约两米多到三米,也是古代一卷竹简的大致长度。
总而言之古代竹简一卷长度以卷起来能一手持握为限,中国先秦没有高脚家具所以习惯于持握展卷看书和持简、持卷书写——所以不会太长,写完一卷就必须点断或者分篇。先秦诸子又是单篇流传很久才集结成集,先秦人写的并不少只是很多单篇在流传中亡佚了。
而埃及的纸草很轻薄,所以纸草卷子比起竹简卷子来可以做得更长,古罗马一卷普通规格约有7米,如果长度不够可以再粘接,一卷纸草卷就是一张张粘起来的,写作者可以不停地写下去。希腊罗马文献是一大卷里面有很多节。
赫库兰尼姆的古罗马纸草有的一卷展开长度甚至可达16米,这只是某个伊壁鸠鲁派诗人诗歌论集一卷的长度:
还有老普林尼这种写煌煌巨著《博物志》的时候写一面纸草都嫌不够,把两面都写满了。
埃及纸草出口量是非常大的,好像托勒密说过靠纸草出口就可以养活一支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