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上有什么好玩的轶事？ 第1页

三次入党杜修经。开国第一上将周士第（两次入党）。

杜修经, 1907年10月出生于慈利县国太桥, 1924年下半年, 考入长沙兑泽中学。1925年的一天, 他在校园图书室发现一份《社会主义青年团须知》, 不觉眼前一亮, 得知学校已有了青年团组织, 很快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 杜修经经郭亮和陈佑魁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 杜修经被任命为中共醴陵县委书记。1928年5月后, 负责安源市委的工作。秋收起义后, 他以中共湖南省委全权代表的身份, 带着省委秘密文件,冒着生命危险, 冲破层层封锁线, 四上井冈山, 前两次没有成功, 半路折回。后两次成功到达井冈山, 向毛泽东、朱德等传达省委指示精神。

1929年底, 湖南省委遭到敌人破坏, 杜修经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从此, 杜修经便在白色恐怖下开始漫长秘密寻找党组织的生涯。1931年, 杜修经以“杜辉义”的名字在上海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1937年, 在香港《珠江日报》找到地下党组织。是年秋, 被党组织派到江西抗日义勇军负责宣传工作, 化名杜非。由于他熟悉这项工作, 干得十分出色。1938年3月, 杜修经被调任湖南省文艺界抗敌后援会社救部总干事。是年夏天, 党组织根据杜修经的申请, 批准了他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8月, 中共湖南省工委见杜修经适应能力强, 于是派他以“苏声”的名字打入国民党七十军, 发展党的组织和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后因复杂的对敌斗争而使他与党组织再次失去联系。他为了隐蔽自己, 继续寻找党的组织, 化作一个山货小商, 经常挑上一担小百货走村串户。

血雨腥风, 整整10年, 直到1949年8月, 慈利县城解放, 杜修经才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来他担任过慈利县副县长和常德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1985年, 杜修经以78岁高龄再次申请入党。同年8月, 经匡镜秋、列志宁介绍和上报中共湖南省委批准, 杜修经重新入党。

有人说杜修经是一本读不懂的奇书, 问他两次脱党又三次入党究竟为了什么?杜修经干脆地回答两个字:信仰。

林、陈、徐帅，粟、陈、谭、许等大将敬礼的老领导，

先后参加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周士第上将, 为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鲜为人知的是, 他曾一度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达8年之久, 后又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那么他的两次入党, 又有着怎样艰难曲折的历程呢?

参加中共走上革命道路

1914年, 14岁的周士第考入琼崖中学。在校期间, 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五四运动中还被选为琼崖学生联合会干事, 组织了抵制日货等活动。1920年中学毕业后, 他在本县第二高等小学任教一年, 即因宣传进步思想而被迫辞职回家。为了寻求救国真理, 他于1923年春离开家乡来到当时的南方革命中心广州。期间, 他与海南同乡、中共党员徐成章等相识, 参加了徐在广州发起成立的中共外围组织“琼崖革命同志会”。

1924年5月, 周士第经时任黄埔军校特别官佐的徐成章推荐, 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被编入学生第二队, 由此开始了军旅生涯。在此期间, 他积极向中共党团组织靠拢, 进步很快, 于年末经徐成章、廖乾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也就在这年11月, 周士第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 队长是徐成章。铁甲车队建制虽然挂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名下, 但是实际上由中共广东区委指挥, 是中共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下辖3个排, 总编制136人, 官兵来自黄埔军校、中共党 (团) 员、国民党左派军官和工农骨干, 经费由共产国际提供。因中共广东区委经常临时派一些人员来受训, 故全队常保持在150人左右。关于其装备情况, 周士第后来回忆说:“铁甲车队的装备, 共有几辆铁甲车, 及一部分其他车辆, 驰骋于广东省内各条铁路线上。班长、队员一律配备‘三八’式长枪, 排以上干部配备驳壳枪。长枪和驳壳枪都是苏联帮助的。每排还有一支手提机关枪。”铁甲车队建立了中共党小组, 逐步发展党团员, 在开展军事训练的同时, 注重政治思想教育, 处处体现出了新型革命军队的建军原则。铁甲车队成立后, 除了帮助开展农民运动、训练农军外, 还及时驰援战斗, 配合工农镇压反动武装和平息商团、军阀叛乱等。

1925年6月29日, 省港大罢工爆发, 徐成章调到罢工委员会担任纠察委员会委员长兼纠察队总队长、总教练, 铁甲车队队长由周士第接任。他奉命率铁甲车队到香港、九龙交界之南头和深圳、沙头角一带, 协同罢工工人纠察队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 同时配合当地的农民运动。10月底到11月初, 他指挥50余名队员前往沙鱼涌地区, 以支援遭到军阀陈炯明、郑润琦残部袭击的罢工工人纠察队。他们与有英帝国主义飞机掩护的1000余名优势敌军激战了半日, 最终杀出重围, 成功脱险。此役, 铁甲车队以伤亡20多人的微小代价, 联合工人纠察队共毙伤敌官兵200余人, 周士第负伤多处。曾现场观战的英国人为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而惊叹不已, 在香港报纸上如此评价道:“沙鱼涌一战, 中国政府军之勇敢无与伦比。”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向学员讲话时, 对铁甲车队也给予很高的赞誉。

骁勇善战的铁甲车队在广东军界各阵营声名大震, 令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甚感自豪, 遂决定再组建一支规模更大的, 名义上受辖于某系统, 实际由中共领导的军事力量。11月间, 这支军事力量在与中共关系较好的第四军序列中产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 两个月后改称为第四军独立团, 也即后来闻名天下的叶挺独立团。该团以铁甲车队为基础, 以黄埔军校第一、二期毕业的一批共产党员学生为骨干, 士兵约2000人, 多来自于广东、广西、湖南等省的贫苦青年农民。团长由刚从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东方大学) 和红军学校中国班毕业回国的共产党员叶挺担任, 周士第任第一营营长, 第二、三两个营的营长分别由中共党员曹渊、毕士悌 (原名金勋, 朝鲜籍来华革命者) 担任。

三十四团组建后, 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和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均按照先前与周恩来的约定, 不干涉该团的人事和教育训练。故三十四团得以遵照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 相继在团、连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 迅速扩大党组织, 并加强军事政治训练, 以尽快培养出一支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武装。

1926年7月9日, 奉广东国民政府命令, 国民革命军8个军约10万人兵分三路, 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此前, 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已率先进军湖南。周士第谨慎低调的行事作风和缜密细致的指挥风格深得叶挺赏识, 很快被调任为独立团参谋长。独立团从广东长驱北上, 先后参加了安仁碌田、攸县长岭、醴陵、平江、中伙铺、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战役战斗, 其每攻必克的辉煌战绩, 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美誉。其中周士第协助叶挺实施作战指挥, 勇谋兼备, 立下了汗马功劳。

攻占武汉后, 北伐军于12月间进行了扩编。第四军扩编为第四、第十一两个军, 叶挺独立团也扩编成了四军第二十五师, 其所辖的第七十三团、第七十五团分别由独立团主体和一部分骨干组成。叶挺升任第二十五师副师长 (不久晋升为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 后, 七十三团团长即由周士第接任, 中共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许继慎任团参谋长, 李硕勋任团政治指导员。遵照党中央的指示, 叶挺利用部队扩编的机会, 先后在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四师中安排了大批年轻优秀的共产党员任职, 分别在团、连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 以加强培养锻炼军事干部, 为革命积蓄力量。1927年4月, 周士第率部随第二十五师挺进河南, 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期北伐, 与奉系军阀张作霖部作战。就在北伐军连战连捷胜利进军之际, 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迫于各方压力决心“分共”, 与指挥国民革命军联军的冯玉祥达成反共协议, 命令北伐军各部撤出河南返回武汉, 致使北伐功败垂成。

离港赴南洋后与党失联

大革命失败后, 党中央决定于8月1日组织发起南昌起义。周士第、聂荣臻、李硕勋等人在中共党员、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掩护下, 将驻在九江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全部、七十五团重机枪连和七十五团3个营共3000余人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受到了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称赞。占领南昌后, 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方面军下辖第十一军 (辖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第十师) 、第二十军 (辖第一师、第二师) 和第九军, 贺龙代理方面军总指挥兼二十军军长, 叶挺代理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 朱德任九军副军长。而周士第则被任命为二十五师师长, 李硕勋任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张云逸任师参谋长 (未到职) 。二十五师包含了原叶挺独立团的精华力量, 是整个起义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起义后第3天, 前敌委员会遵照党中央原定计划, 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 南下广东, 准备先攻占东江地区, 发展革命力量, 再伺机攻取广州, 以争取国际援助。然而在南下途中, 起义军遭到了陈济棠所部钱大钧、黄绍竑近2万敌人的围攻, 且战且走, 伤亡较大, 加之蔡廷锴率第十师脱离起义部队, 致使战斗力被严重削弱。9月19日, 起义部队进占广东大埔县三河坝后在此分兵, 由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贺龙、叶挺等率主力进军潮汕, 由朱德率第二十五师及第九军一部在三河坝牵制敌人。岂料起义军主力南下后, 在汤坑战斗中遭重挫, 撤退时又被打散, 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贺龙、叶挺、聂荣臻等人分头转移。据守三河坝的朱德部遂成众矢之的, 遭敌重兵围攻, 朱德率部突围, 且战且走, 经福建退往江西时, 余部仅剩下800多人, 士气十分低落。

朱德在江西信丰县天心圩主持召开了军、师党委会, 经研究决定派李硕勋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 以求得中央指示, 又派周士第去香港找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周、李二人离开部队后, 因怕路上被熟人认出带来麻烦, 未敢直接往南去香港, 而是先向北走, 从九江乘船沿长江东下到上海。李硕勋留在上海寻找党中央, 周士第继续转海路乘船赴香港。沿途要过许多关卡, 周士第便把上级党组织的联络办法、暗号都写在一块手绢上, 然后用它擤鼻涕、吐痰, 弄得特别恶心。遇到搜身盘查时, 敌人嫌这块手绢脏, 就不细看了。

1928年1月, 周士第历经艰险, 终于抵达香港, 在九龙找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原来, 李立三随南昌起义军主力南下潮汕被打散后, 突围回到上海。广州起义失败, 领导起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兼省委军委书记张太雷牺牲后, 李立三便奉命来到香港重建广东省委。周士第向李立三汇报了第25师的情况后, 便滞留于此等待上级指示。期间, 周士第身患疟疾, 无钱治疗, 被迫流落街头, 这时幸好遇到了徐成章的爱人, 被接到其家中吃住。不久, 张云逸在途经香港前往上海时, 得知周士第的困境, 便资助了50元钱, 使周得以住院治疗。

自从广州起义失败后, 国民党勾结港英警察对内地来的革命者严加搜查, 令周士第感到很不安全。这时, 有一个从马来西亚回到香港的名叫陈超鹏的同乡好友, 知道周士第的病情后, 便到医院来探望, 并邀请他去南洋更好地治病。周士第求医心切, 未及向党组织请示就随陈前往南洋, 以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 周士第对这段经历进行了深刻反省, 在所写的《自传》中如此剖析道:“主要是自己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 南昌、广州起义失败后产生悲观情绪的表现。”

入第三党从事反蒋斗争

周士第远在南洋冶病, 却时刻关注着国内革命形势。期间, 他接触了中华革命党的宣传, 被其纲领所吸引, 便归心似箭, 病愈后于1929年秋赶赴香港, 通过友人深入考察、了解了中华革命党的情况后, 便决定参加该组织。

原来, 大革命惨遭失败后, 曾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的谭平山, 相继被国民党、共产党开除了党籍。他愤而于1928年春联络上海的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部分失去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 决心以孙中山早年用过的“中华革命党”为旗帜, 号召全国民众起来反对蒋介石。1930年春末, 在海外从事反蒋活动的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回国后, 便携同谭平山、黄琪翔等对中华革命党进行改组, 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俗称第三党) , 邓演达被推选为中央干事会总干事。中央干事会下设组织、宣传、军事、总务等部门, 并组织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 以联络各期黄埔同学秘密开展军事倒蒋活动。

1929年深秋的一天, 周士第在香港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的聂荣臻偶然相遇, 毫无保留地向他叙说了自己这几年来的遭遇。聂荣臻劝周士第重回党组织, 而周士第则对他说:我对党的现行路线是不同意的, 但我决不反党, 我要尽可能地帮助党, 此话你如不信, 以后看事实证明。

同年冬, 周士第来到上海, 经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余洒度介绍加入了第三党。余洒度以前曾参加过毛泽东领导发动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后因起义部队严重受挫, 在向井冈山实行战略转移时, 余洒度借故离队, 辗转赴沪, 从此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

周士第在黄埔革命同学会还遇到了老同学、老战友许继慎。原来, 早在1927年5月, 时任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的许继慎在奉命率部反击叛军夏斗寅部的战斗中, 不幸负伤, 转往上海医治。大革命失败后, 他奉党中央指示在安徽、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 由于上级组织遭到破坏, 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0年春, 黄埔革命同学会利用冯玉祥赞助的资金, 密谋策划暗杀蒋介石。经余洒度、许继慎同周士第商量后, 拟争取与周士第私交甚好的同乡、同学, 时任蒋介石侍从副官的蔡幼军去暗杀蒋。周士第接受这一重任后, 除了不断与蔡幼军通信叙旧外, 还到南京多次与蔡交谈, 却始终未能说服他。后由黄琪翔提供经费, 周士第等再谋杀蒋, 也未成功。周士第将其在南京活动的情况写信告知远在上海的许继慎, 不料回信的却是其妻谭冠玉, 信中写有暗语:“父亲叫你回来。”周士第接信后立马赴沪, 面见谭冠玉。谭说其丈夫已重新回到中共党组织, 并被派往鄂豫皖苏区, 担任鄂豫皖特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等职务, 党组织还希望周也回来。周士第在多年的奔波中经过对比, 深切地感到中国革命需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遂请谭转告党组织尽快派人来接头。不久, 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干臣奉命前来接洽, 周士第见到这位黄埔老同学分外高兴, 便将自己这几年来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认识和盘托出, 并向他表达了自己重回党组织的迫切心愿。然而, 彭干臣一去便杳无音讯。后来周士第才得知, 彭干臣奉派到方志敏领导的闽浙 (皖) 赣革命根据地, 担任红十军参谋处长等职务, 于1935年1月在江西玉山县怀玉山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

联系不上党组织的周士第, 只好继续从事秘密反蒋活动。1930年夏秋之际, 他奉派赴香港组建第三党南方局, 被任命为黄埔革命同学会南方分区书记。次年春, 周士第又被派到西安杨虎城部开展工作, 他很快在此建立了第三党陕西省委。1931年夏, 周士第因同事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于同年秋被解往南京关押。期间, 他得知邓演达也被蒋介石逮捕入狱, 并已于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 不禁悲痛万分。一天, 他被过堂提审时, 就预感到自己行将被杀。在死亡面前, 他毫不畏惧, 对法官提问的有关第三党的组织情况以及同杨虎城的关系, 他一概回答不知, 最后被判处“危害民国罪”。当时, 已来到南京的宋庆龄, 正在全力以赴营救被关押的第三党成员。最终, 除了邓演达外, 周士第等一批在押的第三党成员均被释放。

1932年1月28日, 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 第三党积极组织市民、学生成立抗日义勇军, 并任命周士第为队长, 率部在闸北一带执行警戒、侦察、运输、宣传、救护等任务, 给顽强抗战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以有力配合。但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行为却触怒了蒋介石, 于5月下旬被调往福建“剿共”。因周士第早在北伐时就与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相识, 后又一起参加过南昌起义, 故被派到福建, 以推动蔡廷锴、蒋光鼐等共同反蒋。当时, 十九路军与红军作战屡遭惨败, 加之蔡廷锴、蒋光鼐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很不满, 已有反蒋之心, 遂派周士第到闽西善后委员会任特派员, 对闽西的蒋系势力和反动民团进行整肃。经过一番努力, 周士第协助十九路军解决了亲蒋的第四十九师张贞部, 担任四十九师参谋处长, 并积极劝说蔡廷锴同意与中共方面进行接触、谈判。周士第奉命担任接送和保卫任务, 秘密护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谈判代表潘汉年、张云逸一行往来于赣、闽之间, 最终与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方面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此后不到一个月, 蔡廷锴、蒋光鼐便联合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 于11月22日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打出了反蒋反内战的旗号。周士第被任命为第四十九师二十一团团长, 负责驻守漳州。

虎口脱险重回党的怀抱

“福建事变”爆发后, 中共中央应邀派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张云逸作为军事联络员前往福州, 与第十九路军接洽。当张云逸途经漳州时, 被周士第接到其团部予以热情款待。在席间, 这两位同乡、战友畅叙往事旧情, 双方各自谈了中央苏区以及十九路军的情况。张云逸传达党中央的指示, 希望周士第能尽早回到党的怀抱, 最好再拉出一支部队来。送走张云逸后, 周士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写了一封信, 详细地回忆了自己脱党数年来的曲折经历, 以作为向党组织的报告。他本想等张云逸返回中央苏区时将该信捎带给党中央, 岂料因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加离间瓦解, 十九路军很快分崩离析,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也不复存在。由于未等到张云逸, 周士第只好将这封信随身带着。

蔡廷锴在逃亡香港前, 曾要求陈济棠收编第十九路军余部, 以便为该部队留点种子。但陈济棠却派兵将其包围缴械并解散士卒, 只把周士第等一批骨干军官集中用轿子送往广州, 说是要原职任用, 实际上要在途中杀掉。周士第一眼就识破了这个阴谋, 遂对押送者谎称自己不习惯坐轿子, 执意要骑马走。当他和押送自己的一个粤军连长出了永定城, 从中央苏区附近经过时, 便快马加鞭飞奔入苏区, 将那位连长给甩了。经苏区地方党组织派人护送, 周士第顺利抵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时, 已是1934年2月了。

周士第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的朱德的亲切接见, 激动万分之余, 又有些愧悔。当他呈上那封写有自己脱党经历和思想认识的信时, 周、朱二人也递给他一封未发出的信, 信中要求他劝说蔡廷锴到中央苏区来, 若蔡不来, 自己也要回来。这封信由周士第的故交、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的贺昌和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共同署名, 在党组织巨大的感召力之外, 又多了一份浓厚的个人情谊。

因中央苏区当时正忙于第五次反“围剿”, 周士第的党籍问题被暂时搁置8个月后, 他作为红军大学的一名军事教员随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1935年冬, 红一方面军胜利落脚陕北之后, 周士第通过了组织审查, 并由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和红军大学政治教官罗贵波二人介绍, 又重回党的怀抱。当时组织上给他下的结论大意是:一、重新入党;二、党龄从1924年算起;三、通过党的审查, 在脱离党组织期间, 没干过一件危害党的事情。

引自

杜修经的两次脱党三次入党

柯云湘斌

周士第两次入党始末

熊坤静

谢邀。说到好玩的轶事，想起一个关于“古代文(段)史(子)家(手)写作模板化”的例子：

没错就是这个著名的“曹老板烧信札”的故事——

于图书中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三国演义第三十回》

说到“战后销毁通敌书信以安定人心”的故事，曹操在官渡之战后上演的这一幕可谓其中最著名的了。但实际上，曹操或者说《三国演义》并不是此类故事的原创，这一做法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版权属于刘秀：

四月，进围邯郸，连战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五月，刘秀率军攻克邯郸城，诛杀伪帝王郎，将所收缴的属下暗通王郎的书信当着诸将的面尽数烧毁，还创造了一个叫做“反侧自安”的成语。

有道是，经典梗不能只用（抄）一次，在刘秀、曹操之后，后世的君王和史官就像是从网红段子里找到了灵感一样，纷纷仿效打卡，成为了“明主”必备：

三号选手，南朝宋刘道规（刘裕之弟）：

（桓）谦等大陈舟师，兼以步骑，战于枝江。檀道济先进陷陈，谦等大败。谦单舸奔苟林，道规追斩之。还，至涌口，讨林，林走，道规遣咨议参军临淮刘遵帅众追之。初，谦至枝江，江陵士民皆与谦书，言城内虚实，欲为内应。至是检得之，道规悉焚不视，众于是大安。——《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七》

刘裕军消灭桓玄后，桓玄从弟桓谦率旧部重夺江陵，因为江陵曾经是桓玄的根据地，所以城中士民纷纷相应桓谦，欲为内应。刘道规击败桓谦后缴获了这些书信，“悉焚不视，众于是大安”。

四号选手，南朝齐开国皇帝萧道成：

休范即死，典签许公与诈称休范在新亭，士庶惶惑，诣垒投名者千数，太祖随得辄烧之，乃列兵登城北，谓曰：“刘休范父子先昨皆已即戮，尸在南冈下。身是萧平南，诸君善见观。君等名皆已焚除，勿有惧也。”台分遣众军击杜姥宅、宣阳门诸贼，皆破平之。——《南齐书·本纪第一·高帝上》

南朝宋末年，桂阳王刘休范在浔阳起兵造反，顺江而下，当时还是右卫将军的萧道成破之于新亭（当时的南京城南）。刘休范死后，其部下诈称其仍在新亭，当地人惶恐不知所措，很多人把萧道成的大营当作刘休范的驻地前来报到，萧道成接到投名册就烧了，并登上城北，对他们说：“刘休范父子已经被杀，尸体在南冈，我是平南将军，请诸君仔细看看。你们投降的名字都已经烧了，不要害怕。”于是杜姥宅、宣阳门的叛军皆被平定。

（然而萧道成终究把自己也变成了篡位者……）

五号选手，南朝齐废帝萧宝卷：

宝玄初至建康，军于东城，士民多往投集。慧景败，收得朝野投宝玄及慧景人名，帝令烧之，曰："江夏尚尔，岂可复罪馀人！"——《资治通鉴·齐纪九》

因萧宝卷昏庸无道，平西将军崔景慧奉江夏王萧宝玄为主，举兵造反，但最终兵败被杀。当初萧宝玄围攻建康时，许多人都前往城东投靠他，后来朝廷收缴了投降者名单，废帝命人把这些都烧掉，说：“我弟弟江夏王尚且如此，岂可再怪罪其他人呢？”

你看，这案例看得多了连昏君都学会了……

以为这就结束了？历史走过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来到了唐朝，这个故事又被以柳宗元为首的一干文人写进了笔记小说《龙城录》（注：疑为后人托作）：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于图籍有交关语言构怨连结文书数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复禀上当如何，太宗曰：“付诸曹吏行”。顷，闻于外有大臣将自尽者。上乃复取文书，背裹一物疑石重。上亲裹百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复省。此与光武焚交谤数千章者何异？

李世民平定东都洛阳后，收缴了数百封暗中勾结王世充的书信，让杜如晦处理，杜如晦问李世民该当如何，李世民说交给司法部门。结果没过多久，听到门外有大臣要自杀。于是李世民取回了文书，还背来一块重物疑似大石头。李世民亲自包裹起这些书信，让使者把它们沉到了滹沱河中，不再追问。

末了，作者还补充了一句：这与汉光武帝焚毁交谤书信真是一模一样啊！

……

不过话说回来，仔细看就会发现，最后李世民的这个故事跟前人相比，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为什么流传了几百年的模板，只有李世民这儿出现了“亲自背来一块大石头”的剧情？？？

莫非晚唐（或宋初）的文人觉得天策上将年轻力壮又身先士卒，所以给了他一个举重冠军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