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悍的元朝为什么不到100年就完蛋了？ 第1页

原因也并不复杂，关键在于元朝那些老大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即自己究竟是中原的皇帝呢，还是草原的大汗。

这种身份认同的割裂感其实是困扰所有游牧渔猎民族的最大难题。凡是解决了这一难题的，则其在中原的统治或能长久，或能统一中原；如果解决不好，那身死国灭是最基本的，而民族也就此消失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

我们来盘点一下，先后入主中原的游牧渔猎民族有鲜卑（慕容鲜卑的诸燕、拓跋氏的北魏等）、辽、金、蒙古和后金（满清）等，其发展的轨迹基本符合我们的判断。

首先看北魏。

拓跋氏在解决了慕容氏以后，就把重心转向了中原，这种选择本来很正常，无所谓对错。但在漠北没有安定的情况下，柔然的纠缠使得北魏最终功亏一篑，虽然孕育了隋唐，却没有成为第一个一统华夏的夷狄政权。

比如，北魏道武帝拓跋圭算得上是一代枭雄，但始终无法灭亡姚兴的后秦的关键原因就是柔然的纠缠：

天兴五年，（丘豆伐可汗）社仑闻太祖征姚兴，遂犯塞，入参合陂，南至豺山及善无北泽。时遣常山王遵以万骑追之，不及。
天赐中，社仑从弟悦代、大那等谋杀社仑而立大那，发觉，大那等来奔。以大那为冠军将军、西平侯，悦代为越骑校尉、易阳子。
三年夏，社仑寇边，永兴元年冬，又犯塞。二年，太宗讨之，社仑遁走，道死。

其后，辽金同样如此。东西突厥被唐击灭以后，后突厥虽一度复国，但最终还是被击得四分五裂。其后回鹘、室韦、黠吉斯、吐蕃等都虽兴盛一时，但都无法再现匈奴、突厥的辉煌。

也就是说，大概从后突厥再次覆灭之后，传统意义上的漠北、漠西就一直没有真正统一过，一直到成吉思汗的出现。草原分裂的历史长达400年之久（745后突厥灭亡～1162成吉思汗出生）。这大概是草原最大的空仓期了。

铁木真的横空出世解决了草原四分五裂的难题。而数百年的分裂使得成吉思汗极度重视草原诸部的一统和团结，通过吸收汉地军制和组织制度，使得一盘散沙的草原诸部重新统一。但这种统一的基础非常脆弱，因为草原的生活形态决定了它只能采取聚居+部落的组织形式，虽然黄金家族试图使用万户、怯薛等建立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蒙古，但这种小聚居+大分散的天然的生活形态，决定了失去政治强人之后，蒙古的分裂就是必然的。

而忽必烈自身的上位本来就不容易，和亲弟弟阿里不哥进行了一番你死我活的汗位之争以后，好不容易才取得了草原共主的地位。这场汗位之争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兄弟之争权力之争，实际上是两种生活形态之争:汉化还是保持草原生活状态。

忽必烈虽然依靠汉地的资源优势击败了代表草原生活的阿里不哥，但为了维持草原诸部的支持，他不得不从汉化的进程中大幅度后退。

最早的忽必烈对汉地文化是非常羡慕的：

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但作为蒙古族出身的帝王，严酷的现实使得忽必烈不得不在汉化和维持本族文化中做出选择：

时先朝诸臣阿蓝答儿、浑都海、脱火思、脱里赤等谋立阿里不哥。阿里不哥者，睿宗第七子，帝之弟也。于是阿蓝答儿发兵于漠北诸部，脱里赤括兵于漠南诸州，而阿蓝答儿乘传调兵，去开平仅百余里。

也就是说，蒙古本部大臣基本上都是支持阿里不哥的。这其实就是所谓的保守势力。

为了维护漠北的基本盘，元的汉化进程一直非常缓慢，汉地的治理制度一直不完善，后世诟病的“包税制”贯穿始终，而汉地儒生期盼的科举制度一直到1313年元仁宗时期才恢复举办，后又因为蒙古贵族的反对而多次停办。道理很简单，给予汉地儒生科举入仕的机会其实就是剥夺蒙古贵族依靠军功和出身垄断权力的机会。倾向汉化，就很可能丢掉草原的基本盘，如果汉化不成功，结果就是另一个北魏。这也是蒙古皇帝一直在汉地皇帝和草原大汗间摇摆的真正原因。

而且元朝与北魏不同的是，他入主中原以后，一系列偏向游牧生活的政策使得它的基本盘没有丢失；而元朝皇帝的妥协，使得他保持了很多的草原作风，甚至在皇宫内还保持着草原的大帐；这些都让他有回退草原的本钱。相反，北魏在中原争霸的时候，草原的基本盘却被柔然窃取，这使得北魏不得不全盘汉化。这才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全盘汉化的根本原因。而过于急切的汉化，对六镇鲜卑军户的抛弃，也使得北魏付出了亡国的代价。

因此，也正因为有路可退，所以元代贵族的汉化并不积极。但这种选择，虽然使得他们获得了草原百姓的支持，却也使得他们一直无法获得中原士子和老百姓的真正支持，这才是不到百年元就退出中原的真正原因。

我倒是认为蒙元统治中国不到百年即亡的原因挺复杂的，咱也不是治元史的专家学者，恐怕三言两语谁都说不清楚，至少是不能完全总结其衰亡如此之快的原因。大家各抒己见可以，但如果你非要说元朝就亡于XXXX，恐怕有点片面了。

当然，我对元史了解也不多，自然也没这个能力，只能从一些比较小的方面或者部分史实来试着分析这个问题。所以不要跟我抬杠元朝速亡还有XXX原因，以下都只是我个人认为的蒙元国祚不到百年的原因之一。其实我也不是谦虚，是真的管中窥豹~~~

先就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以后有时间、有新的认识了再来补充：

一、蒙元时期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种族歧视问题，蒙元统治者普遍排斥汉人精英进入统治阶层，汉人正经的上升途径基本上被堵死了，且赏罚不明，对少部分体制内的汉官以及心向朝廷的汉人也极度不公。

据元末明初士人叶子奇所著之《草木子》记载，元朝天下尚属太平之时，朝廷中枢重臣绝大多数都是蒙古人，汉人则是万中无一。当时的汉人即使勉强能进入仕途，也不过是地方州县级别的微末小官，但这已经算是绝无仅有的稀罕事了。

后来元朝也有“纳粟”、“获功”两条进入仕途的途径，汉人中的有钱人往往以此获取官职。此令初下之时，一些汉人也确实能求得官职，等到后来求官的人越来越多，蒙古权贵担心做官的汉人会越来越多，于是再给钱也绝不授官给南方汉人。

而在大都求官的南方人，蒙古人常将其称作“腊鸡”，这是因为当时南方汉人常给蒙古权贵送的礼物中就有“腊鸡”。

其实直到现在，我们南方人在冬天还是会做一些腊肉、腊鱼、腊鸡、腊鸭，风味独特，很多人都爱吃。这些东西本来是一种地方特产美食，本身不带有什么歧视色彩，但你以歧视、轻蔑的语气称呼人家，乃至于扩大到所有汉人，就是一种严重的民族歧视了。

比如“支那”，可能原本只是一个音译的地理名词，但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有了贬低、歧视的含义了。

又比如山东有人爱吃大葱，南京有人爱吃盐水鸭，武汉有人爱吃鸭脖子，如果有人就因此叫山东人、南京人、武汉人为大葱、盐水鸭、鸭脖子，而且还火了，甚至有人还带着轻蔑的语气，渐渐就成了地域歧视，人家能高兴吗？就像河南有小偷偷井盖的故事莫名其妙火了，一堆地域黑叫河南人井盖.......

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后有纳粟、获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进。令之初行，尚犹与之。及后求之者衆，亦绝不与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为腊鸡，至以相訾诟。盖腊鸡为南方馈北人之物也，故云。

正经进入体制的仕途没有，自然有人就造反了。太平之时，元朝不怎么开科举，不录汉人，对汉人极其吝惜官爵赏赐，等到有人揭竿而起，偏偏极其优待宽纵造反之人，对其反复招安，却不知优待心向朝廷的汉人，于是天下人多甘心跟从造反。对于有功的官员，如果不出钱疏通，就得不到升迁任命的牒文。等到天下大乱，一点小功即大肆封官，空头宣勅满天飞，但已经没人把官位当回事了，朝廷威信荡然无存。

及方寇起，濒海豪杰如蒲圻赵家戴纲司家陈子游等，倾家募士，为官收捕。至兄弟子姪皆歼于盗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赏至于此。其大盗一招再招，官已至极品矣。于是上下解体，人不向功，甘心为盗矣。
又获功之官，于法非得风宪体覆牒文，不辄命官，宪使招权，非得数千缗，不与行遣。故有功无钱者，往往事从中辍，皆抱怨望。其后盗塞寰区，空名宣勅，遇微功即填给，人已不荣之矣。向使用于初乱之时，岂复有寇如此昌炽，何其始之啬而终之滥耶！且功则不与，贼则与之，刑赏倒施，何其谬哉！

前面说蒙古人歧视汉人，“至以相訾诟”，“腊鸡”这种称呼就成了歧视谩骂南方汉人的专用语了，南方人肯定是很愤怒的，只不过蒙古人是国族，是统治民族，南方人只能写诗抒发心中的不满情绪。

据元末孔子55世孙孔克齐在其所撰《至正直记》之“曼硕题雁”条记载，元朝江西富州籍汉官揭傒（xī）斯（1274年6月10日—1344年8月19日，字曼硕）就作《题雁图》讽刺蒙古人：「寒向江南暖，飢向江南饱。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说蒙古人吃江南的，穿江南的，通过抽取江南财富以输血漠北，竟然违反自然经济规律造成了“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经济奇观，但仍然辱骂南方汉人不绝，视南方人如奴隶。而南方汉人自然也更轻视乃至仇视蒙古人，可见元朝民族矛盾之激烈。

豫章揭翰林曼硕《题雁图》云：「寒向江南暖，飢向江南饱。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者，贫可富，无可有，而犹毁辱骂南方不绝，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如奴隶。然南人亦视北人加轻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诮。

叶子奇在《草木子》中也记载了表现汉人不满蒙元权贵民族压迫政策的诗，其中就“虎视南人如草芥，天教遗臭在南荒”这样的句子。太师秦王伯颜专权的时候，曾下令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许还手。

后至元间，太师秦王伯颜专权变法，谋为不轨，贬岭南，道江西，死于荐福寺，遂殡于是。有人以诗弔之曰：“人臣位极更封王，欲逞聪明乱旧章。一死有谁为孝子，九泉无面见先王。辅秦应已如商鞅，辞汉终难及子房。虎视南人如草芥，天教遗臭在南荒。”盖其在生，出令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刷马欲又刷子女，天下骚动。

据说元末的时候，太师秦王伯颜当政，尤其歧视南北汉人，他曾奏禁汉人、南人不得执兵器，并拘刷其马匹。甚至禁农家用铁禾叉，以防造反。又诏禁汉、南人习学蒙古、色目文字；诸中央、地方衙门幕长并用蒙古、色目人，皆出于伯颜。他还曾丧心病狂地提出尽杀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

所谓刷马，特指元初大规模征兵，由于是骑兵，所以马匹也被大量搜刮。以此类推，刷女就是搜刮民间女子，大概是伯颜乱政所造成的民间恐慌，当时有这样一则记载：

绍兴路有一女子，失其姓氏，年及筓，欲守志不嫁。因秦王伯颜乱法，欲刷天下子女，其父母不获已，嫁之。及定情之夕，题一诗于壁上云：“我年一十有九，面貌如花似柳。父母逼勒成亲，只得欢喜忍受。自小六根清净，如何一夜弄丑。洞房花烛休休，清风明月皎皎。”既写，掷笔而逝，乡里称异焉。

近现代的欧美殖民者都知道，要治理好被他们征服的殖民地国家，必须要拉拢、重用当地土人，但蒙元统治者不仅歧视汉人，还非常抗拒汉人进入统治阶层。

你说不信任汉人，也是有道理的，毕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话也说了一两千年了，但你起码学学满清啊，可以在拉拢接纳汉人进入统治阶层的同时，更加重用宗室和“国族”，达到监视、平衡汉人官僚的作用。

比如满清时期，像六部等朝廷中枢部门都是有明文规定满、汉官员数额的，不是干得很成功嘛！直至晚清，汉官都翻不起大浪，能安安稳稳坐稳了奴才都是感恩戴德。

其实只要朝廷不是完全堵死汉人的上升做官之路，汉人士大夫精英肯定会拼了命地卷进官场，可惜元朝很长时间连科举都不开，后来元末开了科举，虽然进士们的升迁之路依旧很难，但毕竟有了希望，这些进士在元末有不少人都是誓死效忠元朝的，可惜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而蒙元统治者呢，不仅朝廷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位排斥汉人，甚至连地方上的一些掾史小吏的位置都不想给汉人。

据元末明初士人陶宗仪所著之《南村辍耕录》“土人作掾”条记载，元顺帝至元年间，别儿怯不花（约1300—1350）为江浙行省左丞相，打算不准当地人做“掾史”一类的属官、小吏。时任行省左丞佛住讽刺这建议完全不现实，江浙一带都是汉人，连掾史都不让汉人做，去哪找那么多蒙古人、色目人？那干脆用外国人好了~

土人作掾
至元间，别儿怯不花公为江浙丞相，议以本身所辖土人不得为掾史。时左丞佛住公谓曰：“若然，则中书掾当用外国人为之矣。”相有赧色，议遂不行。

所以叶子奇在《草木子》中是这么看待和总结蒙元覆亡的原因的，他认为元朝之失天下，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蒙古统治者不够公平、公正地对待蒙、汉两族，有严重的民族、种族歧视倾向，其基本国策就是“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长官皆其国人是用，至于风纪之司，又杜绝不用汉人、南人。”连满清那种表面表面功夫都不愿意做，至少满清统治者经常还会喊喊“满汉一体”，而蒙元统治者的亲疎之别也太明显了。

既然是“久蔽于汉人、南人”，汉人精英无法被吸纳进入统治阶层，普通汉人平民百姓被欺压剥削，那么后来“不及百年，大乱继踵，而爵禄皆归中原之人”，“直至戊申而后失国，亦云幸矣”，蒙古人能撑到元顺帝才灭亡已经算是幸运了！

呜呼，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尔，公则胡越一家，私则肝胆楚越，此古圣人所以视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也。
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疎之道。是以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故贫极江南，富称塞北。见于伪诏之所云也。迄今天禄之迁，尽归于南，于此可以见乘除胜复之理也。故自慢藏于方寇，诲盗于韩寇，奬乱于野先，败事于答麻。而天下之势，十已去七八矣。
于是山东西、河南北、淮左右皆为寇壤，城郭丘墟，积骸如山。后来虽命李察罕收复河汴，不幸轻信降寇，为田丰之所袭杀，其子王保保，杀田而代领其衆，粮匮师骄，不相统一。孛罗又生内变，称兵犯阙，谋易太子。譬之羸病之人，日以粥药扶救，犹惧不济，况复以峻导毒剂继之哉！纵无外寇，尚且丧亡，况台以百万之兵振之哉！其能淹延数岁，直至戊申而后失国，亦云幸矣。
元朝天下，长官皆其国人是用，至于风纪之司，又杜绝不用汉人、南人。宥密之机，又绝不预闻矣。其海宇虽在混一之天，而肝胆实有胡越之间，不过视官爵为己私物，其视古圣立贤无方之道，果何如哉，不知天位天禄，天以命有德，岂能屯膏吝赏，久蔽于汉人、南人哉。是以不及百年，大乱继踵，而爵禄皆归中原之人。盖祸福乘除，其数然也。由是观之，人谋岂能夺天造哉！孰若均平天施，无有南北之分。惟才是任，惟贤是使。譬之水泽，使百川分流，则大有所潴，小有所泄。滔滔汩汩，庶为悠久。若使壅併防遏，蓄而不洩。及其溃决，小则为灾，大则致败，必然之理也。

另，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应该感谢元朝的短命和明朝的快速统一，看上面这些元末明初士人的记载，当时有个非常危险的征兆，即南、北汉人有渐趋分裂为“汉人”和“南人”两大民族族群的势头。南北分裂起于辽金与宋朝的对峙，强化于蒙元朝廷正式区别出“汉人”、“南人”，并对其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如果蒙元统治达到二三百年，很难说不会形成“汉人”、“南人”两个大的民族，那可真是遗祸无穷矣！

实际上朱元璋建立明朝统一中国以后，南、北汉人之间的割裂感极其严重，洪武南北榜就是所反映出来实例。直至明中期成化年间，仍然可以从《明实录》等官方史料看到南北士人之间的矛盾，但好在已经缓解很多，渐渐转化为地域冲突。

二、元朝蒙古、色目籍官员普遍汉化程度极低，多为文盲，缺乏文化素养和治理汉地的能力。

上面说蒙元朝廷排斥、不接纳汉人进入统治阶层为官，存在严重的民族歧视。那好，如果蒙古人自己干得好也行，可事实是元朝的蒙古、色目籍官员，普遍没有文化，上至宰辅重臣，下至地方官员，多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汉化程度极低，靠这样的官员怎么可能统治好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汉人的中国。

据《南村辍耕录》之“刻名印”条记载，蒙古、色目籍官员，大多大字不识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签名画押都做不到，只能依靠刻好的名印，哪里需要签名，直接盖个章就是，倒是省事。

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按周广顺二年，平章李谷，以病臂辞位，诏令刻名印用。据此，则押字用印之始也。

《草木子》亦记载了一则蒙古长官不识字而闹出的大笑话，写“七”字的时候，钩不向右而往左。

北人不识字，使之为长官或缺正官，要题判署事及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七而从左转，见者为笑。

这些蒙古、色目官员，正如上面刘子奇所说，多“视官爵为己私物，其视古圣立贤无方之道”，根本不理会儒家学说那一套，完全不遵守传统的中国官场为官之道，与当时的中国本土社会现状格格不入，根本无法有效地统治中国。

三、蒙元朝廷的放纵恣肆

经常有人曲解明太祖朱元璋的言论，说元朝失之于宽，其实这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朱元璋原话并非如此，与不少人的认知相反，实际上朱元璋是反驳了“元朝以宽失之”这种观点。

查《明太祖实录》、《明太祖宝训》：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正月初五日），上御奉天门，召元之旧臣，问其政事得失。
马翼对曰：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
上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弛，实非宽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慢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

洪武二年正月初五，朱元璋于奉天门召元朝旧臣马翼，询问政事得失。马翼的观点就是“元朝因宽得天下，也因宽失天下。”

朱元璋立即反驳，以宽得天下他听说过，但从没听说过以宽失天下的。朱元璋认为元朝的失败之处，在于“纵弛”，而不是“宽”。所谓的“宽”，当是“宽而有制”，而不是放纵松弛，毫无法度规矩。

其实元朝的“纵弛”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等诸多方面都有所反映，我这里仅仅说元朝特殊的社会风气。尤其是与其前后的宋、明、清三朝相比，堪称近古帝制专制社会的一朵奇葩！

元朝统治的纵弛，使得当时的社会风气看起来相当开放，不仅绝不同于明初的高压、肃杀以及满清一朝彻底的万马齐喑，乃至于有些事在我们现代人看起来都难以想象。

但这种开放有利有弊，对广大人民来说，存在有利的一面，比如，这种统治模式导致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儒家礼制渐趋松弛，至少汉人女子的裹脚绣花鞋比前代南宋都还要大了，贞洁观也不再那么严苛，女人们所受的束缚比前后两朝都要好不少，让当时的儒家士大夫卫道士大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淫风太盛~

具体请看我之前的这篇文章：

至于弊的一面，那就反映到本问题了，其实元朝这种开放，有点点类似于我们改开之初的八九十年代，是一种无序、混乱的开放，社会缺乏规章制度的约束，有的人怀念那时候文艺作品的创作比较自由，审查比较宽松，各种思想似乎也很杂乱、自由、多元，但有人怀念车匪路霸和无法无天的恶性刑事案件吗？

再对比一下满清，同样是异族入主中国，为什么蒙元不到百年就完蛋，满清就维持了二百六七十年呢？

元、清两朝，统治一松一紧。元朝的社会风气相对开放，统治者歧视汉人，普遍拒绝汉化，少与汉人合作，但始终没有、也没尽全力从根本上去驯服广大汉人，政治手段太粗放、简单了，从政治上看，汉、蒙两族甚至有点种族隔离，彼此安好的样子，不太像是一国之人。

清朝则是极端保守，统治者虽也歧视汉人，但是一面歧视一面拉拢利用，既采取暴力手段血腥残酷杀戮、镇压汉人百姓，迫使其剃发易服，服从其统治。又优待拉拢、威逼利诱上层汉人地主士大夫加入其团队，多种手段之下，基本上是前无古人地驯服了汉人。

如果从这些异族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只能说满清做得更成功，其统治手段之高明远胜于蒙元，两相对比之下，就知道为何当年如此强悍的元朝不到百年就完蛋了。

历代王朝国祚长短，往往取决于解决前代遗留问题是否成功。

元代就是个典型反例。

很多人都忽略了这样的史实：元朝得到了中国南方地主、士绅、知识份子高度认同。哪怕明代的高知们，对元朝的赞颂都是惊人的。

但无利不起早，后者如此认同元朝，自然源于元政府从灭宋那一天开始，就过份优待江南士绅，忽必烈只看到拉拢汉人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好处，忽略了底层广大贫民的诉求，这是蒙古统治者的经验不足，自掘坟墓之处。而且，蒙古统治者对江南地主、士绅非常软弱、迁就，即使后来迫于严重的中央财政危机，发现了失策之处，试图采取补救，在南方各省进行著名的“延佑经理”（元仁宗时代），也就是重新丈量土地，查清漏税问题，结果遭到强烈抵制，在一片反对声浪下，蒙古人感到自己的统治基础有动摇的危险，便不得不浅尝辄止，蒙古上层继续沉醉于汉风与文治，拜汉人大儒为师，得过且过了。

蒙古不仅对南方轻税，而且刑法也很宽纵，最受益的当然是中农以上的富农、豪绅，他们本就是当地的势家，更可以尽情兼并弱小。这样一来，十国、两宋积累下来的三、四百年的土地集中、贫富差距问题，不但没缓解和，反倒高速加剧！

按照今天保留下来的元代在江南各地的征税记录，江浙一亩水田，才征三升左右的税，简直低得令人发指（数据来自元明所修《杭州府志》、《宁波府志》、《温州府志》等等）

明末遗民、大学者谈迁竟也拿元代打脸明朝：“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

明代最繁荣的万历时代，江西官方修成的《南昌府志》卷三《舆地类。风俗》，也是这个调调，公开跪捧元朝，打脸当朝。书中提到元代，就说江西一片“赋役轻省，民庶而富，礼义之俗不因时变，学者留意经史”
　　而谈到当朝（明代），却不惜黑成炭：“赋重役繁，富者贫，贫者无以为生，大多忍饥寒以支礼义，细民终岁不知盐肉之味”
-----------如此“吃里爬外”的官修方志，恐怕还真是千年罕见。

所谓的“民庶而富”，光看看元代的南方士人，文坛名流，的确如此，他们享受着良田千万，宽松迁就的生活，得以尽情作乐，开大趴体，搞什么“玉山雅集”、“西湖梅约”，纵情声色。

但普通民众呢？真的是“吴民大乐业”吗？

为何元末乱世将至之际，那首著名的民谣会诞生在江浙？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

－－－－－－－底层人民控诉的不是民族压迫，而恰恰是阶级大山！

最早的反元起义，也发端于江浙。要知道“石人一只眼”引发的火山爆发之前很早，浙江农民就在方国珍挑头下，揭竿而起，造官府的反了，声势很大，屡败官军，元廷不得不招安了事。无非将上层地主阶级们的大蛋糕弄出一块，收买方国珍这些起义者罢了。

可是，反元激烈的是大元整个基层的草根阶级，君不见，元末反元的标志性人物，除了刘福通，几乎尽来自底层穷人：彭大、芝麻李、徐寿辉、彭莹玉、毛贵、关先生、陈友谅、张士成、明玉珍…………

与草根人士反元不同的，是另一群汉人的态度：

大明得天下之后很久，却依然有一大群顽固的元代遗民，而且主要生活在江南，还都是文化、艺术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原因无非是这些产生于地主阶级的精英，恰恰是元朝不公平政策的既得利益者。除了入仕不方便，其他的经济条件、文化创作、娱乐、乡里特权与纵容，他们在历朝能享受的，在元朝加倍的享受到了，怎会不追思前元？

同是江南人，在元朝治下一荣一损，自然对元政府的态度完全不同。

刘伯温虽也亲元，但刘伯温对于新的明朝，还是一针见血指出，前元亡于宽纵！

朱元璋得国于投机，但在治国上，还是看到并吸取了教训，以猛治国。

从不偏不倚的角度上讲，朱元璋手法，虽说穷凶极恶，宰割官民，如猛火炖羊，亦大搞厂卫政治、闭关锁国，禁锢思想，分封藩王，倒行逆施。

但这个心如蛇蝎的恶棍却有一件事做在点子上：以毒攻毒的铲除土地集中顽症。用严刑峻法，网织株连，甚至干脆是间接屠杀的政策下，将江南，特别是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士绅，连根拔除，几乎整阶级的“团灭”，整族整郡的被抄家、杀戮、流放到凤阳当苦力。吴中四才子全部丧命，元代四大画家活到明初的亦全无善终，虽说这些人都横遭朱元璋的专制毒手属于无辜而死，但从侧面反映了南方地主、士绅阶级在短时间内的集中“被歼”，史称“民人中产之家大抵皆破”。

被世代霸占的惊人的土地，得以重新分配。最大受益者是官府，巨额没收的田产，成为“官田”，课以十倍重税。当然也有不少田地，分给了贫民，国家财政、贫民都受益。

因而，自唐宋以来，南方长达四百多年久拖不决的土地集中问题，在明太祖手里得到一次接近彻底的解决。

这是明朝得以国祚长久的一个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