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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曾经使唐朝中兴、被称为“小太宗”的唐宣宗?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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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有种片面的方法叫“只读本传”。同理,评价一个帝王,也不能光盯着他在位时期的那点儿事,必须结合历史的进程和当时的环境来看。


安史之乱后,一代代的大唐皇帝都在努力中兴帝国,这是一件长期、艰巨的任务,绝不是蹦出个明君就能一蹴而就的。大唐皇帝们就像在参加一个接力长跑比赛,前仆后继地往前跑。倒霉的皇帝跑的道路非常崎岖(德宗),运气好点的道路相对平坦(宪宗、武宗),更有幸运儿跑在最舒服的康庄大道上。唐宣宗,就是那个幸运儿。




宣宗在位时期之所以被称为中兴,在我看来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1. 收复河湟,说出去很霸气。

2. 他一死大唐就江河日下了,于是很多人会遐想,如果他活久一点该多好。

其他的一些事情都是点缀。如果没有收复河湟这样的功绩,或者在他的统治期间农民起义、南诏叛乱就发生了,人们才懒得吹他从谏如流、恭谨节俭等事情呢。

比如唐文宗衣服洗了三次都不换,够节俭了吧?柳公权直接告诉他,这种细枝末节的东西,对一个皇帝来说没什么卵用。文宗被柳公权这样打脸,态度也非常好,让柳公权当谏议大夫,好多给他提意见。文宗在节俭、纳谏方面做得到位了吧?可有多少人在这方面夸他呢?在位期间发生了甘露之变这种丢人的事,文宗是注定和“明君”无缘的。


然而这两点主要原因,都和宣宗的个人能力关系不大。



(以下引文皆出自《资治通鉴.唐纪》)


一、河湟:天上掉下的馅饼。

851年10月,张义潮让哥哥张义泽带着河湟十一州图籍觐见唐宣宗。沦陷吐蕃几十年的河湟地区彻底光复,举国欢庆。

*图为张议潮将军统军出行图,莫高窟第156窟。


但显然,这个成就是建立在吐蕃衰落、内乱的大背景下的,并不是宣宗个人英明神武的结果。我们知道,846年,33岁的武宗嗑药死了。如果他多活5年,收复河湟的功劳自然就不会记在宣宗头上了,除非你认为武宗不会接受张义潮的投诚。


吐蕃的衰落,是从唐德宗时期开始的。德宗用外交手段,联合回鹘找吐蕃的麻烦,又拼命拉拢吐蕃的小弟云南(后来的南诏),终于让吐蕃陷入孤立,内外交困。但更致命的打击,是武宗时代发生的。


842年,残酷的吐蕃内战开始了!达磨赞普死后无子,他的妃子联合宰相拥立达摩哥哥的三岁儿子当傀儡。结果一个大佬论恐热不干了,举旗反抗,自立为国相,并打败了讨伐军。当然,他的对手也有狠角色,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就是一个。双方你来我往,缠斗二十几年,吐蕃境内的人民被内战折腾得生不如死。

苏毗等疑不战,恐热引骁骑涉水,苏毗等皆降,思罗西走,追获,杀之。恐热尽并其众,合十馀万,自渭州松州,所过残灭,尸相枕藉

是月,吐蕃论恐热屯大夏川,尚婢婢遣其将厖结心及莽罗薛吕将精兵五万击之……恐热大败,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胜数,恐热单骑遁归。


唐宣宗继位后,正赶上吐蕃内战打得如火如荼,河西、陇右的老百姓实在受不了,主动跑到大唐来投诚。849年2月,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军民来降。宣宗马上派兵接管,并在长安亲切接见了千余名投诚代表。代表们脱下吐蕃的装束,换上汉服,围观的长安人民都山呼万岁,那场面简直感人至深!

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降。以太仆卿陆耽为宜谕使,诏泾原、宁武、凤翔、邠宁、振武皆出兵应接。

河、陇老幼千馀人诣阙,己丑,上御延喜门楼见之,欢呼舞跃,解胡服,袭冠带,观者皆呼万岁。


之后吐蕃内战愈演愈烈,尚婢婢和论恐热在850年又打得白骨累累,赤地千里。

婢婢粮乏,留拓跋怀光守鄯州,帅部落三千馀人就水草于甘州西。恐热闻婢婢弃鄯州,自将轻骑五千追之。至瓜州,闻怀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


在这种背景下,张义潮抓住机会逆袭,851年2月在沙州举起了大唐旗号,并在10月收复另外十个州。

义潮,沙州人也,时吐蕃大乱,义潮阴结豪杰,谋自拔归唐。一旦,帅众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番守将惊走,义潮遂摄州事,奉表来降。

张义潮发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图籍入见,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

当然,这里面有点水分。尚婢婢的军队驻守在甘州,拓跋怀光在鄯州,论恐热在廓州,张义潮并没有击破这三支军队的任意一支。


综上可见,吐蕃一步步衰落,导致了内战,内战又促成了河湟地区的投诚。而这个时候,宣宗刚好在位,一块馅饼从天而降,恰好砸到了他的头上。





二、传说中的背锅侠:唐懿宗。

如果说宣宗是这场接力长跑的幸运儿,那他的儿子懿宗就是个倒霉蛋了。宣宗在康庄大道上跑了13年,把接力棒交给了儿子。结果懿宗刚跑2步,就发现前方是一片泥潭沼泽。


宣宗是859年8月死的,同年12月,裘甫就在浙东叛乱了。两者间就隔了4个月,懿宗屁股还没坐热,第一个大麻烦就来了。有多少人会相信裘甫叛乱是懿宗造成的?如果宣宗多活1年,裘甫就不会叛乱了吗?显然,叛乱因子早在宣宗时期就开始酝酿了,只不过爆发的时候宣宗刚好死了,懿宗不得已当了背锅侠。背锅就背锅吧,小小的农民起义,有啥可怕的。懿宗马上调兵展开平乱工作,结果他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的糟糕。


春,正月,乙卯,浙东军与裘甫战于桐柏观前,范居植死,刘勍仅以身免。

二月,辛卯,与甫战于剡西……官军大败,三将皆死,官军几尽。

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曰罗平,铸印曰天平。大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震中原。

浙东观察使郑祗德被裘甫打得屁滚尿流,很多人会认为这一定是懿宗无能造成的。真是这样吗?


时二浙久安,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见卒不满三百,郑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军吏受赂,率皆得孱弱者。

郑祗德战败的原因,《资治通鉴》写得很清楚。浙东军承平日久,早已腐化,吃空饷的多,队里没几个人,兵器都生锈了。郑祗德招募一些新兵去平乱,结果军吏敞开了受贿,尽让一些没钱上交的老弱上战场。

军队腐化,是个长期的过程,绝不是懿宗当政的几个月就能造成的。懿宗也没有颁布过任何浙东镇的人事任命,当地的官员、军吏都是宣宗朝就在职的。可见,浙东军队腐化、贪官污吏横行存在已久,只不过一直被掩盖得很好。裘甫一叛乱,这些阴暗面才彻底暴露了出来。


不光浙东军腐化了,周围的浙西、宣歙两镇的军队也是一个德性,只会拿钱,不会打仗。一听要上阵,不是装病,就是落马。

祗德馈之,比度支常馈多十三倍,而宣、润将士犹以为不足。宣、润将士请土军为导,以与贼战。诸将或称病,或阳坠马,其肯行者必先邀职级,竟不果遣。


最后懿宗一咬牙,搬出了河南、淮南的正规军,终于在860年6月平定了叛乱。从这次叛乱可以看出,在宣宗时代两浙地区就已经贪污腐败成灾了。懿宗面对裘甫叛乱,应对没有任何问题。先让浙东军自己搞定,发现不行,再让周围的军队搞定,还不行,再出动河南、淮南军。如果宣宗多活几年,肯定也会这么做的,当然,也会想懿宗一样焦头烂额。那时人们再想吹他是“小太宗”,底气就不足了。



裘甫刚平,懿宗还没喘几口气,更大的麻烦又来了。860年12月,边境传来战报,南诏攻克交趾!从此,懿宗就陷入了和南诏的战争泥潭,一直到870年才勉强停止。而南诏入寇的诱因,《资治通鉴》明明白白地写着,就是宣宗时期种下的。

初,安南都护李涿为政贪暴,强市蛮中马牛,一头止与盐一斗。又杀蛮酋杜存诚。群蛮怨怒,导南诏侵盗边境。峰州有林西原,旧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绾洞蛮,其酋长曰李由独,常助中国戍守,输租赋。知峰州者言于涿,请罢戍兵,专委由独防遏。于是由独势孤,不能自立,南诏拓东节度使以书诱之,以甥妻其子,补拓东押牙,由独遂帅其众臣于南诏。自是安南始有蛮患。是月,蛮寇安南。

858年,安南都护李涿就惹得当地蛮人很不高兴,经常勾搭南诏。南诏也反手勾搭上了七绾洞蛮酋长李由独。从此,安南就开始不安稳了。


不光如此,西川也和南诏接壤。以前,南诏经常从这里进贡。为了得到更多的赏赐,每次进贡都带着n多随从。大中初年,杜悰担任西川节度使,向宣宗表示,我们应该减少南诏入贡的次数,这样可以省很多钱啊!宣宗立马点了个赞。这下南诏怒了,开始骚扰西川边境了,还一度攻入播州。

又,蛮使入贡,利于赐与,所从傔人浸多,杜悰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南诏丰祐怒,其贺冬使者留表付巂州而还。又索习学子弟,移牒不逊,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


当然,以上很可能是南诏方面的说辞。狼要吃羊,总会说是羊先惹了他。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大唐西南的军队,多年没和南诏打仗,也被腐蚀了,而南诏发现了这一点。

先是,广、桂、容三道共发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经略使段文楚请以三道衣粮自募土军以代之,朝廷许之,所募才得五百许人。文楚入为金吾将军,经略使李蒙利其阙额衣粮以自入,悉罢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旧什减七八,故蛮人乘虚入寇。时蒙已卒,经略使李弘源至镇才十日,无兵以御之,城陷,弘源与监军脱身奔蛮州,二十馀日,蛮去,乃还。弘源坐贬建州司户。文楚时为殿中监,复以为邕管经略使,至镇,城邑居人什不存一。

861年7月,南诏攻陷邕州,一通烧杀抢掠,搞得“城邑居人什不存一”。邕州本来有广州、桂州、容州的三千兵防御的,邕管经略使段文楚认为从外地调兵太麻烦,我完全可以从本地招啊。结果他刚招了500人,就被调回中央了。新上任的李蒙一看,这里面捞钱空间好大滴哟!直接贪光了剩下的募兵钱,只用这500人防守,反正咱几十年不和南诏打仗了,怕什么咧?更爽的是,南诏打过来时,李蒙已经死了,接替他的李弘源当了背锅侠。


邕州军队的堕落绝不是孤立事件,西川也一样。

先是,西川将士多虚职名,亦无禀给。

这种腐朽的气味被南诏闻到了,他能不入寇爽一发么?


不管是台面上的原因(宣宗时期官员惹怒南诏),还是台面下的原因(边境军腐败),都不是一个“昏君”懿宗造成的。任何一个王朝发展到200多年,官僚腐化,军队溃烂都会愈演愈烈。和平时期,这些毛病还可以掩盖住。一旦发生农民起义、外族入侵,皇帝放眼望去,才知道他的帝国已经千疮百孔了。


南诏的入寇敲响了大唐的丧钟,868年7月发生的庞勋之乱,就是南诏战争的副产品。庞勋等徐州兵到桂州戍守,三年又三年,朝廷就是不让他们回去。结果庞勋一怒而反,杀回徐州。长期的战争下,老百姓被贪官折腾得苦不堪言,纷纷列队欢迎庞勋解放军。父亲鼓励儿子、妻子鼓励丈夫,积极加入庞老大的人民军队。

丁丑,贼至城下,众六七千人,鼓噪动地,民居在城外者,贼皆慰抚,无所侵扰,由是人争归之,不移时,克罗城。彦曾退保子城,民助贼攻之,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城陷。

庞勋募人为兵,人利于剽掠,争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锄首而锐之,执以应募

懿宗又花了一年多,在869年10月才扫平庞勋。结果,南诏又来趁火打劫,发动倾国之兵包围成都。成都保卫战进行了4个月,南诏才撤退。


懿宗在位14年,前11年一直在战争的压力中度过。如果宣宗多活11年,真的能做得比他好吗?大唐已经存在了200多年,腐败之风深入骨髓,江山社稷风雨飘摇,就等某人出来一推了。宣宗非常幸运,他在位的13年推手一直在酝酿,没有发功。他刚一死,裘甫、南诏、庞勋一波浪过一波,让懿宗疲于应付。当然,懿宗之后僖宗面对的黄巢就更浪了。



综上所述,“小太宗”唐宣宗只不过是鸿运当头而已。河湟大馅饼正好砸在他的头上,贪污腐化的弊端又没有暴露,于是乎“大中暂治”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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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恐怕和最高票答案的观点完全相反,所以贴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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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宣宗的即位问题

根据目前的研究,特别是有关宣宗一朝最重要的黄楼的《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来看,所谓宣宗即位之前的“装傻”,其实就是蓄谋已久的宫廷阴谋的重要一环。

正史所代表的传统观点是如何记载宣宗即位之原因,我们可以先看看《资治通鉴》会昌六年三月之记载:

初,宪宗纳李锜妾郑氏,生光王怡。怡幼时,宫中皆以为不慧,太和以后,益自韬匿,群居游处,未尝发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诱其言以为戏笑,号曰光叔。上性豪迈,尤所不礼。及上疾笃,日不能言。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辛酉,下诏称:“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句当。”太叔见百官,哀戚满容;裁决庶务,咸当于理,人始知有隐德焉。

两《唐书》的记载与之相近,这段材料故而成为后人判定宣宗即位缘由的主要根据。按《通鉴》、两《唐书》皆言唐宣宗自幼即靠装疯卖傻韬光养晦,从而使宦官认为其软弱可制,一举推上唐皇之位。那么这段材料存留正史,则可以明确告诉世人两点:

1.宣宗个人天资聪颖,装傻乃身处险恶宫廷环境中为自保之迫不得已的手段,实则是经天纬地之才;

2.之所以推举在宪宗诸子中名位不显,出身卑微的宣宗,是宦官集团为自身利益计而一手包办,整个废立过程与宣宗无任何关系。

其实宣宗韬光养晦数十年,此等心机之人,登基过程却如此幼稚可笑,实在是不足为信。仔细推敲一下缘由便可发现,这段材料显然系宣宗登基后一手制造,它既可以显扬宣宗的才能,又可以把自己的即位和为人痛恨的宦官集团撇清关系,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既然宣宗单凭装疯卖傻即位并不是史实,那么真相究竟如何?晚唐史料极为零碎,记载失缺者甚多,特别是宣宗在大肆炮制有利于的历史记载时,不可能不抹去事关真相的痕迹,然而今人从史料中仍然可以寻找到蛛丝马迹。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唐故振武麟胜等州监军使孟秀荣墓志》云:

府君大夫讳秀荣……大夫元和三年正月六日授凤翔府仇将军小判官……会昌三年正月六日,从湖南监军,着蕃高班,其年正月八日,除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判官、兼左街功德使判官。四年十二月廿六日,左神策军都判官,除武德副使。五年九月七日,为王妃连累,贬在东都恭陵,已夺朱绂。六年四月廿七日,奉恩命,追赐绿,在南衙。大中元年正月三日,除内养。

会昌六年四月宣宗听政后立即将被贬洛阳的孟秀荣召回,又在之后 “追赐绿”,说明孟定有功于宣宗。而孟早在会昌五年九月被贬洛阳,则会昌六年武宗驾崩、宣宗定位的这一段激烈斗争之时,其人并不在长安,那么若言孟秀荣之功,一定是发生在其被贬洛阳之前,这隐隐已经表现出,宣宗可能与宦官集团存在关系。

孟秀荣何人?《孟》墓志中载,他是当时的大宦官仇士良集团中的重要人物,既然孟秀荣乃仇士良集团中之人物,那么宣宗即位前极可能已经与仇士良保持暧昧关系。在《中朝故事》、《续皇王宝运录》等唐人笔记小说中,皆有宣宗为仇士良或仇姓宦官所搭救之记载,这或多或少表明,在晚唐,世间已有宣宗与仇士良集团勾结之传闻。

宣宗即位后对仇士良及其家庭的种种礼遇,更能说明两者之间暗暗存在的紧密联系。大中年间,宣宗特致使郑薰为早已去世、并无君臣名分的仇士良撰写神道碑,又大力恩宠拔擢仇士良诸子,甚至亲自为仇家奉入宫中的仇氏撰写墓志铭(见《故南安郡夫人赠才人仇氏墓志铭》)。仇家既与宣宗关系如此密切,则两者之间定在登基之前有所联系。

再考虑武宗会昌年间的政局,其时武宗与李德裕致力于抑制大宦官集团,仇士良家遂被籍没,而李德裕欲收中尉兵权更使得宦官集团对武宗、李德裕恨之入骨。寻找一位符合己意,亲善北司的皇位继承人,以期在下一朝恢复自己的权势,也就成了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想要急切完成的目的。而向来装傻却城府极深的宣宗看到此点,便为登基野心而与宦官集团暗中打成一片,这才是那场皇位交替之下的真相。

然而事实上,宣宗继位之推手,并非只有宦官集团,内廷另一大势力——翰林学士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翰林学士身居内廷,权力极大,故而往往可以在皇位问题上发挥巨大能量。顺、宪、穆宗等人的即位过程中,都可以看见学士的身影。而武宗朝李德裕以宰相身份执掌大权,打压内廷机构,翰林学士的权力受削,不仅参与枢机之权丧失不少,在仕途上亦为所阻,在自身的危机之下,翰林学士集团与宦官集团可谓政治利益一致——那就是反对李德裕,废除武宗之政治路线。因此宣宗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翰林学士集团所要注目的对象。

按宣宗登基之后,武宗驾崩时的翰林学士五员——白敏中拜相,韦琮、徐商先后登上相位,其他二人也飞黄腾达,由宣宗对诸学士之恩遇,恰可证明他们几位在宣宗登基时的出力。

所以宣宗绝非是徒以“装傻”获得内廷阴谋集团的心仪,在被动状态下被直接推送上皇位。而是这场皇位变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宫廷政治阴谋,宣宗、宦官、学士三方齐心协力,在武宗、李德裕不知情的情况下悄然编织的一张阴谋的密网。宣宗是一个城府与心计极深,老谋深算的政客,他在其中相当主动,而绝非仅仅是靠韬光养晦才被相中。

二、唐宣宗的作为和唐朝国运的关系

上文已见,唐宣宗的登基凭藉阴谋登基,今人为史料记载所蒙蔽,而当时的朝士则不可能不对真相有所了解。宪宗20子、武宗4子,宣宗莫名其妙地登基,以及手段之不正,是绝不可能真正赢得大多数朝士的真心拥戴的。而宣宗为巩固政局,登基之初,不是继续武宗朝已有起色的政治改良,积极挽救积弊日深的大唐国势,而是专注于迫害政敌、制造舆论、美化自我。

宣宗篡位手段卑劣,且武宗乃其与党羽实际上的政敌,自然不可承认自己是武宗的统治者,且自己辈分与武宗之父穆宗同,于是径直以自己为英明神武的宪宗的直接继承人。一方面,他对宪宗展开规模盛大的造神运动,拜谒太庙以至对已死去三十年的父亲悲痛欲绝,活脱脱上演了一出做作的闹剧;同时对元和一朝的大臣及后代大肆封赏,以至于听闻宪宗朝江西观察使韦丹之子韦宙为下僚时直接命令宰臣“速与好官”,做足了文章。另一方面,他紧紧抓住宪宗死的不明不白的弑君疑云,意图将穆宗打成篡逆之君,进而把穆宗一房的穆敬文武四朝斥之为“伪朝”,不仅从神庙迁出郭太后之神主,甚至意图将四宗之神主从太庙迁出。

武宗朝把持朝政的李党,作为宣宗推手宦官集团和学士集团的共同敌人,且李德裕之权威足以镇主,以至宣宗恐惧到看李德裕则“毛发洒淅”的地步,自然更不能为宣宗所容。其听政之初,就迫不及待将李德裕由宰相罢为荆南节度,进而一降再降,直至先后两次罗织罪名,使李德裕于大中元年十二月被贬为潮州司马,再贬崖州,最终死于贬所。李德裕自身不保,李党重臣郑亚、李回等先后被斥出朝廷,国家徒然损失大批得力官员,这不能不说是宣宗为己之私而妨害国政的表现。

度过过渡期后的宣宗执政,以“务反会昌之政”为指导方针,重用前牛党官僚。

在经济上,宣宗首先一反“武宗灭佛”,重新支持恢复佛教势力。武宗灭佛操之过急,固有相当多的负面影响,然而其在抑制寺院经济,缓和财政压力方面确实有着一定的功效。而宣宗重新恢复佛教势力,使得武宗希冀以此改善经济的目标化为泡影。而大中朝的经济形势相对会昌年间,并无任何好转,反而不及前朝。大中朝饥馑连绵,朝廷及地方皆开支紧张;而冗官现象在大中朝趋于严重,更是增加了官僚俸禄开支;以致户部钱最后趋于枯竭。唐朝在国势日益崩坏的情况下,纵使宣宗有恢复之志,但国家并不能拿出什么行之有效的措施改革现状,阻止经济的日益恶化。为弥补亏空,宣宗朝廷只能涸泽而渔,将诸藩镇山泽之利收归国有,使得各个藩镇的处境艰难,加剧了地方不稳定现象。所以说,从经济层面来说,宣宗朝除了启用裴休改革漕运等小打小闹外,没有实行什么行之有效的改良措施,无力阻止本就经济问题缠身的唐王朝滑向深渊。

在政治上,宣宗因为与牛党的亲善关系,启用具有牛党背景的白敏中、崔铉、令狐綯等庸相,其人治国并无多大成就,甚至令狐氏还是上下其手、拉帮结派、贪腐成性的奸人。至大中后期,根基甚浅的宣宗甚至对庞大的牛党集团的甚感吃力,在诸多层面受到掣肘。在内廷,宣宗由宦官推立,执政之初不可能不对宦官集团施以恩荣,在大中中后期,宣宗也意图压抑宦官势力,但宦官集团早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老年的宣宗力不从心,绝不可能从根源上对宦官问题有明显地改善,唐朝的宦官问题还是在趋于严重化。在选官用人上,宣宗因为政治合法性的先天不足,故而极力拉拢士族,来巩固自身统治。宣宗极重科举,且对士族集团极为优待,士族集团也利用其家学优势把持科举要津,故而宣宗朝是晚唐士族回光返照的重要阶段,同样也是近来陆扬先生所说“清流文化”的重要形成期。

从地方的角度来说,宣宗朝收复陇右,这是其可圈可点之处,但君臣上下并无好好经营之意;对于河朔诸镇,宣宗则一如既往地坚持从穆敬已经开始,经李德裕阐述明显的名义控制、实际放弃之政策,整个国家防务以保守的氛围为主。而为了收拢人心,优待士族,宣宗朝地方藩镇冗官程度进一步加剧,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负担,又收夺地方山泽之利,导致地方财政恶化,再加上为笼络人心而宽纵的政治风气,使宣宗对地方大员的贪污腐败不闻不问,诱使兵变发生,至大中朝,兵变已经接二连三地发生在以前极其稳定的江南诸镇,这是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其实对于地方政治,宣宗有求治之心,他对藩镇及州县官员的定期移任极为关心,乃至喜欢“微服私访”,调查民情。但其时地方政治之腐败,宣宗也是无能为力了。

就个人而言,宣宗性格阴暗猜忌,喜欢玩弄权术。《东观奏记》曾记载,宣宗曾令翰林学士韦澳综合诸州风土人情编为《处分语》一书,从而能使他在面对地方官时“无所不知”,达到惊为天人的效果,其对权术之热衷也可见一斑。而令狐綯等权臣深知宣宗性格,亦炮制种种假象蒙骗宣宗,君臣上下互相玩弄,朝政也就不可收拾了。

综上所述,宣宗绝非什么明主,“小太宗”更是妄称。宣宗是一个心计极深,性格阴暗,喜爱玩弄权术的君王,对权力和威严的把握恐怕才是他最大的追求。而其人虽精于政治权谋,个人能力和治国能力却未必有多高,于官僚,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想要玩弄大臣却反被大臣玩弄,最后无力处理官场乱局;于国家,他虽有兴复之心,却拿不出具有实际意义的改革措施,更无法指明明确的改革方向和领域,只能遇事小修小补,而对唐朝江河日下的局势无力挽回。公允地说,宣宗资质平庸,其所作所为对于一个守成之君来说尚可称道,但让他来挽回唐帝国这座快要倾倒的大厦,就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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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中兴个毛线,捡了唐武宗的红包又遇到了张义潮的馅饼而已。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加强版本的崇祯,比崇祯个人能力强点,比崇祯政治品德差点,比崇祯运气好点。

唐武宗才是中兴,给他留下了大好局面。可惜李怡的上位明显有阴谋成分,一个庶出的王叔凭什么能够坐上皇位?李怡自己编造的历史说是他会装傻,所以宦官们被骗了。这就是扯淡的说法,从后来李怡上位之后的措施来看,这人明显是和宦官仇士良一派勾结,阴谋上位的。对宦官们来说,武宗朝压制北司,扶植李德裕等官僚势力,太监们都是不满已久。所以趁着武宗暴死,推了这个庶出的王叔继位。

对于李怡来说,自己是作为庶出的王叔继位,而且是太监们推上台的,名不正言不顺,合法性极低。所以李怡他,才这么好面子,什么小太宗之类的标签不要脸的往自己身上贴,还一个劲装作孝顺追思宪宗,说白了都是政治合法性不做搞出来的表演——古今中外一个道理,越是缺什么,越是要叫嚷什么。

李怡他本人的施政,几乎是把会昌改革的措施一一全部推翻:武宗压制宦官,李怡就扶持宦官;武宗扶持南衙,李怡就压制宰相官僚;武宗要灭佛要搞钱,李怡就要崇佛。李怡这人假装的那套英明洞察,也不过是为了提高自己合法性的政治Cosplay,真的有什么效果吗?未必,你看看他儿子继位后国家的表现就知道,在看似漂亮的“小太宗”的“大中之治”下面,整个国家其实早就千疮百孔了。李怡本人要是晚死几年,他的政治Cosplay就会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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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小太宗了,问问他自己,他配吗?他就会配钥匙了。有一说一李世民虽然脾气暴躁,但是人家会管束自己的脾气,不会睚眦必报。尽管唐帝里刻薄寡恩的小心眼俯首皆是(比如唐德宗,也是没长大的傲娇小孩子,表面不发作,实际上心里的小本本一笔一笔给你记着呢),但从来没见过心眼像李忱这么小的人,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怀恨在心打击报复,特别像旧社会那种晚年得志的老太太,整天怀揣着怨气挟私报复。

比如说,他和萧寘、曹确一起和诗,萧寘给他的诗拍彩虹屁,完事他觉得别人是在内涵他,所以打击报复,外贬浙西观察使。

上听政之暇多赋诗,令翰林学士属和。一日赋诗赐寓直学士萧寘、曹确,令继和。寘手状谢曰:陛下此诗虽“湘水日千里,囚之平生怀”,亦无以加也。明日召学士韦澳问此两句,澳奏曰:齐太子家令沈约诗。寘以睿藻清新,取方沈约尔。上不悦,曰:将人臣比我,得否?恩遇渐薄,执政乘之,出为浙西观察使。

再比如,因为大理寺司直王景初不服贬官潭州司户参军,击登闻鼓申冤,李忱认为这种行为是不恭,重贬为昭州司户参军(真是绝了,登闻鼓不用来上访申冤用来干嘛?搁那儿当摆设吗?)

大理寺直王景初与刑部郎中唐技议谳不平,景初坐贬潭州司户参军。制下,景初挝登闻鼓称冤,再贬昭州司户。制曰:不遵严谴,辄冒登闻,以惩不恭也。

再比如说,因为一句“非国恤,不素服”,直接断定别人大不敬,赐死了一位起家孤寒、颇有文学的新进才俊官员。

京兆府参军卢甚,升进士第,入官,甚孤贫,有文学。京兆尹遣巡官驿,左补阙崔瑄婚姻回,与甚长亭相遇,争厅。甚以官卑,乃公行,略不让瑄。瑄责其不逊,遂相诋诃。甚来,下御史台按问,吏云:当服白衫。甚曰:非国恤,不素服。上闻之,以甚言涉大不敬,除籍为民,投之岭表。行至洛源驿,赐死。瑄左迁河南府阳翟县令。

再比如说,大中十二年李忱上尊号,八十多岁的柳公权念错了尊号的字,被当场纠弹罚俸,实属没有必要,苛难一个八十多岁行将入土的老年人究竟意义何在?

至十二年元日,含元受贺,太子少师柳公权年亦八十矣,复为百官首,含元殿廷敻远,自乐悬南步至殿下,力已绵惫,称贺之后,上尊号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权误曰:光武和孝。御史弹出之,罚一季俸料。七十致仕,旧典也,公权不能克遵典礼,老而受辱,人多惜之。

再比如说,给事中郑公舆和裔绰不同意杨汉公外放同州,三次驳回了任命制书,又在李忱打马球慰问诸官的时候,当面出班顶撞李忱,扫了李忱的面子,李忱怀恨在心,直接外贬报复。

至大中十三年,汉公除同州刺史,给事中郑公舆、裔绰三驳还制书……上因击球,巡班慰劳。至给事中班,谓公舆、裔绰:卿凡有驳论,朕无不允从。唯论汉公,事涉朋党。裔绰前曰:同州是太宗皇帝兴王之地,陛下为子孙。尤须慎择牧守。汉公在荆南日,贪残已经朝责。陛下岂可以祖宗重地,私于此人?上变色回马。翌日,裔绰贬商州刺史。

对谏官的态度就这??这也叫小太宗吗??

我们看看大太宗是怎么处置这种言涉不敬的进谏。

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昨皇甫德参上书言,朕修造洛州宫殿,是劳人也;收地租,是厚敛也;俗尚高髻,当是宫中所作也。此人欲使国家不役一丁,不收一租,宫人皆无髻,乃称其意耳。事既讪谤,当须论罪。公进谏曰:贾谊当汉文之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三,可为长太息者五’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陛下裁察,不可责也。太宗曰:朕初遇责此人,若责之,则谁敢言者。因赐绢二十匹。

说到底李忱心眼小成这样,也是皇位来路不正,觉得谁说话都像是不敬,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指的就是李忱这种心胸狭隘的人了,他是万万不配做这个“小太宗”,这种毫无人君之量的人,在李唐二百八十九年里,目测也就李适和李渊可能望其项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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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是我最喜欢的唐朝皇帝,所以我自来黑他吧。

首先,高票答案还是犯了政治太天真啊,

@流惜子

分析的很有道理,无论从事前还是事后看,都有蛛丝马迹显示唐宣宗参与了夺位之变。话说唐宣宗即位看到李德裕,对左右说:“刚才是太尉在看我么?令我毛发悚然啊。”

王夫之的分析就很有意思:

夫宣宗非孱主,德裕非有跋扈之气发于声色,如周勃之起家戎伍、梁冀之世习骄倨者,岂果见之而怵然哉?

李德裕并非霍光那样的能够主导废立的大权臣——本来如果李德裕有那么强势,直接推武宗的儿子上位,压根没有宣宗什么事情了。宣宗看到李德裕就毛骨悚然,很可能是因为之前在和宦官议论夺位的时候,宦官不止一次的说:“如果太尉知道了,这事就完了”之类的话,所以心理阴影极其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刚刚登基上位,就吃相很难看的把李德裕一贬再贬一直到崖州为止。

宣宗即位之后,追思“元和圣迹”,寻访当年唐宪宗手下元和群臣的后人然后“速与好官”,这说明宣宗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父亲唐宪宗,宣宗幼年失父,后来一直在郭太后和自己侄子们的迫害下,或许只有当年在自己爹爹的怀里的时候,才有那么一丝温暖吧,所以他登基之后,才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找当年这一丝温暖的点滴遗迹————拉倒吧,真这么认为,那只能说书白读了,看『宫心计』看魔障了。

真实情况是,唐宣宗继位合法性非常弱,自古以来,都是皇太子,皇太孙继位,再不然也是兄终弟及,有几个以“皇太叔”的身份继位的? 他主要的合法性也就来自于自己是宪宗的儿子,所以他才要不断的强化自己和宪宗朝的联系,并且弱化穆敬文武四朝的合法性。所以他要寻访元和功臣,尊崇唐宪宗,并且“务反会昌之政”,都是在变着法的宣传自己才是唐宪宗的真正衣钵传人。真要厚待元和群英的后人,李德裕的爹李吉甫是响当当的元和朝宰相之一,为什么不见宣宗待见?

把话说回来,唐文宗和唐武宗对唐宣宗确实很不好是真的,尤其是唐武宗。『旧唐书』上原文是:

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强诱其言,以为戏剧,谓之“光叔”。武宗气豪,尤不为礼。

宣宗在继位前,一直是被当个傻子取乐的,尤其是最后那句话“武宗气豪,尤不为礼”,如果史书上都这么说了,其实背后发生的事情很可能要比我们能想象的差很多。所以宣宗在继位前被其他的凤子龙孙戏弄的很惨也是不可否认的。

在《贞陵遗事》中,还记载着这样毛骨悚然的事情:

唐宣宗在藩时,常从驾回,而误坠马,人不之觉。比二更,方能兴。时天大雪,四顾悄无人声。上寒甚,会巡警者至,大惊。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为我求水。”……

能想象么?一个十六宅的王爷,和皇帝一起出去,然后坠马了,其他人居然都不知道,径自回去了?结果到半夜三四点,宣宗自己醒了,又冷又困,幸好碰到了巡警者给了水喝才捞回一条命。这明显就是文宗或者武宗压根不在乎宣宗的死活,乃至于是故意害他都说不准。

宣宗继位之后如何呢?宰相令狐绹有话说:

吾十年秉政, 最承恩遇; 然每延英奏事, 未尝不汗沾衣也!

按理说这么小心的宰相,应该没事了吧?并不是。唐宣宗之前曾经颁布了一个规矩,就是让地方刺史上任之前,必须陛辞,也就是要和皇帝见见。令狐宰相有一次因为是亲朋故旧,又是相邻的两个州,并且人家本来是刺史,然后去临近州还是继续任刺史,于是就徇私了一下,直接让他上任去了。宣宗看到了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人没有来陛见?令狐宰相强答说为了省旅费,然后……

唐宣宗立刻不冷不热的说:“朕因为刺史经常不称职,连累百姓,所以要一一见面,看是不是称职然后再决定,朕的诏命已经说出去了而没有被执行,宰相真可谓是有权啊!” 大冬天的,令狐宰相的汗连外面的大衣都湿透了。这一段一定要看原文读一遍,感受感受宣宗的不怒自威:

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为百姓害,故欲一一见之,访问其所施设,知其优劣以行黜陟。而诏命既行,直废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权!”时方寒,綯汗透重裘。

宰相用一个刺史,被如此难堪,在前朝是很难想象的。

宣宗陛见刺史更是有故事:

冬,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辞,上曰:“建州去京师几何?”对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为政善恶,朕皆知之,勿谓其远。此阶前则万里也,卿知之乎?”延陵悸慑失绪,上抚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职贬复州司马。

建州刺史来陛辞,皇帝问:“建州到京城多远?” 刺史说“八千里”。皇帝说:“你的为政善恶,我都是知道的,不要以为远!万里之遥也不过就像你我之间的御阶一样远而已,你知道否?” 刺史被吓的吓得惊恐失措,应对错乱,后来因为不称职被贬为复州司马。

我真是替这位刺史感到可怜,感觉就是生生的被吓的不行了。此处也建议读者念出来,咫尺天颜,凛然天威都在此间。

宣宗对结党特别敏感,尤其是内朝和外朝的结交。初期的宰相马植,因为内侍送了一条腰带,被宣宗看到了,犯了结交内侍的忌讳,直接罢相;财政部长萧邺,宣宗已经准备拜他当宰相了,诏书已经送到学士院门口了,然后枢密使不合多问了一句:“要不要继续让萧邺判度支?”宣宗还是怀疑萧邺和枢密有结党,直接追回圣旨,萧邺到手的宰相没了……

宣宗还特别喜欢看细节,比如令狐宰相推荐李远担任杭州刺史,皇帝说:“我听说李远写诗:‘长日惟消一局棋,’。这样一天就下一盘棋,闲散于政事的人,怎么能当牧民官!”令狐宰相也是汗,只得耐心解释说:“诗人这么写是假托下棋以尽兴,不一定真是这么做的。”皇帝说:“那就试试看吧。”

宣宗治政,大约就是如此,为了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还密令翰林学士韦澳编写了一本书《处分语》,宣宗通过这本书来和刺史聊天,让刺史觉得自己对他治下的风土人情都很了解,让刺史不敢轻举妄动。


接下来开始黑。一般来说,宣宗用人经常从细微之处入手,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当事人甚至还不知道,宣宗已经对这个人有判断了。这种情况下,是很容易误判的,当官的也当的没有安全感,丢官的丢的莫名其妙。在这么严苛的环境下还愿意干,能干下去的,一般都是特长不突出的人。所以宣宗朝没有名臣,只有令狐绹、白敏中这样的庸相。“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其实宣这个庙号给的,也有点这个意思,“圣闻周达”曰宣,但是依我看,这个词还是太委婉了,应该庙号为“明宗”,汉明帝,晋明帝,魏明帝都是察察为明的人,而“明”作为谥号已经给了唐玄宗,再给宣宗就只能是庙号了。

宣宗自制力超强,对别人狠,对自己也狠:

宣宗时,越守进女乐,有绝色。上初悦之。数日,锡予盈积。忽晨兴不乐,曰:“明皇帝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敢忘?”召诣前曰:“应留汝不得。”左右奏“可以放还”,上曰:“放还我必思之,可赐酖一杯。”

有了一个美女,宣宗沉溺了数日,突然醒悟:玄宗皇帝就一个杨贵妃,导致天下到了现在这个份上,我怎么能忘记这个事情呢? 然后把她召过来说:“留你不得啊”。 左右的太监说:“那放她回去?” 宣宗说了一句让人无语的话:“放回去还是个念想,还是赐一杯毒酒吧。”……

好了,这一段黑结束了。话说宣宗朝的整体效果嘛,虽然没有什么能臣,但是在宣宗个人的孜孜求治,大体上还算安定,是不是“小太宗”不好说,但是晚唐最后的亮点还是担当得起的。值得注意的是东南的省份,之前安史之乱都没有任何的叛乱,在宣宗朝也开始不安分了起来,这个原因说起来复杂,有很微妙的经济学原理在里面,是将要写进书里的内容,在这里就不多谈了,只是提示一下,和这么一个制度有关:

宣宗朝的规矩,是每个地方的牧民官,比如节度使和刺史,交班卸任的时候总是要汇报一下自己的仓库储蓄,多的会给予嘉奖,少的会给予惩罚,算是绩效考核的一种。

既然我这么黑他,为什么还说是最喜欢的唐朝皇帝呢?因为他好歹也是个Ph.D.啊 ^_^:

裴恽进诗有太康字。宣宗曰:“太康失邦,何以比我。”宰执奏晋平吴改元太康。上曰:“天子须博览,不然几错罪恽。”由是耽味经史,夜观书不休。宫中窃目上为老博士。

^_^玩笑耳,主要是从宣宗身上,能看到依靠并且只依靠超强的个人能力到底能把国家治理到什么地步。在一个宰相连用个刺史都用的心惊胆战的时代,皇帝大权独揽,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从元和时期群英荟萃,到武宗朝就只有李德裕和武宗君相二人转,到宣宗朝,是实实在在的是天子一个人的舞台,宣宗也就在这个舞台上寂寞的舞了十三年。自古以来,以一己之力强撑残破之天下,在内有恶宦,外有强藩的情况下,要做的比宣宗还好的皇帝是没有的。尤其是,想想崇祯大帝……啧啧,有的时候还是要感慨,皇帝和皇帝的能力天生确实有巨大差距——宣宗继位前也没有受过帝王式的培养不是么?

宣宗驾崩前,对自己的后事安排,只能用功亏一篑来形容。他托孤自己的三儿子夔王给两个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和宣徽使王居方,这几乎是最接近中枢的实权宦官了。情形也很乐观,因为当时掌握军权的右军中尉都听宣宗的话,只有左军中尉王宗实不太听话。

宣宗驾崩后,王归长他们一合计,决定伪造一个圣旨,出王忠实为淮南监军。王也没有怀疑,准备出发。但是抵不住有个手下起了疑心,说:“皇帝已经病了一个月了,中尉只是隔门问安,现在这么大的调动,不如亲自去见见皇帝再出。”从这段话也可看出,宣宗对宦官的压制其实还是很有效的,基本上宣宗的诏令,这些实权大宦也不敢不执行。

结果王宗实闯宫之后,发现人都已经开始哭了,原来宣宗已经驾崩了。这下王宗实来劲了,斥责王归长等人伪造圣旨,然后拥立了唐懿宗继位,懿宗继位后,杀王归长、马公儒和王居方。

为什么功亏一篑?因为没有通知“自己人”右军中尉。主要原因有两点:

  • 皇帝驾崩,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如果要通知右军中尉,那么很难不走漏消息;
  • 有拥立之功的人,越少越好。这三个人受遗照病榻前,自然不希望有兵权的右军中尉来分一杯羹。

只能说天意弄人,可惜可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在大优势的情况下,被左军中尉一个人翻了盘。宣宗的陵墓——贞陵在陕西仲山,以后若有机会,真想去拜祭一番,纪念一下这位以一己之力苦苦支撑晚唐十三年的『聪明』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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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桓:李膺爬。

唐宣:李德裕爬。

李卫公腕儿大,宣宗胜。

汉桓:段颎加油。

唐宣:张议潮是谁?

宣宗更躺,完胜。

汉桓:重用宦官。

唐宣:武宗遏制宦官,我重用宦官。

宣宗有改革之功,胜出。

汉桓:我有名臣黄琼、陈蕃、杨秉、刘宠、王畅、周景。

唐宣:我有名臣裴休、魏谟、周墀。

宣宗含佞量高,胜出。

汉桓:我包容天师道。

唐宣:武宗灭佛,我兴佛。

宣宗文艺复兴,胜出。

综上,宣五胜而桓五败,小不小太宗我不知道,大桓帝之名属实没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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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愈疑,臣愈诈;治象愈饰,奸蔽愈滋;小节愈严,大贪愈纵。


夫宣宗之于吏治,亦勤用其心矣,徒厚疑其臣,而教贪自己。令狐綯父子黩货于上,省寺相师而流及郡县,涂饰耳目者愈密,破法以殃民也愈无所忌。唐之亡,宣宗亡之,岂待狡童继起,始沈溺而莫挽哉?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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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但凡看过尤文一场球,都不会提出这么个问题来。

也只有C罗才能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稳定输出一个赛季三十个球左右。

要是给梅西这么个教练,本坦库尔皮亚尼奇这种中场,内德维德帕拉蒂奇这么个建队策略,巴萨的阿比达尔和巴托梅乌每年花几亿给梅西引援都被梅西给炮轰下台了,阿涅利内德维德帕拉蒂奇那还不被梅西和粉丝给辱骂成历史的罪人啊。

梅西这些年欧冠年年惨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自己散步导致的。

哦对了,皮亚尼奇现在就在巴萨呢,球都踢不上。

C罗一句怨言都没有,每场比赛也都尽心尽力了。不是C罗拼的那两个进球,意大利杯也要被国际米兰给淘汰了。

除今年以外,尤文欧冠淘汰赛所有的进球都由C罗包办。今年皮尔洛为了保欧冠资格过度使用C罗,导致C罗疲惫不堪,从16-17赛季至今,C罗的出场时间竟然年年在递增!

没有C罗这29个进球,本赛季尤文连欧冠资格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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