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武帝让《史记》流传后世？ 第1页

先说结论再怼人：史记实际是一部私家史。

原来我看 @苏沉船 讽刺泪痕，我还不以为然，而今观泪痕大师的雄文我真是跪了，就这水平 还两百多赞？

第一，泪痕举班固的例子说私修国史是重罪，从而论证史记是公开著作的、起码朝廷知情，但是阁下拿着东汉的律法来给西汉的司马迁定罪，合适吗？——前提都错了。

第二，泪痕说史记“贬低刘邦、拔高项羽”是政府授意的来论证汉朝天命所归，司马迁也不过是政府喉舌。——这个脑回路实在奇葩，贬低开国帝王来论证天命所归，诸君！你们见过谁这么办的？！这不缺心眼么？哪个政府喉舌恨不极力渲染开国者百战艰辛、智勇德行？连秦始皇个法家拥趸不也“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当然，司马迁、汉武帝、西汉朝廷都是正常人，没这么别扭的脑回路。

西汉是信奉天命，所谓顺天应人、天人合一，天命是和人的德行相对应的，刘邦德行有亏，然后老天爷帮他，这逻辑不自洽啊！政府这么宣传不是给自己挖坑么？

第三，西汉政府信天人感应，那么关键来了，司马迁信不信？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 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 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 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项羽本纪 最后这段话，司马迁将项羽比拟古圣人，天命的大BUFF可加在了项羽身上！但是！因其刚愎黩武而身死国灭——天命之上还是人力。

不明显？看《伯夷列传》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对自古以来的天命、天道深深的怀疑，并不相信。理解了这个内核就明白了为什么史记里的刘邦是个流氓天子，刘邦能赢得天下并非因其道德完人，而是智谋超群、知人善任，同样，大秦兴亡并非“五德终始”“五百年必有王者出”，而是政策是否得当。其他史书的开国君王，出于政府宣传的需要，多被粉饰为明君圣主，至于他们本身的个性如何反而不重要。

第四，史记有没有贬低刘邦、抬高项羽？

类似的观点真是甚嚣尘上，因为项羽进了本纪就是司马迁的私心？司马迁就是项羽脑残粉？曹操还没称帝呢，司马懿连公爵都不是，司马师可曾封王？这三位爷也没统一天下，你怎么不说陈寿房玄龄是私心、脑残粉啊？五代那几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小朝廷，石敬瑭个儿皇帝都特么进本纪了，混的还不如“政由己出、分封天下”的西楚霸王呐！你咋不说欧阳修是石敬瑭脑残粉啊？

项羽进本纪是以其实际地位、影响力而言，并无不妥。而孔子进世家其实是过了，但考虑其万世师表，也不算过，更过的其实是陈胜，一个小民造了地主阶级的反，还进世家了，与王侯并列！如果说司马迁直指天命、成为传统的叛逆，那么孔子陈涉进世家则是对颟顸权贵的辛辣嘲讽，当然，这些还不够逆天，司马迁办了一件空前绝后的事儿：

名正言顺的皇帝汉惠帝没进本纪，而吕后却进了本纪

女主秉政之前不少，比如宣太后，之后的更多，比如窦太后、高太后、承天太后、慈禧太后等等，但是！！！女人取代男人进本纪的，整个中国历史只有两个，另一个是武则天，那是真称帝了，不进不行，就这后来的史官还人脑袋打出狗脑袋，为武则天进不进本纪撕得天翻地覆。——然而司马迁这么办了，而且还是一个未称帝的女人。司马迁的气度胸襟真不是那些动不动就大骂“牝鸡司晨”的人可比的。

所以。。。你怎么不说司马迁是吕后的超级脑残粉呢？

第五，史记实际是一部私家史

汉武帝压根没看过，是司马迁私下编修的，到了 其外孙杨恽 才上呈朝廷，当然，一些人会说简牍时代撰史需大量查阅资料，怎么可能瞒天过海？还是那句话，我去图书馆就一定是看书学习？也可能是蹭WiFi啊（滑稽。所以这并不能证明汉武帝一定注意到司马迁在撰史，况且武帝后期正忙着对外南征北战，对内修仙、巫蛊，与匈奴斗、与百官斗、与太子斗，而司马迁作为阉宦，目标太小了，可能任何人都不会想到他会有何作为。

到了汉宣帝，史记终于面世，其对武帝穷兵黩武的批评到了这时非但不会被“和谐”，反而甚合当时的政治正确，事实上，在武帝人生的最后两年已经反思：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只是不知道司马迁等没等到汉武帝那迟来的罪己诏，很无奈吧？录尽千年史、道尽百家事的太史公，却不知道逝世于何年，像无数默默无闻、庸庸碌碌者一样湮没于历史长河，那时他是多么的渺小，时人却不知他的伟大。

最后，司马迁怕不怕死？

按泪痕大师的说法，司马迁惧怕强权与死亡，所以屈从官方宣传战，而他底下的评论也有知友这么评论：

说的挺好，可惜并不适用司马迁。。。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我相信，这个问题下的列位，大都在高中作文里抄过这句凑字数，只是有谁去细思司马迁这句话的背后呢？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难道司马迁也在凑字数？

司马迁是怎么看待宫刑呢？

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

司马迁之后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

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 .......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用了6700多字，然而关于司马迁的生平却记述寥寥，只记载了司马迁青少年时遍游河山，父死子继，李陵之祸，任安事件。而遭受宫刑后的十余年，除了大段抄写《报任安书》外，竟是一片空白，或者说，司马迁在武帝朝只是个小透明，班固与我们连他什么时候去世也不知道。

宫刑之前，“ 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宫刑之后，“ 重为天下观笑 ”“ 重为乡党戮笑 ”。遭此大祸，亲朋故旧无一人相救，两个“笑”字又是何等苦楚！无父母兄弟之慰藉，亦无颜面对妻子儿女，更无面目祭拜父母先祖，骤然间，一切皆虚无。——司马迁，一个孤独的人，将有关生命热情的全部宣泄到铸史之中，因为身边再没有任何人了。

而《汉书·司马迁传》中，司马迁在横遭此祸后，颇具讽刺与深意的十四个字：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

果然专制皇权只需要一个被阉割的奴才，或者肉体阉割，或者精神阉割，只有这样，君王才会“尊”之“宠”之，任安看不透，求救于司马迁，但司马迁看透了，不过是“ 倡优畜之 ”，所以“ 从俗浮沉，与时俯仰 ”，不使苟活铸史之心血付诸东流。

司马迁追慕古圣先贤，“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以血作墨，以筋作韦，以身骨作刀笔，以皮肉作简牍，字字刻痕，句句刺心，于“粪土之中”著书立说，又以“ 闺閤之臣 ”默然离世。 也许，在宫刑的时候司马迁就已经死了，活着的那个人叫太史公，强权可以逼迫苟活者跪下，刀剑却杀不死已死之人。

其他那些说汉武帝没看过《史记》的人到底羞不羞愧？

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

因为汉武帝没跟司马迁计较，警告一下就完了。

更新：感谢泪痕大师来帮我涨粉，我的回答以先秦秦汉史为主，欢迎多来反驳多来踩。

泪痕大师说汉武帝雄才大略，所以会允许司马迁揭短；然而除了汉武帝，似乎没有哪个皇帝可以做到这样宽宏大量。千万别说刘彻就是千古一帝了，他可从来不是啥善茬，杀个丞相都和捏死只蚂蚁一样简单。反而汉宣帝接受才更加合理，因为他父祖才是武帝的受害者。

泪痕大师说私修国史犯法；然而这只是东汉的情况。西汉续补《史记》的十多人，褚少孙、冯商、刘向、刘歆、扬雄等等，干什么的都有，跟太史令这个职务没啥关系，也没见谁犯法了。而且即使是东汉，班彪不一样是写到死都没人举报？

泪痕大师说董狐和太史敢写是因为诸卿权力制衡；然而当时执政的权臣连国君都敢杀，就不敢杀史官？崔杼不是杀了几个吗？泪痕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其实这是因为诸侯史官出自周室，且文化高、专业强，史官杀了容易，但很难找备胎。

泪痕大师说汉成帝时诸侯借阅《史记》被拒绝，所以《史记》其实没公开；然而杨恽本来就是把书献给中央，之后在小圈子内传抄不代表政府愿意向全社会公布。大将军王凤拒绝的理由很明确：“ 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采、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 ”。说穿了是怕造反，而不是贬谁褒谁的问题。

泪痕大师说褒项羽贬刘邦是为了政权合法性，这就是完全跟着问题走了；难道太史公没有贬项羽褒刘邦么？私以为，有褒有贬才正是良史的态度。且看看《史记·项羽本纪》是如何对项羽亡秦后的事盖棺论定的：

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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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更：泪痕大师在他的回答评论说班固抄袭司马迁；然而他不知道司马迁也抄了不少古籍，论语孟子尚书礼记国策国语之类。他更不知道，史书讲是所谓“述而不作”，用现代的出版规范是“撰”不是“著”，你以为写小说呢？说班固赤裸裸侵权，没文人的底线，这是用现代思维看古人，这一向是泪痕史学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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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正文：

还是这句话，先说有没有，再问为什么。虽然有武帝删《孝景本纪》的记载，但是可信度是非常低的。我倾向于认可顾颉刚先生《史记序》的观点，那就是汉武帝没有看过《史记》。

此说最早出现在《史记集解》引东汉卫宏的《汉书·旧仪注》，说的是“司马迁作《孝景本纪》，极言景帝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 ，一般持此观点的都引用到此处为止，看似有理。其实接下来的内容是“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那么这段话的完整信息是：汉武帝先削去了涉嫌诽谤的《孝景本纪》，然后太史公因李陵案被宫刑，再后来因有怨言被处死。

但是，这段话明显是不符合史实的。

第一，关于《史记》的完成时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史记》“凡百三十篇 ”，只提到个篇数。《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则提到了“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说明《史记》是在《报任安书》之后完稿的，而任安写信给司马迁正是司马迁宫刑之后，《报任安书》明显也透露司马迁接受宫刑的原因正是为了完成《史记》。

第二，关于太史公的去世时间。卫宏说太史公因怨言被处死，《汉书》等其史料都不载，也基本不被后人所认可，蔡邕就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从《报任安书》看，太史公更多是把悲愤转换为著史的力量，比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等等。有观点认为司马迁活到了武帝末年（王国维）或昭帝年间（张鹏一）。

第三，撰《史记》本不是司马迁的正业。司马迁最早担任的是郎中，是皇帝的侍卫官；之后担任的是太史令，主管的是天文历法，虽然掌管图书档案，但并无著史的职责；宫刑后担任的是中书令，担任的也是皇帝的秘书工作。《史记》本是司马迁的私家著作，没必要作为工作任务提交给领导。司马迁在主业上真正的成绩，是主持制定《太初历》，也就是通用至今的农历。

插图：太史公像

第四，《史记》其他篇章同样批评武帝。如《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余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但武帝“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封禅书》更直接揭穿不少方士的欺骗与武帝的愚昧。另外其他篇章对公孙弘、张汤、卫青、霍去病等权贵也多有非议，就不一一列举了，大家应该都有印象。汉武帝杀了多少御史大夫和丞相，真要看过杀司马迁不比捏死只蚂蚁简单？

第五，《史记》在武帝朝并未公布，在西汉也未被视为谤书。《汉书·司马迁传》说最早公布《太史公书》的是司马迁外孙杨恽，当时已经是汉宣帝年间。之后轰动一时并一直有人续补，如褚少孙、冯商等，还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东汉开始才被统治者认识到秉笔直书实乃政权威胁，所以卫宏就不知道从哪抄了个假段子唬人。

第六，《史记》的缺失情况。《汉书·艺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曹魏张晏提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可见《史记》早有亡缺，但都未言明具体原因，缺失的篇章体裁比较杂，内容也并不限景武年间的史实。

结论：尽管今本《史记》的《孝景本纪》不似太史公文笔，《孝武本纪》也明显沿袭《封禅书》，但缺失、续补都是古书流传的正常现象。《史记》公布已是在汉宣帝年间，武帝删《孝景本纪》说不可信，武帝根本没看过《史记》，那么《史记》流传也是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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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泪痕大师的回答震惊了，趁着洗笼子的间隙回答一下。

泪痕大师的核心论点大概是。泪痕大师认定司马迁代表的是汉朝的官方立场。并且认为汉朝为了鼓吹天命论，不惜贬低开国始祖，吹捧对手。

第一个问题，为宣扬高祖有天命，就非得贬低高祖的能力？这两件事情互斥吗？泪痕大师主要引用的是班彪《王命论》，不妨看看《王命论》是怎么评价刘邦的。

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趣时如响赴；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寤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陈，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若乃灵端符应，又可略闻矣。初刘媪任高祖而梦与神遇，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及其长而多灵，有异于众，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

可见，在肯定高祖的天命的同时，班彪并未否定高祖的能力，他列举了高祖种种优秀品质。并认为这也是高祖“兴”的原因。假设如泪痕大师所说，“贬低刘邦，拔高项羽等人，是大汉官方推行的宣传策略”，为什么班彪就敢这么吹刘邦？

你拿来做论据的《王命论》这么吹刘邦，你知道吗？

接下来的问题，司马迁本人认同天命论吗？不妨看看《秦始皇本纪》，此处司马迁给《过秦论》点了个赞。

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

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圉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讙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

按照天命论的观点，汉朝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然而此处贾谊（司马迁）却认为，只要秦朝皇帝做得好，秦朝就不会灭亡，也就不会有汉朝。可见司马迁并不认同天命论的观点。也正是这一论点，引起了汉明帝的反感（参考《典引》）倘使《史记》能够反映汉朝的官方宣传战略，又怎么会有明帝之问？

并且，汉王朝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东汉的理论水平比西汉高上不少，对思想的控制也要强得多。《史记》和《汉书》的相抵牾的地方，也不仅止于刘邦这一处。要从《汉书》里分析汉朝的官方宣传战略，我没什么意见。但这是《史记》啊，被汉人目为“谤书“的《史记》啊……不妨请泪痕大师慢慢分析，《史记》贬卫霍、吹汲黯，分别代表了汉朝官方怎样的宣传策略。

再说了，后世哪家不学我汉搞天命论，曹魏贬曹操吹孙刘了吗？两晋贬宣帝吹孙皓了吗？明朝贬重八吹张、陈了吗？不妨请大师回答一下，傻的到底是我汉一家，还是那些后世的王朝。

恬不知耻的谢邀 @寒鲲

在历史上，关于《史记》的成、存、传问题，一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像题主所怀疑的“武帝为何不废《史记》”，则是这个问题的解答纷纭不断的一个侧面。

东汉卫宏撰《汉旧仪》云：“司马迁作本纪，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见裴駰《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

葛洪《西京杂记》因而本之：“汉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史记。续孔氏古文。序世事。作传百三十卷。五十万字。谈死。子迁以世官复为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计。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马氏本古周史佚后也。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事而巳。不复用其子孙。”（葛洪《西京杂记》钞撮汉魏小说而成，此条可视与卫宏同。）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记王肃对魏明帝云：“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

因此，可以说，武帝曾经对《史记》动过手，这一说法曾经在汉魏两晋颇见流传。那么，汉武帝是否真的对《史记》动过手呢？这就牵涉到一个《史记》的文本问题——“史记亡篇”之谜。

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太史公书百三十篇”，班固自注云“十篇有録无书。”至于是哪十篇，《汉书》並没有交代。在其后的《司马迁传》中，班固也仅仅是交代出“而十篇有録无书”，不详细说亡了哪十篇。《迁传》颜师古注引张晏云：“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则鲜明的交代出丢失的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这十篇。

张晏是三国时期魏国人，其活动年代去汉不远，因此这种说法，颇可能是《史记》所亡的十篇。但是，在颜师古的注当中，就先指摘出张晏的说法有问题：

“ 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説非也。 ”

意思是，《史记》的序目中是没有“兵书”的，因此张晏说丢了“兵书”，这个说法有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一般认为，《史记》中“律书”即为“兵书”，因此颜师古所驳，不甚当据。

但是，还是要提出一个问题，也即张晏所谓的丢了此十篇，是否真存在一些蛛丝马迹，令人生疑？

民国时，余嘉锡先生曾以此为题，撰著《太史公书亡篇考》，认为今本十篇皆非原文。今按照其意见，分其类于左：

第一类，与全书撰述体例不合：《景帝本纪》、《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律书》、《三王世家》、《傅靳蒯成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

第二类，与他书所载大部尽合：《武帝本纪》、《礼书》、《乐书》。

在第一类中，余嘉锡先生大体以《太史公自序》中所叙各篇撰述大旨为直证，以同类型的传的撰述方式为旁证，一一指摘今本《史记》所叙与司马迁本来欲言相反。如：

对于《景帝本纪》来说，

第一，同类型的《高祖本纪》、《文帝本纪》，在本传中，详细记载其在位时候的诏书，到了《景帝本纪》，本传则没有载景帝在位时所下诏书，故而“体例显然不同，即此已可知非太史公之笔”。

第二，同类型的《文帝本纪》与《太史公自序》所交代的《文帝本纪》的撰述方法“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 ”相合，《景帝本纪》反而不合于《太史公自序》所交代的其撰述方法。

仅以六十余字了之。

以此二条足证今本《景帝本纪》非司马迁手笔。

对于《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来说，

第一，同类型的其他九个年表，前头都有自序，唯独到《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没有自序。

第二，《太史公自序》中交代《将相年表》的撰述方式为“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但是今本中只不过“载封拜罢免薨卒而已”，这些将相所贤能之治，所不贤之事，都无记载。

第三，此表中有司马迁不能知之事（《史记集解》：‘班固云：“司马迁记事讫于天汉”自此以后，后人所续’），也有与历史事实相乖忤处。

以此三条足证今本《汉兴以来将相年表》非司马迁手笔。

在第二类中，利用《太史公自序》交代的撰述方法无法对本篇进行考证，但是甚有补续痕迹可以明白。如：

对于《武帝本纪》来说，

第一，裴駰《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以记此篇是后人所补。

第二，今本《史记·封禅书》与《武帝本纪》全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二谓此篇根据《太史公自序》交代的撰述方式，应当写封禅书，但是不应当全篇皆记封禅。这点臧庸《拜经日记》、赵翼《廿二氏札记》、俞樾《湖海楼笔谈》都有专篇论述。

以此二条足证今本《武帝本纪》非司马迁手笔。

对于《礼书》来说，

第一，张守节《史记正义》记此篇是后人所补。

第二，今本《礼书》取材《荀子》。杨慎辨析出今本乃是杂错《荀子·礼论》、《荀子·议兵》两篇而成。梁玉绳《史记志疑》十五同杨慎说，并且认为今本《礼书》毫无文法可言。

以此二条足证今本《礼书》非司马迁手笔。

总之，季豫先生历引历代究《史》论《史》之文，证明张晏所说的十篇早已亡佚。对于这一点上，近代以来，拥护者有之，发展者有之，驳斥者有之。

但除了近人李长之、今人王于飞主张今本十篇无一丢失之外，应该说《武帝本纪》确然丢失了这一观点，是各种亡篇数目考证中，都承认的。

那么，今本《武帝本纪》丢失了，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是不是武帝删削以后形成的呢？

唐代刘知几所写的《史通》认为所谓的十篇是司马迁草创未成，但是这个观点根本站不住脚。无论是《太史公自序》还是《报任安书》中，都明明白白交代了他一百三十卷已成，如果还是草稿的缘由的话，在《报任安书》中就毫无理由去写“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利用司马迁的文章可证这条是臆说。

而在本文开头所引卫宏的《汉旧仪》的说法，《汉书·司马迁传》明文有载，一直到汉宣帝时候，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上呈，才得显于事。而且，设若汉武帝曾经阅读过“藏之名山”的中祕本，删去此文，根本与其家奉呈的“副在京师”的家藏本无关。此亦足证武帝删削之说不实际。《后汉书·蔡邕传》记载王允杀蔡邕理由，驳斥以修汉史赎命说“ 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如设汉武帝得见《史记》且要删削，以司马迁撰《报任安书》的时间考察，是时汉武帝杀司马迁易如反掌。要删其文，却不杀其人，事理能乖谬至如此乎？

《史记·龟策传》中记载当时褚少孙想补续《史记》，在长安书肆中求买《龟策传》而不得，可旁推出当时《史记》出世，流传于民间。即设若汉武帝能删去一本之《武帝纪》，其能尽删天下之《武帝纪》乎？如不能尽删，那么《汉书·艺文志》无必要记载“十篇有目无书”，因为刘向校书是求书天下；如能尽删，那么必然要通过国家政令，而汉代散见于各种正别杂稗的史料中，为何这种政令却一无所载？如此可见武帝删书之不实际，亦可知晓武帝对于司马迁撰《史记》这件事根本毫不知情。那么，一个毫不知情的武帝，能下焚毁禁止《史记》的官方政令吗？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脱失呢？

王于飞在其论文中曾用版本学之概念做出一假设，即今本《史记》是在多种传本（涵司马迁原稿本、汉代诸家补续本、中祕所藏本、民间传抄本）共同作用下形成。这一点上，倒是可以相信。而且利用今本《史记》考察，旁证之以各类史料，大体可以将今本所亡十篇本源论述清楚，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利申：本文系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设的live：辨伪学初阶 的推广：P）

参考文献：

葛洪《西京杂记》 [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1)

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余嘉锡论学杂著（上）》[M].中华书局,2017(2):1-108.

王于飞. 张晏《史记》十篇亡佚说质疑[J]. 东南学术, 2000(2):111-114.

周舟, 王小华, 朱光旭,等. 《史记》亡缺研究述评[J].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2005, 27(3):185-188.

正史所引，俱见中华书局所版各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