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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元抗明而死的汉族士大夫地主是汉奸么?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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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元领袖、为民族解放血战元寇的刘福通,死于朱元璋的背后一刀,一代抗元英雄,在抗击蒙古贵族军队最危难的关头,没有倒在胡人刀下,却死于朱元璋背刺,杀害他的人算不算汉奸?

这便是安丰事件

事件之前,韩宋红巾军已丢失都城汴梁,退守安丰,仍在艰苦抵抗,而朱元璋躲却一味保存实力,一边只对南方汉人农民军下刀,一边暗中勾结元廷和察罕贴木儿,派去多批使者被胡人扣押,居然仍派遣不止(见文末注释1)。究竟目的何在,后来史书只是遮遮掩掩的说是要与正在得势的蒙元“通好”、“结援”。

很快,朱元璋用实际行动驱散了人们的疑云----他亲率徐达、常遇春等大将,主力尽出,不顾金陵空虚,去攻打韩宋红巾军政权。一举攻破风雨飘摇的安丰城,绑架刘福通、小明王,带到自己的控制区。

朱元璋没料到的是,此举引发韩宋余部、左君弼的愤慨

左君弼与朱元璋颇有旧好,朱元璋念念不忘这份交情,所以直奔安丰,而置边上左君弼镇守的庐州不顾,他满以为左君弼会放弃韩宋旗帜,“识时务”的归降。

可老左却奇怪,领袖都被俘了,大宋政权实亡了,放着投朱的荣华富贵,老左不要,偏要与朱决裂,誓死抗击徐达、常遇春联手围攻长达三个月,仍屹立不倒。直接导致朱元璋被拖入死地---在西线,上游的陈友谅志欲复仇,亲率庞大水师“空国而来”,找朱元璋复仇。

直到后来,朱元璋还脊梁骨发凉的自责:

“京师空虚,(若陈军)顺流而下,捣我建康,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刘辰《国初事迹》)

幸亏陈友谅不是直捣金陵,而是半路上围攻南昌(洪都),张士诚又一味自守苏湖肥饶之地,不知配合陈友谅夹击,这才让朱元璋侥幸脱身。

即使如此,回过神的朱元璋跑到鄱阳湖去跟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不沾的陈友谅决战,却依然连战连败,大批将官战死,他自己也指挥失当,连座舰都被围住,身边亲将宋贵、陈兆先都被杀掉,朱元璋在劫难逃,无奈之下,竟让部将韩成去当替死鬼,伪装成自己阵前投江,才算逃命(见《明太祖实录》、《明史》),幸亏陈军粮草已尽,在朱元璋败出鄱阳湖,退出湖口时,陈友谅尾随而至,但没注意隐蔽,中箭身亡,才让朱元璋侥幸翻盘。(陈友谅败因见注释2)

陈友谅一死,朱元璋却不去趁胜追击,一举攻克武昌,彻底灭亡陈氏政权,而是释之不顾,迫不及待返身再攻左君弼,并又调来傅友德等更多强将。左君弼粮尽不敌,只好跑到中原投元。

为何朱元璋如此急于灭掉左君弼?左君弼又为何宁肯投元,甚至在母亲落入朱元璋之手后,仍义无返顾,也不归降有旧谊的朱元璋?这一切恐怕都与朱背刺刘福通、小明王脱不了干系。

为掩人耳目,朱元璋在得天下后,将攻安丰、杀刘福通的黑锅扣到张士诚头上,掩饰自己的真凶身份。但历史记载仍从丝丝缕缕之中,让朱元璋露出了马脚。

相关的内幕剖析,可参见杨济堃《朱元璋亲援安丰质疑》、夏玉润《朱元璋与龙凤政权的奥秘》,等论文,内中考辩详实,论证甚力。

有意思的是,你说朱元璋心虚掩饰吧,他偏又在开国的祭天祝文中,承认自己“戡定”了刘福通:

乙亥上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日大明,建元洪武。 上服衮冕先期告祭设昊天 上帝位于坛之第一-成居东皇地衹 居西皆南向各用 玉一币一犊一笾豆各十有二篮簋各二设大明夜明位于坛之第二成星辰社稷太岁岳镇海渎山川城隍位于墙内之东西各用犊一-币一 笾豆各 十簋簋各:二其仪迎神燔柴奠玉帛进俎三献饮福受胙彻豆送神望燎瘗各行再拜礼乐舞如制祝曰:
“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惟臣帝赐英贤为臣之畏,遂戡定采石水寨蛮子海牙、方山陆寨陈野先、袁州欧普祥、江州陈友谅、潭州王忠信、新淦邓克明、龙泉彭时中、荆州姜珏、濠州孙德崖、庐州左君弼、安丰刘福通、赣州熊天瑞、永新周安、萍乡易华、平江王世明、沅州李胜、苏州张士诚、庆元方国珍、沂州王宣、益都老保等………”

那么,为何又要自揭其丑呢?

这都是因为,见证真相的左君弼还活着!

朱明是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开国,朱元璋在这一天黄袍加身,并拿着这篇祭文对上天炫耀他的“武功”的,(炫耀他击败二十个对手,里边才一个胡人,真亏他有脸)

而左君弼却是二月份才在陈州投降徐达,所以写祭文的时候,还没法灭老左的口。

左君弼究竟还是走投无路,又思念老母,对朱元璋一再做出的承诺,半信半疑,形势之下不得不降,果然在三年后,被找由头灭了口。

旧交?承诺?

左君弼一死,朱元璋可以放手洗地,掩盖恶行。

有意思的是,杀小明王,朱元璋尚敢半遮半掩的变相承认;但杀刘福通,朱某人不论如何要栽脏到张士诚头上,把自己打扮成安丰救主的义士。这也可见做为抗元义军总领袖的刘福通,在天下反元军民心中的地位。

为何朱元璋在华北抗元战场危难之际,宁肯金陵老家空虚,也要亲率主力北攻安丰,去助元灭宋、劫持领袖?

这一切,都折射着他对察罕集团的极端畏惧,即使察罕此前已被红巾军刺杀,继承人王保保又与孛罗贴木儿大打内战,朱元璋仍怕得罪胡元,不顾刘基等人的苦劝,干下这种害人害己之事。

朱元璋一直在主动充当蒙元打击农民义军的工具

俘获刘、韩,又可成为他与胡元谈判招安条件的筹码。若朱真有敢战胡寇之心,他大可派徐达、常遇春抽出一军,抗元援宋,何至助元灭宋,自撤屏障?

事后,朱元璋果然又向王保保派遣使团,攀结讨好,进一步证明着这一点。

朱元璋后来的“北伐”,只有一个原因: 元廷内部、蒙元各军阀之间,爆发长达六年的惨烈内战,镇压红巾军最得力的关保、貊高这些强将,以及大军阀孛罗铁木儿全部死于自相残杀,王保保虽幸存,但也人心不整,士气低落。

且元廷与王保保正式休战时,明军已到达直沽(天津),距大都只有三日之程,大伤元气的王保保却还在山西。所以不劳明军来取,元人自己放弃大都跑了,明军收取幽燕,毫无任何难度。

公平的说,胡元之亡,半亡于红巾军的消耗,半亡于胡人无休止的自相残杀

而独非亡于朱元璋

至于徐达、常遇春的真实能力,见注释3

在轰轰烈烈的反元大起义的战争中,朱元璋扮演的,是一个比后来吴三桂更可耻的角色。

吴三桂杀的永历帝,本就是傀儡无能的人,仅仅是个招牌。吴三桂起兵痛打鞑子时,满清的力量依然很强,根本不像内战打到奄奄一息,连京城都无力保住的元廷。

吴固然充当满清屠杀汉人同胞的工具,但确有迫于形势的一面,吴至少在松锦决战大势已去,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拼死挡住了满洲八旗对宁远的进攻,为汉人守住了辽东最后一丝尊严

朱元璋呢?他充当蒙元屠杀农民军的走狗,迫于什么形势了? 完完全全是主动、积极的、一边挨着蒙元耳光,一边还要死心塌地的去做!

换句话说,以朱元璋的为人本性,处在1643年孤守宁远的绝境下,朱元璋是抵抗还是投降,这是一个根本不需要讨论的问题。

吴三桂毫无疑问是历史罪人,朱元璋则更是!


投机、畏难四字,朱元璋是逃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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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朱老叫花子,对自己军民臣下虽极尽狠毒,但他对胡元的爱,那真是对方虐他千百遍,他待胡元如初恋:

据《明太祖实录》:

“元将扩廓贴木儿(王保保)遣尹焕章来献马。先是,其(养)父察罕贴木儿驻兵汴梁,上常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书来聘,上以前所遣使不返,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乃遣焕章送我使者自海道还,因以马来献”…………次年七月“上遣使以书与扩廓贴木儿,曰:‘曩者初无兵端,尹焕章来,得书惠寄,即遣汪何同往,为生者贺,死者吊。使者去而不回。复遣人往,皆被拘留’”

----胡人攻占韩宋都城汴梁,朱元璋对危难的韩宋一兵不援,反屡派使团去找胡人通好,却被扣押,吃了耳光。察罕仅仅回书,内容朱方不敢透露,可能有慢词,朱元璋不答。察罕死后,王保保镇不住养父留下的班底,局面不利,只好找朱元璋和解,朱元璋断不敢扣押元使,又一次眼巴巴的派汪何为使前往胡元,“为生者贺,为死者吊”,被扣,再派人去,再被扣。记吃不记打,有过于此者乎?

直到朱元璋自封吴王那年(1366),天下形势已在手,朱元璋仍派人去找王保保,小心翼翼,满含委屈的说

“累遣使,皆被拘留,未审阁下雅意若何?”(分见《实录》卷11、17、25)

什么若何不若何?人家就是要扇你的耳刮子呗! 比起刘福通的血战到底,明玉珍反元的坚定果决,陈友谅斩杀元使,以“复宋”、“驱胡”为己任,哪怕比张士诚降而复反来,朱元璋这屡屡受辱而痴心不改的境界实属最下。


注释2

鄱阳湖大战,过程极为反复,朱元璋长时间被压着打。据《明太祖实录》记载,7月21日,两军大战康郎山,朱军损失惨重,朱元璋本人座舰被围,发生了让韩成当替死鬼,自己逃命的事。不光朱元璋,连徐达、常遇春都遇到杀身之危,徐达因座舰起火负伤,只得从火线回金陵治疗。朱军将士丧胆夺气,竟然打算败逃:

“诸军欲退,上……申明纪律,喻以生死”

次日,依然被揍得伤亡惨重,将领成批阵亡。打到24日,实在受不了,诸将再次“议退师,少休士卒”----这意味着放弃朱文正、邓愈等将士苦苦死守的南昌,只顾自己逃命。

朱元璋心灰意冷,趁夜率残部偷渡浅滩,败往左蠡。把南昌孤独的抛弃给陈军,陈友谅贪功尾追,朱元璋只好全师退出鄱阳湖,从湖口入长江。当时,朱军甚至连湖口也不打算封锁,任陈友谅入江了----“诸将以友谅兵尚强,请纵其去”(宋濂《鄂国公常公神道碑铭》)。

而陈友谅虽然胜利,却已粮尽,无法待机而动,也只能一边追击一边出湖。于是,决定历史命运的转折突然发生了:

朱军退入长江时,发现长江水流向下游方向流动湍急,风亦相助,自然条件大为有利,于是守在长江口外的上游,等陈友谅舰队出湖入江时,顺流冲击。无粮的陈军也只能冒死突出,再次血战,陈友谅又比较招摇,所乘巨舰“建金字旗,周回巡(水)寨”,格外引人瞩目。

据学者李新峰的考证,“朱军虽占据主动,也已损失惨重,双方近乎都无力再战,”但陈友谅座舰处在逆风下游,战机突现,陈之座舰成为集火的目标,在混战中,陈友谅意外中箭身亡,于是本已半握胜券的陈友谅集团,一瞬间局面大变,朱元璋这才在惊险和侥幸之中,得以翻盘。

明方对陈友谅的死,倍感突然:

“诸将邀击之于禁江口,友谅败死”(《皇明开国功臣录》卷5傅友德传)

这个“竟”字,传神的道出了朱方的意外,如同天上掉馅饼一般的狗屎运

所以,大喜过望的朱元璋不但逃脱了战败,还天降鸿运,生怕送上门的胜利溜走,一改往日滥杀战俘的本性,急令不许杀俘,以招降正在群龙无首的陈军,“兵船将士敢有擅杀一人者,斩!”(俞本《纪事录》)。

一向抠门的老叫花子,这次罕见的慷慨了一回,由于不知道那一箭是谁射的,下令一军皆给重赏。回京后,又对这有功的1300余兵士,布列大宴,“赐以酒肉,恣其醉饱。次日,每人给以金龙官缎一表里、冬夏布五匹,银五两,麦各五石、铜钱六十文”,百官各有赏赐。(《纪事录》)

正沉浸在欢呼庆祝中的朱军将士哪里知道,他们自己,乃至中华民族未来走向深渊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注释3:徐达、常遇春似乎一直被人们引为无可争议的名将。

实际上详考于记载,似难经得起详查。

1,开国前,与一些菜鸟级对手的交锋:

徐、常攻宁国县久不下,宁国只有地方武装,竟也如此,以致朱元璋跑去督师

常遇春攻土豪朱亮祖不下,后朱元璋劝服朱亮祖降

徐达攻常州不下,朱元璋增兵后,仍不下,以致徐达与全军被降一级。

徐达与朱文正攻安庆不下

徐达、常遇春合攻庐州三月不下。

常遇春攻赣州五个月不下,直到熊天瑞粮尽,才不得不交城。

最关键的四场:

1,对陈友谅的金陵龙湾决战,虽然朱方有主场之利,又握有伏击先发的优势,且朱元璋上来就让先锋常遇春上阵,却“数战不利”(《纪事录》),即使得国后朱元璋有所润色,也只说当时“杀伤相当”相持不下(朱元璋《阅江楼记》),随后徐达也率兵扑来,也被陈友谅击败!“(徐达)据中道,以待左右之援,数战不利”(《纪事录》,从正史、神道碑等来看,徐、常于此役皆无什么功可表,可佐《纪事录》之确)。

真正扭转乾坤的,是邵荣率领的伏于石灰山的三万精锐,这是朱元璋在《阅江楼记》也不得不承认石灰山之军“一鼓而前驱,斩溺二万,俘获七千”。

邵荣乃朱元璋老丈人郭子兴的旧部,又与朱元璋面和心不和,是朱必除之人,果然,两年后朱元璋就杀害了邵荣。

2,鄱阳湖大战,徐达战舰起火几死,不顾战况不利,紧急被送往金陵城治疗

常遇春亦屡战不利,几遭不测。

此役首功是巢湖水师出身的廖永忠,也是半路投靠。战后,朱元璋亲笔写下“功超群将,智迈诸师”八字,令人做成二牌,张挂于廖永忠营门左右。

可见决定生死成败的大战,徐、常仍乏善可陈。

3,即使对付张士诚这种弱鸡(连方国珍、杨完者都打不过,甚至连莫天祐都攻不下),而且张士诚孤立无援,徐、常苏州之围打了足足7个月,才勉强攻克。占领苏州后又大肆屠杀百姓,有明人多处文献、诗歌为证。

4,北伐,常遇春夜袭王保保成功,但此时王保保已打了足足六年内战,部队士气低落,将无战心,常遇春夜袭时,王保保营中有内应,元兵遇袭后亦无斗志,几万几万的投降。后来王保保喘息多年,有所恢复,可惜常遇春已死。

王保保失败后,未及整顿喘息,又在沈儿峪败于徐达,损兵八万多,他与妻仅以身免,这是徐达一大胜利,亦是落于平阳之虎。

但洪武五年,徐达在岭北决战大败于王保保“伤生数万”,从此朱明王朝再不敢与王保保交锋,直到王保保死后多年,仍不敢出兵。直到十五年后,仗着北元已无强将,才取得有征无战的捕鱼儿海大捷。

总之,徐达、常遇春或许可算名将,但其在关键的几场硬仗中,表现并不显眼,甚至还有败像,真实水平实堪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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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可谓是“辉格史观”的总体现。

对这个问题真正感兴趣者请移步,推荐:

刘浦江:《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载《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7年版,pp143-171。


元明换代之际的民族主义情节,主要来自于清末革命党人与民国时期的建构。明朝建立的民族主义意义,是辉格史观进行的“重写”。

《太祖实录》中言:

“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亡之际,自是气运,于朕何预?”

“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以老朱之思想深度,恐怕说不出这个水平的话,这些话八成就是刘基、宋濂等人的思想,故同时代的汉人士大夫如何思考,可想而知了。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确实有民族主义之潜流,却无清晰之概念与学说。总体而言,元明鼎兴之际,君臣父子之间的家国伦理关系,显然优先于汉蒙之民族矛盾。以至于朱元璋也认为自己可能会受到“夺人社稷”之谴责,因而如此自我辩护。

时为元朝殉难的士大夫,是为了全知遇之情、识马之谊,而与汉奸与否无关,因为民族主义还未形成。

明人的民族主义情节,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潜流期,自建国至土木堡。无论是帝国皇帝还是官僚,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与元朝有什么本质区别。元明之交替,乃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乃自然之理。除了言论内容,还表现在帝国的实际的地缘战略中,太祖、成祖的战略目标是重铸大元的政治外交关系。如帝国吸纳的藏、滇两地,并不在传统中华帝国的realm之内;帝国力量在东南亚的投射,继承的是忽必烈的遗产。

第二阶段是建构期,自土木堡至嘉万。方孝孺首谈“华夷大防”,也就是很多民族主义者引以为圭臬之《正统论》,其实在明初是受到“訾笑”和“诋诟”的,方氏自言:“唯夷狄之全有四海,创见于近世,故学者多疑焉。(《题桐庐二孙先生墓文后》)”土木之变,国事危坠,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高涨。如丘浚、王世贞等,均推崇方氏之说,我们熟悉的“夷夏大防论”开始形成,这种意识只是部分士大夫的学说。

第三个阶段是成熟期,自嘉万至明末。近代的民族主义学说,成熟于法国大革命。这一形成,得益于大众文化的形成。市民阶级的扩大,面向市民的文学开始出现,民族主义的建构便此始。嘉靖至万历年间,美洲白银与粮食的输入,使得明末出现迅速城市化,所谓之“资本主义萌芽”。随之而起,是各种市民小说文学的出现,明朝的民族主义开始建构。如《三国演义》的“汉统观”,《北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宋辽、宋金对抗”,《皇明英烈传》、《三保太监西洋记》的“皇朝本位”。总的而言,至明末时民族主义的早期变体——华夷之辨已经形成。汉族大众对少数民族的“他者”感受形成,这个时候谈“汉奸”才是有意义的。

但是应注意的是,明代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只能说是从朦胧走向强感觉的过程。元末“汉奸”形象是模糊的甚至是无法言说的;而明末清初诸如洪承畴、吴三桂,其汉奸形象就不太具有争议性了。

同时笔者也不认为,在缺乏西方学说的影响下,本国能发展出现代意义那种尖锐、激愤的民族主义。真正到我们熟知的那种学说,要到晚清的革命党人才真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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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这么说,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朱元璋第一个剐了你。

洪武元年,朱元璋建国大明,昭告天下。泰晤士报记者华莱士采访了刚刚统一中国的朱元璋先生。

华莱士:朱元璋先生,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推翻暴元的经过?

朱元璋:你这个记者怎么说话呢?俺老朱可从来没有推翻过元朝,我是元朝人,我的父母祖上都是元朝人,我们都是良民大大滴!起兵造反这种事情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做的。

翻译:

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

华莱士:既然您没有起兵反抗暴元,那为什么如今又推翻元朝建立了大明王朝呢?

朱元璋:你这个记者怎么还是不明白,气死老朱我了。 再强调一遍:我没有推翻元朝,我是元朝良民。我当时投身军队是为了混口饭吃,当时混得惨的一逼的我,连郭子兴的赘婿都能做,哪里想得到推翻元朝这么宏大的事情。推翻元朝这种事,是芝麻李、韩山童、陈友谅、徐寿辉这几个龟孙做的,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我混得越来越好,也是因为我看到黎民百姓在这几个龟孙的祸害之下民不聊生,我感受到了自己的责任,于是努力奋斗,就是为了打倒这几个对君父不忠、百姓不仁的龟孙,最后,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做到了。但是你一定要明白,我和那几个刁民不一样,他们起兵就是为了造反,就是为了荣华富贵。我不是,我是为了黎民百姓,我对王位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这辈子没想过王位,都是被人民群众选举出来的。

翻译:

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纪纲大败,由是豪杰并起,海内瓜分,虽元兵四出,无救于乱,此天意也。然倡乱之徒,首祸天下,谋夺土疆,欲为王伯,观其所行,不合于礼,故皆灭亡,亦天意也。朕当是时,年二十有四,盘桓避难,终不宁居,遂托身行伍。驱驰三年,睹群雄无成,徒扰生民,乃率众渡江,训将练兵,奉天征讨,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强暴,混一天下。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
是时,我太祖高皇帝,姓朱,讳元璋,字国瑞,赘于郭元帅义女马氏
《纪事录》
元季绎骚,奋起于民间以图自全,初无黄屋左纛之念,继悯生民涂炭,始取土地群雄之手而安辑之,较之于古如汉高帝,其得国之正,二也。(PS:是的,孟森先生:得国之正,唯汉与明。根子在这句话。)
《大明日历序》

华莱士:既然您对王位没兴趣,那是如何又元朝手中得到了天下呢?

朱元璋:你这句话又不对了,我的天下不是从元朝手中得来的,我是从芝麻李、韩山童、陈友谅、徐寿辉等等这几个生负君恩、死惭百姓的不义之人那里得来的。等到在抗击元朝反贼的同时势力成长之后,元朝已经大势已去,此时的天下已经不是元朝的天下了。于是为了拯救百姓,我东征西讨,开疆拓宇,建立了大明王朝。元朝是从宋朝手中得到了天命,我大明又是从元朝手中得到了天命,这是一种天命的传承,是注定的事情。

翻译:

当元之季,君宴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
维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馀年,今运亦终。
《明太祖文集·卷十七》

华莱士:那您怎么看待为元朝而死的那些人呢?

朱元璋:路遥知马力,板荡见忠臣!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是天下的骄傲,他们是天下后世的楷模,也是朕十分敬重的人。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此乃千古真理,他们用生命捍卫了这个真理。我要为他们建造元朝英雄纪念碑!

翻译:

自古忠臣义士,舍生取义,身殁而名存,有以垂训于天下之后世,若元右丞余阙守安庆,屹然当南北之冲,援绝力穷,举家皆死,节义凛然。若元右丞余阙守安庆,屹然当南北之冲,援绝力穷,举家皆死,节义凛然。又如江州总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强敌。临难死义,与阙同辙。自昔忠臣义士必见褒崇于后代,盖以励风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岁时祀之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华莱士:今日我注意到有人在知乎上提问:为元朝抵抗明朝而死的汉族士大夫地主是汉奸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朱元璋:我觉得他的人皮和椅子还挺般配的。

双方在友好的氛围里,完成了此次的采访。次日,泰晤士报发表了题名《惊!大明皇帝竟是大元良民》、《震惊了!大明皇帝居然曾对多位男性做出这种事……》等相关系列报道。据悉,学习完朱元璋同志的讲话,原大元江浙省元帅府都事、现大明诚意伯刘伯温一度十分尴尬,翰林学士宋濂则表示:我没当过元朝的官,所以I'm OK。

刘伯温:MMP,那是因为你垃圾好吗?你连进士都不是,说个毛?

臣本一介书生,粗读经史,在前朝虽屡入科场,曾不能沾分寸之禄。
《宋宪公文集·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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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抵抗的才是良心被狗吃了的的元奸:

佃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或典或卖,不立年分。

诸地主无故殴死佃客,仗一百零七。主无故殴死奴婢,仗八十七。

作为地主,你摸着自己良心说,这朝廷你不效忠,还有良心吗?

明朝:使佃客抬轿者,仗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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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请带着“民族主义史观”眼镜的诸公,评价一下这位元末历史人物吧。

这是元末的“闽三忠”之一,陈友定。

他完全符合问题的人设,“为元朝抵抗明朝而死”。被明军击败,献俘南京,在朱元璋面前,尚厉声曰:“国破家亡,死耳!”

这个人是不是“汉奸”呢?如果是,那他这一件事是不是“汉奸行为〞呢?

平定泉州亦斯巴溪之乱。

亦斯巴溪是侨居泉州、有宗教信仰波斯武装商人集团,元末趁乱割据泉州,长达十余年。1366年,这支武装被元朝福建行省,派遣陈友定率部戡平。

这一行动,和他反抗朱元璋明军南下,同出一个目的-保卫元朝的福建行省。这是不是“汉奸行为”呢?

而且,陈友定虽然拥元,但对于不服从他的元朝官员,照杀不误。那他这一行为,又是不是“汉奸行为”呢?

再说一个戴着“民族史观”眼镜,就看不清的历史人物。这就是割据浙东沿海的方国珍。

这位,要按“民族史观〞,响当当“民族英雄”。因为他“首义反元”,刘基刘伯温还在元朝当省部级大官时,这个货就扯旗反元了!

可细看这个“英雄”呢?反复无常到犹如五代十国中南平节度使一般。元廷、张士诚、朱元璋,谁占了上风他就向谁磕头;磕完头立马反叛,最后还能边磕头边反叛。然后就是“三个鸡蛋上跳舞”,几面下注。最后等朱把张士诚消灭了,方知道这种鸡蛋上跳舞的游戏玩不了了,赶紧去南京磕头请罪,最后是“遥领大明朝广西行省左丞,留居南京”,以省部级待遇在南京终老。

这种“民族英雄”值不值得提倡呢?如果值得,抗战时什么周佛海、任援道,尤其是庞炳勋就都成了“民族英雄”了。

一个历史人物的作为,是时代,时势造就的,不完全取决于他的道德,主观动机。以今度古,犹如去评价一个1+1=2都不会的儿童,是傻瓜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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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汉族士大夫算汉奸,那么普通老百姓呢?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白修德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第195页。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这位传教士当年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在半个多世纪后被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森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

“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从河南回到重庆的白修德,看着重庆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

失去土地的农民,饥不果腹的百姓,被逼上绝路落草为寇充当土匪,这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土匪横街,无论怎么样打击都无法消灭的原因。

白修德说:“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

士大夫是人,百姓也是人,基于利益做出的选择,我们又该怎么批判呢?如果士大夫是汉奸,这些大字不识的百姓呢,被逼成这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别考虑那些虚的,汉不汉的问题,今天你可以基于屁股问题说那些上层士大夫是奸细,明天那些上层士大夫也照样可以说你是刁民,毫不犹豫卖了你,这就是民族国家出现的意义,把国家整合,国家利益优先,凌驾于阶级,阶级,民族。

批评百姓愚昧的,何不食肉糜?

这一届人民不行,从我老佛爷开始到常凯申个个英明神武?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作者:冯玉祥

汤的军队纪律太坏,日本人在前方进攻,民众们就站起来在后方缴汤恩伯的军队的械,不几天的工夫就败退了两千里路。汤是蒋介石的心腹,蒋向来口口声声地说:“汤恩伯最靠得住,汤恩伯最能打仗。”结果弄成这种情形。

有人批评我写的是谣言,好像你们比冯玉祥和汤恩伯更清楚了?一个个历史系大神。

我是河南人,刮民党和蒋该死都应该下地狱

只听说56个民族,没有听说56个人民,我个人认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都被饿死了,民族又何在?

这里必须挂他,他历史学得比冯玉祥和白修德要好的多,呵呵……

我河南人民被开闸淹了一次花园口还不够,还要被在污蔑一次,真够恶心。

看看冯玉祥怎么说的

许多美国人英国人到阵地里去参观,大家都说:“赵军长造的阵地是铜墙铁壁,无论如何也攻不开。”因为赵寿山军长生性忠诚耿直,能耐劳苦,爱国爱民,不会巴结,不善应酬,那些走狗、特务跟他要钱,他是一文不给。特务们一个一个报告都说赵是共党,又说赵带的军队里边的人多半是共党。汤恩伯觉得赵寿山不可靠,把赵的军队由黄河南岸造好的坚固阵地上调到后方的禹县来,把汤的自己军队调上去守黄河南岸。结果怎么样?日本人一进攻,一个星期就把阵地失掉了。

以下片段出自:《李宗仁回忆录下》

……未待我解释完毕,恩伯便大发脾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胡乱拿我的部队来牺牲!”

此时汤恩伯军团如接受我的命令,自桐柏山侧面出击,必可将敌人包围,获致与台儿庄相埒的战果。无奈汤恩伯一意保存实力,不愿配合友军作歼灭战。故当敌军向襄花公路正面突击时,其掩护右侧面的少数部队曾与汤部接触,而汤部竟全军迅速北撤,退往豫西舞阳一带。随枣会战我方如不是汤恩伯不遵军令,敌方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说不定就永无东归之日呢!

汤恩伯为抗战期间所谓“中央军”中的战将。他事实上并不善战。每次临阵,恩伯的指挥所均无固定地点,他只带少数随从和电话机四处流动。因为每逢作战,敌机总很活跃,他深恐目标为敌机发现而招致危险,所以不愿停留于某一地点,以致他司令部内的人员都不知道总司令在何处。汤的畏葸行动影响指挥效率甚巨。武官怕死,便缺乏了打胜仗的基本条件。

汤恩伯的最大缺点,还是他的治军无法度,军纪废弛。汤军借口防谍,凡所驻扎的村落,除老弱妇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以故汤军过处,民怨沸腾。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据我所知,这并不是对汤军过分诬蔑之辞。

战后,汤军五个师仍奉命驻于桐柏山一带,所占村落之多可以想见,以故驻地被搅得鸡犬不宁。当地居民乃央请该地区专员石毓灵来请求我下一道命令,整肃军纪,以禁汤部扰民。在石专员诉苦之后,我便坦白地对他说,关于整肃军纪的命令,我已不知下过多少道。不过对汤恩伯的军队,我再下千百道命令也无益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军队的纪律,断非几道命令可以改好的。何况汤恩伯是委员长的心腹,纵使我向委员长报告,他也不会追究,徒然引起无谓的摩擦。

关于汤恩伯这种不遵军令、部队不守纪律的情形,我知道报到中央去,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弄糟。我们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一贯作风,便是鼓励他部下将帅不和,以便分化控制。汤恩伯、胡宗南等不服从我的命令,是蒋先生所最高兴的。他们也知道,如果他们认真执行我的命令,就要失去“天眷”了。所以他们动辄直接向委员长报告。战区司令官哪在他们眼里呢?

那些批评老百姓愚昧的

从道光咸丰到慈禧袁世凯,再到国民政府,历届领导人,历任将军都是英明神武清正廉洁的,这一百五十多年中国混成这样主要是历届人民不行,让领导们背了黑锅。

这样可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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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用朱元璋举例不够致命,朱元璋可不是钦定的民族主义者。

钦定的民族主义代表是谁啊?当然是文天祥。

文天祥自己对元朝的思路是什么啊?

倘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被顾问,可也。

(大元要是让我当道协主席,以宗教人士身份还是可以为大元服务的。无非是大元连这点妥协都不想做,也是一根筋的史无前例。)

尴不尴尬?惊不惊喜?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宋元的士大夫是没有什么民族主义思想的。是天然有妥协性的。是不可能捍卫民族利益的。

那是不是前三十年的史书就不对啊?也不是。

基层的人民是有民族主义思想痕迹的,而且很强烈。岳飞是被战乱侵害的宋朝人民和北方各族人民的民族英雄。关汉卿抒发的是基层人民的愤怒和英雄主义。明朝末年抵抗到最后的是农民起义军队。最坚决要和日本人打到底的是敌后的民兵。

结果现在呢?现在中国所谓的民族主义者,出发点是否认阶级叙事的,完全不懂得没有阶级叙事,民族主义理论根本就不成立。

怎么理解阶级叙事和民族叙事的统一性呢?很简单,你看西方。

MAGA的支持者究竟是老白男还是伯克利的精英?让天龙人滚出去的口号是失业者的呐喊还是马克龙的呐喊?捍卫欧洲传统的武力批判者究竟是毫无政治地位的健身老屌丝还是因为LGBTQ和环保身份就天然高贵以瘦为美的影视明星?

所以说什么好呢?只能说在政治哲学这一块,你们还是要学习一个。

要想反对民族压迫,首先要反对地主阶级压迫,不懂得这个是药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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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汉奸”的概念一直以来不明确。

实际上汉奸虽然以“汉”来发散命名,但这里的重点不是民族,而是民族国家。

背叛民族国家的汉族人才叫做汉奸。

怎么理解?

举个例子,朝鲜战争中的华裔美军是不是汉奸?

其实不是的,他们虽然有汉族的血,但实际上是美国人。

换个场景而言,如果今天藏独势力猖獗,有个藏族人反对西藏独立,那他算藏奸吗?

答案显然不是。他是中华民族国家的一员,然后才是藏族人。他要先维护中华民族国家的统一,这没有错。

回到题目,我们可以拿民族国家的概念去试着套在元末。

元朝统治中国九十年。元朝事实上已经成为蒙、色目、汉诸族混杂的多民族国家。

元末有的汉人维护元朝统治,有的反抗。但他们其实生来都是元人。

这是国家内部矛盾。虽然其中也有民族矛盾,但反抗军仍然想要维持统一的国家,不想与蒙古人划江而治,而是作为汉族人夺回主导权,并维持国家对汉、蒙等各族人民的统治。

既非异族入侵,亦非汉族分裂。

这里面根本就没有汉奸什么事。两边都算不上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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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现代意义上的“汉奸”概念恰恰是清末形成的,特别是用于针对反抗外国侵略,形容卖国的某些国人。

而古代的价值观里不存在近代由西方传来的民族主义。

古代讲究什么,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儒家思想。只要是主子(不管哪个民族,只要认孔子),都是主子,要“食君之禄,担君之忧”。

元末死节的许多汉人大臣是“正义”的,践行了为君王忠诚至死的儒家伟大气节,因而是非常符合古代价值观,从而连敌人朱元璋都大加褒奖。近现代的民族主义是不能用在上面。

文天祥也是如此,文天祥自个要全宋朝忠臣名声而殉死,却支持他弟弟做元朝的官,是不是文天祥也是汉奸?

总之,为元朝殉节的忠臣烈士的气节恰恰是中华民族的骨气的表现,并不能简单用不同于古代社会价值观的近代民族主义来乱评价。

鸦片战争里为抵抗英国侵略而死的大批汉人官员,难道也要因为他们是替满人朝廷卖命,所以也是“汉奸”?

某些不学无术的极端皇汉是“混蛋”倒是真的。

再说个元末大臣危素投降明朝的故事:

危素在元大都被攻克时要跳井自杀,有人劝说,没有死成,被朱元璋任命为弘文馆学士。

后来有一次,朱元璋在屋坐着,听见外面脚步声很大,问道:“谁在外面?”危素一听,原来皇上在这,赶忙答到:“老臣危素。”朱元璋说:“我以为是文天祥呢,原来是你。”朱元璋明指危素不能尽忠元朝。危素也是心无定见,瞻前顾后,所以受此羞辱。有人看出来朱元璋不喜欢危素,就参了危素一本,危素被贬一年后,抑郁而死。

而记载这事的谈迁说:“五代时的冯道因为谄谀被人轻视,危素是比较正直的,怎么也这样呢,那些投降的臣子无所适从了。”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是不是朱元璋心胸太狭窄或者朱元璋鼓励大家当“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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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来,某些哔哔“谤毁元统会被朱八八第一个剐”的屑乎带佬们,请泥萌给窝解释一下为什么同时代的方孝孺君不仅没被朱八八刮,直到朱八八翘辫子之前一直活的好好的,甚至还被朱八八请去当汉中教授给儒生讲学的:

有天下而不可比于正统者三:篡臣也,贼后也,夷狄也”

苟以夷狄之主而进之于中国,则无厌之虏,何以惩畏,安知其不复为中国害乎?”

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治如苻坚,才如武氏,亦不可继统矣”

“曰:夷狄之不可为统,何所本也?曰:《书》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以蛮夷与寇贼并言之。《诗》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驱龙蛇,周公膺夷狄”,以戎狄与蛇虫洪水并言之。《礼》之言戎狄详矣,异服异言之人,恶其类夷狄则察而诛之,况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为仁者,圣人美其攘夷狄也”

“曰:荆舒以南,《春秋》之所夷狄,独可为正统乎?曰:非也,自秦以来,袭礼义而为中国者二千年矣,人伦明而风俗美,乌得与夷狄比乎?先正大儒,知夷狄之不可长也,故虽强如苻坚,盛如德光,不与之以中国之礼

彼夷狄者,侄母蒸杂,父子相攘,无人伦上下之等也,无衣冠礼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兽畜之,不与中国之人齿苟举而加诸中国之民之上,是率天下为禽兽也

我寻思朱八八要真对恁元的正统地位爱护得那么不得了,那是怎么着就找了个满口“夷丑禽兽全天下主中国亦不可为正统”的“反动狂热份子”给请到官学里面来给学生灌输和“朝廷正论”相悖的“反动思想”的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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