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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启明》一书中对明代社会政治的描写可靠吗?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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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靠,但是不可靠的角度可能和题主你想的不一样。

对于明代雇工长工短工之间的关系,临高处理的方法比较想当然。

邬德知道这五个人连佃户长工这样的级别都混不上,属于旧中国农村里最低级的短工,一个佃户还有房屋,有一点虽然不是自己的总算还能有点收成的土地;长工起码也有个棚子栖身,粗粮管饱。这些人真所谓是上无寸瓦下无一垄,吃了这顿没下顿的穷苦人。

这个情况其实比较接近鲁迅笔下的农村。放到明末有这么一个问题。除苏浙地区等较发达地区外,很难有彻底破产农民的活路。不发达地区的雇佣劳动发展程度,他们不太可能找得到活,很可能已经主动成为奴婢了。

即使是长短工相对盛行的苏浙地区,雇临时短工和忙工多半是这么个情况。经营地主发现人手不够直接派出长工去联系行会或者直接往城镇里面找人帮工了。

而且即使是苏浙地区相对富裕。租佃制的广泛也导致雇佣工人人手经常缺乏。其他更落后地区没有这个条件的。

以海南的生产水平,以劳役实物地租为主的情况,地主多半连雇长工的钱都不会出,直接强迫佃户来人干白活了。

而涉及到有约长工,参照万历十六年大明律题例

今后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止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论。其财买义男,如恩养年久、配有室家者,照例同子孙论;如恩养未久、不曾配合者,士庶之家依雇工人论,缙绅之家比照奴婢律论。

实际上有合约的长期雇工在刑律判定上更接近奴婢,反而是短工更自由一些。

而参照明末《沈氏农书》和《补农书》的记载。雇工“骄惰成风,非酒食不能动”。说明明末雇工的不合作反抗已经很多了。同时也算取得了一定成效。

而此时的短工多是家用不足利用农闲出来稍微赚点钱的自耕农。

在海南等不发达地区直接出现,多重然而层次分明的雇佣关系这一缝合怪。这是近现代流通通畅,雇佣关系深入人心前提下对古代的主观猜想。

富裕地区的雇佣关系发达,在这一情况下破产农民尚能糊口,乃至于长工本能性的反抗。比照穷困地区的直接剥削劳动时间这一情况。如果有长链的铺排对比,其实会写的很好看的。

在地主的描绘上,实际上写的是打击利用政治手段实现超经济剥削的身份性地主。在总结中描述成了经营性地主和租佃地主的对立。实际上这两者在近代并不产生对立。

同期还散在着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比如闽粤地区粮食计量单位用的是“箩”,大致为2箩=1石的换算单位。

丈量田地的时候没写。其实当时部分地区由于量具的精确度问题。存在着以下种重量计量面积的方式。比如每一斗种下去,就是一亩。比较夸张的统计,明末清初由于不同的计量口径,同一地能出现80种不同的亩产。人员丈量实际操作的时候多半脑子要炸了。

总之,如果以描绘输入性技术传播的角度考量,临高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如果以一种生活史的角度考量临高的写法,则对于明代社会的描写还多有不足。

不过,毕竟这本书不是技术专著,而且还是集体创作。在如此多的股东的情况下,吹牛还能成功统合出这样一本书已属不易。要求他还能铺排完美的主线和长线剧情属于过分要求。

能够让题主产生明代是不是真的这样的疑问,然后去寻找相关的历史专著。这也算临高的功劳所在。

我个人建议题主去找找郭松义老师等经济社会史大拿的相关论文和专著。对中国古代不同地域的复杂社会情况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至于皇权不下县等等的复读,实际上这个没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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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呢?

最近在填坑,阶梯计划的重开版本。因为第二部分我有一个大目标,看题目可能很多读者也发现了叫半岛风云。就是把山东半岛、朝鲜半岛、中南半岛三个地区其实就是明宋朝越四个国家用几个个体的故事串起来。

因为之前大家说我写的太跳跃,所以这次详细了很多,尽可能的展开一些细节。查阅下来,无论明,还是同时期的越南亦或是朝鲜,哪怕是澳宋,只能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官:就真的龙傲天么?官员也是人,你会发现明朝官员和皇帝的对话其实和菜市场老大爷差不多。所谓滴水不漏的话术那是不存在的,基本上也是私下交流,东拉西扯,最后妥协弄出来的结果。官员的道德水平基本上也就那么回事。在那个时代,官员是麻木的,有良心点的官员可能会在一个村子死绝的时候记载一笔,饥,人饿死,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在很多村子死绝的时候来一句,大饥,人相食。为什么麻木,不是因为人心铁做的,而是因为死人是常态。

到了胥吏,给大家看一个小故事吧。嘉靖二十八年缴纳粮税的时节。这是官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到这会儿,诸县上下都会忙得不可开交。老百姓们除了苦着脸纳完粮税之外,还得提防另外一种麻烦,叫“解户”。要知道,粮食不会自己走路。各村各乡上缴的粮食,还得集中起来,运到指定的仓储地点入库,才算完。大宗粮食的运输调动,是一桩耗费浩大的工程。好在官府聪明得很,把解送粮食划为徭役的一种。也就是说,可以佥派老百姓来做这件工作,而且是白干。这些负责运粮的老百姓,被称为“解户”。彭县在嘉靖二十八年十月的总征收额,是六千六百石整,一共佥派了六十二个解户。每一个解户负责解送的粮食数量与地点,都不一样。根据流程,解户要准备一份标准尺寸的空白文簿——连这个都要自己出钱——带去衙门。吏房会先与户籍比对,验明身份,在空白文簿上写下解户名字,证明到役;然后户房会根据事先的计划,在文簿上填好解户负责的解额以及运送地点,盖上官印。这份文簿,即解户在解粮过程中的通行证、介绍信和回执。彭县吏房与户房负责填写文簿的,不用说,又是陶成与陈佐两个人。如此好的勒索良机,他们两个是绝不肯放过的,遂公然向六十二个解户索贿。解户们对此痛恨不已,却根本无计可施。因为陶成和陈佐身在两房,职秉亲书,想要整人,光是明面上的手段,就能把你玩得欲仙欲死。比如说,你拒绝贿赂,陶成会查看你的家产,把你家快病死的老黄牛算作成年畜力一头,把你家两个半大小子算成丁壮两口。天哪,这么富裕的一家,必须多承担点责任才行。他大笔一画,把原来你负责解送的五十石涨到了一百石。这还不算完。你带着文簿到了陈佐那里,陈佐在上头写了四个地名,让你去提粮食运入县库。你一看,好嘛,三界、庆兴、磁峰和龙门山,这四个乡分别位于彭州东边、北边、西边和西南,差不多可以围彭州跑一圈。而且其中三处都位于山区,推起小车运起粮食,感觉极度酸爽你就算上告,也只能去主簿王仲杰那儿告。他会支持谁不言而喻。你如果连主簿都不服,还想上告知县,那更得想清楚了——嘉靖二十九年,彭县知县和县丞职位一直空缺未补,由主簿代理县政…好在陶、陈二人不算太贪心,每一个解户只索贿七成色银八分。六十二个解户,一共凑了四两九钱六分,交两人平分。两人收完贿赂,便开始给这六十二个解户安排运输计划。由于大家都出了银子,陶、陈也不必特别偏袒谁,尽量公平地进行调配。说来讽刺,这本该是小吏分内之事,却要在集体行贿之后才能实现。陶、陈两人不用多做任何事,只是尽责地完成了本职工作,就能凭空造出一片寻租空间来。

民:上面故事看完,我就不解释了。那就是砧板上的肉。那我说说什么样的政权对于老百姓而言是好政权,是值得用生命去守护的?引用一下项老师曾经说的一个故事吧。

“在17世纪的中国,一个政权如果能让其领内百姓的生活达到孙可望、李定国治下的云南的水平,就已经值得人牺牲生命去捍卫了。
那么孙可望、李定国他们在云南干了什么呢?无非是不杀人、不放火、不强奸妇女、不抢劫、征调壮丁时管饭而且给工钱,再加上消灭土匪,恢复社会秩序,做一些正常封建统治者该做的经济建设和政治整顿。
然后他们让老百姓上交50%的收成。老百姓还要把自己的丈夫、儿子送到前线去和清军拼命,但是依然有很多人愿意为李定国拼命,因为只要李定国把清军挡在云南之外,他们的和平日子就能维持下去。不管日子多苦,至少还能活着。”
链接:zhihu.com/question/2787

然后看看朝鲜,我就说个蛋疼的故事吧。朝鲜仁祖大王小时候跟着自己舅舅读书 ,因为舅舅家里穷只有一个做饭的婢女,所以有一次仁祖自己帮忙做羹汤(估计是做了一大锅),把汤盛好刚要分到小碗里时有个人不长眼一只脚踩了进去,最后仁祖表示这人穿了袜子嘛,也没啥脏的,就把这玩意照样吃了。嗯,官员还是在位的尚且如此。这还是小中华,想想同时期的越南,内战打了快半个世纪了,得多穷。

所以临高的环境实际上是美化了的,实际上即使是澳宋,基层控制力也是皇权不下乡的,澳宋描绘的其实是一个乌托邦社会。不过我们也在修正啊,就像同人作者经常喷我的,周围想的都是封建社会。但是如果周围能做到一个60分的封建社会,刨开米涅,刨开工业加成,这个政权就可以把大明吊着打,让东亚喊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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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可靠。知乎对临高的溢美之词很多,这里暂且不提。

但是在观念上,该书依旧成了“皇权不下县”和“古代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民族观念”这两个错误观念的复读机。

(倭寇都入侵临高了,你还让日本人给澳宋当兵)

第一生的时候写过这个问题,其稿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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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半岛从南到北被千山山脉分割,靠关内的一带是海边的沼泽地,如果不在千山山脉建立堡垒群,给后金如鲠在喉的打击,反而退缩到山海关一线,虽然省钱精简人数,但也更难与后金军较量。

右边是千山山脉,竖着截断了整个辽东,度过山脉后是水系纵横的沼泽地,在往西的锦州、葫芦岛、建昌等地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并且地形比较平缓。如果清兵全部占领辽东,与明朝隔山海关对峙,京师的守军基本上就可以枕戈达旦,不用睡觉了。

辽东人口在天启年间的战乱向关内大规模迁移,根据明史的说法多达上百万人。崇祯初年清军攻旅顺,从水陆逃难到登莱的辽人也有十余万人。

这些人口心向明朝,反对后金的统治,是优良的士兵来源,比如毛文龙就是在兵败后经过朝鲜的援助,吸取辽东难民在海岛上扎根形成了武装集团。

后金攻打辽东的一系列战争中,大批量的汉人逃亡关内,寻求庇护,后金为了弥补工农业劳动力缺口,不得不多次进入关内掳掠生人。孙承宗等人在辽东建立的一系列堡垒,比如宁远,就通过煮盐、海运、采煤等产业扎稳脚跟,“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这样的局面作为明朝皇帝,放弃辽东,放弃数十万子民,拱手将城池、器械、人民全部让给清朝,固然可以说是壮士断腕,但更像资敌。如果一城一池的拉锯战,明朝受不了,清朝更受不了,有人说关外军队时明朝的出血口子,但放弃了关外,大同、密云等重镇不就成了新的出血口了么?

辽东军将制度到后期发展为兵将结合,放权养兵的态度,等于说你在辽东爱干嘛干嘛,地给你,子女财产都给你,你当土皇帝都可以,只要帮我守土就好。从明成祖在辽东总兵改制到正统年间收权,大抵的思路都是如此,后期天启、崇祯用督抚架空总兵,但总兵仍然有相当大的军事经济自主权力,放弃辽东,这些人你也要放弃么?把他们带入关内,他们就会把边境重镇继续变成辽东那样的地方。

当然后来明朝也真的遂题主的意思放弃了辽东,结局就是满汉八旗十几万军队扑入山海关。

明代朝廷的思路有问题,朝廷斗争导致朝令夕改,不能彻底贯彻一种作战方案,放弃辽东和放弃北京是一个级别的计划案。这个朝代已经完全腐化了,辽东什么样,关内就什么样,他无论如何都要对后金布防,布防就要起码十几万士兵,腐朽了的、高度兼并高度瘫痪的明朝财政系统养不起这十几万士兵,无论是在辽东,还是在山海关。失去了辽东的纵深防御和群山沼泽,到山海关只能是更被打的更疼。

辽东这个突出部是扳手腕的地方,你不在这里扳,就要在其他地方扳,挪个地方就能扳的过时不可能的事情。

(网上对这段历史有各种说法,野史地摊充斥,数据真假难辨,所以关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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