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乱华可不可以看成一次内战？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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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myhuang-97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这个问题里隐藏着一个价值判断：内战各方在正义性上有某种相当性。当然包括题主在内的很多人有这种观点很正常，因为这就是近现代内战概念的本质。

近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内战概念的形成自欧陆战争法，不是为了区别于国家间战争，而是区别于叛乱(insurgency)。传统上，叛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自然会被审判，那么欧陆各国怎么对待镇压过程中的一般参与者呢？实际上对于叛乱中一般参与者的保护比对外国入侵者的保护还要低，国家间战争尚且受到天主教教会（比如第二次拉特兰公会议）的约束，而和叛乱分子状态最接近的是海盗，就该被战车送上天。

直至19世纪的卡洛斯战争和美国内战，战争法才逐渐适用于国家内部冲突。内战的反政府一方被认为是交战方（belligerent），受到战争法的诸如禁止挟持人质等保护。一国政府不再能肆无忌惮地镇压国内叛军，太过不人道就会像奥斯曼一样被列强骑脸。而对于政府方的好处就是：法理政府（de jure government）至少在形式上享有主权国家权利。外国需要尊重该国内政，干涉也不能过于明目张胆。这些关于国内冲突的人道主义规则经过一系列发展，以成文的国际条约形式确定下来就是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中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相关规定。

战争法的国际法沿革还可以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启蒙思想、大革命入手。而这些都是和华夷秩序相反的，详情可以参见 @景行止的回答的文献，华夷秩序下周边国家对中原政权有着天然的膺服王化的义务，反抗中原政权就是不服王化就是不臣，就和编户也好流民也好反抗朝廷的后果是一样的，既不更正当也不更恶劣，下场都是一样，活该被犁庭扫穴被满坑满谷。当然除了个别爱曾人士，正常人不会反动到这个地步。

“内战”中交战方在正义性上有某种相当性，这个价值判断是19世纪才诞生的。而一旦你试图用一个19世纪的概念去论证古代冲突的合理性，那得到19世纪民族主义式的回应也不奇怪。

dai-qi-kun 网友的相关建议:

“五胡乱华”这个事件在晋朝时期，就被晋人认为是一场内乱，即“人民内部矛盾”，这并不是现代人为了“民族团结”才提出的概念，某些人不要在造谣了可以吗？要知道当时的人称这个历史事件的说法有“胡夷内侮”，或者“五胡叛逆”、“五胡扛鼎”，这应该是当时比较官方的说法。而这里的“内侮”在古籍中就有“家庭内部矛盾”的意思，“叛逆”有以下犯上的意思，而“扛鼎”有篡夺皇位，或者僭越称帝的意思，也就是说，晋人仍然是把“五胡”当成自己的臣民来看待的，所谓的“乱华”更多的是被当时的人认为是一场臣民的叛乱，而不是所谓的“侵略”。我希望某些没有认真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不要动不动拿着这段历史大做文章，到处误人子弟。

1、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6年到公元312年），扬州刺史陈敏在历阳叛乱，因为贺循、甘卓等人都不愿意归顺陈敏，所以陈敏想要血洗江东士族。于是顾荣为了保护江东士族，就去劝说陈敏要冷静下来，而顾荣在这里就使用了“胡夷内侮”这个词：

“中国丧乱，胡夷内侮。观今日之势，不能复振，百姓将无遗种。江南虽经石冰之乱，人物尚全，荣常忧无孙、刘之主有以存之。今将军神武不世，勋效已著，带甲数万，舳舻山积，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得尽怀，散蒂芥之嫌，塞谗谄之口，则上方数州，可传檄而定……”——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

而这里的“内侮”在古籍中有“家庭内部的人员互相欺负”的意思。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当时只有新兴郡匈奴人刘渊在华北地区建立了匈奴汉国，而石勒、汲桑等人正跟着公师藩为盗匪，而此时的鲜卑族正帮助西晋朝廷一起对抗匈奴汉国的军队，属于王师的阵营，所以这里所谓的“胡夷”主要还是指代匈奴和羯族。又因为匈奴和羯族都是在汉魏晋时期就开始内迁中原的少数民族了，所以把他们看成外族侵略者是非常不合适的。这一点连当时的晋人都能看得明白，知道这是一场“人民内部矛盾”，反而是现在的互联网上的某些或者居心不良，或者不学无术的人，想要利用这种古代的战争来挑拨某些矛盾。

2、东晋升平元年即公元357年，晋穆帝司马聃已经十五岁，于是临朝称制的康献太后褚蒜子就下了还政诏书。而在这封还政诏书中，褚太后使用了“五胡叛逆”这个词，其中的“叛逆”也有以下犯上的意思，而不是所谓的“外族侵略”。就我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东晋康献太后褚蒜子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五胡”这个词的人。而在当时的北方，匈奴汉国、羯赵已经先后灭亡，辽东慕容氏也已经脱离东晋，自立为燕国，氐族人苻健也是在脱离东晋后，才在关中地区自立为帝，建立前秦的，羌族更是在汉朝就内迁的少数民族了，羌族的首领姚襄、姚苌也曾经归顺东晋，后来又叛晋北上的。所以说，褚太后用“叛逆”这个词并没有什么问题，当时的朝廷仍然是把所谓的“五胡乱华”当成内乱来看待。

【于是（太后褚蒜子）居崇德宫，手诏群公曰：“……帝既备兹冠礼，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当路，费役日兴，百姓困苦。愿诸君子思量远算，戮力一心，辅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归别宫，以终余齿。仰惟家国，故以一言托怀。”】——房玄龄《晋书·后妃列传·康献皇后褚蒜子列传》

3、大唐梁国公房玄龄在评价晋元帝司马睿时，使用了“五胡扛鼎”这个词，而“扛鼎”这个词在古籍上，更多的是一种“臣子弑君篡位”，或者“叛贼僭越称帝”的意思，跟民族身份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在大唐时期的不少史学家看来，所谓的“五胡乱华”更多的还是一种“以下犯上”的内部叛乱事件，而不是所谓的“外族侵略”

【史臣曰：晋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庙隳尊，滔天方驾，则民怀其旧德者矣。……】——房玄龄《晋书·晋元帝司马睿本纪》

最后我再强调一次，西晋永嘉之乱时期，匈奴汉国中有数量不小的汉族流民军，其中作为先锋攻入西晋首都洛阳的人叫做王弥，而王弥就是东莱人，他手下率领的大多数是青州、兖州的流民，而一直忠诚于大晋的段匹磾、慕容廆等人都是胡人，某些人非要拿着这种事来挑起民族矛盾，简直是好笑。同样的事件还有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也不能简单的看成民族战争，毕竟官军和叛军都是胡汉联军。

还有就是，某些人真的以为，被本族人统治，就一定会更幸福吗？举个例子，西晋永嘉南渡时，有大量中州，以及巴蜀地区的流民到了荆州、江淮地区，结果当地人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些流民，尤其是那些自诩高人一等的士族。当时有一个叫做李骧的益州人在荆州叛乱，很快被南平太守应詹、醴陵令杜苾二人镇压下去。荆州刺史王澄得知这件事后，又派遣成都内史王机去假装劝李骧投降，结果李骧投降后，王澄就下令把这些叛乱的流民全部扔到长江中喂鱼。结果王澄的做法激怒了蜀民，随后又有益州人杜畴率领流民起义。有没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水浒传》里面那种诏安不就是类似这样这样的情节吗？为什么黄巢、李自成等人最终都只能反叛到底呢？因为他们也曾经打算归顺朝廷，然而朝廷根本看不上他们，所以他们当然只能反叛到底，请问这些事又和民族有什么关系？这里可都是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好吗？

更可怕的是，当李骧之乱平定，杜畴又起义后，因为湘州参军冯素与益州人汝班之间有矛盾，所以冯素就对湘州刺史荀眺说道：“巴蜀地区的人民都打算谋反。”而荀眺也相信了冯素的话，于是荀眺就打算把移民到荆州、湘州、江淮一代的巴蜀流民全部杀死。因为巴蜀流民都十分害怕，所以“四五万家一时俱反”，并且推杜苾为盟主。于是杜苾就自称为梁、益二州牧、以及湘州刺史，起兵反晋。同样的事情在北宋靖康之乱后的建炎南渡时期也一样发生过。如果本族的统治者真的很仁慈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些流民还非要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给朝廷“添乱”呢？难道这纯粹是流民的错吗？

【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间，数为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骧聚众据乐乡反，南平太守应詹与醴陵令杜苾共击破之。王澄使成都内史王机讨骧，骧请降，澄伪许而袭杀之。以其妻子为赏，沉八千馀人于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畴等复反，湘州参军冯素与蜀人汝班有隙，言于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尽诛流民。流民大惧，四五万家一时俱反，以杜苾州里重望，共推为主。苾自称梁、益二州牧、领湘州刺史。】——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

我说这些也并不是想要给谁“洗白”，实际上在那种战乱时期，没有人是清白的，也没有人是正义的，只希望某些人不要利用这些历史事件来大做文章，至于那些到处造谣的人，我最近看到了不少这样的言论，希望这些人自重！

rocwon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一次”不准确，因为那是十几个政权之间大大小小的混战。

至于可不可以看成是“内乱”，要看你站的立场和所秉持的史观。

比如一个现代人从中华民族的角度，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它就是内乱。

高中中国史教科书就讲过，民族之间的战争，没有侵略之说，只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柏杨先生也说过：所有的王朝，都是中国的王朝；所有的国，都是中国的另一种称谓。

luo-xuan-zhen-li 网友的相关建议:

1.首先需要辨析一下“内战”这个词汇的含义。其实内战一词的起源很晚，晚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作为一个专业词汇进行探讨。所以，这是一个现代词汇，其定义参考的材料主要是现代社会的事件，主要用来形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的战争。如果我们沿用1982年斯莫尔和辛格在《诉诸武力》一书中对内战的定义：“由政府参与、并在同一主权国家范围内展开的武装冲突。”内战之内是着重强调一国之内的战争，区别于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是主权国家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产物，所以很难用来描述前现代社会的战争形态。

2.因为出现了名词的不适用，或者说这个题目本来就是错误的，所以接下来的讨论就必然是公有公说理、婆有婆说理，关键在于每个人对内外的定义不同。如果以地域原则确定内外，则毫无疑问是内战；如果以华夷之别来确定内外，则还有以统治者的族源区别和国家整体的政治制度区别等子流派，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

3.当然，上述说的大多是北方的情况，其实南方的东晋和南朝也存在对诸南蛮作战的情况，我想如果确定了对北方战争的定义，再去看南方，可能也会诞生很多有意思的看法和答案。

jing-xing-zhi-69 网友的相关建议:

可以，但没必要。

内战和外战本来就是相对的概念，进行这种划分也正是为了通过对比来说明问题。内与外的界限不必是固定的，但必须是有意义的。

历史上的所有战争都可以说是人类自相残杀的“内战”，但这是一句无用的废话。一条线把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划在同一边，和没划有什么区别？

具体到“五胡乱华”这段历史，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划分：

族群视角：初期主要是外战，其后则内战逐渐增多，典型例子就是后燕灭西燕^[1]。
政权视角：大多数成规模的战争都是政权之间的外战，冉闵与诸石的互相攻伐是内战。
阶级视角：既有统治阶级的内斗，也有阶级间的压迫，还有被压迫者的反抗^[2]。

这些视角各自有其局限性，但都是有意义的，能从某个特定的角度说明一些问题。

而把“五胡乱华”定义为内战，也可以自圆其说，但是与其相对应的“外战”是什么呢？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按照这个标准，岂非中国古代史范围内的所有战争都是内战了？

当然，你也可以觉得“国史壬视野狭隘费拉不堪”^[3]，那你就去做“4世纪世界局势”这样的研究，在这个视野下，把“五胡乱华”视为内战，以区别于东亚文化圈和中亚文化圈之间的冲突，似乎还是有意义的。

但是本问题下那些主张“五胡乱华为内战”的答案，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阐述，反而不断地表现出与他们所反对的所谓“皇汉”相类似的错误：套用现代的词汇、语义和价值观念去理解史料和历史现象。

@戴万琦的答案称“除鲜卑以外，匈奴，羯，羌，氐四个民族全部是西晋王朝的编户，就是有户口的民众，是西晋王朝的合法公民”，上来就把分量最大的鲜卑给无视掉，即便后面的论述完全成立，那也只能得出“四胡乱华”是内战的结论。而且，后四者真的都是“编户”吗？这里只引用罗新先生的一段概括：

氐族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的三辅地区和西北各郡，从事农耕，在西晋时候已经编户化，汉化程度很高，而羌族主要分布于关中北部，从平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丘陵和山区，特别集中在冯翊、北地、安定等郡，半农半牧，汉化程度较氐族要低得多^[4]。

则至少羌族的编户化程度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就算忽略掉上述漏洞，把“编户”解读为“户口”也勉强可以接受，那“合法公民”又是什么鬼？用这种当时根本不存在的词汇来形容“五胡”，和称冉闵为“民族英雄”有本质区别吗？

@慕容垂的答案则列举了“胡夷内侮”“五胡叛逆”“五胡扛鼎”等说法证明当时人就认为这是“一场内乱”。然而这完全是望文生义的解读，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误人子弟”。以下逐条反驳：

这里的“内侮”在古籍中就有“家庭内部矛盾”的意思

内侮一词确实有这个意思^[5]，但是顾荣所用显然并非此意，否则放在句子里面“胡夷内侮”岂不是“胡人内部矛盾”的意思？这里的“内”应该作为副词（动词？）理解为“向内”，而不是作为形容词理解为“内部的”。“内侮”和“入侵”相差仿佛，此类用法在史书中到处都是：

雷观，宁化县人。靖康间以太学上书，略曰:“当今夷狄内侮，国势阽圮之秋，扶颠持危，其急于一相。^[6]
靖康元年月日，诸王府赞读臣江端友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自比年以来，天变屡作，祸乱繁兴，水旱相仍，夷狄内侮，安知非祖宗在天之灵赫怒于斯耶？^[7]

如果说五胡大多曾臣服西晋，勉强称得上是“内”，那么北宋时期已经“第一次有了对等外交的意识”^[8]，难道雷观、江端友两人竟然自大到认为此前从未称臣纳贡的金人之南下是一场大宋王朝的内乱？

“叛逆”有以下犯上的意思

这个说法同样是以偏概全，叛、叛乱、叛逆，并不专指“以下犯上”。

军南门，在天大将军南，天大将军之南门也。主谁何出入。星不明，外国叛；动摇，则兵起；明，则远方来贡。^[9]

虽然这里的“外国”不等于今天意义上的外国，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强行理解为“内”吧？史书上“外国叛”的例子也并不少见：

匈奴背叛，为害久远。赖祖宗之灵，师克有捷，丑虏破碎，遂扫厥庭，役不再籍，万里清荡，非朕小子眇身所能克堪。^[10]
交趾叛，诏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总九将军讨之^[11]。

按照慕容垂的逻辑，窦宪燕然勒石，也不过是平定了一次内部叛乱；交趾侵掠广西、郭逵率军反击，这也都是大宋王朝的内战了。

当然，有人可能坚持认为，只要曾称臣纳贡，那就都是“内”而不是“外国”，如此说来，甲午年清军入朝镇压东学党也是平定内乱了——但是还有一个人表示冤枉：

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籓，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12]

和东汉乃至魏晋时期的匈奴不同，人家郅支单于算上祖宗N代都从来没有向你汉表示过臣服，怎么也成了“以下犯上”的“内部叛逆”了？

很简单，因为在“臣延寿、臣汤”看来你郅支单于“不臣”，那自然就只能是“叛逆”了。古籍中与“叛”相对立的正是“服”，所谓“叛服不定”是也，拿“五胡叛逆”来证明这不是侵略而是内乱，岂不可笑？

所谓的“乱华”更多的是被当时的人认为是一场臣民的叛乱，而不是所谓的“侵略”

然而《晋书》里不光有“五胡扛鼎”，还有这样的话：

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盖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国之萌也。其后遂有五胡之乱，此又失在狂也。^[13]

同样，这里的“中国”不是现代意义的中国，“侵”也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汉语中“侵犯一个国家领土主权”的含义，但是至少没有根本方向的差异吧？只要不强行拉上现代的民族、种族观念，那么一般人将这句话中的“侵”理解为“侵略”，我觉得问题不大，至少比把上述“内侮”理解为内部矛盾，“叛逆”理解为内部叛乱强多了。

强调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并不必然意味着掩盖阶级矛盾。在历史问题上，有些立场或许是天然错误的，但是没有哪种立场是天然正确的。“皇汉”这一群体在键史圈向来是处于鄙视链的下游，但是鄙视“皇汉”、批判他们的观点，不意味着你真的就比他们强了。事实上，立场先行，恰恰是许多低级错误的开始。

参考

^ “五胡”不应该被视为五个“民族”实体，将慕容鲜卑和拓跋鲜看做两个独立的族群更合适
^ 白寿彝《中国通史》：“石勒的起事，在初期更加鲜明地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
^ 此处是小圈子玩梗，谢绝过度引申
^ 罗新《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
^ 《国语·周语中》：“ 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於墙，外御其侮。’若是则阋乃内侮，而虽阋不败亲也。”
^ 《永乐大典》卷七八九四《临汀志•遗逸正烈》
^ 《邵氏闻见后录》卷二
^ 葛兆光《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p51
^ 《宋史》志第四天文四·二十八舍下
^ 《后汉书》卷四·孝和孝殇帝纪第四·永元元年闰月丙子
^ 《宋史》卷三百三十二·列傳第九十一·赵禼
^ 《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 《晋书》志第十七·五行上

shuo-shu-44-10 网友的相关建议:

“五胡乱华”这个词，教科书里已经不提了，改叫“民族融合”。“内”者，现有版图也。“华”本身就“不正确”了...........算了，不讲下去了，吃力死了。

chen-feng-bao-lie-jiu-30-67 网友的相关建议:

日本早知道如此，就该游说当年民族识别人员，把日本遗孤识别成第五十七个民族。。那南京大屠杀也不会有人敢说了，谁说了谁破坏民族团结。。那样侵华战争就洗白成内战了，锅就要扣到大汉族主义头上，说人家压迫日本逼着日本“大和民族西迁”。

遇上外敌入侵，这种人却幻想“打赢了多个省打输了多个自治区”。汪精卫要是早知道该请这俩去汪伪政府当文化教员。外敌来侵略，要是无论输赢横竖都是咱地盘增长，那岂不是得出的结论就是“遇上外敌入侵直接投降，不死一个人多一个自治区”？汪精卫传人啊。

zhu-sheng-song-42 网友的相关建议:

简单一点吧

1.不是一次内战

原因：五胡乱华是多个势力多个政权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都不止一次了，怎么是一次内战呢？

2.不全是内战

假设内战=国家控制区的内部势力的战争

事先注明：不能以当今中国版图来看问题，否则又会陷入无聊的成吉思汗是不是异族入侵者的政治大于历史意义的争论死结

最后变成互喷

回到正题

内战=原西晋控制区内诸势力的战争

那么似乎一开始的八王之乱，到精汉之耻、fake单于屠各渊的造反/叛乱，的确还是西晋内部的战争

再后面呢？

后赵、冉魏和前燕的战争

前赵和代国的战争

前秦征伐西域的战争

铁弗匈奴栾提氏和拓跋代的战争

这也是内战么？西域变成前秦氐酋的“法理领土”了？还是冉魏是前燕的合法臣子？

都不是，自然不能算内战

3.另一个问题，引入外敌（本处特指西晋诸王眼中的鲜卑大爷）打本国人算不算内战？

司马越、王浚量长安、邺城之金帛子女，结鲜卑之欢心，跑去抽“非国民秽多”石勒、“叛乱土司”屠各以及自家亲兄弟就算了。

王浚请鲜卑兵劫掠刘琨的控制区，把汉人当牲口一样卖出塞，算不算内战？

最后鲜卑大爷们跑进中原玩八公二民的苛政，搞五丁抽三，家男留一的史诗级脑抽动员，征发一百五十万人伐晋（所幸负责人及时病死了，没有和苻天王一样身败名裂）

算不算内战？

逢民族主义必反和看到少民和汉人打仗就高潮，都是一种病，得电

mo-li-ao 网友的相关建议:

五胡乱华本来就是内战，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八王之乱内战的延伸。

刘渊的老板是成都王司马颖。当时割据冀州的成都王在和洛阳朝中的东海王司马越内战，然后北边的幽州军阀王浚配合司马越打司马颖。王浚手下王牌是段氏鲜卑的骑兵，司马颖手下的汉兵扛不住，所以才放手让刘渊发动匈奴骑兵。刘渊固然有野心，但他带出匈奴兵后是真的想支援司马颖，可惜来不及，司马颖已经崩了。没了老板，刘渊自立割据，就是后来的匈奴汉朝。但是讲道理，刘渊做的事和司马颖，和王浚有什么区别？王浚一个汉人，还是太原王氏的贵族，世受皇恩的功勋子弟。国家有难，王浚可以引鲜卑人进来割据打内战。刘渊作为匈奴人，发动本族人参与内战就成了侵略？还讲不讲理啊？

再说石勒，石勒的大哥是汲桑，桑哥的大哥是公师藩，公师藩也是成都王司马颖的部将，而且是铁粉。司马颖死后，公师藩抬棺行军，每天对着司马颖棺材向领导汇报工作。当其时，石勒完全是在参与八王之乱的内战。可是呢，大哥大公师藩打输了，被砍了。石勒跟着桑哥继续打，然后汲桑也输了，也被砍了。你叫石勒怎么办？司马越司马腾那波人连杀两个大哥之仇不能去，他又在河北往刘渊那里跑不是很正常么。毕竟刘渊也是司马颖的小弟出身。石勒投靠刘渊做打手，然后做大后自立。石勒一生都在打内战，从来没有勾结“境外势力”。

再说成汉李家，这个就简单了，典型的流民起义。八王之乱后期，武装流民遍地开花，攻城略地数不胜数。别人只是没占稳，成汉在四川占稳了，又恰巧是少数民族。把巴氐算成“乱华”是真的冤。人家本来在甘肃过得好好的，你晋自己解决不好西北问题，把人家变成难民背井离乡入蜀逃难，这算不算晋人乱氐？明明是你先嘛。

符家本来是石赵下面的，然后自立。这不是内战是什么？这是二阶内战，是石赵内战的衍生势力。

最后说慕容家，以南北朝的标准，慕容氏称得上大晋忠臣。南渡之后，如果说北方还有一个胡族对晋朝是忠诚的，那就是慕容鲜卑了。说慕容家“乱华”绝对没良心，这群东北人在永嘉南渡后继续向东晋称臣40年。这可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人脑袋打成狗脑袋的四十年，一个东北发迹的胡族势力坚持认一个几千里外完全指望不上的江南汉人政权当爸爸真的够意思了。东晋自己都认为凉州张家和东北慕容家最对的起朝廷，张家毕竟是汉人，慕容家就属于用爱发电了。

五胡之中，匈汉和石赵可以看作八王之乱内战的延续。他们最早是跟着晋朝王爷打汉人内战的，打着打着发现老板打没了，自己创业继续打。李成是流民起义，东汉以来四川土客矛盾就没停过，流民起兵常有之事。李雄父子干的事和其他武装流民是一样的，要说区别无非是干成了加上正好是少数民族。符秦是第二阶段内战，石赵内乱分裂出来的势力。这里唯一稍微有点“境外势力”嫌疑的是慕容燕，但是慕容家反而是忠于晋朝的，至少是最后一个脱离晋朝的。慕容鲜卑刚迁到辽河流域的时候西晋已经完蛋了，后面非说侵略也是侵略石赵。虽然各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进程，但以内外而论全是纯粹的内战。皇汉不读书，大家不要学。

reseted1579091819694 网友的相关建议:

1。按照国家官方史观（不可以有区域和族群史观），我国版图境内的族群和区域之间的战争都属于我国内战。因此，五个少民进入中原是内战且不可污蔑，就跟华夏族-汉族历代北上南下东进西出也是内战不是侵略一样。而且，谁敢反对和污蔑，谁就是篡改历史破坏我国统一和团结的分裂分子两面人。这是我区的历史教育。

2。在古代当时肯定不算族群内部战争，毕竟五个少民和汉人还不是一个民族。但现在往回看肯定是汉人祖先的内战，因为这些少民已经变成现代汉民族的祖先之一了。而且双方都向对方搞过屠杀等战争行为，现在还视他们为敌人和辱骂他们属于数典忘祖行为。思路来源于内地同胞 @关毛。

3，个人认为，周围族群征伐统治中原和中原族群对外征伐统治没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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