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伟大成就？ 第1页

当然是扫除寄生虫

人不是生来就健健康康的

对了，忘记提一句，治疗血吸虫的特效药吡喹酮是70年代中期才发明的。再之前用的药比如说酒石酸锑钾之类副作用比较大（副作用可能会致命）。。

写送瘟神的时候及再以后十多年内中国并没有能够“消灭”寄生虫，能做到的是建立了布满全国的监控体系，控制寄生虫的传播，及时治疗急性患者，降低晚期患者和因此死亡的患者人数。

血吸虫生活史

丝虫生活史

钩虫生活史

以《送瘟神》所写的江西余江县为例。从1920年到1950年，全县有29000多

人死于血吸虫病，到处是棺材村和寡妇村。

　　1948年12月19日的《大公报》上，寄生虫病专家徐锡藩的调查《不可疏忽之

日本住血吸虫病》记载，浙江嘉兴步云镇居民60%患有血吸虫病。其中“墙头村”

20年间死亡殆尽，仅余一家四口，且其中一人已有腹水。

　　安徽贵池县碾子下村，向有120户，到解放时只剩下一户四口，其中3人不久

也死去，只剩下一个理发师。他的理发手艺再也无用武之地了。

　　江苏昆山县1949年前30年内102个村庄灭于血吸虫。

　　扬中县长寿村到1949年90户有26户灭门、72名妇女成为寡妇。当时医学并不

能保他们长寿。

　　宜兴县湖乡宫滨村1952年只剩下28个寡妇，她们的丈夫全死于血吸虫病。

　　湖南湘阴县民国期间灭于血吸虫的村庄1528个，绝户13018户。

　　湖北阳新县1929-1949年死于血吸虫的8.13万人，绝户10642家。

　　以上是我国解放初无数地区的缩影，“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所描述的如东汉末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一样，是真实的人间惨象。

　　数据显示，解放初，全国有12个省市，454个县市区，1160万血吸虫病人，

60万晚期病人，1亿人（全国的1/6）暴露于血吸虫的危险中。

上海地方志

民国19年、民国23年，陈方之、李赋京相继报道上海地区血吸虫病流行的范围和程度。民国26年、民国27年,安德鲁斯(Andrews)、吴光先后报道上海地区发现家畜血吸虫病。民国30年吴光、许邦宪对上海市郊区血吸虫病的保虫宿主进行调查，指出该病已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威胁农民健康的重要疾患。由于解放前未采取防治措施，很多村庄出现“有屋无人住，有田无人种”的苦难情景。民国19～38年，青浦县莲盛乡任屯村全村275户、960人，其中全家死绝的有121户，死剩1人的28户，幸存的461人中97.3％也患了血吸虫病；50多幢房屋倒塌，1300多亩良田荒芜。嘉定县安亭乡薛家村民国18年有11户、44人,解放时仅存5户、22人。上海县宝南乡北马村至民国28年死绝17户，解放时大部分房屋倒塌，村前河沟瓦砾钉螺密布，全村仅存的28个男性青壮年中有22人患晚期血吸虫病。

还是大上海

民国年间，血吸虫病流行严重。民国5年（1916年），梅堰小港里村有60多户、200余人，到吴江解放前夕，先后死于臌胀病有73人，21户死绝，21户拆房卖屋，拆掉房屋105间，22人弃家外出讨饭，解放时，该村只剩下19户、63人，其中患血吸虫病的就有61人。 群众中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勿要刀上死，勿要绳上死，只要到小港里去做女婿”。八坼公社一图大队（今友谊村）第七生产队在解放前有27户人家，115人，在解放前两三年中，死于血吸虫病37人，7户人家死绝；第二生产队严六宝祖孙三代7口人，5人死于血吸虫病。群众中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水氽牛毛墩，跑光一图村，十人有九臌，穷人走绝路”。庙港公社合群大队骆驼港村，解放前最多时有40户人家，因血吸虫病死绝的就有24户，到解放时仅剩16户，其中5户是五保户，全村只有2个劳动力。屯村公社东风大队的池浜村，全村曾有83户，到解放时已有33户因患血吸虫病死绝，有6户只剩1人，社员陈小金一家，解放前被血吸虫病夺去了6条生命。

1951年征兵体检时，全县10个区9592名应征青年中，查出血吸虫病病人6147例，阳性率高达64．09%。1951年11月27日，苏南行政公署卫生处派员到松陵镇调查，发现每条市河内都有钉螺，经发动群众捕捉，三四天内捕捉到钉螺3万多只。以后，县内每年进行查治血吸虫病病人和查灭钉螺工作，血吸虫病流行范围逐步查明。至1984年底，已查明县内历史上共有23个乡镇、7个县属镇、3个场圃、497个行政村流行过血吸虫病，全县累计查出血吸虫病病人163883例；累计查出有钉螺面积（以下称有螺面积）84208250平方米，其中湖滩40401559平方米、河港5152135平方米、稻田34287621平方米、沟渠3623359平方米、其他环境743576平方米。有螺面积列全国水网型地区血吸虫病流行县（市）的第3位，血吸虫病病人数列全国血吸虫病流行县（市）的第13位，病人遍及所有乡镇行政村。全县血吸虫病流行程度，太浦河以北地区高于太浦河以南地区。有螺面积最多的是八坼乡。

1950年，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上海市原有9个郊区中的吴淞、江湾、真如、龙华、新泾5区流行血吸虫病。1955年，市郊9区合并为西郊、北郊和东郊3区。西郊、北郊区流行血吸虫病，东郊区只在近江苏省川沙县的边缘几条河岸发现钉螺，未查见病人。1958年，江苏省的上海、嘉定、宝山、青浦、松江、金山、奉贤、南汇、川沙及崇明划入上海市，原3个郊区分别并入嘉定、上海、宝山、川沙县。上海市郊除崇明县外，其余9县的212个公社、镇中有159个公社(镇)、1558个生产大队有血吸虫病流行，分别占社、队的74.5％和81.4％。1956～1958年调查，各流行区3岁以上居民粪便检查平均阳性率为20.5％。青浦县最高为40.4％，金山县次之为32.2％，上海、奉贤、嘉定、松江县分别为26.3％、20.7％、20.5％、16.5％，南汇、宝山、川沙县较低，分别为9.9％、6.4％、4.3％；水上运输船民为33.7％。部分重流行区粪检阳性率在80％以上。1956～1984年逐年普查，累计查出血吸虫病患者759287人，占流行区人口总数的24.7％。

1975年，全市血吸虫病人治愈92%，疫区人群粪检阳性率下降到2%，有螺面积消灭98%,无阳性钉螺，无急性感染，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要求。1985年，病人治愈99.9%，疫区人群粪检阳性率降到0.03%，病牛全部治疗或处理，疫区未查到钉螺。1985年8月29日，全市消灭血吸虫病。

　“邹、滕、峄县，粗腿大蛋”、“沂河两岸，十人九疝”、“四人围桌桌，狗都钻不过”，这些民谣真实地反映了丝虫病肆虐的情景　　王振中，山东邹城市北宿镇中落村人，今年78岁，一生未娶。20岁那年，他的阴囊里长了个黄豆大小的疙瘩，后来两侧腹股沟陆续有不断增大的疙瘩出现，每当田里的农活重了，这些小疙瘩就疼痛难忍，并且越来越大。4年后，他的阴囊已肿得像小瓮，下垂过膝。他终日躲在屋里，郁郁寡欢。这是典型的晚期丝虫病症状——阴囊象皮肿。“那时，村里很多人得这种病，见不得人，有的离了婚，有的上了吊。”王振中回忆道。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丝虫病患者满目皆是。“邹、滕、峄县，粗腿大蛋”、“沂河两岸，十人九疝”，这些民谣真实地反映了丝虫病肆虐的情景。当时，山东有丝虫病人500万，是全国丝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浙江长兴县也曾是丝虫病的重灾区。过去，长兴有“两大”：西部“大肚皮（晚期血吸虫病人）”，东部“大粗腿（晚期丝虫病人）”。那些“大粗腿”，就是下肢象皮肿病人。老百姓说：“四人围桌桌，狗都钻不过”。意思是，四个人围坐八仙桌吃饭，八条腿粗得连狗都没法钻进去觅食。　　解放初期，重庆有首民谣：“秀山米粮仓，本是好地方，十男九肿子（指象皮肿），一世不安康，轻者屙白尿（指乳糜尿），重者见阎王”，这是丝虫病严重流行的真实写照。一些巨大的下肢和阴囊象皮肿，其病理赘生物可重达数十斤，观之触目惊心。　　我国曾是世界上丝虫病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流行范围达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湖南、广西、贵州、四川和重庆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64个县（市）,受威胁人口达3.4亿，丝虫病患者达3000多万人，其中慢性丝虫病患者540万人。1965年，山东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科研人员下乡查血，他们在邹县太平镇发现了一个叫郑成富的重症病人，他的双腿巨大畸形，像水缸一样粗，并伴有巨大阴囊象皮肿。当时，他已经结婚生子，妻子因不堪忍受其病体，离家而去。医务人员把他接到了济宁，为他精心制订了3次手术治疗方案，切除了40公斤重的赘生物。第一次是阴囊手术，切掉坏死组织达12公斤多。第二次手术修复左腿，第三次手术修复右腿，并保留了膝关节功能。此后，郑成富可以下地劳动，并健康地活到82岁，2007年春逝世。

丝虫病防治有两大难点：一是查血难，二是吃药难。丝虫是个 “夜游神”，昼伏夜出。微丝蚴白天潜伏在人体内脏血管，夜间才游到毛细血管，在外周血的高峰时间出现在午夜。因此，采血检查必须在深夜进行。同时，作为传染源的微丝蚴血症者，大多无明显临床表现，很多人往往不愿意吃药，而这些人恰恰是防治的重点对象。

　　耳垂血究竟应该采几滴？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大有学问。采少了，看不见微丝蚴；采多了，老百姓不干。为此，我国专家经过长期研究认为，最佳采血量为6大滴，约120微升，涂制两张厚血片。这样不仅微丝蚴检出率高，而且群众易于接受。

　　据老一辈丝虫病防治专家介绍，到农村采耳血是件苦差，挨骂、挨打、被狗咬是家常便饭。农民白天干农活很劳累，晚上睡得早。而采血检查必须晚上9点至次日凌晨1点进行。为此，防治人员经常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手提马灯，夜半敲门。有的农家院子很深，听不见敲门声，专家们不得不拨门栓、爬墙头。冬天夜里，老乡蜷缩在被窝里，睡眼惺忪，不愿起来，防治人员就趴在炕头上采耳血。有的孩子被扎疼了，大哭大闹，家长便迁怒于采血人员，有的甚至拿起尿罐就泼。

　　后来，专家们想出一个好办法：把显微镜搬到村里。当村民看到血片上活蹦乱跳的微丝蚴时，既新奇，又震惊，纷纷主动要求采血。

　　采血结束后，防治人员还要连夜把血片送到实验室，在脱血色素、染色之后，进行显微镜检查。由于采血来之不易，专家们在镜检时反复观察，每小时最多只能看10张片子，十分辛苦。

再贴段武汉地方志

武汉市志(1840-1985) > 卫生志 > 目录 > 卫生防疫 > 寄生虫病防治

寄生虫病防治

　　血吸虫病

　　1.流行概况 血吸虫病在武汉地区流行己久。1881年3月，德籍神父富荷斯(P·Fuchs)在武昌府采集到三颗肋壳钉螺，经贝类学家格莱德(Gredier)鉴定，命名为“湖北钉螺’(Oncomelania Hupensis)。1924年，梅来尼(Meleney·H·E)在《钉螺分布的进一步调查》一文中报道，在汉口北边的七里河附近的一个池塘边和一条小沟内(距平汉铁路桥两边约1哩)发现钉螺。同时，一些教会医院亦相继报道发现血吸虫病人。1910年1月，汉口威斯莱教会医院霍奇(Hodge)布思(Booth)报道,在147人的粪便检查中发现12人有血吸虫卵。1924年，汉口普爱医院医生江虎臣在《脾脏肿大与腹水》一文中报道，1923年在普爱医院检查30例脾脏肿大腹水患者，有23例有一种或两种以上寄生虫，其中日本血吸虫病12例，占52％。这12人中，来自汉阳5人，汉口2人，汉川、黄冈、沔阳、新堤、黄陂等地各1人。自1905年汉口修建张公堤、1906年武昌修建武泰闸后，控制了市区水位，随着堤內开垦种植，改变了生态环境，钉螺大面积消亡。汉口张公堤外仍是夏水冬陆的荒滩，夏秋一片水，冬春一片滩，杂草丛生，钉螺密布，是血吸虫病流行蔓延的疫区。尤以193 1年大水后流行更趋严重，很多人患病而死，疫区居民举家外逃者日增。至解放前夕，疫区己十室九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出现了不少“寡妇墩”和“无人村”。疫区民谣说：“湖区人，腰鼓形。黑脚板，乌眼睛。人未进门，肚先行。吃野菜，绝后人。”整个疫区，家家有人死，天天见新坟，呈现着一片“万户萧疏鬼唱歌”之惨景。(图2)

　　(例一)1889年，从金银潭到禁口数1O平方公里的地带有几十个村湾，至1948年只剩下9个。金银潭曾有140多户1300余人,至1948年不满300人。贫农杨豺元被血吸虫病折磨得悬梁自尽；杨朝双、杨宝山因患此病，痛不欲生，投河身亡；杨狗元因患此病，腹胀如鼓，痛苦难忍，竟用刀刺穿肚皮而死。1931—1932年，金银潭两年内死亡达150余人，全家死绝的达40余户。

　　(例二)1929年，东西湖巨龙岗有72个湾子3 800余人，至解放前夕仅存40个湾子2 500余人。其中因受血吸虫病危害， 形成侏儒者甚多。彭湾成年男女因患血吸虫病影响生育，5—6年未见新生儿。

　　建国后，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随着武汉行政区划的变动扩大和新螺区的出现，疫区范围也随之变动扩大。1958年前，疫区仅是张公堤内的北垸乡、合作乡和堤外的腾子岗、金银潭、谌家矶等处。1958年，围垦张公堤外的府河滩地495平方公里，建成国营东西湖农场，划归武汉市管辖。1966年，围垦东荆河荒滩8万余亩，建成汉南农场划归东西湖农管局领导。1977年，天兴洲发现大面积钉螺，成为新疫区。1978年，东城垸农场划入武汉市，与汉南农场合并。1970年后，长江武汉段江滩不断出现新螺点，这些新螺点一般面积不大，但钉螺密度高，阳性螺多，又多处于人口密集的城区，常引起急性感染病人发生，对周围群众危害大。至1985年，市区累计发现钉螺面积598 412亩，9个市区均有分布，其中以东西湖和汉南两区最多。累计灭光钉螺面积554 212亩，钉螺面积减少了92.6 1％。累计查出病人70 426人，治疗213 766人次，疫区粪检阳性率由1956年的11.54％降至2.52％。

　　2.查螺灭螺 1955年4月，湖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派出调查组到武昌东湖枫林渡、马王庙游泳池、沙湖和沙湖港一带进行钉螺调查，仅在沙湖查到钙化钉螺，未见活螺。据民间传说，20年代以前东亭乡一带(东湖、沙湖地区)有血吸虫病流行，姚湾(今洪山东亭、观音等乡)是有名的“大肚子湾”。1955年冬，市卫生防疫站派出20余人在市区进行钉螺普查，在岱家山腾子岗、金银潭和张公堤外的府河河滩发现大面积钉螺，堤内的北垸乡、合作乡也发现钉螺孳生；在东湖湖心亭、磨山、沙湖、汤孙湖、青山港、墨水湖、北湖、中山公园等地发现钙化钉螺。1957年，省寄生虫病研究所组织武汉市和汉阳县共10余人，对东西湖地区进行钉螺调查。同年，市血防站在谌家矶进行钉螺调查，1962年，开始建立疫区钉螺一张图、一本帐。嗣后，每年由市、区血防干部带领各疫区生产队血防员进行钉螺调查。将调查结果绘制成钉螺分布图，建立钉螺帐册。1966年，汉南农场和东风垸围垦。1970年青菱公社江滩发现钉螺，1971年石嘴公社火箭大队两条排灌沟发现钉螺。1972年，东西湖区开始对外滩建帐治理。同年，建设公社江滩发现钉螺。1976年武昌巡司河入江口两岸发现钉螺。1977年天兴洲发现钉螺。经过30年的反复调查，截止1985年，市区累计发现钉螺面积598 412亩，分布在府河、东荆河和长江3条水系。府河水系历史有螺面积378 654亩，流域范围内有东西湖区、硚口区和江岸区。东荆河水系历史有螺面积203 060亩，流域范围内有汉南区。长江江滩及江心洲近年陆续发现钉螺，有螺面积16 698亩。1985年，市区尚有钉螺面积44 200亩，其中垸内3 512亩，垸外40 688亩。 (表50、51、图3)

　　灭螺工作始于1956年，当年在张公堤一带采用铲草皮堆肥的方法灭螺258 837平方米，以茶子饼毒杀钉螺7 876平方米，北垸乡水田改旱地2 000亩。1957年，金银潭铲草皮灭螺7 700平方米。北垸乡对三角湖、运河沟及2l条支沟进行铲草皮堆肥灭螺；合作乡在杜湾沟采用开新沟填旧沟方法灭螺，以亚砷酸钙杀灭钉螺108 311平方米；谌家矶翻耕埋螺1300亩。为发展生产、消灭钉螺，省、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府河、东荆河流域的三滩(草滩、湖滩、芦苇滩)进行围垦。1957年冬，省人民政府成立东西湖围垦指挥部，省长张体学任指挥长，围垦府河荒滩。1958年春，市政府成立灭螺指挥部，杨青任指挥长，围建幸福垸、金银潭、谌家矶堤。同时，对张公堤沿线20公里有螺地带(堤内外200米)进行铲草皮灭螺185万平方米。同年，省政府与孝感专区决定，围垦东荆河荒滩。1957—1977年，共完成8项围垦灭螺工程：　　

　　1957年东西湖围垦。东西湖区系府河滩地，夏水冬陆，杂草丛生,钉螺密布，其中高地有少数民垸散布，分属汉阳、汉川、孝感、黄陂等县。当年冬进行围垦，动员11万民工，经半年施工，1958年春完工。完成土方1 575.5万立方米， 围垦面积495.5平方公里，其中荒地面积4O万亩，围堤长53.57公里，堤面标高28.28米，围堤后建成国营东西湖农场，划归武汉市领导。

　　1958年修建银潭堤。东起张公堤，经金、银两潭，西至东西湖大堤，全长730米，围垦面积300亩。

　　1958年修建幸福垸堤。南起张公堤，经腾子岗，沿捷径河南岸至二道桥南端，全长2 82 1米，围垦面积4 820亩。有螺面积1811亩，经开挖排灌沟，填平坑垱 ，种植蔬菜，2年内灭螺1055亩。沟渠、坑垱、荒地等特殊残留孳生地活螺密度也由9.9只／平方市尺降至0.79只／平方市尺。

　　1958年谌家矶围垦。全长4 1 00米，围垦面积1.2万亩，新开灌溉沟54条。围垦前钉螺平均密度为2.93只／平方市尺，围垦后降到O.35只／平方市尺，比围垦前减少88％。钉螺自然死亡率增至99.3％。

　　1958年东城垸围垦。该垸系东荆河流域之草滩、湖滩和芦苇滩。当年，湖北省政府决定围垦。筑堤27公里，完成土方550万立方，围垦面积13.32万亩，建东城垸农场(197 8年划归武汉市，并入汉南农场)。　　

　　1966年汉南垸围垦。该垸系东荆河流域之荒滩，投入劳力2.3万余人，完成土方工程200万立方，围垦面积8万余亩，建国营汉南农场。

　　1966年，东风垸围垦(现为东西湖区鱼牧场)。投入劳力3 500余人，围堤14.5公里，完成土方99.88万立方米，围垦面积2.2万亩。

　　1977年天兴洲修筑围堤。当年该洲发现大面积钉螺，围堤17.5公里，完成土方120万立方，垸内面积1.12万亩，防止江水泛滥，灭螺8 000余亩。　　

　　各围垦区建立后，结合发展生产开沟沥水，建设排灌系统，深翻土地(深20厘米)，开荒种植，以棉花、豆、麦、蔬菜等旱作物为主，改变了钉螺孳生环境，消灭了大面积钉螺。东西湖围垦后，当年灭光钉螺13万余亩，第二年又灭光钉螺3万余亩。幸福垸围堤后，开挖长1 000米、宽20米主沟一条，填平了沟两侧和居民点周围坑垱种植蔬菜，灭螺1 055亩。2年后复查，菜地已无活螺。对开荒后残留的特殊孳生地则采用开新沟填旧沟、填平坑垱、开挖鱼池、堵●养殖、削坡抬田、铲草皮土埋等改造环境与用五氯酚钠毒杀等综合措施，逐步加以消灭。1963年以后，垦区内大面积荒地多已开垦种植。对垦植遗留下来的沟渠、坑、湖、沼泽、湖塘等钉螺赖以孳生的特殊地形，本着“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先上后下，先生活区后生产区”的原则，采取改造环境和用五氯酚钠药物毒杀相结合的办法，消灭残存钉螺，贯彻“灭一块，清一块，巩固一块”的方针。1970年夏，市革命委员会组织市民政卫生局、市城市规划设计院、东西湖农管局等单位，组成设计组，对东西湖水利灭螺工程进行测量设计。9月，组建市灭螺水利指挥部；10月，组织城区4万余人开赴东西湖工地，开展灭螺大会战。历时4个月，共完成土方608万立方米，计开、扩、填沟292条，长204公里；削坡抬田围堤筑坝398公里；抬田开荒2万亩；填螗、坑垱133个717亩；改造修建鱼池237个1.2万亩；直接灭螺面积2.6万亩。同年汉桥区动员3万人，历时1月，灭螺3 000亩。汉南农场结合灭螺开展了水利建设。1971年，东西湖区开始外滩灭螺，共出动7 300余人，拖拉机22台，耕牛75头，铲草填埋钉螺64万平方米，机耕灭螺4 980亩。1972年，东西湖、洪山、汉桥3区组织 140个灭螺专业队共1575人，结合开荒生产，开展大规模药物灭螺。1973年，调集推土机26台，民工2万余人，对东西湖外滩进行灭螺治理；汉南农场开展外滩灭螺工程。1977年以后，逐步转入以改造特殊孳生地和药物毒杀相结合的复查复灭阶段。同时，对外滩加紧改造治理。1978—1979年，后湖、岱山等公社在外滩围池1600亩。至1985年止，市区灭光钉螺面积554 212亩，钉螺面积减少了92.6l％。

　　3．查病治病 查病工作始于1953年8—9月间，武汉医学院在岱山乡抽查400人，发现血吸虫病患者248人。195 4年春，市卫生防疫站、市传染病院在塔子乡抽查412人，发现患者225人。同年防汛结束后，根据中共武汉市委指示，市卫生局于9月17日成立防汛人员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为咨询、设计、指导机构，下设调查、检验、治疗、预防4个组，共抽调医务人员782人，对参加疫区防汛人员进行检查和治疗。共粪检39 886人，查出阳性7 283人。1955年，市卫生局从各医院抽调57名医务人员，组成10个血防工作组，深入疫区，共查出病人5 628人。1956年，对全市有代表性地区的28 020人进行血吸虫抗原皮内试验，发现阳性7 598人，阳性率为27.12％。其中汉桥区阳性率为29.33％，青山区为6.5％，洪 山区为13.51% ，汉阳区为5.19％，中等技术学校为8.82％。当年，在张公堤沿线地区开展粪便普查，共粪检75658人，查出患者7 627人。1958年，东西湖农场发生大批急性感染患者，遂开展大规模普查工作。1964年，东西湖、汉桥、水上 3区对4—60岁人口进行普查，共粪检75 073人，受检率89.5％，查出病人10 383人。同年，在东西湖7个农场和岱山、谌家矶两个公社进行晚期病人调查，共查出675例。其中男性525例，女性150例；年龄最小的6岁，最大的64岁；30岁以下的607例。按病型分类，巨脾型523例，腹水型64例，肝脾肿大型69例，侏儒型9例。晚期病人最多的是柏泉农场，有329人，占调查总数的48.7％。嗣后，每年对疫区人群进行粪便普查。至1985年，累计粪检258.56万人次，平均阳性率由1956年的11.54％下降至1985年的2.52%。

　　治疗血吸虫病人的工作始于1954年，当年在防汛人员中查出大批血吸虫病患者,9月，市卫生局组织7所市属医院、9所企业医院，并以结核病院和公安医院为临时血防医院,及时收治病人。计完成治疗出院者6150人，全部采用锑剂20日疗法；因夹杂症未能治疗者585人；治疗中因锑剂中毒和其他急性暴发性疾病死亡5人。1955年，市卫生局从市属各医院抽调158名医护人员，到各乡开设简易病床，收治血吸虫病患者4 000余人。1956年，汉桥区血防站深入各乡收治病人，以锑剂20日疗法为主。1958年，东西湖农场有大批急性感染病人，遂在全场开展全面普查普治，共收治患者14294人。治疗中因锑剂中毒死于“阿·斯氏综合症(“综合症”为症候，下同)者15例，死于心肌及循环衰竭者1例。 其中接受酒石酸锑钾3日疗法者6例，20日疗法者3例，三阶葡萄糖酸锑钠3日疗法者2例，锑钾小剂量者5例。1959年，东西湖再次发现大批急性感染病人，市卫生局抽调120名医护人员，由市血防站统一安排，组成25个巡回医疗队深入疫区开展防治工作。1964年，各疫区普查出大批血吸虫病人，市卫生局抽调117名医护人员，组成21个医疗队支援血防工作。嗣后，治病工作主要由各疫区卫生所负责。1967年，市财政局、卫生局联合发出通知，对血吸虫病人的检查、治疗全部免费。1970年，市卫生局从各医院抽调132人，组成15个医疗小分队，到郊区公社、农场治病3 000余人。1976年以后，逐步少用锑剂，改用硝硫氰胺治疗。1981年普遍采用吡喹酮治疗。至1985年，累计发现病人70 426例，治疗213 766人次，治疗率达91％以上；累计发现晚期病人2 635例，占历史累计病人数的3.81% ；切脾治疗140l例，综合治疗1130例。(表52)

　　急性血吸虫病发病急，病情重，每年均有发生。至1985年，市区累计发生10 204例。其中大批急性感染的年份有：1954年防汛期间发生急性感染1497例，死亡7例；1958年东西湖农场迁入大批易感人群，发生急性感染1 748例，死亡18例；1959年6月9日，日降暴雨317.4毫米，湖区渍水成灾，发生急性感染608例；1977年青山天兴洲发生急性感染827例，成为新疫区。血吸虫病大批急性感染具有较强的季节性。东西湖区受内渍影响，4、5月感染，6、7月为发病高峰。天兴洲受长江水位影响，7、8月感染，9、10月为发病高峰。

　　丝虫病

　　1．流行概况 武汉长江南岸郊区是丝虫病流行区，解放前无资料记载。据民间传说，清末有粗腿子病，武汉沦陷期间病人增多，当地民谣说：“四人并排坐，狗子不能过；八个围一席，狗子不能钻桌底”。丝虫病引起的淋巴管炎，民间俗称“发流火”、“发流气”，对象皮肿则称“气胯子”。1952年，中南同济医学院师生下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时，在磨山、喻桥、东湖等乡发现有丝虫病患者，遂于1953年进行调查，共血检672人，发现微丝蚴阳性者203人，并由陆素筠首先报道。同年冬，市卫生防疫站、中南同济医学院对武钢拟建厂区内的新民、石山、温洲和磨山等乡进行丝虫病感染情况调查，其中石山乡感染率为35.7l％，磨山乡感染率为53.42％。1954年，市卫生防疫站组建丝虫病防治组，深入鲁巷、磨山2乡20个村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小型防治试验，共检查l 056人，血检阳性和有明显体征者共432人，感染率为40.9％；经虫种鉴定均为马来丝虫；共捕蚊4139只，发现中华按蚊、乏倦库蚊等共7种；解剖证实，中华按蚊为武汉市丝虫病主要传播媒介。同年，中南同济医学院对洪山和田家湾两地区56个村庄进行了丝虫病感染率调查。其中洪山血检3 206人，阳性734人，阳性率为22.1％，洪山乡李家嘴感染率高达53％；田家湾血检2 703人，阳性554人。湖北医学院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建厂区进行了丝虫病流行病学调查，共血检6 207人，阳性1378人；病史调查3 876人，其中患淋巴管炎者l 617人，象皮肿患者633人；共解剖蚊虫473只，其中乏倦库蚊30只，狩猎库蚊11只(均为阴性)，中华按蚊432只(阳性38只)。1955年，市防疫队承担丝虫病防治任务，开始以普查治为主。至1957年，完成了流行区19个乡、5条街的第一次普查普治以及城区感染率调查。在19个乡中，共检查135 262人，丝虫病患者24 212人，平均感染率为17.9％，其中微丝蚴阳性者14 240人，平均阳性率为10.52％，占患者总数的58.8％；有病史者7 232人占29.87％；象皮肿患者2 740人，占11.32％。在武珞路等5条街中，共检查36 532人，有丝虫病患者947人，平均感染率为2.59％。其中微丝蚴阳性患者818人，平均阳性率为2.24％；有病史者71人，象皮肿58例。感染率最高的是青山镇，为9.4％；最低的是水果湖街，为0.99％。江岸、江汉、硚口、汉阳、武昌等5个城区和汉桥区未见象皮肿病人和有病史者，但血检中发现有微丝蚴阳性患者，平均血检阳性率为1.19％。其中居民为0.66％，干部为1.2％，工人为0.26%，学生为1.4％，驻军为1.8％，农民为2．2％。城区血检阳性者经查访，除2人为久居市內未曾外出过，其余均为郊区居民及外地迁入者。城区发现2例班氏丝虫病人。(表53，图4、5)

　　2．防治措施 通过调查，1954年确定江南郊区19个乡和5条街为防治范围，采取以预防性治疗病人、消灭传染源为主，相应地做好防蚊灭蚊工作的综合性措施。对查出的微丝蚴阳性患者，采用海群生7日疗法治疗；对有丝虫病史和象皮肿患者，采用海群生合并卡苯胂治疗，疗程为7天；另对部分象皮肿患者曾采用氟化钠治疗。1955年，使用“六六六”乳剂喷洒房屋7 905间、池塘11处，铲除杂草11344平方米。1956年，对微丝蚴阳性患者改用海群生5日疗法；用“六六六”石膏砖投入稻田、池塘820 216平方米，喷洒房屋23 1 403平方米。在武钢基建工地周围的8个乡，发动群众铲除杂草148 443平方米。1957年，市卫生局从各医院抽调50余人参加丝虫病防治工作。当年，对微丝蚴阳性患者采用海群生2日或1日疗法，提高了全程治疗率。冬季，对喻家山乡1 888户住房和32个牛栏用“六六六”烟熏灭越冬蚊，还采用“DDT” 浸泡蚊帐以杀灭成蚊。1958年，中共武汉市委召开防治丝虫病工作会议，制定了《消灭丝虫病规划》。洪山区成立“丝虫病防治委员会”，流行区各公社成立“丝虫病防治领导小组”，以加强对丝虫病防治工作的领导。1959年春，市卫生局组织第一次灭病大会战，抽调市卫生学校300余人，支援丝虫病防治工作，历时2个月，完成流行区8个公社的普查普治任务。同年底，又组织第二次灭病会战，至次年元月完成任务。从1954—1960年元月止，先后对流行区内的每个村庄进行4—5次血液普查，计1193127人次。对查出的病人均予以治疗，累计治疗患者43 005人次，其中微丝蚴阳性患者30 396人次，有体征者12 609人次；平均血检阳性率由防治前的10.52%降至0.21%，达到基本消灭丝虫病标准。

　　3．效果考核与监测 1959年，调查访问曾接受治疗的有病史及象皮肿患者2 80人，治疗前平均每人年发病天数为18.4天，治疗后降至4.93天，其中142人治疗后未再发病。1962年，对原低度流行区的和平公社侯家庙大队、原中度流行区的联合公社白马洲大队、原高度流行区的九峰公社胜利大队等地进行抽样调查，计血检2168人，微丝蚴阳性18人，平均阳性率为0.83% 。1970年初，卫生部调查组来武汉市考核丝虫病防治效果，3月14—19日，市卫生防疫站和医院抽调40余人，组成5个小组，对原流行丝虫病较重的花山、东方红、红旗、九峰、东风5个公社的13个生产大队、94个生产小队和l所中学进行抽样调查。共血检12 382人，微丝蚴阳性40人，平均阳性率为0.32％。发现阳性患者的生产小队有29个，其中有8个队阳性率高于1％，最高达2.8％。按生产大队计算，平均阳性率在0.1—0.6％之间。在40例阳性患者中，10岁以下3例，年龄最小者4岁，表明1960年后有新感染发生。同时，查访曾接受过治疗的体征患者432人，痊愈者245人，治愈率为54.2％；发作次数减少或症状减轻者136人，占30.1％；完全无效者占15.7％。1970年，中共中央文件中，对武汉市丝虫病防治成果与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为进一步巩固防治成果，全市郊区又进行了一次丝虫病普查普治，共血检360239人，微丝蚴阳性455人，阳性率为0.126％。其中洪山区血检171 206人，阳性率为0.21％；青山区血检170 983人，阳性率为0.042％ ；东西湖农场血检5 203人，阳性率为O.03％; 永丰公社血检12 847人，阳性率为O．055％。对所查出的阳性患者均及时治疗。1972年在洪山区洪山乡抽查3 275人，阳性率为0.12％。1974年，洪山区共抽查16198人，阳性率为O．012％。

在这个成就面前，卡特基金会算个蛋蛋。。

贴一点控制不太成功的

钩虫

这个照片不一定是寄生于人肠道的钩虫， 仅供参考。

钩虫是人肠道寄生虫中危害最大的。如图所示，钩虫有尖利的“牙”可以挂在人肠道里，然后刺破肠壁吸血。 每条钩虫每天大概吸个零点几毫升，然而人可能携带几十数百条钩虫。。。更恶心的是钩虫可以向伤口注入抗凝剂导致血流不止，而且钩虫会经常更换吸血位置。 最后的结果就是宿主（人）长期大量失血导致营养不良，丧失劳动力。

广西通志

第四节 钩虫病防治

民国3年(1914年)一位外籍医生Vickers氏报告他在梧州医院门诊工作中，见到许多显示

临床症状的钩虫病人。其对愿意接受驱虫者4人进行治疗，所驱下虫体均为十二指肠钩虫。4

人中有3人系梧州长洲岛人， 另1人系该岛对岸的乡村居民。同年该氏又在150个住院病人的

常规粪检中，发现43人(28.7％)有钩虫卵，其中男性占23％，女性占38％。这些病人多为梧

州市区或附近乡村居民。 民国13年Leavell氏依据其11年中的观察，认为钩虫病在梧州是仅

次于疟疾的疾病。 Cliff氏于民国15年报道，南宁乡村中的钩虫感染，也高达50％，且有很

多临床病例。寄生虫病专家姚永政曾于民国27年在宾阳王灵乡作血吸虫病粪检时，发现钩虫

卵阳性为13.1％。该病遍布全省各地，只是感染程度不同而已。

1954年至1960年，全自治区开展钩虫病普查普治工作。据统计，在40个县市进行重点粪

便检查34万多人，钩虫感染率平均为48.4％，感染度平均克粪卵数为1981个，患病率17.2％。

以桂东南一带较为严重，感染率高达70％以上。1960年调查，玉林县蒲塘乡金山村在解放前

因钩虫病(当地叫黄肿病)长期蔓延流行，死于该病的人很多。如罗坑屯有一家三兄弟死于钩

虫病。该乡宋村坡在1957年调查时，有38％的劳动力因患钩虫病而丧失劳动能力，有25％的

育龄妇女丧失生育能力，有66.7％的妇女因严重贫血引起月经紊乱。这个村解放前人口逐年

减少，1948年出生率降至16.7％。1954年至1960年全自治区进行群众性普查1692万多人次，

治疗1074万多人次(服四氯乙烯815万多人次，其余为中草药治疗)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

群钩虫感染率。1961年至1969年转入试点防治，摸索综合性防治经验。由于各地的经济、文

化、生产及生活习惯等原因，粪管工作未能巩固和发展，治疗药物(灭虫宁、左旋咪唑等)对

美洲钩虫效果不佳。贯彻综合性防治措施碰到了难题，防治进展缓慢。1970年至1976年，全

自治区再次掀起群众性查治钩虫病的高潮，共粪检1485.8万多人次，对象治疗313万多人次，

全民服药481万多人次(服灭虫宁98.1万多人次，服左旋咪唑26.7万多人次，灭虫宁与左旋咪

唑并服24.8万多人次) 。为了解全自治区历次群众性防治后钩虫病流行情况，1976年至1979

年在86个县市160个点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共粪检73999人，全自治区钩虫感染率平均为33.2，

8个地区平均为36.3％。 感染度平均克粪虫卵744个，其中南宁、梧州、桂林、柳州4市平均

感染率为46.3％，柳铁辖区为15.89%，厂矿及农场为19.9%。女性(41.2%)高于男性(27.7％)。

21岁以上各年龄组感染率为61.1％～65.9％。在钩虫感染者中，重度感染者占6.2％(约60万

人) ，中度感染者占16％(约160万人)，轻度感染者占77.8％(约700多万人)。有明显贫血的

占4.1％(约40万人)，轻度贫血占34.2％(约340万人)，有自觉症状和体征者占29.3％(约290

万人) 。通过对山村、丘陵、平原160个点12000多例的虫种鉴定，初步摸清了全自治区有两

种钩虫混合感染流行， 以美洲钩虫占优势，与十二指肠钩虫的比例为2：1 (桂林地区为1：

1.2) 。上述情况与1960年以前比较，感染率、感染度的下降不明显(48.4％～33.2％，1981

个～744个)，防治成效低。估算全自治区钩虫感染者仍有1000万人以上，对农业劳动力的影

响很大。

1970年至1976年在各地大面积普查普治的基础上，先后转入试点防治的有武鸣、上林、

宾阳、田阳、百色、柳城、河池、阳朔、玉林、容县、博白、藤县、浦北、鹿寨、天等、南

宁、桂林、柳州、梧州、北海、凭祥等县市。试点结果表明，现有的粪检方法 (包括洪氏改

良法) 及治疗方法(对象治疗法)，要在短期内达到查清和治好所有感染者，难度很大。如武

鸣覃李试点 (防治前钩虫感染率为42.6％，经过10多年的查治，感染率下降，初期较快而后

期缓慢。当降到4％左右时就徘徊在4.6％～5.6％之间，很难降到1％以下。主要问题在于防

治后期感染率、感染度大幅度下降以后，现有的粪检方法检出率大为降低，一次过粪检漏掉

阳性16.2％～19.6%。 要彻底驱虫治疗需要反复查治的次数多，时间长。另外，在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后，粪管工作遇到了新的问题，原有的粪管形式已不适用和难于巩固。

为了改进防治措施，摸索适合于大面积防治钩虫病的有效方法，从1984年起，自治区寄

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先后在武鸣、上林、博白等地，采用全民服用甲苯达唑药盐防治钩虫病的

研究。 结果是：每天服药40～60毫克连服15～30天，虫阴转率达92.3％～100％。武呜覃李

试点仅服一个疗程的药盐(100毫克／天×30)，居民钩虫感染率降至1％以下。经过1984年至

1989年5年的复检考核， 均未发现新感染者；土壤钩蚴检查亦未发现阳性，基本控制了钩虫

病的传播流行。上林、博白试点，钩虫感染率高达68.2％～71.1％，经两年三个疗程的群众

性服药盐， 其感染率可以控制到1％左右。表明钩虫感染率较重的地方也可以在短期内控制

其传播，同时蛔虫、鞭虫感染率也大幅度降低。这是广西近年来钩虫病防治研究取得的新进

展和新突破。

甲苯达唑药盐配制简单， 服用方便， 反应轻微，群众乐于接受，容易扩大防治范围，

1984年至1990年全自治区服药盐人数已达360多万人。 应用甲苯达唑药盐防治，既可节约大

量反复检查粪便费用，又可使几种主要肠道寄生虫病得到有效的控制，对提高千百万人的健

康水平，促进生产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效益。

顺便广西地方志也有血吸虫和丝虫记载

民国27年(1938年)，中央卫生实验处寄生虫病专家姚永政在宾阳县王灵乡检查小学生及

居民粪便191人， 查出血吸虫卵的有106人。 并在当地沟渠内捕到钉螺 (Oncome-

laniahupensis) ， 经解剖发现尾蚴，接种兔子得到日本血吸虫成虫 (Schistosoma japon-

icum) 及虫卵，首次证实宾阳县有日本血吸虫病流行。对于这次调查，姚氏曾在越南间内举

行的第十九次远东热带病学会上作过报告。又据民国37年朱昌奎编《宾阳县志》记载：“王

灵乡六合村附近河流中，产一种小螺，经美国医生化验内有血吸虫寄生，可由毛孔及饮水侵

入人体，寄生肠胃间，日久，腹渐胀大，每致不治。六合村民患者颇多，凡患此病者，面黄

肌瘦，腹显青筋，远足部肿胀即死”。民国31年，省政府曾派医师对宾阳县王灵、三旺、绿

竹、镇宾等7个乡100多个村寨70多条大小河流调查，除镇宾乡未发现血吸虫病及钉螺外，其

余都有感染，粪检抽查1061人，阳性172人，阳性率为16.21％。其中王灵乡六合、六岭、新

兴村粪检阳性率分别为28.35％、 40.0％、50.20％。同年5月，省政府在桂林筹备成立宾阳

日本住血吸虫防治所，中旬迁宾阳，7月1日正式在宾阳王灵乡王灵圩办公。后因工作无大收

效而撤销。据王灵乡老人口述：该乡鸠鸪村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 有30户100多人，因

血吸虫病严重危害，至民国37年(1948年) 只剩下5户15人。当时到处都可以看到“女人肚大

不生仔，男人也变大肚娘”的悲惨情景。

1950年冬， 宜山县发现1例血吸虫病人，1951年确定该县为疫区。同年广西医学院暑期

民族卫生调查队在罗城县黄金乡又发现1例病人。后在黄金、龙岸乡一带从就诊的156例病人

中查出血吸虫病患者64人，占就诊人数的41%。同时在当地找到127只钉螺进行解剖，阳性24

只，阳性率为18.9％。1952年宜山专区(今河池地区)，在罗城县成立罗城血吸虫病防治所，

负责罗城、宜山两县的血吸虫病防治和科研工作，这是广西解放后建立的第一个血防专业机

构。该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调查工作。1954年至1955年陆续发现河池、环江、忻城、都安、

融水、东兰等6个县(自治县)有血吸虫病流行。1956年发现天等、巴马、武鸣、横县、德保5

县， 1957年发现平果、靖西，1972、1983、1985年又先后发现贵县、玉林、桂平3个县有血

吸虫病流行。经过全面的反复调查，全自治区总共有19个县市、64个乡镇(场) 、244个行政

村流行血吸虫病， 居民感染率高者达80％，平均为26％。耕牛年平均感染率为8.2％，有的

地方沟鼠感染率达35％。 全自治区历年来共发现血吸虫病患者77865人，病牛4544头，钉螺

总面积为2689.6万平方米，流行区分布在广西中部向东西两边延伸呈人字形，处于柳江、红

水河及郁江等3条主要河流沿线的水源补给处，全属山丘型、岩溶(喀斯特) 地貌。钉螺分布

具有零星点状，孤立分散，呈根瘤状的特点。按地理环境和地质结构可分为峰丛洼地、峰林

谷地及孤峰溶蚀平原等3种类型。

防 治

从1956年起广西全面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并分为4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1956～1960年)为普查普治阶段 主要是开展调查摸底工作，掌握流行范围和

流行程度，全面开展普查普治工作，控制病情螺情扩散。在此期间全自治区累计查螺面积达

9805多万平方米，查出有螺面积为2225万多平方米，累计灭螺面积为5819多万平方米；累计

粪检查病39万多人次，查出病人55514人，累计治疗病人46706人次。

第二阶段(1961～1972年)为巩固阶段 主要是反复开展查螺灭螺和查病治病工作。结合

粪、 水管工作，着重采用巩固性查灭螺措施，即对暂时已查不到钉螺的地方，继续防治3年

以上，并根据地势和水情适当扩大查灭螺范围。消灭99％以上的有螺面积，治愈95％以上的

病人、病牛。做到无新感染病人、病牛，阻断血吸虫病的传播，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标

准。在此期间，全自治区累计查螺面积达39939万多平方米，查出有螺面积403万多平方米，

累计灭螺面积为13527万多平方米；累计粪检查病87万多人次，查出病人17264人，累计治疗

30172人次。

第三阶段(1973～1988年)为根除阶段 继续查灭残存钉螺，查治遗留病人、病牛，开展

管粪管水。并以生态学方法，开展水利灭螺工程，因地制宜地改变钉螺孳生环境，消灭钉螺。

1981年至1988年底，先后按照《广西消灭血吸虫病试行标准实施细则》严格进行现场和资料

考核。1988年证实广西19个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全部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在此期间，广

西累计查螺面积达61339万多平方米，查出有螺面积为61万多平方米，累计灭螺面积为193 8

万多平方米；累计粪检查病66万多人次，查出病人5087人，累计治疗11302人次。

粪管、水管 在防治过程中，通过宣传教育，强调改变屙野屎的习惯，取得较大成果，

各地纷纷设置家庭厕所、沼气池联合厕所沼气池与厕所联在一起及加荫加盖的田头粪池、坑

等。在村内建立三级无害化粪池，不让新鲜粪便污染水源，感染钉螺。到1988年各疫区县先

后共建三级化粪池1644座，普通厕所15780个，各种沼气池4701座，粪便垃圾发酵池2192个。

同时宣传教育群众饮用井水或过滤水，有条件的村屯集资修建简易自来水或水塔。改变疫区

农村用水卫生条件， 减少感染血吸虫病的机会。到1988年各疫区县共建沙滤池118个，普通

水井4217个，压把井5784个，自来水塔99个，简易自来水系统54处。

第三节 丝虫病防治

疫 情

傅正恺1952年在龙胜各族自治区(县级)保江屯调查，首次报告广西有丝虫病流行，微丝

蚴率为50％， 体检80人， 发现象皮肿5人， 下肢淋巴管炎2人，发病率为8.8％，流行率为

56.3％，为马来丝虫病超高度流行区。1953年冯兰洲再次对保江屯及其附近40里的11个村落

进行调查，平均微丝坳率为33.77％，血检阳性而有象皮腿者33人，流行率为38.59％，中华

按蚊是当地唯一的自然传播媒介。1953年10月5日宜山县人民卫生院报告，该县第六区保良、

同德、中立等乡有丝虫病流行。1954年对该县第八区的德胜乡进行血检1991人，发现血中有

微丝蚴者250人，象皮肿35人。麦英杰在1955年9月24日于广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上提出防治丝虫病提案，引起了省政府的注意。以后又陆续在贵县、田阳县、阳朔县等

发现该病流行，但未作详细调查。1958年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下设丝

虫病组，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丝虫病的流行病学调查、防治和科研工作，通过系统的流行

病学调查和全自治区大面积普查，至1971年确定全自治区有68个县(市) 、479个乡镇、2935

个行政村有丝虫病流行， 患者80余万人，占全自治区人口的2.2％。以乡、镇为单位疫区人

口为1596万多人， 占当时全自治区人口的44.2％，微丝蚴率0.03％—40.75％不等。微丝蚴

在1％以下的有1个县，1％～10％的有30个县(市) ，10.1％～20％的有28个县(市)，20.1％

以上的有9个县(市)。

黑热病

利什曼病

实况报道
2016年9月

重要事实

• 利什曼病有三种主要形式：内脏利什曼病（又名黑热病，是最严重的利什曼病）、皮肤利什曼病（最常见）和皮肤粘膜利什曼病。
• 利什曼病是一种原生虫，即利什曼属寄生虫引起的，这种寄生虫通过被感染的白蛉叮咬传播。
• 该病影响地球上最贫困的一些人，而且与营养不良、人口流离失所、居住状况不佳、免疫系统差和缺乏资源有关。
• 利什曼病与砍伐森林、建筑大坝、灌溉项目和城镇化等环境变化有关。
• 据估计，每年有90万至130万新发病例，2万至3万例死亡。
• 由利什曼属寄生虫引发的感染仅有少部分人会最终得病。

20多种利什曼虫属原生动物寄生虫均可导致利什曼病，人类感染是由于被感染的雌性双翅目白蛉叮咬。已知有90多种白蛉可传播利什曼属寄生虫。利什曼病有三种主要形式：

• 内脏利什曼病（又名黑热病）如不治疗，会导致超过95%的病例死亡。该病的主要特征是不规则发热、体重下降、肝脾肿大和贫血。该病在印度次大陆和东部非洲高度流行。据估计，每年全世界有20万至40万新发内脏利什曼病例。2014年，向世卫组织报告的90%以上的新病例发生在6个国家：巴西、埃塞俄比亚、印度、索马里、南苏丹和苏丹。东南亚黑热病消除规划正在朝着疾病消除取得稳定进展，三个主要流行国家（孟加拉国、印度和尼泊尔）的病例正在出现下降。
• 皮肤利什曼病是利什曼病的最常见形式，在身体暴露部位主要引起溃疡等皮肤病变，会留有终生疤痕和严重残疾。约95%的皮肤利什曼病发生在美洲、地中海盆地、中东和中亚。皮肤利什曼病新病例有三分之二以上发生在六个国家：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巴西、哥伦比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每年全世界估计发生70万到130万新病例。
• 皮肤粘膜利什曼病导致鼻子，口腔和喉咙粘膜部分或全部损毁。近90%的皮肤粘膜利什曼病例发生在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巴西和秘鲁。
• 不要搜图。。。。。

新中国黑热病流行病学与防治成就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0 年 2 月第 21 卷第 1 期

黑热病亦称内脏利什曼病, 原是危害我国人民最严重的五大寄生虫病之一, 流行于长江以北的广大农村, 涉及16 个省、市、自治区。解放前由于缺乏防治措施, 黑热病不断蔓延发展, 造成大批人群的死亡。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人民的疾苦无限关怀, 把控制和消灭多种危害较大的疾病作为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 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 中要求限期消灭的9种疾病中就包括黑热病。从 1950 年起, 各流行省区都先后建立了防治黑热病的专业机构, 通过调查研究, 摸清了我国黑热病的流行情况和流行因素, 从而提出了防治对策。经积极防治, 取得了重大成

就。早在 1958~ 1960 年间就达到基本消灭黑热病的要求。近年来在绝大部分的流行区, 黑热病已告绝迹。

一、流行病学

1. 流行情况: 我国黑热病分布很广,曾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陕西、甘肃、新疆、青海、宁夏、四川、湖北、山西、辽宁、内蒙古和北京市郊等 16 个省、市、自治区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其中以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五省为重流行区, 陕西、甘肃和新疆次之, 其他省、市、自治区仅有轻度流行。解放初经调查确定, 全国有黑热病的县( 市) 共 665个, 各地的患病率为 10/ 10 万~ 500/ 10万, 估计全国至少有 53 万病人。我国黑热病流行区均位于长江以北, 无论在平原、山丘或荒漠地区都有发生。苏北、皖

北、鲁南、豫东、冀南、湖北、陕西关中和新疆喀什等流行较重的地区全系平原;甘肃、川北、陕北、青海、宁夏、冀东北、山西、辽宁和北京市郊等中、轻流行区为山丘地区; 内蒙古额济纳旗和新疆大部分流行区属荒漠地带。黑热病主要是农村中的疾病, 患者以儿童青少年占多数, 但

各地患者在年龄分布上具有显著差别。在苏北平原, 10 岁以下者占33. 9% , 11~ 20 岁 者 占 28. 9% , 20 岁 以 上 者占37. 2% , 婴儿很少感染, 成人患者较为常见。但在甘肃、川北和辽宁等山区, 患者大多数 是 10 岁以 下的 儿童, 分 别占

95. 4% 、93. 8% 和95. 8% , 婴儿得病的较多, 分别为5. 1% 、5. 3% 和6. 3% , 成人很少感染。

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朱载堉，发现十二平均律，对中西方音乐影响巨大。

转一篇文章：

朱载堉出生皇族，但绝非“纨绔子弟”。真要算起来，他大半辈子真实的身份反而是个庶民。

朱载堉的父亲郑恭王朱厚烷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七月上书，请皇帝明世宗修德行，不要再迷信道教，规谏世宗。嘉靖二十九年，皇室宗亲上疏，列举朱厚烷以叛逆罪为首的四十条罪行。

明世宗大怒：“朱厚烷不理朕劝告，在郑国中骄傲无礼，是大逆不道。”

于是，朱厚烷遭削爵，降为庶人，禁锢凤阳。

直到20年之后的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才恢复朱厚烷的王爵。

万历十九年（1591年）父亲过世后，朱载堉执意不袭封郑王，以庶民身份而终。

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乐律，是以三分损益法所得出的，这种方法最早记载于《管子·地员篇》，其所得出的十二个音，虽然彼此间五度及四度音的相对关系是正确的，但在八度之中各半音的音高位置则并非是等距的，因此不利于音乐的转调。

朱载堉通过古书记载得知，秦朝之前中国律学计算就可以做到“旋宫归位”（可以自由移调转调），遂立志解决。最终通过一把81档的“超级算盘”正确算出了十二平均律。

大约在1581前后，朱载堉在《律吕精义》、《乐律全书》中详细阐述了新法密率（亦即十二平均律），他通过复杂的数学计算及乐器的实际实验得出的结果：1.059463094359295264561825（2的12次方根），精确到小数点后25位数，将八度音等分为十二律，且实际制造出相应的律管及弦乐器。

直到1638年法国科学家马兰·梅森（Marin Mersenne ）出版《和谐音概论》一书，在西方世界第一次出现1.059463 这个数字，在此之前西方无人知晓。

16世纪末叶中外交流方兴未艾，朱载堉刊行十二平均律学说之时，正值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来华，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学书，极有可能在此时通过传教士传向西方。最新的研究表明，利马窦在其私人日记里提到朱载堉的历法新理论，且利马窦本人精通天文学和数学。无独有偶，利马窦“恰好”是马兰·梅森的朋友，新法密律很有可能被传达给梅森。

也因此，仅从时间发现的先后而言，现今世界乐坛通行的十二平均律，其发明权非朱载堉莫属。

无怪十九世纪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在所著的《论音感》一书中写道：“中国有一位王子名叫载堉，力排众议，创导七声音阶。而将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的方法，也是这个富有天才和智巧的国家发明的”。

【加送两张根据朱载堉记录的明代舞蹈图谱制作的动态图】

http:// p1.pstatp.com/large/71f 0000dd48eb1f45db
http:// p3.pstatp.com/large/722 0001304399820920

图片来源：

1、由Zhu Zaiyu (Chinese: 朱載堉; Wade–Giles: Chu Tsai-Yu; ?: Chu Tsai-yü) (1536 - 19 May 1611), - mybook，公有领域，File:乐律全书全-124.jpg - Wikimedia Commons

2、部分资料引自：Herman Helmholz On the Sensations of Tone as a Physiological basis for the theory of music , p 258, 3rd editi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London, 1895

鲜为人知+伟大成就

新疆坎儿井系统无疑

新疆坎儿井身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之一，竟然远远没有长城和京杭大运河有名，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坎儿井说白了就是地下渠灌溉系统，新疆坎儿井始于西汉时期，《史记》称为“井渠”，是西域拓边的重要战略支撑。《汉书·西域传》记载：“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按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而后来的历史中清代也进行了大量的修建。

新疆气候干旱，吐鲁番更是是中国极端干旱地区之一，年降水量只有1.6厘米，蒸发量却有3米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旱极。这种气候条件下极其不利农业，但是新疆却有一个好处，就是高山上有雪水融化入地，地形又有盆地。新疆土壤多为砂砾，渗水性很强，山上雪水溶化后，大部分会渗入地下，流入盆地蓄水层。这样，开采出地下水就成了灌溉农业的不二法门。

（图为坎儿井的竖井，注意土壤品质）

（坎儿井立体结构图，我直接拿国家地理的图了）

看懂图中原理了吗，高山流入地下的地下水在盆地地区通过平行井渠采引出来，从暗渠变为明渠供人使用。竖井用来开挖和通风，暗渠用做地下运河。同澳大利亚的自喷井倒是有些原理相似。

正是这种井渠灌溉系统养活了西域的农业，要知道阿拉伯人的灌溉系统被蒙古人毁了可就一蹶不振了，所以坎儿井在古代即关乎战略又关乎民生，是极其重要的存在。

那么这个坎儿井究竟多么伟大呢？在新疆大约有坎儿井1700多条，多数在吐鲁番和哈密盆地地区，吐鲁番的耕地有七成是坎儿井灌溉，而且现在还在使用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吃的葡萄干很有可能就是得益于坎儿井的灌溉，这是祖辈留下的巨大遗产，是新疆各族劳动人民的传世成果。而且坎儿井虽然名字是井，实际上就是地下暗渠，工程量不是简单的向下打口井那样简单。也不是地面上挖条水渠那么容易的。

（坎儿井内部）

坎儿井在上游地区的一些竖井可以达到90米深，要知道这可是在古代开挖的，没有机器可用。而且早先没有指北针等定位系统，还是地下施工，就是这样，坎儿井还挖了1700多条，全长可以达到5000公里，5000公里啊，还不包括千千万万的竖井。

对5000公里没概念的先看京杭大运河1700公里的长度：

再看坎儿井的五千公里是什么概念：

（胡焕庸线，不到5000公里）

体会到多长了没有？如果也考虑竖井施工量，保守估计坎儿井掘进1m距离3x4x1=12立方的开挖量，那么5000公里的长度就要挖掉超过6000万立方的土石，这相当于把天安门广场那么大的一片面积直线向下挖个137米的大坑，我估计一颗小行星撞击差不多能开这么巨大的深坑，而这土石量，堆起来成为25cm厚2m高的墙可以绕地球赤道3圈。而且坎儿井还涉及到井下作业，垂直开挖，还要克服奔涌的地下水，而且都是在没有机器的帮助下完成的。

始于2000年前，挖了超过5000公里，使用时间超过千年，这成就伟大不伟大？能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一点都不夸张。

那为什么却又鲜为人知呢？

第一，太直观了，坎儿井在地下我们根本看不到啊，而且露出的竖井也有很多都在无人区，不像长城或大运河那样直观的让人感到伟大。它不像长城运河那样光伫在那就有很高的存在感，只是暗暗地哺育着新疆人民，却不被人直观敬仰。

第二，地处西域，远离中原。到现在也无法确定坎儿井技术的起源，根据最新资料，坎儿井技术很可能是由中东地区传入，并非中国原创，写进教材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但值得指出的是，新疆坎儿井在林则徐和左宗棠的推广下曾进行了大量建造，而且历史上西域先民很长时间都是属于华夏文明圈的。现存坎儿井由汉族和西域先民劳动者共同完成，所以我认为可以说新疆境内坎儿井是属于中华文明的)。另外一个是新疆地区在汉朝之后一度远离华夏文明圈，主体文明几经易手，这就导致了史书上的记载会很少，甚至关于坎儿井的诗词文献也会比长城和运河少。另外就是分布地域广阔，地方偏僻，研究、推广起来难度大。而且最致命的是影响到的人口相对少，较长城和运河比起来自然知道人少。

第三，历史知名度小，首先坎儿井的修建过程不像长城和大运河一样是大规模的政府行为，历史上的故事也颇少。长城由秦始皇修建历代完善，隋炀帝修大运河甚至导致亡国，一个保护华夏千年，一个繁荣华夏千年，都是与历史人物一同进史书的壮举，连都江堰都随着李冰父子写进历史。可是坎儿井究竟是谁开始主导的，有什么重大历史事件伴随，是否引起改朝换代，完全不如其他工程出名，这就导致历史知名度不够高，以至于学历史书上根本不被重视。

（静默流淌的坎儿井）

就这样，地处偏远，历史知名度不够，又静静藏在地下的伟大壮举竟然被人们长期忽略了。以至于央视今年做的新疆自治区成立60周年节目中，记者面对坎儿井取水的大妈，竟然完全不知道坎儿井是什么，要知道这可是能与长城、京杭大运河比肩的工程壮举啊。如此，这坎儿井可真符合题目：即是伟大成就，又鲜为人知。

坎儿井近况：

近年来，随着新疆特别是吐鲁番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绿洲破坏严重，新疆地区地下水资源不断减少，坎儿井干涸的极多，目前仅700多条还在正常流淌。另外一方面，随着上游一些河流修建大坝，下游水资源减少，而坎儿井维护起来又比较困难，所以使用率也照以前减少。同时由于现代化进程，用水量不断加大，比如工厂、油田都在大量抽取地下水，这就导致坎儿井的不断干涸。而机井和水库的修建更代替了一些坎儿井，目前一些坎儿井新的利用方式是发展旅游业，这也不失是对古代劳动成果的一种致敬。可是这毕竟是一少部分，另外的那些，就静静的藏在大地之下，默默等待着干涸的命运，没有人去注意，就像它建造那天起就鲜为人知那样......或许等到坎儿井完全干涸了也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只会有一小部分人会遗憾的感叹：哦，那可是能与长城比肩的伟大工程呐......

（这里面风干的葡萄干很可能就是坎儿井灌溉的）

（美丽的坎儿井）

(这地下静静流淌着生命之水）

（开在山坡上的竖井）

其他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