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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时常围坚城逾年不克,为何亚历山大只用7个月就攻下了推罗?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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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到“马其顿体系”这五个字,一股贴吧内味扑鼻而来...虽然国内寥寥可数的古典时期军事爱好者水平和氛围都不咋样,但已经敢于自主发明出非汉语出版物里压根不存在的概念和名词了,跑步进入原创时代,可喜可贺.jpg

2020/02/12更新

对于上述文字,承蒙 @Mikawa.T 兄台赐教,从战列线论坛那时代起(粗粗一算,10年不止了吧),就不时见到兄台活跃在许多不同的军事主题网络社区上,而且无论讨论交流是否有交集,最后总是能发现在观点上尿不到一个壶里,真是孽缘^_^

首先要承认,我确实没想到富勒用Macedonian system来形容....呃,我自己也不知道该说是什么的玩意:古典时代一支战术、编制体系和运用细节都极为不详的军队,他们在战场上的运用复杂性不仅无法和当今的军队相比,甚至就当时的运用情况而言都是模糊不清的(相比近代及以后的战史研究之细致而言),我个人绝不会用“体系”来形容一个不见得能成体系、且即使成体系也不为人所详知的事物。

实际上我甚至没有读完全部富勒的作品,对于兄台自傲的译作,我也仅仅是入了中译版而已。其原因是富勒,道奇,或许还有德尔布吕克(思考了一下,还是不要把李德哈特放进这串名字里),给我留下了这样的糟糕印象:以上这些人在我看来是一类,都是在近现代有过军旅经验的人士,但他们在古典学上却没有足够的教育经历,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他们特别愿意去生搬硬套他们所熟悉的、身处时代的军事常识和理解方式,来照搬到古典时代,而对古代史料——以及他们的局限性本身缺乏关注。与其说他们是自然地从极其有限的史料中得出他们的研究成果的,不如说他们是努力从极其有限的史料中去寻找与他们制造出的有趣理论的共同点的。

结果,我们看到德尔布吕克和道奇们热情地大谈伊巴密浓达是如何发明斜行序列战术并影响马其顿的,然而伊巴密浓达和他的斜击战术本身作为一个理论却已经被证伪了[1] ,富勒则一边称赞喀罗尼亚会战之战里腓力父子对敌军的调动,一边却错误地觉得雅典人组成的联军左翼会向心行动:一个典型的没有好好做实地考察和阅读文本加上想当然脑补敌军侧翼行动产生的结果。

于是我们有了“马其顿体系”这样一个看起来应该出现在21世纪军事话题讨论中、和C4ISR、空地一体之类字眼放在一个自然句里的时髦术语,然而却欠奉一个良定义,什么是马其顿体系?

手持长矛密集结阵的方阵士兵?可从作战队形和基本的战术上,马其顿方阵和BCE4世纪中期发展到顶峰的重装步兵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以至于直到BCE2世纪中期,马其顿方阵都没有完全代替重装步兵。

出色的枪骑兵?早在菲莱的亚历山大和伊阿宋的时代,那就是希腊人所拥有的武器了

持盾卫队式的重步兵与骑兵的配合?这方面,BCE2世纪及之后的罗马剑盾手做得比马其顿军队好得多,以至于这种武装样式和与之相配的战术、编制体系在希腊化军队里取代了传统上“持盾卫队”式的部队。

预备队运用?早在喀罗尼亚会战前2年,罗马人已经在与拉丁同盟的内战里展示出出色的预备队运用了。

不同形式的轻重步兵的协同作战?很遗憾,从皮洛士-安提柯三世到安条克四世和同时期的托勒密军队,希腊化军队越来越多地学习罗马人,而不是反过来

战线上步兵、轻步兵和骑兵的良好配合与锤砧打击?那么,罗马人在他们第一次遭遇希腊化军队前15年的森提乌姆之战中,就已经表现出同样的内容了,是不是可以说马其顿体系是一个可以由非马其顿的重步兵、非马其顿的轻步兵、非马其顿的骑兵在从未接触过“马其顿体系”的非马其顿的指挥官领导下能够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实实在在的战争艺术?汉尼拔和他的指挥官在坎尼之战中表现出的、对骑兵部队的指挥把控能力,让安条克三世、安提柯与德米特里乌斯一世父子这些典型的“马其顿”猛将表现地像是在习题课上被老师点名批评的差生,然而并没有证据证明汉尼拔与马其顿军事艺术有多么深入的关联。而罗马共和国对继业者各政权的军事胜利中,恰好建立在得到加强的骑兵翼经常获胜这一点上:在彼得纳之战的罗马右翼和马格尼西亚之战的罗马右翼均是如此,我们是不是应该说这样的锤砧打击其实是“罗马体系”?

那问题来了,当我们需要把马其顿体系的定义,放宽到古典时代在整个地中海世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常识:比如多兵种的合成作战,指挥官在重点方向上的直接干涉、预备队运用、骑兵利用机动性在侧翼寻求打击机会等等....的时候,马其顿体系这5个字意义何在?

因此我的观点依旧不变:“马其顿体系”不是一个时值今日依旧适合出现在严肃讨论里的名词,它有太多的故弄玄虚和含糊其辞,偏偏远离了细节。它有些像是“闪电战”这个词,尽管很令人印象深刻,并且与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战场实迹挂钩,但它包含的内容其实是朴实无华、也不具备独占性的常识。

我对富勒等人的作品的态度,与其说是忽视了,不如说是蓄意的无视。

最后,我由衷建议兄台:如果真的对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军事问题感兴趣,请去读N.G.L Hammond、J.Kromayer的作品,并跟随他们的视线去反复阅读古代史料本身,以及那些有限的其他证据:比如对战场的地理考察,不要再把太多时间放在富勒和道奇身上了。如果你觉得有近现代从军经历是一个人能够研究好古代军事事件的前提,那Hammond在二战里拿到过DSO,并托军事活动的福在他将要研究一生的伊庇鲁斯、马其顿土地上走了无数遍,这点也能从他的论文里察觉出一二。


以及,古典时代对希腊世界军事发展的研究,应该更多着眼于希腊化时期,在这个看起来冷门一些的时期,在军事事件的细节上,有比之于亚历山大的将道丰富许多的记载,尤其是在破除对亚历山大创造军事奇迹和欢欣鼓舞的错觉年代方面。



======================就事论事的分割线===========

围攻坚城逾年不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罗马军是否“时常”围坚城耗时良久姑且不提,其他军队恐怕是免不了同样的评价,汉尼拔在萨贡托,德米特里乌斯一世在罗德岛,许许多多其他的围攻案例层出不穷,事实上就算是被题主拿来举例的提尔城本身,在第三次继业者战争里,面对安提柯这样的名将,和与亚历山大所部基本由同样的战术、装备武装起来的继业者军队,就比上次多扛了整整8个月。难道“马其顿体系”对同一个设防城市的围攻能力凭空削减了一半吗?因此从个别案例试图推论出某支军队擅长或不擅长攻城是很难的,题主的问题本身从统计学上没什么意义。很显然,专业的围攻辎重纵队技术人员、有经验和技巧的指挥官和完整的战术战法,具体的地形情况,补给作业是否安排得当,这些都比一线战斗步兵手里拿的到底是长矛还是剑对一场围攻战的成功与否有更大作用。

但是有一个事实确实存在,那就是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战沙场的时代前后,即BCE4世纪中期至BCE3世纪初期,希腊世界和周边的坚城确实特别容易陨落。可以这样说,在古典时代晚期和希腊化时代初期,围攻与反围攻行动的胜利天平,是特别倾向于前者的,这来自于技术和战术方面的全面发展,关于这一点,有必要深入探讨。

之前在有关桨帆战舰的回答/文章里提到过,公元前4世纪初期的西西里,产生了日后对希腊世界的军事规律有重大影响的两个改革,一项是五列桨舰的出现,一项是在莫提亚(Motya)之围中展现出的许多新攻城武器和战术,包括弩炮。五列桨舰到一个世纪后才逐渐成熟,并且掀起了整个地中海世界桨帆战舰大型化的浪潮。弩炮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早期的弩炮尺寸小,射程近,载荷限于大型箭矢,期间还出现了所谓腹弓(gastraphetes)之流迅速在历史上销声匿迹的武器。

但到公元前4世纪的中期,无论是弩炮,还是许多其他大型攻城机械都变得成熟,这使得对设防城市的手段开始多样化起来,如果说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围攻,就是装模作样的依靠地道、土坡和恶劣天气下的突击行动碰碰运气,一鼻子灰之后就开始安心造墙对着耗,那到腓力二世时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马其顿军队强攻坚城如家常便饭了,以下是腓力统治时期被攻陷的城市的粗略统计:

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2],BCE357年上半年开始被围攻, 这座城市在色雷斯各王国和雅典(第二)帝国、开尔基狄安联盟的眼馋下守住了近一个世纪的独立,论城防和地利不可谓不坚固,结果当年秋季即失守。

彼得纳(pydna),腓力攻陷安菲波利斯后转头西进,没用几天顺手攻取这个马其顿南部边境地区的亲雅典港口重镇,雅典人默认了这一行为,希望能以此为筹码换到更重要的安菲波利斯,结果被腓力食言通吃。[3]城市基本上就没能形成什么像样的抵抗,以至于围攻时间只能算是安菲波利斯的零头。

BCE356年春季,腓力攻西奥德利西亚王国控制下的斯特里蒙河谷重镇,克伦尼德斯(Crenides),该城只坚持到7月份就沦陷。

差不多同时,腓力开始分兵围攻开尔基狄安联盟重要城市波提狄亚(Potidea),作为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重镇之一,当年她在雅典的围攻下坚持了2年多。结果腓力攻下此地比克伦尼德斯多用一个月:8月中旬落城。

BCE355年晚秋,腓力攻雅典在马其顿掌握的最后一个前线港口墨托涅(Methone),此城是个硬骨头,但也就坚持到次年夏季落城,还不够雅典公民大会做出有效应对决策。腓力在围攻中丢掉了一只眼睛。

BCE349年,腓力开始对开尔基狄安联盟进行“最终解决”,由于在优卑亚大岛的局势变化和雅典对开尔基狄安军队的支持,直到BCE348年上半年才开始触及开尔基狄安半岛上的各城市。结果开尔基狄安联盟迅速丢掉了港城托罗内(Torone)和奥林索斯附属的东部外港区梅奇伯纳(Mecyberna),奥林索斯本城——此时已经是大部分开尔基狄安公民的居住地,被开尔基狄安军队的大部分残部全力防御——也只坚持到9月。

BCE342年7月,腓力征服希腊的最后一幕伴随着军事行动开始:腓力开始围攻佩林索斯,10月份开始分兵同时围攻拜占庭。由于雅典、波斯帝国和大量对马其顿野心感到恐惧的城邦的援助,这两个爱琴海北岸的城邦直到次年春季腓力转进希腊本土为止成功守住了城池,但这半年内局面一度非常惊险:比如在佩林索斯,腓力的部队一度已经攻入城内,只不过在巷战中被守军以高地之利击退了。[4]

上述受害者中,鲜少有通过无休止的长期围困这一古代军队传统艺能攻取的城市,事实上,绝大多数失陷城市都是难以切断补给的港口城市,而马其顿当时甚至没有海军,城市易手基本都是由于马其顿步兵的强攻得手。即使是那些最终因叛徒出卖等原因失守的城市,往往也在之前就被强攻夺下了重要据点,比如被先夺下港区的奥林索斯。而同时期的一些其他军队,比如第三次神圣战争中的福基斯军队,也在色萨利颇有斩获:他们携带攻城辎重,非常快地拿下了克拉农和希斯提奥提斯(Hestiaeotis)。基本上,这些围攻案例都呈现出一个结论:这一时期的希腊城市和它们以城墙为基石的防御体系,在当时的专业攻城力量面前,不复往日威风了。

而这只是个开始,进入希腊化时期后,这样的趋势不但没有减退,反而愈演愈烈。A.W.McNicoll在他的作品《Hellenistic Fortifications——From the Aegean to the Euphrates》里从考古发掘城市遗址的成果出发,专门剖析了希腊化时期早期城防的发展。他汇总了狄奥多鲁斯笔下记述的围攻行动及其结果,获得了以下统计数字:

可以看到,在继业者战争打得热火朝天的前二十年里,围攻行动的成功比例进一步地上升,到伊普苏斯的决战之前,几乎已经发展到了每攻必克的程度。到这里,基本已经可以回答题主的问题了:亚历山大大帝在围攻方面取得的一些成功,是因为他所在的这个时代,围攻成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当然,这种客观规律成为“正常”本身,就与马其顿军队和他的缔造者:腓利二世,或许还有他儿子亚历山大大帝本身的努力密不可分,但这与其说是马其顿军队在围攻技艺上的特别成功,不如说是在围攻战向有利于进攻者发展的特定时期,马其顿军队和它的指挥者抓住了时代的潮流。

如果要找寻一些技术上的推动力,那总的来说,这种趋势可以追溯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弩炮武器的出现和成熟上。诚然,叙拉古的狄奥尼索斯一世时期,早期弩炮的性能受到相当的限制,但到公元前四世纪的中期,此类武器的性能已经进步了很多。是哪些工匠们完成了这些改进已不可考,但大规模在战场上运用这些昂贵复杂的武器的,无疑要以马其顿的腓利二世和同期他的一些对手为代表。扭力弩炮的大型化,使得它们开始有能力射出相当尺寸的石弹,从而有能力对城墙本身带来直接的威胁。

公元前3世纪的拜占庭工程师菲洛(Philon of Byzantium)在他的作品Mechanike syntaxis中,记载了许多对于攻城机械、围攻和反围攻战术及城防设计的内容。其中他就提及了,城防塔楼可能被射石弩炮击毁,因此应对一塔兰特级石弹(根据各城邦的重量单位区分,大概在26~30千克)的抗击能力需要特别关注,可以考虑通过纵向排列砖块的方式来增强其抵抗能力。他还从整个城防体系的设计角度表示,在围城时尽可能坚守城墙之外的辅助防御体系,比如外壕和城外的壁垒都是必要的,这有助于控制更大的区域,尽可能将敌方的“炮位”挤出有效杀伤石墙的火力圈,因此外壕应当距离城墙170米左右为宜。类似的,在对叙拉古城防的分析中,菲洛提及城区最西端的Eurylaus一地,外壕离城墙达到了约190米的距离,这个距离能够确保攻城方即使利用加高的木质塔楼作为射击平台,也无法利用1塔兰特级弩炮在外壕外轰破城墙[5]

此类文字证据说明,在希腊化时期,弩炮已经可以直接从远距离以射击摧毁石墙了。而狄奥多鲁斯记录的罗德岛围城战斗细节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德米特里乌斯一世的第一波次攻击,以在南方内陆地区的佯攻调开敌军兵力后,突然从北方的海上发起,突击队换乘小艇攻下了港口防波堤,然后舰队搭载的弩炮和突击队在阵地上缴获的弩炮一起射击罗德岛城墙靠近防波堤的一段,并且把这段“比较矮小和脆弱”的城墙击破了。这一系列轰击行动的距离是5普法拉(plethra)合150米。

即使是那些射击较小尺寸石弹和弩矢的弩炮,也越来越多地被作为火力压制的手段,纳入整个围攻战斗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黑海之滨的博斯普鲁斯王国,潘提卡彭(Panticapaeum)、法纳戈里亚(Phanagoria)、尼非翁(Nymphaeum)这些最大的博斯普鲁斯希腊城市,考古遗址中可以发现不少弩炮武器射击在城墙上留下的痕迹,这些弹痕以BCE3~2世纪最为常见[6]

塞硫西亚的Athenaeus在他BCE1世纪的作品《论机械》中引用了他这一时期的攻城机械设计者Agesistratus吹嘘的内容[7]:后者声称自己曾把3掌宽的短弩矢(0.65米左右)打到3.5斯塔狄亚约合570米左右,4肘尺(1.8米不到)的弩矢则能打到650米左右,不过Athenaeus对此数字并不太相信;约瑟夫在记述韦斯芭芗父子对耶路撒冷的围攻时,也提到军团的一门弩炮曾把一塔兰特级的弹药打到2斯塔狄亚(合360米左右)之外,不过这个距离上轰击只能用来反人员,而对城墙本身威胁不大。20世纪初Schramm的复原成果中,弩炮的最大射程往往也在三四百米之间。

弩炮武器的成熟,带来了战术上全方面的变化。除了以大型弩炮在150米~200米左右直接暴力破拆这一最为简单易懂的途径之外,其他过去就存在的战术,也能够得到更有效的运用。大型的可移动攻城塔,如今被和弩炮组合了起来,居高临下压制城墙守军的不再仅是弓箭等武器,置于高层的轻型弩炮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更重的弹药使得城墙上的守军很难仅依靠城墙上的胸墙就得到保护了。在德米特里乌斯建造的攻城塔里,多层的攻城塔结构还可以内置不同尺寸的弩炮,包括最大型的射石弩炮也能够被置于得到良好防护的攻城塔内部,从而借助这个移动堡垒,得到接近到危险距离射击的好机会。同样是在罗德岛围攻中,德米特里乌斯的巨型可移动攻城塔,被铁皮等方式加固地固若金汤,在一次守军试图将其破坏的激烈夜战中,它成为多达2700发各色弩矢反复集火打击和大量守军突击队纵火的目标,仍旧幸存下来,可想而知它在打击城墙上守军时能发挥的作用,以及要摧毁它的难度。

在这种前提下,仅依赖城墙和塔楼上的火力点,守军将很难保护城墙。正如菲洛所表达的那样,城防体系的构筑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城墙外的工事,以及城市建筑的设计本身有了更多的门道。

如果想要压制对方重型“炮兵”的近距离射击,就需要拓展外壕和护墙的保护范围,同时在城墙的设计本身上予以呼应:

城墙上是否有内置或顶置的炮位来掩护城墙外的守军?这将影响到城墙本身的强度,有些用于部署较重型的弩炮的炮位,弩炮射界如何与城墙走向和地形结合起来?

用以形成交叉火力的塔楼和复杂的城墙走向,如何与地形结合起来?城区内部是否需要以切割开防区的横墙(就像水密舱)?城防周边的地形设置,是否能够给对方重型器械的通过性带来阻碍?

如果放弃外壕,任由对方将炮位前进部署,那也需要频繁地从城内发起突击来试图摧毁攻城武器,是否有足够多和方便的出击口(所谓的sally port)供部队出击?这些出口的布置位置和形式,能否让部队在鱼贯进出时尽可能少受围攻线上的射击火力杀伤?开口是否会导致城墙本身强度的下降?

当然还有最基本的:城墙和塔楼墙面的厚度、材质、高度和形制,都是至关重要的。

而在希腊化早期的时代背景下,以上所有复杂的技术问题又迎头撞上了现实的制约:这些长久以来有独立传统的城邦,开始要面对在亚历山大帝国余烬中崛起的各继业者政权,这些集权王国就像当年腓力之于北希腊的城邦一样,能以前所未有的效率集中人力和物力,组成一支以单个城邦的力量不可能予以抗击的攻城军队,那么如何设置一个尽量可行的城市防御“性能指标”,在对方超越这个指标时大大方方地在政治上屈服?这个指标应当尽可能地提高城防的坚固程度,但牺牲具有相当经济利益的城郊地区?还是以稍微降低防御水准为代价,覆盖更大的城区?仅仅是抛出这些问题就已经让人头疼了,不难想象,试图在极其有限的预算里做出取舍的古代希腊城防规划者们,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不亚于我们的时代里,痛苦地在海军条约的吨位限制里扣出设计空间的战舰设计师。

本回答就不再就具体城市的案例一一赘述了,如果说要在以上提出的这些关键点,或者说各项城防规划的指标上,读者想要稍微深入一点探究其技术细节和设计原则的话,很推荐阅读前述McNicoll的作品。而对问题本身的结论则是很明白的:在亚历山大的时代,防御者还来不及对这些问题做出较好的回答;而在共和国的军团横行地中海时,情况则已有所不同,围城者们的美好时光已是昨日了。




参考

  1. ^ Epameinondas, the Battle of Leuktra (371 B.C.), and the "Revolution" in Greek Battle Tactics,Classical Antiquity, Vol. 7, No. 2 (Oct., 1988), pp. 190-207
  2. ^ 熟悉大伯罗奔尼撒战争进程的人应该对此地名很亲切了,克里昂、布拉西达斯都死于此地,修昔底德因在此战中被扣帽子指挥不力丢了军职安心写下他的鸿篇巨制。安菲波利斯建立在曾被称为艾尼亚•霍多伊(即“九条道路”之意)之地,可见战略地位之重要,城池本身被斯特里蒙河水绕城而过,可谓是整个BCE5世纪后半段到BCE4世纪中期,北希腊无数军政冲突的暴风眼和马其顿以东最为人眼馋的宝地,向东是潘盖翁山的金银等矿藏,以及向色雷斯沿海地区和黑海扩张的战略通道,向北是马其顿内陆的无数木材资源和进入色雷斯内陆Hebrus河谷一线的入口。
  3. ^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母亲、妻子和遗腹子卷入继业者战争,在彼得纳困守一段时间后被捕并杀害,宣告阿吉德王朝终结;安提柯王朝则因在彼得纳以南3公里的丘陵上输掉会战宣告覆亡。不得不让人思考,失信的报应是不是确有其事。
  4. ^ 也就是在这几个月的围攻中,安提柯变成了独眼,原因是在反击守军的出击时,被弩炮击中
  5. ^ Philon A27、A29、A46、A61、A82
  6. ^ Mariusz Mielzcarek 《The Army of the Bosporan Kingdom》 P50
  7. ^ Ath.Mech.(ed.Wescher)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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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个问题本身没啥没啥可说的,毕竟,攻坚城逾年不克实在太过正常,亚历山大用8个月攻克泰尔也并不算非常短,他早认清没舰队根本打不下来,还能更快。所以这问题根本就不成立。

但是,我对另一个答主 @杨英杰 倒是有话要说。截图大家看这为仁兄颇有“气魄”的一句话吧

然而,我随手翻开身边的一本书,约翰·富勒,《Caesar,Man,Soldier and Tyrant》

尴尬不尴尬呢?

您怕不是想说英国陆军少将,装甲战的发明人,20世纪最优秀的军事理论家和战史学者之一,也是贴吧水平吧?

或者还是想说Macedonian System不应该翻译成马其顿体系?那您倒是可以好好和我这个《亚历山大战史》的译者好好聊聊了。

建议:自己看得少就少说话


更新:

1.无论答主 @杨英杰 如何更新自己的回答,想把这个话题拉出多远,也无法避免“马其顿体系”这个词并非国内爱好者生造出来的这个事实。简而言之还是英文著作阅读量太少,所以没看到过这个词吧。

(话说,我作为一个专业的译者,并不认为国内爱好者或者学者创造非中文世界没有的词是什么问题。这位答主纠结于这一点,是想表达什么呢?)

2.自己没看到过就认为这个词不存在,被发现这个词存在之后又开始证明这个词“不合理”,是不是不只是阅读量的问题呢?

3.如果让我讨论“马其顿体系”这个词该不该用,能说的实在太多了,只能剪断截说。当然,我的结论是“毫无疑问没有任何问题”。马其顿体系有其自己明确的特征、相对固定的编制以及从队列到大战术甚至到宿营的规矩或习惯。

关于这些东西的具体内容,参见Aelian的《战术》一书既可(能参见的实在太多了,就挑古典时代自己的)

4.当然,每个元素都是都是借鉴而来。是的,没人否认重步兵换轻盾以及创设轻盾兵是雅典人开的头。也没有人否认马其顿体系下几乎每一个元素都来自马其顿以外。但不要忘了,所有这些元素的整合,形成相对稳定的编制和战术体系,却是在马其顿人手里。而将整合之后的军队投入实战,也一样是腓力、亚历山大以及继业者们。

“体系”的意义在于整合以及运用,而不是创造新的元素。这一点如果都弄不明白,实在有本末倒置的嫌疑。至于这个体系在一两百年之后有没有过时,那已经完全是充数的无关话题了。

5.以组成体系的元素来自于马其顿以外来否认马其顿体系这一说法的合理性,就好像说因为Gladius短剑原产于西班牙,而不能算军团步兵的标志性武器一样无知且无趣。(让我们换个领域再归谬一下,因为瓜迪奥拉没有发明前锋、后卫和门将,所以他的那一套也不能叫“位列式体系”了呗?比叡号战列舰主要部件都是英国产的,所以也不能叫“日本战列巡洋舰”了呗?用剑盾、标枪的重步兵不是罗马人发明的,所以马略的军团编制也不能叫“马略体系”或者“大队体系”的军团了?)

6.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位答主在批评富勒时以富勒对卡罗尼亚会战“判断错误”作为一个论据,提出而富勒所谓“腓力引诱联军左翼做向心运动”是对战场地形不了解而导致的胡说八道。然而,我在富勒的任何一本著作中都没有找到富勒说过“腓力引诱联军左翼做向心运动”这句话或者任何类似的说法。事实上,富勒的原文是“引诱雅典人前进到联军中央前方”(中文译本原文),而这一句话的实际意义是“引诱雅典人前进到比中央更加突前的位置”,而不是说左翼向内旋转,向右前方前进跑到中央的正前面去(翻了英文原文,我的理解没错。)

7.从这一点即可看出。答主似乎既没有好好看过富勒的著作(当然,有可能是译本用词不明确导致英文阅读经验不足的答主误会),也不理解方阵时代的战术现实。有趣的是,这位答主认为富勒以现代战争的观点来看待古典战争会导致误解。事实上,这恰恰是答主以现代战争的观点来看待方阵机动,才导致了这个基础阅读上的误会。方阵的左翼除非已经overlap了对方战线,否则在现实上就不可能向右斜进到方阵中央的前面,或者在面对着敌军正面的情况下向内旋转,这真的是完全不懂方阵运动才能说出的话了(emmm,仁兄虽然自称买了我翻的《亚历山大战史》,大概也没有好好看,因为类似战例在希腊实在是多如牛毛,书中就有不少)。

8.如果这位答主真的想要了解古典时代的战争艺术,至少先要读懂手头的书,掌握一些古典战争艺术的基本常识,不要犯看不懂文字的低级错误。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在批评名家著作的时候,是不是操之过急而显得无知无畏了呢?(话说,了解希腊的战争艺术居然让我去读哈蒙德,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一种分不清通史和战史的大无畏zhi精神吧。是的,哈蒙德和富勒一样是军人出身,他也确实在希腊打过仗,然而他写的既不是战史也不是战争艺术史。托尔金在索姆河也打过仗,然而指环王也不是战史书…而且,这时候又不怕现代战争经历误导对古典战争艺术的判断了?)

9.当然,富勒也好,道奇也好,也包括任何一位学者,都有自己的问题。道奇过于一根筋,富勒过于主观,甚至我本人在富勒著作的新译本里,也加了大量的注脚来说明富勒的错误。但若因此而看不到他们的深度和价值,那实在是有一叶障目反而自鸣得意之嫌————尤其是在,连人家说啥都没看懂的情况下。(有趣的是,这位答主似乎真的是想拼命证明康布雷会战的主要参谋之一,装甲战的创始人,英国陆军少将约翰·富勒是贴吧水平)

10.至于这位答主说十余年来与我偶有交集,但尿不到一壶去,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毕竟,先表示一个存在的词不存在,借此抨击众人。被指明这个词语存在之后,又以偷换概念、顾左右而言他等方式力图证明这词不应存在,以故弄玄虚的方式批判这个存在的词“故弄玄虚”,泼皮泼皮。

emmm,着实想说,本人虚火并不旺盛,您的夜壶似乎并不适合本人。

11.最后,您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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