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 第1页

“历史在加速。”

1984年，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召集了120位作者，穷十年之功，编成了七卷本、135篇长论文、共超过5600页的国民文化史著作《记忆之场》。在《记忆之场》完成之后，诺拉不无骄傲的宣称，这是继《年鉴》之后法国史学又一具有世界影响的贡献，“记忆之场”本是由诺拉生造的词汇，而到了1993年，“记忆之场”被收录进《罗贝尔法语大辞典》，从这个角度而言，《记忆之场》本身似乎也变成了法国人的“记忆之场”。

什么是记忆之场？即使是诺拉本人也没能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从其表述来看，“记忆之场”就是围绕着记忆标的而形成的各种记忆的集合，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模糊的，诺拉在出版后两部《记忆之场》时也陷入了纠结，因为其中许多主题并不属于他最初设想的记忆之场的范畴，但是他最终仍将其收录其中，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记忆之场这个概念有一个更加广泛的概念，那就是本书的副标题——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而这个副标题恰好展现了《记忆之场》的双重面貌：作为记忆史的《记忆之场》，和作为民族史的《记忆之场》。

首先作为记忆史的《记忆之场》几乎可视为记忆史的扛鼎之作，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的煌煌巨著，但是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最为优秀的作者通过他们的煌煌巨著奠定了记忆史的书写范式。什么是记忆史呢？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欧美史学界掀起的新一轮转向，阿斯曼指出，“以回忆概念为核心，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文化科学范例，受其影响，不同的文化现象和领域呈现出不同于之前的格局。”记忆史的写作始终围绕着两个主体：作为记忆标的的文化象征物，以及后人对这一象征物的记忆，记忆史正是围绕着二者的互动关系展开。

这里我们仅以《贞德》为例，展示《记忆之场》的写法，不同于传统上将贞德视为法兰西象征的写法，作者指出贞德形象在长达三个世纪中都是出于被遗忘的状态，或者说在16-18世纪时，贞德只是法兰西历史中众多英雄人物中的一员，并未成为法兰西的民族象征，甚至在启蒙-革命时代，出于对中世纪与天主教的排斥，贞德的形象处于极低的地位，伏尔泰甚至认为贞德只是【一个不幸的女白痴】，贞德的民族象征形象是近代的产物，更准确的说是大革命后19世纪的产物，其背景是法兰西逐渐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

贞德形象上升的起点是拿破仑恢复了对贞德的纪念仪式，它曾因宗教问题在1793年后被革命者终止，而随着法国与法国欧洲竞争的日益激烈，贞德逐渐成为法兰西民族的象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贞德能够满足大部分法国人的想象，但是这也意味着不同人群对贞德的认知是不同的，对天主教信徒而言，她是上帝的圣徒；对社会主义者而言，她是人民的女儿；对民族主义者而言，她是抗击英国的英雄，他们在不同的政治场合抬出贞德的形象，甚至主张“贞德是我们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法国人对贞德的记忆似乎是撕裂的，但是贞德之所以能够被不同的派别所争抢，其前提恰恰是因为所有人都认同贞德是属于法兰西民族的象征，因此，与其说作者解构了对贞德民族象征的传统叙事，不如说作者展现了一个撕裂又统一的贞德形象。

在我看来，记忆史带来了两个方面的转向。第一，是研究对象的扩大化，由于记忆史的重点在于考察大众对某一对象的记忆变迁，因此史学的研究对象也就从史书中的大事件扩展到生活中的一切象征物，三色旗、马赛曲、贞德、7月14日，都成为诺拉《记忆之场》的书写对象，此前记忆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只能以一个切入点进行解读，难免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但是《记忆之场》通过对一百多种象征物的解读，全面的展现了法国近代的记忆长廊；第二，是研究思路的变化，记忆史关注的不只是民族象征本身，而是我们对于民族象征记忆的解读与重构，通过这样的转换，历史学的观察对象从“历史是什么样的”转变为“我与历史的互动关系”，而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不是“贞德的形象被工具化的利用或歪曲了”，而是希望通过后人对贞德形象的不同解读，来展示19世纪那个分裂的法国，甚至于说，《记忆之场》并不关心贞德，他关心的，是19世纪的法国人怎样记忆贞德，从这个角度而言，19世纪法国人对于贞德的记忆构成了“第二层次的历史。”

然而对于诺拉本人而言，他更在意的是《记忆之场》作为民族史的一面。此前法国的历史叙事典范是拉维斯编纂的27卷本《法国史》，而诺拉则对这一版本称赞有加，甚至认为“没有拉维斯的《法国史》就不会有《记忆之场》”，与之前的法国史相比，拉维斯的版本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拉维斯的《法国史》的材料不止限于史籍记载，还采取了大量宫廷档案，以增强其实证主义史学的色彩，第二，拉维斯格外强调法兰西历史的统一性，此前米什莱版本的《法国史》展开的重点始于于格卡佩，而高卢时代只占了一个章节，而拉维斯则用了整整一卷书写高卢时代的历史，拉维斯似乎想要为法兰西找回民族的根基，证明法兰西存在于法兰西之前（诺拉语），最具代表性就是拉维斯对于联盟节的描述：“那一天，各省人民忘却、抹去了地理、人种、历史的差异……以自愿的行动创建了一个现代民族。”第三，拉维斯的叙事中隐含着法兰西民族的特殊使命，比如“教会的长女”、“革命与人权的圣殿”，就后两点而言，拉维斯的《法国史》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史学色彩。

然而进入20世纪中期，这种拉维斯式的民族叙事却逐渐走向了衰落，其主要是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冲击使然，就外部环境而言，自二战以后，法国逐渐衰落为世界中等国家，这从根本上冲击了法国民族史叙事的根基，而就内部而言，层出不穷的社会运动、女权主义、移民潮、地域认同等多种倾向又进一步撕裂了所谓“统一民族的神话”，法国人似乎不再对民族的历史抱有热情，也不再相信法兰西民族的未来，他们开始怀疑传统的民族史叙事，甚至怀疑民族本身，就像诺拉所说：“人们之所以这么多的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而诺拉则希望通过编纂《记忆之场》，创造一种新的民族史范式，一种不带有民族主义的民族史。

我们可以从《记忆之场》三部分卷名看出诺拉的民族史关怀：《共和国》《民族》《复数的法兰西》（我更喜欢的译法为“多元但统一的法兰西”），其涉及的对象虽然多种多样，但是都围绕着一个相同的标准：近代以来法兰西民族的集体记忆与象征。具体而言，《记忆之场》选取的象征物包括两类，一类是大革命期间被创造的，比如三色旗、7月14、马赛曲、自由平等博爱，另一类是法国历史传统中的象征，比如上文提及的贞德，二者的演变几乎是相反的，革命者抵制贞德，利用革命象征物塑造新的社会，而拿破仑、复辟王朝、第二帝国则不同程度的打压了革命象征，贞德的地位被一路抬高，最终在第三共和国时代时期，二者走向了和解，甘必大和费里通过新的阐释与国民教育，使他们一起成为法兰西民族的象征。

《记忆之场》的这种民族叙事，不仅是对传统民族主义叙事的解构，更是对民族意识的复原和全新建构，他在一方面解构了这些民族象征物“天赋”的神性，另一方面又通过梳理这些象征的演变过程，将这些自古以来的象征还原为近现代的产物，通过后人对于民族象征记忆的塑造与互动，以及民族象征的表达、传播与接受，从更加长程、生动的视角展现“贞德”们是如何成为我们的民族象征，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建立起来的那个多元而统一的形象，不仅是作为法兰西民族象征的贞德，还有法兰西民族本身。从这个角度而言，在《记忆之场》中，记忆史与民族史本身就是一体两面，多元化的记忆展现出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这个民族的不同认知，而所有不同的认知又汇聚于此，恰恰说明国家与民族的同一，就像《记忆之场》第三卷的书名，这是一个“多元但统一的法兰西。”贞德，连同法国人对她的记忆，共同构成了法兰西民族的一部分。

《记忆之场》的民族叙事不以民族主义为根基，不以国际竞争为目的，他关注的不再是民族复兴的宏大主题，而是那些与每一个法国人息息相关的象征物，他真正创造了一种“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史”。这种以记忆为核心的历史叙事无疑是一种更具生命力的形式，因为神话终将被解构，只有记忆永不消散。我们不用拼接好每一块拼块就足以感知到拼图中的风景，如果说此前我们只是民族盛大典礼中的旁观者，那么这一次，我们也能够真切的感觉到民族的存在。

然而法国的衰落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国际趋势，所以尽管诺拉不愿意承认，《记忆之场》还是成了法兰西民族最隆重的悼词，阅读《记忆之场》，就好像葬礼之前，主人清点、展示逝者的遗产，带着几分炫耀，却又含着掩饰不住的悲伤。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多元化的时代，传统单一的民族主义历史叙事已经难以满足多元社会的需要，新的民族史叙事将围绕着两种倾向展开，一个是记忆史，一个是全球史，前者在纵向层面梳理民族象征的流变与塑造，后者在横向层面强调传统民族象征的全球起源，比如在一本编写于40年代的通识教材，作者强调了法国梧桐并非原产于法国，二者都在不同层面上解构了传统的民族史叙事，但是又都以更为生动的形式重构了民族历史，从这个角度而言，《记忆之场》不仅是法国历史的重要著作，也是探索未来全球范围内民族史新形式的重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