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青、霍去病与汉武帝真有传说中的不良关系吗？ 第1页

首先，即使卫青、霍去病与汉武帝真有情爱关系，也说不上什么“不良关系”。

为什么男男之爱就是“不良关系”？！

其次，汉武帝与卫青、霍去病究竟是不是“爱人”关系，以目前史料没办法做出确切回答。

但是

司马迁、班固确实是认为卫青、霍去病是汉武帝的“爱人”，而后世不少史学家也认可了司马迁、班固这个判断。

我去年有给某媒体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谈这件事，我可以肯定司马迁和班固就是认为卫青与霍去病是汉武帝“爱人”。

原文如下：

卫青与霍去病究竟是不是汉武帝的“男朋友”？

老实讲，以现存史料没办法得出确凿无疑的答案，因为西汉的史料就那么点儿，除非将来考古工作者从茂陵（汉武帝墓）或者卫青墓里能发现情书之类的竹简，不然的话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当然，由于茂陵已经多次被盗，所以基本上只能指望卫青墓了。

当然，卫青与霍去病是不是汉武帝“男朋友”，这是有疑问的；但是司马迁在《史记》里明确表示卫青与霍去病是汉武帝的“男朋友”则是没有疑议的。

因为司马迁把卫青与霍去病归入了《佞幸列传》里，凡是出现在《佞幸列传》里的人物，除了卫青与霍去病，其他人都是板上钉钉的“男宠”。

而且司马迁在《佞幸列传》一开头就写明了“佞幸”的性质：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

这句文言文并不复杂，司马迁就是指出并非只有女人以色侍人，男子也可以以色侍人。

我们再来看“佞幸”两个字，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对“佞”的解释为“巧讇高材也。巧者，技也。讇者，諛也。从女。仁聲。”由此可知，“佞”包含两种含义，一种是纯以色侍人，另一种虽然也是以色侍人，但是本人也有才干。这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提到这一点“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所以从司马迁这段自述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佞幸”并非并列关系，而是因果关系，“佞”是因，“幸”为果，因“佞”而得“幸”。

而在《佞幸列传》里，司马迁把“佞”的两种形式都提到了。

汉高祖时期的籍孺，汉惠帝时期的闳孺，这两个人就是典型的“色爱”：“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这里司马迁顺便还讽刺了一下汉惠帝时期的士风，因为闳孺得宠，使得汉惠帝时期年轻的士大夫们“郎侍中皆冠鵕璘，贝带，傅脂粉。”

这里的郎和侍中都是指的西汉初期皇帝身边的近臣，按照汉朝惯例都是从贵族世家子弟中选拔，司马迁讽刺这些出身高贵的年轻士大夫们看到闳孺因为男色被皇帝宠幸，于是纷纷开始涂脂抹粉，模仿闳孺，希望能得到汉惠帝的宠幸。

注意，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因为如果汉惠帝时期贵族世家子弟能为了得到皇帝宠幸不惜涂脂抹粉，那么汉武帝时期的贵族子弟为什么不能呢？

后面的邓通、周文仁都是这种“色爱”类型的男宠。

汉武帝的男宠则不一样，属于第二种，“既有色也有才”。

士人韩嫣，“善骑射”、另一个宦官李延年“善歌”，这两人相比他们的前辈那是要强得多。但是这里需要注意一点，这里的“才”只是“色”的衍生物，“才能”依然与色爱息息相关，要使人君达到身体或者感官的愉悦，光靠“才”是不够的。所以司马迁在写韩嫣“善骑射”后紧接着写他“善佞”，写李延年“善歌”后又写他“善承意”，“善佞”、“善承意”其实都有“色爱”的含义在里面。

韩嫣是因为从小和汉武帝一块长大，两人朝夕相处之间产生了感情，所以司马迁写“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而李延年则是因为受“宫刑”后嗓音发生改变吸引了汉武帝，叶舒宪教授认为“李延年受宫刑后嗓音变得具有中性美，因而获得汉武帝的宠幸”。

不过尽管韩嫣和李延年相比等籍孺、闳孺、邓通这些“前辈”显得有才，但是他们的结局却都是一样的：最后都因为失掉了君王的宠爱而身死族灭。

这里我要着重谈一下李延年，有人认为李延年未必是汉武帝男宠，因为“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也。”也可以解释是对于李夫人的爱消逝了，所以诛杀了李延年兄弟。但是我认为这样主张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司马迁这里的“爱弛”很明显，是直接把《韩非子·说难》里弥子瑕与卫君同性爱情故事里的原话拿来用的。韩非子原话是“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而且司马迁还在最后用了弥子瑕的典故，所以李延年这里的“爱驰”就是指的汉武帝对李延年感情消逝。

司马迁在说完韩嫣和李延年后，紧接着加了一段：

“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这段话看似在表扬卫青、霍去病，其实司马迁是在暗示卫青与霍去病和韩嫣、李延年一样，是汉武帝的“男朋友”。

司马迁作为著名史学家，他的这种“暗示”并不仅仅只有这一处，他在《史记·卫青霍去病传》里专门提了一句：“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

当然，这里肯定有朋友会指出《史记》里“幸”这个字出现了次数很多，而且含义各不相同；我承认，确实《史记》里“幸”字出现很多，而且含义各不相同，但是我可以肯定《卫青霍去病传》里的这个“幸”指的“宠幸”。

因为东汉史学大家班固可以为我作证。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史学家写史讲究“隐恶扬善”，所谓“隐恶扬善”不是文过饰非，而是与人为善，具体表现就是把当事人所做的坏事、糗事尽量不放到当事人本传里，而放到其他列传或者相关记载里去。

班固在写《汉书》，写到《卫青霍去病传》的时候，他特意把“幸”字删去了，变成“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

之所以删掉“幸”字，是因为班固会把卫青与霍去病是汉武帝“男朋友”这件事放到《汉书·佞幸列传》里，所以在卫青与霍去病本传里就不必再把当事人这件“不光彩”的事情再说一遍了。这是班固作为史学大家忠厚的一面的体现。

当然，秉笔直书也是史学大家的特点，班固虽然在本传里给卫青与霍去病留情，但是在《汉书·佞幸列传》里可一点儿也没有为这两人留情。

班固先是在《汉书·佞幸列传》的赞词里开宗明义表明这传里的人物都是男宠：“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

“男色”是什么意思，不用解释了吧。

接着他在用词上唯恐后人看不明白，连续使用“爱幸”这个词。

韩嫣：“始时，嫣常与上共卧起。嫣弟说，亦爱幸，以军功封案道侯，巫蛊时为戾太子所杀。”

李延年：“而与上卧起，其爱幸埒韩嫣。”

最后，“是后，宠臣大氐外戚之家也。卫青、霍去病皆爱幸，然亦以功能自进。”

《史记》和《汉书》是汉朝最重要的历史典籍，而在这两部最重要历史典籍里卫青与霍去病都进入了全是男宠的《佞幸列传》，而且无论司马迁还是班固都在用词、用典上非常直白，班固还欲盖弥彰的把卫青霍去病本传里的“幸”字删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可能：司马迁认为卫青与霍去病是汉武帝的男宠，而东汉班固表示赞同。

那么，是不是只有班固收到了司马迁的讯息，之后的史学家并没有理解司马迁把卫青与霍去病放入《奸佞列传》的意思呢？或者说之后的史学家并不认可司马迁的观点呢？

答案是否定的，后世历史学家不但理解了司马迁为什么要把卫青与霍去病放入《奸佞列传》，而且还同意司马迁的观点。

我们可以来看同为二十四史的《南齐书》。

《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不但是南北朝时期南梁户部尚书，还是南齐皇族；他爷爷是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父亲是南齐豫章王萧嶷。

萧子显不但出身南齐皇族，而且本人极有才华，同为二十四史之一的《宋书》作者沈约是和萧子显同一时代的人，他曾经称赞萧子显的文章可以和东汉名家班固相媲美，可见萧子显的才华。他一生写了五部历史著作，可惜目前传世的只有《南齐书》。

《南齐书》里同样有《幸臣列传》，而在列传里萧子显直接把霍去病与韩嫣、邓通并列：

“汉文幸邓通，虽钱遍天下，位止郎中。孝武韩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马。”

之后北宋苏轼在自己文集里直接说卫青给汉武帝舔痔疮，“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长孺，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

苏轼这么说当然不是指卫青真的给汉武帝舔痔疮，而是因为他看过《史记》、《汉书》，知道卫青与汉武帝不寻常的关系，所以他认为卫青和汲黯身份不同，汲黯是臣子，卫青不是。苏轼这里明显是用邓通的事例来比喻卫青。

综上所述，卫青与霍去病是不是汉武帝的“男朋友”，目前史学界没有定论，也不可能有定论，除非将来卫青墓里能挖出决定性证据；但是司马迁在《史记》里确实明示了卫青与霍去病是汉武帝的“男朋友”，东汉史学家班固沿袭了司马迁的这个观点，而南北朝著名史学家萧子显也同样沿袭了司马迁的观点，北宋苏轼也同样认可司马迁的这个观点。

所以，“司马迁认为卫青与霍去病是汉武帝'男朋友'”这件事应该是可以盖棺论定的，不管卫青与霍去病究竟是不是汉武帝“男朋友”，司马迁反正认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