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强制剃发易服，没有像北魏孝文帝改革一样推行汉化政策，这是不是一种文明的倒退？ 第1页

在这里我觉得大家把儒家化和汉化混为一谈了。

儒家学说主要创始人虽然是汉人先祖，但是儒家学说或者说儒家世界观却是具有一种普世性。

如果我们用现代社会科学分析方法去分析儒家学说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儒家学说本身其实民族特征很少（很少不代表没有），而且这些民族特征本身很模糊，可以做多种解释。

儒家学说更多还是类似于西方保守主义价值观，更强调父权和血缘，而正是因为这种普世性使得儒家学说在东亚传播非常广泛，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游牧民族很轻易的就能全盘接受。

总体而言，在缺少神学基础的东亚地区，儒家意识形态事实上是起到了天主教在欧洲的作用：把各族群都团结到了一种意识形态下面。

但是这不代表接受儒家意识形态就要全盘接受汉人的生活方式，至少在理论上这是两件事。

这里我可以举一个西方的例子：

信奉了东正教的罗斯人经常指责生活习惯上比他们文明多了的马扎尔人是“野蛮人”，这些罗斯人并不觉得这种指责违心。

原因是这些罗斯人归顺了东罗马帝国，又信奉了东正教，于是以罗马人自居，而在罗马人看来，凡是不属于罗马帝国管辖的都是“野蛮人”。

儒家意识形态最初和中原民众生活方式是紧密纠缠在一起的，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要全盘接受儒家意识形态就要同时接受中原生活方式，所以魏孝文帝要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儒家化，就必须同时进行汉化。此时，汉化和儒家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但是随着唐朝的建立，中原和内亚地区交流日益频繁，深受儒家意识形态影响的游牧族群精英分子开始觉得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是可以分开的，也应该分开，因为他们觉得接受了中原生活方式、发行服饰有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感觉。这种感觉让这些游牧族群精英分子感到屈辱。

这有点像奥匈帝国把马扎尔人贵族送进维也纳大学学习，初衷是想他们产生帝国认同，可没想到这些马扎尔贵族反而是匈牙利第一批觉醒了“民族意识”的马扎尔人，匈牙利第一篇马扎尔文的诗歌就诞生在这些维也纳大学的马扎尔人贵族手里。

当然，这种觉醒是和中原地区武力衰弱密不可分的。

说一句大白话，你都不厉害了，为什么别人还要模仿你的生活方式？

这一点在辽国对“中国”认识中表现的非常明显。

辽国最初如刘浦江教授所说“契丹人以‘蕃’自居，自外于‘中国’。”

但是逐渐就变成对“夷”、“藩”特别敏感，比如辽国人刘辉得知宋人欧阳修遵循汉人的夷夏观念修撰《新五代史》，将契丹列入《四夷附录》，十分不满，特上书说：“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

发展到最后就是干脆以“中国”自居：

“大安末，为太子洗马，上书言：‘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

这里“中国”说的是契丹人，而“西边诸番”则是指的臣服契丹的游牧民族。

到了辽圣宗时期辽国皇帝干脆以“中华正统”自居，反而根据“五德终始”学说认为北宋是“非正统”。

要注意，此时辽国契丹人并没有在所谓生活习惯上汉化，不但没有汉化，契丹服饰反而传到了北宋，不少北宋居民喜欢穿戴契丹服饰，这股“契丹风”甚至传到了北宋首都开封，迫使北宋朝廷一再下令，禁止宋人穿戴契丹服饰，可是屡禁不止。

一直到宋徽宗年间，皇帝还继续下旨禁止汉人穿戴契丹服饰：

“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

而取代辽的金，在比契丹人更拥抱儒家意识形态的同时又远比契丹人更抗拒“汉化”。

一开始，金国人是严禁汉人打扮成女真人的，原因大概是这样容易混淆，不方便辨识“敌我”。

等到金国占领了开封，彻底稳定黄河以北的局势后，金国上层女真人逐渐同意为金朝效力并且获得一定政治地位的汉人留金人发型，穿戴金人服饰，这在当时被视作女真人一种“赏赐”。

等到金国与南宋签订“南自南、北自北”的合约后，也随着金国上层女真人进一步儒家化，金国开始要求国境内的汉人统一做女真打扮。

“是年六月，行下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时金国所命官刘陶守代州，执一军人于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且不如式，斩之。后韩常守庆源，耿守忠知解梁，见小民有衣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生民无辜（被害）不可胜纪。时复布帛大贵，细民无力，坐困于家，莫敢出焉。”——（《大金国志》）

而金国这种行政命令实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金国范围内的汉人反而习惯了这种“女真式”服饰和发型。

“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不然亦间养余发，作椎髻于顶上，包以罗巾，号曰‘蹋鸱’，可支数月或几年。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辫如鬼，反以为便。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揽辔录》）

由此可见，在意识形态上高度儒家化，本身熟练掌握儒家学说的金国女真贵族相比在学术上不那么“儒家”的辽国契丹人更讲究生活习惯上的“尚同”，当然，“尚”的是女真的“同”。

但是生活习惯上拒绝汉化绝对不能简单等同于意识形态上拒绝儒家化。

以北元为例，传统说法里蒙古人被朱元璋赶回草原后就迅速的“草原化”或者“蒙古化”了，但是最近不少历史学者都指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相反，尽管“黄金家族”被赶回到了草原，但是这些“可汗”依旧以大元国皇帝自居，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可汗”，可见意识形态上儒家化的成功。

《明英宗实录》里就记载了当时蒙古可汗脱脱不花对明朝国书上称呼他为可汗的不满：

“‘去岁书内，写我作达达可汗，缘故不知如何？’可汗自我先朝通好朝廷，其所称名号亦有定体，自朕即位重念可汗和好至诚，以其管治迤北人民，特以达达可汗称之，亦尔俗至美之号，且朕与可汗和好在有诚意，不必论此虚文也。”

明英宗落入蒙古人之手后，根据当时明英宗蒙古翻译记载，蒙古人在讨论时也依然称自己的首领为皇帝：

也先聚会大小头目，说道：“我每（们）问天上求讨大元皇帝一统天下来，今得了大明皇帝到我每手里，你每头目怎么计较？”数中有一达子名唤乃公，言说：“大明皇帝是我每大元皇帝雠人，今上天可怜见，那颜上恩赐与了到手里。”口发恶言伤害。当有伯颜帖木儿忿怒言说：“那颜要这等反狗似的人在眼前开口说话！”当时，把乃公面上搥了两拳……（哈铭《正统临戎录》）

最后我们回到问题本身，清军入关时强制剃发易服，没有像北魏孝文帝改革一样推行汉化政策，这实在说不上“文明的倒退”。

因为发型和服饰很难区分文明与非文明，举一个最简单例子，现在汉服和我们日常穿戴偏西式的服装，哪个代表文明，哪个代表野蛮？

莫西干头和板寸发型，哪个文明？

当然，我这里也绝不是为清军下达剃发令后对江南血腥屠杀开脱，不管从任何角度出发，清军在江南的大屠杀都是必须谴责的，是无可辩驳的暴行。

但是这种罪行和剃发易服是否属于“文明倒退”完全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以生活习惯而言，清朝入主中原后确实强迫中原人必须完全服从满人的发型和服饰，这确实是罪行，但不属于“文明倒退”，道理我们前面说了。

而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清朝统治者所秉持的儒家“天下观”和明朝朱家皇帝所秉持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同的，无论是明太祖朱元璋还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他们看待“天下”的视角和态度是完全相同的，爱新觉罗家族是全盘接受了儒家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朝没有学习北魏孝文帝那样全盘“汉化”并不是文明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