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清朝？ 第1页

各自心怀鬼胎，才致使满清以可乘之机，进而屠戮华夏，称霸中华。

朱明不足悲，其兴衰不过是一家一姓之荣辱。

可悲者乃我华夏九州，无数生民罹难；可悲者乃我华夏九州，十邑九空、哀鸿遍野；可悲者乃我华夏九州，亡国又亡天下也。

明清易代之际，我华夏民族荼毒之惨，于明以前历朝难有与之相比的，于明以后则惟有日寇荼毒华夏可以相较。

满洲贵族集团是以满人为主体，蒙古和关东汉人组合而成的军事部落联盟集团。即为部落，其文明程度当然不足以和中原王朝相提并论，这种游牧性质的军事联盟，擅长攻伐掠地，却不擅长经营治民。

所以早期的满洲铁蹄所到之处必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的人间狩猎。

所谓遇村屠村，进城屠城是也。

当得知崇祯死国难的消息之后，满洲集团迅速做出了入关南下的决定，他们以“匡复明室”的旗号，联合吴三桂迅速占领了京畿地区。

出乎预料的顺利，清廷并没有做好决战天下的军事布局，多尔衮的一段话可以佐证之。其臣下问：此次出征当何如。多尔衮答曰：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满人占领京师之后，当时京畿地区并无足以与之相抗衡的军事力量，且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远比塞外风光好上百倍。

多尔衮确认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之后，便效仿汉高祖为义帝举丧的故事，也发动留京的士民为崇祯帝发丧三日。

他这样做基于二个好处：其一清朝继统于明室，是为华夏新君；其二以此为名博取在京文官集团的支持巩固政权稳定。

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与否，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戮汉民，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地方志中有明确记载，连经历了文字狱最厉害的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晓岚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满军屠刀下的遭遇。

多尔衮进关之初，为了取得汉族官绅的支持曾经一度有所收敛。从顺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知。

此外像1649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这类血淋淋的实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充分暴露了满洲贵族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

顺治六年正月，多尔衮道貌岸然的说：

君，父也。臣，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辜杀人之理？自元年以来洗民谣言无时不有，今将六年矣，无故而屠戮者为谁？民肯从此回想，疑心必然冰释。

试图将毫无人性的大屠杀，进行合理化的辩解。按照此逻辑来讲，大屠杀之所以发生正是由于刁民太多。

不得已，君父才物理毁灭了那些为非作歹的子民。

古语云：杀降不祥。

清军往往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顺治八年福临亲政以后，把各地屠戮的责任全部推到了多尔衮的身上，说：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攻下江，浙，闽，广等处，有来降者，多被诛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窜匿。

实际上清兵滥杀无辜根源于满洲贵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视政策，多尔衮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罢了。在清廷上同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争权的辅政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师出征时表现出同样的野蛮就是一个证据。只是因为这种疯狂的屠杀政策不仅没有吓到汉族人民，反而激起了更加顽强的抵抗，清廷在屡遭覆师失将之后，才被迫在政策上作出部分调整。

三，强迫汉民剃发改用满族衣制

山海关战役之后，多尔衮曾下令沿途各州县官民剃头留辨。进京后，遭到汉族居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的为数寥寥，不过孙之獬等最无耻的几个人。史载：他入朝时想挤入满洲官员序列，满官认为他是汉人不予接受；转入汉班，汉族官员又因为他已经剃发改制加以拒绝。

弄得孙之獬进退失据，狼狈不堪。而受尽嘲讽的孙之獬回头便写了一封奏疏建议清君全国实行剃发易服令。曰：

“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孙之獬为一己之私愤，灭我汉人三千年之衣冠，其数典忘祖阿谀逢迎之态，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即便反复无常如吴三桂者，都曾多次劝谏多尔衮废除剃发令。然经过孙之獬等无耻小人的挑拨，加之大局基本稳定，第二次剃发易服令开始颁行全国。

顺治二年六月清廷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十五日谕礼部道：

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绝不轻贷。

同年七月，又下令“衣冠皆从本朝之制”。

本来，清廷统治者特别是处于最高决策地位的多尔衮如果聪明一点，1645年五月弘光和大顺覆亡之际，曾经出现过一个对清廷以较少代价实现统一的机会，当时的情况是，不仅清廷凭借其优势兵力接管南明各府县没有遇到多大的反抗，而且连大顺军余部也以不剃头为条件有意归附清廷。实现统一以后，也没有必要强行勒令剃发改制。

满洲贵族当权稍久，仿效者必多，移风易俗，贵在自然。

满洲贵族以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野蛮手段强迫汉族百姓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记载在史籍中多如牛毛，由此引起的反抗以至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是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

江阴人民壮烈的倨城抗清就是在清朝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的情况下爆发的。剃发令在清朝各地引起的振动极为重大，它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导致了长期以来的政局不稳以至于生灵涂炭。

时人陈确记：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缚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

顺治二年十月陕西官员孔闻謤上奏清廷：

自汉唐宋金元以讫明时，三千年来未有令之改者，诚彼所守者是三代之遗规，不忍令其湮没也....使天下虽知臣家尽忠，又惜臣家未能尽孝，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

他搬出孔子这块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为例，以为可以保住先世蓄发衣冠，不料碰了一个大钉子。得旨：剃发严旨，违者不赦。著革职永不叙用。同年十一月，多尔衮往京东地区打猎，有人报告丰润县生员张苏之子张东海不行剃发。多尔衮当即派人将张东海斩首，其父杖责五十，革去生员名色，庄头和邻里四人分别受杖责。

顺治十一年三月发生的陈名夏案很值得注意。陈名夏自顺治元年冬月降清后，一直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多尔衮福临的信任，官居礼部尚书，内院大学士。大学士宁完我劾奏他“结党怀奸疏”中说：

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曰：只需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不太平，不专在剃头不剃头。崇祯年间并未剃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耻，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紧要事。臣思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十分之一，而能一统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

接着列举名夏结党营私罪状多款。顺治帝命群臣会勘，名夏辨诸款皆虚，惟留发复衣冠所言属实。最后以诸款具实定罪，陈名夏被从宽处以绞刑。

很明显，宁完我歪曲了陈名夏的观点，陈名夏并没有要求变清为明，叫满洲八旗兵也穿不便于骑射的宽衣博带，他只是出于对于爱新觉罗皇室的一片忠心，建议不要改变汉民族的风俗而已。可宁完我竟把本属于二人私底下的交谈草之成文，公之于众并上疏当朝博取清君欢心以为晋升之阶。唯叹陈君交友不慎，受其迫害而致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

诸如此类，载诸史籍者更是屡见不鲜，殆至胜朝亦出现了很多可以与“结党怀奸疏”一样令人不齿的苟且之事。

前些年的毕某事件便是其中的一件。本属酒桌上亲朋私域之内的孟浪言行，不意好事者竟然将其酩酊丑态录成视频，公之于众。致使舆论一片哗然，且不论场合与手段的下作。也使毕某一夜之间从名流精英臭成了过街老鼠了。因言获罪，古已有之，近世依然。惟在择友一关不得不慎重之。

人性何其相似，事实而又其残酷。

自古以来不论是汉族人的王朝还是其他少数民族的王朝，都没有执行过如此严苛的民族压迫政策。作为统治者其所应当做的当是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而不横加干涉。

试想满人的乃祖乃父，世代为明朝藩屏。

曾何时看到明朝君主勒令让其蓄发易服了，还不是仍照满人旧俗行事。明清易代，本是权贵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剃发易服政令的施行，则把一般民众也卷入到了权力斗争里去了。自古以来国人是很少参与军事、权力斗争的，因为在国人眼里安稳度日才是最重要的。

皇权不下县，宗族和乡绅共治的模式一直是古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管理模式。

很多农民一辈子都没有进过城，只要按时纳粮缴税，就不再和官家打交道了。所以农民哪有闲工夫管你皇帝姓什么呢，只要有田种，有饭吃即可。

然而令行全国的剃发易服令，则是击碎了汉人心中的天，硬是把顺民逼上梁山，成了逆民。三千年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诸如此类的教条，早已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标记之一。今人看来迂腐难解的教条，古时则是不成文的习惯法。

断发左衽，绝不可行。

顾炎武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强迫汉民剃发改用满族衣制，就是对数千年来汉人习俗的灭绝，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这样本着文化诛心的剃发易服令，必然招致来自汉民的坚决抵抗，因为这是关乎华夏文明存续的民族保卫战。

如山东淄博抗清运动的领袖谢迁被捕就义之际就大骂道：

子民只为自由生活，江山易主非我百姓阻扰，但绝不雍缚异族之习惯，如今逼我汉人子民弃祖万万不能，更勿想吾人替清朝卖命。


四，满人的圈地政策

明朝覆灭除了军事作战的失利这一表象之外，根深处早在明中期的嘉靖帝时期就已种下了。所谓腐败肯定是从里到外的，瓤子坏透了，皮就包不住了，才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运动。

皇明历代君主，尤其到了后期一个是比一个的吝啬而一个又比一个的贪婪，一个又比一个的懒惰。

虽然末代君主崇祯有中兴之志，然而积弊难返，只落得个“群臣误我”自刭于煤山的下场。崇祯帝是轰轰烈烈的，身死国难，也是值得肯定的。前文已经讲过明亡非亡于崇祯一朝，而是亡于明之制度。众所周知，土地兼并是一直左右历代王朝社稷存亡的大问题。封建王朝开国之君及而二、三世君多有锐意进取之志，他们为了巩固政权稳定，恢复社会生产，都会采取与民休息的方针政策而使耕者有其田，百姓安居乐业。

到了封建王朝中后期承平之日既久，而天潢贵胄继统之君，未经历过乃父乃公般的艰难磨砺，多不知民间疾苦。同时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龙子龙孙，爆炸式的增长加之历代恩封的勋贵，官僚也是千万计的滋生，如此繁巨的权贵数量，肯定会加重百姓的负担。有明一代，仅朱家子孙从开国时期的几十人，截止明亡的二百多年就滋生了人口十万之多，于此可以一窥皇权之利害。权贵阶层的滋长，非民之福。而朱明王朝为了维系龙子龙孙的皇家体面，除了封予显爵以外，便是大肆的赐予田土，民间俗称为“皇庄”。

明中期以后，从皇室到官绅地主兼并土地愈来愈猖狂，他们依靠政治势力大量地侵占官地和私田。皇帝在京畿地区设立了许多的皇庄。宗室诸王、勋戚、太监也通过“乞请”和接受“投献”等方式，霸占了越府跨县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如四川的蜀王一府占去了成都平原最肥沃的土地百分之七十。福王朱常洵占地二万顷。瑞王分封于陕西汉中，有赡田二万顷，并由陕西、河南、山西、四川等地摊缴租银。

可以说除了江浙财赋之区外，全国的土地半数落入朱氏宗族的手里。

再加上封的侯、伯、子、男等爵以及在朝为官的缙绅士大夫的田产，农民几无立锥之地。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民人关心的问题仅在于安居乐业，至于谁的天下，民人是无动于衷的。

明末兴起于西北席卷北方的李自成的农民运动，之所以很快的呈燎原之势，原因就在于“打土豪、分田地”的正确方针的执行。所以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农民运动是积极的，进步的。它摧毁了旧的土地制度，使耕者有其田。只可惜好景不长，李自成占领北京不到两个月，就被清廷和吴三桂的联军打跑了，代之而起的则是确保满洲贵族利益而兴起的落后的“圈地运动”（皇庄的延续）。
清初的圈地主要是在京畿地区（北京、天津、河北）推行的。

顺治元年十二月，多尔衮为了解决“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的生计问题，发布了圈地令。名义上是圈占各州县的无主田地及明朝皇庄，实际上却是不分有主无主的“圈田所到，田主登时迁出，室内皆其所有也。妻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顺治二年二月多尔衮“令户部转喻各州县，凡民间房产有为满洲圈占、兑换他处者，具视其美恶，速行补给，务令均平。”话说的冠冕堂皇，既然以掠夺为目的的，“均平”就只能是一句政治谎言。

与所谓的“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一样，统治者们擅长以伪善的拙劣的演技，来掩饰自己的丑恶。臣下如果真的敢“罪己”的话，有司又会迅速的按之“犯上谋逆”的罪名处以極行。

受地的八旗贵族、官兵还不断借口土地贫瘠，不断圈地换发，仅顺治四年正月一次圈占的京畿地区四十余县土地就有九十九万三千七百零三晌。由于汉族官员以圈地上亏国课、下病民生，上疏力争，清廷每次下令圈占时都声称“以后无复再圈民地，庶满汉两便。”实际上欲壑难填的满洲贵族往往食言自肥，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发布了“嗣后永不许圈”的敕令才告结束。满洲集团除了在京畿地区大肆圈地之外，八旗驻防的其他地方也有圈地的出现，如山东、河南、江浙、四川等地。只是没有京畿地区规模大。

伴随着圈地运动的施行，同时还有一种名为“投充”的掠夺人口的现象。它既是满洲贵族奴役汉人的重要途径，又为进一步侵占汉民族耕地房产大开方便之门。所谓投充，便是汉民委身于满人迫为奴仆的社会现象。经过满人大规模的土地圈并之后，汉族人民流离失所，失去了谋生的田地房屋的汉人只能降身为奴耕种被满人侵占的土地。

这种生产关系有别于历史上的佃农与地主的关系，“投充”是完全的人身依附关系，一旦变成满人的奴仆则世世代代永为奴仆。虽然雍正帝废除了明朝的所谓贱籍，但是一旦涉及满洲利益的“投充”“圈地”等统治者们却至始至终都在极力维护这种落后的生产制度。因为八旗兴衰，关乎国家存亡。

尽管统治者一再标榜“满汉一体”，实际上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一旦侵害满人利益，所谓的“满汉一体”也就变成了“满汉异体”。

这种投充关系是汉人迫于生计而不得已为之的，何况自愿投充很快变得面目全非了，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满洲威逼投充的现象，或“耕种满洲田地之处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村庄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逼胁。”

满洲八旗人员采取这种赤裸裸的掠夺方式，侵占了大片田地和大量的劳动力，过着衣租食税的生活。他们之中的达官显贵所占耕地人口尤多，一般都委任“汉人悍猾者”，充任庄头监工。有的还授予庄头监工低等品级的官员顶戴，即便于管辖庄园里的农奴，又可以抵制州县官的约束。借以保证源源不绝的剥削收入。这就是满洲贵族在京畿地区建立起来的一种民族利己主义的新秩序。、

其实世袭千年的衍圣公孔府也是和满洲地主是一丘之貉，仗着历代王朝的抬举，自宋至新中国建立，“孔氏圣裔”不仅支配霸占了曲阜县城的土地，而且临近的济宁、曹州以及河南等地也多有孔家田产。同样利用封建特权的孔家在衍圣公府仿设六部管理佃农，孔氏宗亲，凭借世袭千年的衍圣公名号有时甚至可以抗礼朝廷。

立足清史，放眼西方，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满人的圈地与欧洲的农奴园制，何其相似。本来至宋代门阀贵族阶级及特权已经被废除了大半，人人皆是自由身。但到了明清时期人身又被统治者加以限定固化了，愈至近代反而开起了社会的倒车，真是莫大的讽刺。人生来自由并不是自由宣言之后人们才有的意识，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就存在于人类社会中间。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是每个人的本能。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自投充制度施行之时，就接连不断的发生了农奴逃跑的事件。

为此清廷制订了严苛的“捕逃人法”。缉捕逃人是清初满洲贵族推行的另一项恶政。尽管它引起了汉族官民的强烈反对，清廷统治者为维护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却顽固的坚持，成为朝野关注的一大问题。明末清军在辽东和深入京畿、山东等地的多次战役中俘获了大批汉民（也可以看韩国拍的电影，比起歌功颂德的辫子戏，韩国电影更接近于史实），他们被封赏给旗下充当奴仆。

仅崇祯十一年冬至到十二年春，清军在京畿、山东一带就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再次深入京畿、山东，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入关以前，清军先后俘虏汉族人口至少在百万以上。当时就有不少人受不了虐待和思乡之苦，寻机逃亡，清军入关后再加上圈地投充的人数倍增，满洲八旗贵族和兵丁一般都是不从事田园劳动的。他们侵占的庄园和家内劳动都是以落后的奴隶制强迫旗下奴仆服役的。被驱迫为奴的汉人本身既过着毫无自由的牛马生活，子孙也被称为家生子难以摆脱世代受奴役的命运。

即便家养奴才入仕途当了大官，一旦见了旗主必须下跪行礼，或是逢主人婚丧诸事也必须放下官务，去忙家务的。

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因走投无路而悲愤自尽，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报部自尽者不下二千余人”。而更多的人则走上了逃亡之路，为奴的汉人，思家心切，盼望有朝一日能挣脱枷锁，同家乡亲人团聚。于是，旗下奴仆的大批逃亡在清前期华北等地愈演愈烈。顺治三年五月“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旗下奴仆的大批逃亡直接影响到了满洲各部人等的生计。清廷为维护满人利益和自身统治，严厉的推行“缉捕逃人法”。
捉拿逃人一款，乃清朝第一急务。朝廷专门设立兵部督侍郎负责追捕审理，地方官也以缉拿逃人作为考绩的重要标准。

由于逃人是满人的私产，为了不让私产受到蒙受损失，自然是薄惩逃人，重罚窝主。汉族官员以立法不公连篇累牍的上疏争执，逃人法屡次变更。大致而言为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里及十个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具为连坐。到顺治十六年已经出现“秋决重犯，半数逃人”的局面，顺治皇帝也于心不忍。再次放宽窝藏逃人的处罚方式。缉拿逃人法的屡经变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上日益激化的满汉民族矛盾在朝廷内部也有体现。当然清朝统治者总是偏向满洲的，他们多次惩办就逃人问题力陈上疏的汉族官员，斥责官员：

于逃人一事各执偏见，未熟悉真心。但知汉人之累，不晓满人之苦。。。。向来血战得来人口，以供种地牧马诸役。乃逃亡日众，十不获一。。。。若谓立法严则汉人苦，然法不严，则窝者无忌，逃者愈多，驱使何人，养生何赖。

满洲独不苦乎。

这无疑是说，在清朝统治下满人依靠驱使汉人来养生是理所当然的，汉族百姓受不了奴役而逃亡，满人就苦不堪言了，真是十足的强盗逻辑。

五，缙绅士大夫的动向

明朝倾颓，世受国恩的勋贵们做猢狲散的倒是居于多数，能起兵反清复明的缙绅大夫很少。

隆武帝亦尝叹：若我朱家子孙若此辈舍身为国，朝廷何至于此。

在他们眼里现世的荣华富贵才是最重要的，从小养尊处优的骄奢淫逸，哪能当国难，哪能忍受兵旅之苦呢。

逢此不遇之难，魂魄早已吓到九霄云外了。

能够承继大统的皇子皇孙一旦践祚，不是君臣勠力复兴社稷，却去忙着建后宫纳妃子去了。

穿着那身龙袍，他们是合法的流氓混蛋；剥去他们世袭的显爵，他们只是寄生在这个社会的废物而已，只懂得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明中后期各地农民起义不断，一些善于投机者，早已预知明朝就要完蛋了，尸位朝堂，不退也不进，多是为了自己的富贵荣华。所以当李自成灭明之后，留京的缙绅士大夫成群结队的与新主“咸与维新”了。然而世事难料，大顺政权执掌天下不过二个月就被满洲和吴三桂的联军打的落荒而逃。

王旗变换如此快，倒是让这些降了的官员们茫然不知所措。

在他们眼里看来，大顺政权毕竟是汉人建立的，明亡大顺兴，只不过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改朝换代罢了。

所以去哪里当官，都差不多。

如今占据京师的清朝可不一样，他们是虎狼之师，更是异族，又不懂我华夏语言文化。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致使在京的缙绅们降清（鞑子）的时候内心里总是有那么点隔阂与芥蒂。

所以大多数留京的明朝士绅，闭门不出，静观天下走向，然后再做一个旱涝保收的买卖。

一心以气节标榜的士大夫们结果在王朝存亡之际恪守气节的竟寥寥无几，真是让人尴尬。明朝官员降清之后，本是想“咸与维新，共图大业”的，剃发易服的政策颁发，彻底摧毁了他们一些人苟且的心。

很多人抗清的开始倒不是由于明亡，而是在剃发易服令颁发之日起，他们才开始了武装反抗。

或许难以理解，但是我们放眼中东的巴以纷争，大体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汉人会不惜性命以反抗满洲人的民族压迫政策了。为了汉人三千年之衣冠，汉满两民族之间爆发了惨烈的军事对抗，最终还是被满人征服了全国，而剃发易服之制在我华夏土地上施行了近三百年之久，致使汉人不复知华夏衣冠为何物。

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府颁发了剪发令，敕令全国男性剪辫蓄发，令行伊始竟没有人遵从。或许是三百年的清朝统治，汉人们早已忘记了汉家衣裳为何物，更有所谓的康有为的保皇党、张勋的“辫子军”为旧朝廷招魂守忠尽孝。

文化诛心，这一招满人用的狠毒。改朝换代直到如今，一些国民的心里仍然扎着辫子。

长头上的辫子易去，装奴才惯了，心里的辫子难除。

明亡以后，江南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失去了依靠，但旧日的政治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另外明宗室相继建立武装政权和清军继续对抗，而对这些居于江南的缙绅们南明诸政权并没有很好地加以任用明末的东林、复社与阉党之间的斗争，一直贯穿于南明诸政权，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再加之藩镇拥兵自重，南明本身具备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不像清廷那样，不论是什么样的人才只要降清，清廷都会给于相应的官职待遇，延揽人才。因为清廷很清楚如果想要牢牢的控制住江南地区，首先就必须争取江南缙绅的支持。更何况对于江南缙绅而言，明亡与复兴并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事情。他们眼里关注点永远在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特权不受侵犯即可。到了顺治四年江南地区强有力的反清势力已经被镇压下去了，剩下的也多半都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或者隐居乡野或者寄情山水之间，以消极的方式对抗清朝的统治。

这种消极的不合作的方式对抗，本身就带有一种投机的意味，换句话来讲，所谓的归隐山林，本身就是一种自抬身价的炒作。

只要新朝开出合适的价码，双方再经过“三推三让”的拙劣表演，那些以名节相砥砺的隐士们也就摇身一变成了新朝的一员了。清廷现已征服全国，作为战胜者肯定是不会完全按照江南缙绅的如意算盘制定合作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甄别、选拔。

如顺治十六年六月，清朝统治者发动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打击江南缙绅的“江南奏销案”。此此次政治运动，清廷一下子就革了乡绅2172名、生员11346名。

江南缙绅们如果想要继续维持旧日的经济地位，就必须在政治上完全投入清朝的怀抱。
江南缙绅们主动向清朝靠拢的最明显的就是表现在科举上，清廷也明白科举对笼络人心，有着不可意料的效果。顺治二年、三年清政府曾两次举行乡试，但“与试者少，进学特易耳”。而且很多都是明末孤贫失志之士。一些以名节相砥砺的“社中旧人，大半伏处草间”。过了几年，这些人却“尽出而应秋试”。《柳南续笔》一书中有这样有趣的一段记载，兹录如下：

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识谏武王。及进院，以桌凳限于额，仍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心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

经过又打又拉的几个回合之后，江南缙绅最后忠顺地匍匐在清朝统治者的脚底下，高唱起“我朝深仁厚泽”的赞歌。

参考资料

南明史

明末农民战争史

清代社会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