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刘曜封石勒为赵公后，又改国号为赵？ 第1页

汉赵名位：称帝之初的刘曜或许只想继承汉国的政治遗产

在赤壁称帝到长安朝议之间的八个月间，刘曜的身份是“汉皇帝”，年号为“光初”。在汉帝刘曜的光初元年初期，平定靳准并稳定汉国内部是第一要务，所以对于当时的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军权）骠骑大将军（军衔）东单于（胡制官爵）上党公（爵位）石勒，汉帝刘曜自然只有笼络招徕的想法，这才把石勒尊为大司马（官职）大将军（军衔）加九赐（殊荣）赵公（爵位），也就是说，从“上党公”（双字爵位）升格为“赵公”（单字爵位），上党曾经在战国后期归属赵国，在汉皇帝刘曜君臣看来，是逻辑顺畅的，而且刚好应了石勒以襄国为大本营的地望。

我们通过石勒进爵赵公（318年十月）即可证明刘曜改国号为赵（319年六月）的那一份源于地望的基本逻辑，又可说明，刘曜君臣在一开始可能并没有想着与“汉”之名号割裂。

在刘曜做汉帝的八个月中，刘曜君臣并没有在名分问题上想清楚，只是单纯想把汉国的名分与大义承继过来，用刘渊创建的“汉”，笼络靳准之乱后的人心，直到他们发现“屠各汉国”已经破烂不堪的时候，方才想起改头换面的事儿。

改弦更张：刘石绝好或许促发了刘曜君臣的改汉为赵

汉光初二年（公元319年）二月，刘曜授予石勒太宰的荣位、领大将军、进爵赵王，但石勒与刘曜的裂隙也在这一次君对臣封授行为中彻底爆发，以至于石勒并没有接受来自汉帝刘曜的赵王爵位，石勒甚至甩下了一句“管他赵王还是赵帝，我自取便可，哪里是他刘曜能够节制得了的？”的狂言。

所以，汉帝进爵赵公为赵王的礼制流程，事实上是搁浅了的，自此而后长安朝廷与赵公石勒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失控的、中断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石勒在这次事件后，就与刘曜彻底撕破了脸（绝好），独立了。

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耶？此后与刘氏绝好， 俾所周知！

对于汉帝刘曜君臣而言，石勒的“实质独立”，宣告了刘曜在前一年十月继位以来践行了四个月的“继承汉国政治遗产”进程的无法进行下去，这就使得刘曜君臣萌发了“改弦更张”甚至“改旗易帜”的打算。

石勒集团的“桀骜不驯”，远超刘渊建汉之初的晋朝压迫，成为刘曜长安政权的主要敌人，从光初二年二月到六月的四个月间，刘曜君臣一方面继续其进一步征服关陇的地缘政策，一方面将大义名分做了一套全须全尾的改头换面，这才有了光初二年六月的这次朝议。

那么，二月以后的汉国体制内，石勒的官爵地位还会被刘曜承认么？私以为，至少在六月改国号时，应当是不承认的。既然石勒已经不再受到刘曜的汉国承认，那么刘曜改汉为赵时，自然不必忌讳石勒的赵公名号了。

永明光初：附着在国号“赵”之上的刘曜野望

光初二年六月，刘曜不仅把国号改成了赵，把都城正式迁往了长安，而且还在宗庙祭祀中直接以冒顿单于为祖先，予以尊奉，一改汉国礼制。

从这一点上来看，刘曜是彻底放下了刘渊尊汉高祖、汉世祖、汉昭烈之世系的“承汉路线”，彻底走上了以匈奴单于、汉光文为尊的“承胡路线”。摆出冒顿单于的神主，就是为了进一步宣扬自家的正统性，从而与匈奴别部羌渠部落出身的羯胡石勒拉开胡人心中的差距，进而争取在刘聪、靳准、石勒三人作用下不断分化的诸胡支持。

另外，按照汉魏晋时期流行的五德终始学说，“赵”在五行上为“金德”，“晋”在五行上为“水德”，“汉”在五行上为“土德”，水生金且土克水，用“汉”为号，便是对“晋”统的克灭，用“赵”为号，则是对“晋”统的继承。

需要注意的是，刘曜正是在称赵以后，方才以晋惠帝司马衷之皇后羊献容为皇后的，在311年到319年间，羊献容始终只是刘曜的妾，这个时候抬出羊献容来，按照匈奴收继婚的习俗，便是刘曜以晋惠帝司马衷为其父兄，收继其母嫂。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一种对晋惠帝之统序予以继承的政治表态，这样也能继续保持对怀愍二帝的政治否定，毕竟怀愍二帝都是刘曜直接攻灭的，刘曜自然不能承袭怀愍的统序。

那么，金德的国号多了去了，刘曜为何偏偏选择“赵”这个曾经颁发给臣下的名号呢？很简单，“赵”能够兼顾的“维度”是最多的。

除了开篇我们提到的那个“卢奴伯→中山王→赵皇帝”的升格路径以外，刘曜所尊奉的冒顿单于及其之后百年间的匈奴王庭都曾驻扎在阴山南麓，而阴山南麓在战国时期，也曾是赵武灵王以降的赵国领土，而且南匈奴入塞诸部的安置区也是当年以晋阳城为核心的西部赵地，称赵，既能兼顾冒顿单于到南匈奴之间四百年来的匈奴地望，又能符合中原汉魏王爵名分体系源自先秦诸侯的政治传统，自然是最合适的。

赵王自取：汉国赵公或许并非石勒称王前的爵位

对于刘曜君臣而言，刘曜原本授予石勒的赵公爵位自然是失效了，但刘聪授予石勒的上党公爵位未必失效，我猜测，光初二年二月到六月间，刘曜汉国内部估计是以“上党公”之名号来看待石勒，而且石勒也确实只有四个月的时间是刘曜汉国认可的赵公，远不如“上党公”更加“扎实”。

我们从石勒建国后命令记室佐明楷、程阴、徐机等撰《上党国记》，也可看出石勒集团内部似乎对于源自刘曜的赵公爵位的否弃，以及对于源自刘聪的上党公爵位的认同。

换言之，自光初二年二月刘石彻底分裂之后，很可能刘石双方都已不再承认“汉国赵公”这一称号。至于石勒自称赵王，其实是在刘曜自称赵皇帝（六月）之后五个月的当年十一月，那么在当年二月至十一月之间的北方，事实上已经并不存在“汉国赵公”，遑论“汉国赵王”，更不存在“赵国赵公”或“赵国赵王”。

无论是刘曜君臣，还是石勒君臣，“汉国上党公”或许才是这十个月间，石勒的爵位名分。

而且，石勒在“绝好宣言”中，直接称呼刘曜为“刘氏”，而非“汉帝”，可证石勒集团此时（光初二年二月）至少是不把刘曜当汉帝的，至于他的权力来源刘渊刘聪，石勒暂时还没有必要否定，所以我才认为，石勒依旧是以“上党公”自居，而且是“汉国上党公”。

至于石勒之所以要在当年十一月自称赵王，绝非是对汉国赵公的升阶，而是对汉国上党公的升阶。之后十年的石勒也始终以赵王自居，并且以赵王纪年，直到消灭刘曜长安政权后，石勒方才先后自称赵天王、赵皇帝，并改以年号纪年（太和）。

至于，石勒自居赵王的十年间（319-328），究竟是否以刘渊创建的汉国为尊，是否会把刘曜对赵的寄托用在了后赵政权之上，就是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参考资料

1. 陈勇：《汉赵史论稿》
2. 周伟洲：《汉赵国史》
3. 吴洪琳：《十六国“汉”、“赵”国号的取舍与内迁民族的认同》
4.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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