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指出,这个提问从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所谓大半辈子不亲政是不存在的。要评价秦昭襄王,首先就要破除这个其实很滑稽的谣言。
秦昭襄王绝非傀儡,即使是在一开始所谓的“王少,宣太后自治事”时期,魏冉、宣太后对国家的控制程度也远比某些电视剧所描写的和一些人认为是“常识”的要低得多,而这一时期最多持续了三到五年。这里提两件事来佐证。
首先就是著名的宣太后黄段子外交事件。这件事的过程很出名,但起因和结果大多数人却好像并不知道:宣太后讲黄段子的原因是因为偏心母国,为了阻止秦军援韩损伤楚国的利益,这段典故出自《战国策》,而事件全部的前因后果却见于《史记 樗里子甘茂列传》,后文中,甘茂认真分析了局势,证明太后的观点其实是于秦不利的。经过甘茂的劝说之后,秦王最后还是决定发兵了,完全正和太后的意愿背道而驰。这件事发生在秦昭襄王元年。试问,如果秦王是傀儡,太后是真正的掌权人,为什么反而傀儡的决定比实际掌权人的管用?这是不符合常理的。
有人说这时秦王母子地位不稳,前朝老臣说话还是有份量的,太后要顾及他们的面子,所以这件事并不能作为秦王不是傀儡的证据。好吧,我们姑且假设太后被驳回了意见是因为提出反对观点的人是前朝“老臣”的缘故,但是这位老臣甘茂是一位外来的客卿,在秦武王时他攻伐宜阳,就曾表达过自己没有根基、只能依靠君王的信任的焦虑,甘茂曾因此向秦武王诉说,对话载于《战国策》。用司马迁的话说,这是一位“羁旅之臣”,不久后,他自己就被昭襄王排挤出了秦国朝堂,考虑到这一点的话,甘茂在那时说话究竟有没有份量不言而喻,他那时其实完全可以算得上人微言轻,完全不足以威胁秦王。决定是秦王自己做的,而非甘茂逼迫,这一点其实在史料中很清晰。
从这段史料中对宣太后的描写,我们只能得出两个信息点,第一,宣太后的政治立场是亲楚(这点后文还会再提),第二,此时战事与国事的决定权在刚刚登基的秦王手里,太后说话并没有多少份量。这是第一条证明“不亲政”说不成立的史料证据。
其二,让我们来说一说权臣魏冉。有人称在昭襄王前期真正掌权的非秦王也非太后,而是太后的兄弟魏冉。这就更属于无稽之谈了。从以下三个方面都可以证明:
首先,昭襄王的上位。很多人认为是宣太后和魏冉一手拥立了昭襄王,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秦本纪》只说:武王无子,其弟立,是为昭王,《樗里子甘茂列传》则暗示了公室对昭王的支持,《赵世家》说,赵主父送立公子稷,是为昭王。这几篇中都有具体的“立”法,而《穰侯列传》中,翻来覆去却只说“魏冉诛季君之乱”。结合多种记载不难看出。昭襄王的上位其实是由赵武灵王的送立、公室的支持和国际大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在赵武灵王、樗里疾这些真正的大佬面前,作为前朝旧妃的芈八子和之前名不见经传的魏冉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他们所做的其实是分内之事的平叛,而非一手遮天的立君。
再说昭王年间魏冉的处境,魏冉在他外甥当政期间远不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顺风顺水和权倾朝野。首先,他第一次出任秦相是在昭襄王十二年,这之前他的前任有如下几位:前文提到过的甘茂、樗里疾;楚人向寿——此人是昭王发小,据说两人好得穿一条裤子,字面意思上的那种;赵人楼缓——此人是参与送立昭王的赵武灵王心腹;孟尝君田文——此人关系到昭王联合齐国打击楚国的国策。前文已经说过,宣太后亲楚,要她做决定的话一定会考虑楚国利益,然而昭襄王却偏偏要用这么一个打击楚国很厉害的人来做自己的相邦,甘茂出走后,丞相的位置甚至还一度空缺过,就是这样,魏冉也始终没能得到相位。
一个无权的、没有亲政的傀儡秦王一茬又一茬地更换丞相,而那个操纵他的人、所谓的幕后真正掌权者却总也上不了位,连个丞相的位置都给自己弄不到手,这幕后掌权人是不是当得有点惨?纵向对比一下后来有名的操纵君王的权臣们,比如霍光,他是大司马大将军,皇帝睡个宫女他都能管;再比如曹操,这位事迹太多了一时说不完,但他一直是丞相;朱温,同上。满清的多尔衮甚至可以逼迫皇帝称他“皇父摄政王”,慈禧太后能让皇帝叫她“亲爸爸”,这些人哪一个有魏冉这么惨,哪?一?个?
就算魏冉有的是拥立之功好了,让我们纵向比较一下其他有拥立之功的权臣,首先是庄襄王的吕不韦,庄襄王一上位,有拥立之功的吕不韦立刻占据了相位,且获封“文信侯”,魏冉的丞相位却是在昭襄王十二年得到的,“穰侯”的封爵则是在第一次罢相后、昭襄王十六年才得到的。这一比较,待遇的高下立时可判。唐朝有一位只跟拥立沾了一点点边的大太监李辅国,就胆敢堂而皇之地对唐代宗说出“大家但内里坐,外事老奴来决”,而这位所谓拥立有功、架空秦王、实际掌权的穰侯,却在他自己的列传中被记载为“受命于秦王”,在他被罢相时,还得靠自己做太后的姐姐去劝说外甥保留相位?这符合逻辑吗?这不合常理的这是!(侯勇老师小官巨贪.jpg)
那么,是不是太后和“四贵”团体一起架空了秦王呢?答案一样是否定的。且不说《战国策》里有明确记载,泾阳君、高陵君(又称叶阳君)是因为受秦王宠爱才有势力的,就从种种蛛丝马迹看,四贵和太后所做的只是“干政”,换句话说,他们确实弄权了,甚至把手伸到了不该伸的地方,管了他们不该管的事,做了他们不应该做的事。但这和四贵架空了秦王、秦王是傀儡依然是两回事。四贵手中的权力实际上就是来源于秦王稷,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如何如何。就和明朝的宦官乱政一个原理,刘瑾魏忠贤等人看似权势熏天,可以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了,但其实皇帝只要愿意,勾勾手就能把他们灭掉。这个抱团团体的存在本身就是秦王不可能被架空的证据,只有不够强势的政治势力才会抱团生存,四个人去架空王权确定可以维持四十年之久?遑论这四个人里还有两位王弟,如果秦王稷是傀儡,真正有实权的他们是怎么做到四十年来一点都不想取而代之还要被其操控去干人质这么危险的工作的?哪有傀儡做四十年,不老实不安分,还没被完全取代的?太后不是只有昭襄王一个儿子,参考后世的武则天,她和她的四贵要是真的有那个能量,另外两位公子早就自己上了,何必要巴着傀儡大哥呢?再再退一步,就像评论里一位朋友提到的,如果秦王真的没实权,为什么撸掉有实权的四贵易如反掌,有实权的四贵却毫无反抗之力?还是那句话,这根本不合常理。而不合常理的事情,一般不是童话故事就是谣言谎言。
抛开这些由史料和逻辑结合衍生出的推断好了,那么史书里有没有秦国当时其实是秦王主政的实锤呢?当然有,而且一抓一大把。很多人认为“秦王傀儡说”之正确的结论是从《范雎蔡泽列传》中范雎那句“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和秦王的那句“寡人旦暮请太后”中得来的,然而实际上,除了这两处渲染外戚秉权之外,《史记》《战国策》中几乎就再没有什么相关记载了,相反,记载秦王在当时的战国大环境下是如何枭横跋扈,在国内如何铁腕治国的记载却数不胜数。一一细数太过麻烦,就只说几个宏观的好了。
首先,嬴稷是称过西帝的,当时最高统治者称王他却带着齐王一起放飞称帝,如果他是一个傀儡,他如何能越过实际秉权的人给自己上这种可能会引起国际纷争(实际上后来的确引起了)的尊号?这不是让小孩子自己给自己取个名字自己玩玩算了的小事啊。又回到了刚才的那个问题,如果他是傀儡,那上尊号的不该是实际掌权的太后和魏冉吗?武则天在和李治共同执政时期可就和李治并称天皇天后了,如果太后穰侯实际上在掌权,他们至少也得给自己一个响亮的名头而不是让傀儡秦王自己一个人在那炫酷狂拽屌炸天吧?如果身为控制者放任没有实权的秦王这样瞎搞,这算不算是一种不负责任?
这一条还算我猜测。下面继续放点更有参考价值的。看一下当时人对秦王的态度吧。《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不服气蔺相如处处和他作对,蔺相如却从来不和廉颇冲突反而躲着他,手下于是问蔺相如是不是惧怕廉颇,蔺相如反问:廉将军和秦王谁更可怕?手下回答,当然是秦王。蔺相如说,我面对秦王尚且面无惧色,又怎么会害怕廉颇呢?由此可见六国对秦王的态度——秦王是非常“可怕”的,至少比虎背熊腰杀人如麻八十岁还能披甲上马吃两斤肉的大将廉颇可怕,在秦王面前“面无惧色”是值得夸耀的,如果秦王真如范雎所言是个众所周知的傀儡,被人操纵,从不独自参与军事攻伐,那这种秦王有什么可怕的呢?在一个根本不掌权,不打仗,不发动军事行动的秦王面前疾言厉色,有什么好值得夸耀的呢?唯有在真正手握大权、跺一跺脚六国就得抖三抖的虎狼之君面前不卑不亢并成功脱身,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
同样的描述更加直白的记载在《战国策·燕策二》,苏代向即将应邀赴秦的燕昭王描述秦王的为人,说这人阴险狡诈,变化无常,擅长甩锅,发动战争就像绣花一样容易,欺辱六国根本停不下来,六国就算打胜了,不久又会再次被欺辱,现在三晋遍地都是被秦王杀死的士兵的遗孤。这是这段记载的大概意思,书不在手边就不贴原文了,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自己翻一下《战国策》,这一篇叫《秦召燕王》,在《史记 苏秦列传》中也被采用了。这段记载的后文中还有关于秦王与其外戚势力关系的非常明确的表述,八个字:母不能制,舅不能约。
太后和穰侯根本无法约束他!这才是六国作为当时局势的参与者和秦国内政的旁观者对秦王、秦太后和穰侯的真实看法。考虑到这是一篇劝谏,事关国家根本利益,真实度应该相对很高。有意思的是这段后面还有一段描写,是说秦王只有在打败仗吃亏需要议和的时候才会派遣太后和穰侯帮他议和,一旦战胜就又要欺辱舅舅和母亲了。这个记载实在很有意思,在论述秦王和宣太后、魏冉的相处之道和内部矛盾时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入手点,其实也能够和最后穰侯太后被废时的平静局面遥相呼应。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在史书中已经非常清晰明显的结论,宣太后和魏冉从未真正“控制”过秦王,他们或许有干政,或许有弄权,或许在国内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还远远达不到可以控制秦王的地步。四贵中的另外三位更不能。所谓“可以威胁秦王君位”的公子芾在昭王初年就被昭王扔出去当人质了,魏冉本人在昭王年间也曾被五罢相位,罢到到了范雎入秦时他甚至已经到了十分害怕山东士子游说秦王害怕到要搜查使臣车子的地步,他在怕什么?答案不言而喻。不过不幸的是,他的担心最后还是成真了。
最后说一说范雎。范雎为什么要把其实没有那么夸张的事情说得那么严重,其实这是纵横家常见的一种游说手段,夸大事实以引起国君注意罢了,之前的张仪苏秦,之后的信陵君平原君等人多多少少都用过类似的手段去游说各国君主。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范雎的列传中,真正说动秦王逐穰侯的也并非“六国不知秦有王”,而是范雎提出的“秦国之于六国就像一条猎犬追逐瘸腿兔子,但为什么现在就是追不上”论,因为范雎让秦王意识到,穰侯和四贵的弄权已经影响到了秦国发展的整体进程,影响到了秦王心中终极目标的实现(这个目标是什么,大家看最后结果就都知道了),四贵是因此才被驱逐,而非“秦王想要夺权”,也不仅仅只是为了防止外戚坐大这么简单。李斯在《谏逐客书》中也说:“昭王用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意思很明显——废穰侯是为了“成帝业”,废穰侯和“成帝业”是有直接关系的,这才是范雎真正说服秦王并得到重用的关键,或者夸张些说,这是秦国质变为昭王末年“对六国已经取得决断性胜利”(翦伯赞语)的超级大国的关键。
一旦理清了“秦王傀儡说”是个伪命题,“如何评价秦昭王”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非常明确了。首先,他是一个心机深沉,战略眼光长远的政治家,可以说他从一开始就已经以统一天下为目标了,终其一生都在为这个战略目标做着漫长的准备。他对六国无止境的消磨和鲸吞蚕食,看似无的放矢、颇有乱拳打死老师傅的嫌疑,其实目标明确、循序渐进。他创造性地使用了远交近攻和近交远攻战相结合的战略规划(在范雎来秦前这两条原则就有在结合使用了,不过没有定位为国策),大量抢夺六国土地和人口资源、杀伤其有生力量,不断拉开秦国与山东六国的国力差距,并最终奠定了战国晚期一超多强的天下大势。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想出这些方法并不困难,但当时却只有秦国,只有秦昭王想到了这个方法,因为他比其他诸侯站得更高,他的目的从来不是掠夺多少城池土地,而是弱化六国伺机统一。
第二,他是一个性格坚韧、内心强大、永不言败的人。就只以长平之战举例,秦王以六十三岁高龄(按当时的平均年龄算放在现在算没有一百也得九十了)亲自征兵,亲自带领援军上前线,最终成功保障了战役的胜利,真真正正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然而昭襄王一朝并非只有胜利,从早期到晚期都有过程度不同的失败。然而昭襄王每一次都能迅速从失败中站起来,稍事休整后就重新亮出自己的铁拳,他第一次这样做时是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而最后一次这样做时,已经古稀高龄,但相同的是,他每一次都会坦然面对自己的失败,并且立刻就调整战略就地反扑,尽力补救自己的错误,凡是打不死他的,都会让他变得更强大,这样的忍耐力、操盘能力和决断力极其少见,也超出了常人所能想象。
第三,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一个清醒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一个遵循法家观念、理智得冷血无情的帝王。在他的一生中,曾经放纵过外戚的弄权,也做过很多无节操、丢面子的事,甚至给很多人下过跪,然而在国家利益面前,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他甚至不介意上位者们最在乎的他人乃至后人如何评价他,我个人揣度,昭王如果地下有知应该一点都不会介意后人编排他是傀儡这件事,他人的看法对他一向乃身外之物。在他的观念里,管他黑猫白猫只要抓得住老鼠那就是好猫,不管什么人,对他指手画脚的母舅也好,白丁出身的白起也好,从魏国逃难而来、在他王驾前口出狂言的范雎也好,只要对他有价值他就一定会用,而且是高官厚禄地重用,然而,一旦他们失去了价值或者变成了阻碍,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把他们踢开。不管是魏冉,宣太后还是白起、范雎,无一例外,这些人不过都是他对内巩固统治,对外军事扩张的工具,他眼里只有利益,不跟任何人谈无用的感情。或者也可以说他公私分得很开,毕竟最后太后和四贵都算是善终了。
《韩非子》中有一个关于昭王治国观念的小故事,昭王认为“不需要百姓爱他,只要百姓听话、国家得到治理就行了”。这个故事很直接地反映了他只要实际利益,不要虚名的性格特点。一百个国君里有一百个都抵挡不住百姓认为“贤过尧舜”的名声的诱惑,然而,昭王却是这极其冷静的第一百零一个,他一点也不在乎这些,反而对此嗤之以鼻,在国家实际利益面前,虚名都是浮云。他最后杀掉白起也是出于白起已经无法再用,自己又老了,不能留着这么一个有个性的猛人压制下一代的想法,并非是晚年昏聩,更非一时糊涂,更更不是因为面子上挂不住。顺便说一句,他竟然跟白起说“寡人恨君”,这让我觉得有点惊讶,这其实有点奇奇怪怪的ooc,尤其是对于深谙“非以吾爱,而以吾势之为我所用也”的驭下之道昭襄王而言。或者,再冷漠理智的人也会对最好的搭档有些惺惺相惜的私人感情吧。
他是一位在战争中执政的雄主,但同时也是一位很会治理国家内政的贤君。他在位期间不仅仅有消灭列国有生力量的军事行动和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却令六国胆寒的外交手段,还同时有保障民生和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江堰、昭王长城),无不可以看出昭王时代的为政风格,文艺点说,昭王时代的秦国,既要仰望星空,也在脚踏实地。关于当时秦国的民生,荀子认为“真上古之国也”,并有长篇大论的赞美,我就不再赘述了。
总体而言,秦昭襄王果敢坚毅、雄魄大智、铁腕无情、治国有方,本人个性和行事手段其实都和他的千古一帝曾孙非常相似,他也是对后来始皇的大一统贡献极其重要的一位秦王。个人认为,如果没有秦昭襄王,或者说换一个没有他的心智的人代替他在这时的秦国做君王,秦的统一日程可能会延后,也许是永久性延后。
有一首名叫《不溯》的歌曲,我认为歌词其实很像在描述秦昭襄王,b站也好像有几个剪辑。摘一段歌词,算作是对这位帝王一生的回望吧:
爱恨盘桓或踯躅,到头都轻如无物,
六国兴亡,八方风雨,又何尝在乎。
一厢情愿的倾慕,万人之上的孤独,
弹指繁华,百年归途,最终的最初。
无奈多情无情都铭心刻骨,放眼江山日月又几个朝暮,
如何起步,这隔世征途,
如何肩负,这一身荣与辱,
如何颠覆,这一注赢与输。
ps,上面有一个关于长平杀降的回答是该说您小说看太多了还是脑洞太大了呢……哪里有记载可以说明杀降是出于秦王的“虚与委蛇”,“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软弱”呢?
pps,用太后谥号说事的我觉得很好笑,那赵姬还谥了个帝太后呢,她很牛逼吗?并不,真正牛逼的是她的儿子。
就这样。只是浅薄的个人观点,欢迎高手们指正批评。
按照评论里一些朋友的批评指正分了一下段,为了语句通顺又修改添加了一下,希望现在这样能让大家看起来舒服一点吧,鞠躬~
李登辉这个人,看似奸诈,实则昏聩。
台湾(省)从蒋经国手里交到李登辉手上时,产业方面是四小龙里最强的。韩国在李登辉主政时,人均在四小龙里陪坐末席。但是李登辉依据神棍张家墩的理论,做出戒急用忍的决定。台湾企业失去了最佳的升级产业,扩张市场的时机。
台湾相对于韩国的劣势,不是人才不够,技术不行,而是岛内市场不足,很难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把产业养大做强,韩国毕竟还有5千万人。李登辉的总路线,就是放弃得天独厚的,的最大优势,与大陆市场若即若离。
所以这个人,见蒋经国坐半个凳子,分裂国民党的手腕绵长深远;方方面面精算犹如偷袭珍珠港前的军部,但是对大局的预测,笨的一塌糊涂,也是军部一个水平。归根结底,只是政客,不是政治家。
当然对中国大陆而言未必是坏事,这一点和香港李家把数码管项目搞的完全走样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