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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国学家普遍寿命很长? 第1页

  

user avatar   san-chong-bu-tong-de-hong-se 网友的相关建议: 
      

饶宗颐、钱钟书你说他们是国学家倒也罢了。

你说杨绛也是国学家?冰心也是国学家?巴金也是国学家?老舍也是国学家?请问他们是哪个领域的学者?音韵?训诂?经学?史学?古典文学?他们有哪几本专著?发了什么论文?

季羡林倒真是学者,可他的研究领域明明是梵语、吐火罗语、印度学等方面,你说这是国学?难不成题主是印度人?

“国学”这种伪概念一日不消灭,象题主这样的糊涂蛋就得多糊涂一天。


user avatar   you-zi-chi 网友的相关建议: 
      

因为知乎上似乎普遍文学史都不好。包括很多知名写字还看的过去的大v。

媒体炒作基本就欺负大众没读过近代文学史


巴金靠什么出名?家春秋。这本书是写一个大家庭怎么崩溃的。一些有为青年怎么死的。被社会吞噬的。

这是国学?这是反国学差不多。

巴金家里标准的大家族。其父当过县太爷。

巴金不姓巴。人家姓李。巴金是笔名。

巴金在1957年9月27日致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对自己的名字作了注解:“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Cha-teau-Thierry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所说的‘我的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他其实早期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翻译了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也有人认为巴枯宁对他影响不小。

因此巴金这名字就很不国学。

不管怎么说,他们正是对孔子国学与旧社会绝望的青年。是新青年的小字辈。

跟国学扯不上关系吧。

保守主义者是林纡 辜鸿铭等人

另外,其实巴老很不想长寿。作为一个见过鲁迅的人,中国近代文学的活化石。他很早就提出想死。

他早就不能写作了。不过奉旨活着。所谓锻炼,不过在床上挥舞自己干枯的手臂而已。

所以问为什么长寿

因为医学发达。不准他安乐死。

————

老舍其实旧学底子也很一般。读其诗论,看其赞美花色千种,花色千重则失笑。

他出名是因为他能用英文写作。所以有了世界级的影响。

他其实是个小说家。还是个外文小说家。许多小说先有英文版再有中文版。

所以他有诺奖提名。

他能成国学大师,说明学一门外语多重要。

想想莫公言。那群瑞典老头子的品味实在不敢恭维。

————

杨绛先生是搞翻译的。她精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堂吉柯德最早的译本就是她搞的。

至于她写的那些东西。大都是荔枝蜜的水准。

这个岁数经历过这么多还能这么傻白甜也是不容易的。

她为什么能成为国学大师?

多学几门外语,嫁个好丈夫很重要。

为什么能长寿。

人老了,保持一颗傻白甜的心很重要。

文学水准倒在其次。

所以少对你们父母长辈的朋友圈大肆批判了。

一个人不知道的事情很多。只要不是致命骗财的错误。多顺着话说吧。

———-

季老要是国学大师,也应该是三哥的。

————

钱钟书某些研究领域,勉强算是国学吧。

其实要是论起国学的评价。传统认为小说地位很低。

若不是西学东渐,发现小说在西方为正宗。中国古小说许多经典,连作者都搞不清楚。

旧时候,章太炎这样的,才能叫国学大师。

读个西厢记,宝玉都挨了一顿毒打。你要写西厢记。那就不是一顿打的问题了。

你才是写小说的,你全家都是写小说!

你祖宗十八代都是写小说的!

金瓶梅,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作者都是后来考据出来的。

生前为什么不敢署名?

丢不起祖宗这人啊。

要是写白话小说。那就是双重丢人。

————-

国学是个筐,啥都往里装。

/———

写荔枝蜜的是杨朔,我记错了。久不翻书,闹了笑话。

特此道歉。但是因为我的错误所以不改前文。

不过杨绛先生以翻译与外国文学研究著称。

不过冰心杨朔也包括杨绛,读其文章明显一股傻白甜风格。

当然这个年纪,经历这么多还能傻白甜也是一种难得的风格。

我记得冰心有篇,48-49年写的。

兵荒马乱,果脯败亡在即。逃难的一堆。她居然仍然在赞美维持秩序的巡警。由此赞美人性之美。

我其实至今不知道怎么评价。这才是真果粉?

我这篇只是告诉大家他们的主要成就。

缅怀先贤,重要的不是浮名。更不是媒体炒作出来的这些浆糊。

我读完了杨绛的堂吉柯德,读完了老舍小说选,读完了围城,巴金的家春秋其实很苦逼,读起来一股黏糊感受。一股都是社会他人父辈错的中二病风格。

典型的错的是世界。虽然有一定的时代合理性。但读起来总是不舒服

人是个好人。更适合搞翻译而不是写东西。写东西我以为是要有点名士气与元气的。与聪明性灵劲的。

太苦逼太呆总让我想起史铁生。

所以我读的是他的反思录。嗡嗡嗡后写的。

———-

老舍受到英国文学影响很深是公认的。

特别是狄更斯。

他的小说英文发布的有些。我记得好像老张的哲学,二马等都有英文版。

甚至是英文先于中文发表。他先用什么写的不知道

具体是哪篇忘记了。

今天712(股票)走势诡异,我在盯盘。没空搞太学术的东西。去考据这些

随手搜了一篇

有报道说,佚失原稿近70年的《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在美国被发现了英文原始译稿。《饥荒》未曾发表过的第21章至36章,共十万七千多字,经由学者、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回译,将重见天日,在2017年第一期《收获》杂志上全文刊载。这两天,这个被视为是文学界的特大喜事在网上迅速传播开来。不过,我觉得,这就像是一场媒体的狂欢,因为学界、老舍家人一直保持静默。

首先应该澄清报道中的两个出入:一、佚失的原稿是老舍的中文原稿,英文译稿一直在美国图书馆中,不存在佚失的问题;二“在美国被发现英文原始译稿”一句表述不准确,被发现的“13段”或“13章”原本就没有中文版,而是英文原稿,不是译稿,其他部分才是译稿。还有一点需要说明,《饥荒》中的“13段”,曾在国内出现过。1981年美国出版过《四世同堂》 英译本 《黄色风暴》 ,里面有最后的13段,后由马小弥转译为中文发表在1982年第2期的《十月》杂志上。但这13段并不是老舍的中文稿译稿,而是经过美国出版社和编辑“动手术”和大量删减后的英文稿的节选本和删改本。

此次赵武平先生翻译的13段,是老舍及其英文译者浦爱德合作的英文稿(这应该是最贴近老舍意愿的英文作品)。老舍研究专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认为,这13段由老舍口述,浦爱德用英文写成,再由老舍进行润色、加工和修改。在我看来,这13段的版权不专属于老舍,浦爱德也应该有份。马小弥转译的底本是节选本和删改本,赵武平发现并翻译的底本是原创的英文稿(不是回译),原创的英文稿自然比节选本和删改本更有意义、有价值,同样对研究老舍也更具史料价值。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这个文本很微妙,“因为单从语言来说,它不是老舍的。(傅光明语)”

老舍是老北京,其作品的语言是非常独特的,他人不太容易模仿。无论是马小弥的转译,还是赵武平的翻译,最好的效果也只能是接近老舍的语言,但终究不是老舍的语言。况且,转译或翻译的底本是英文,众所周知,英文与中文的语言风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13段的语言风格更接近于浦爱德的语言风格。这13段英文稿的发现,对于《四世同堂》,对于老舍,终究都有意义,但其局限性也明摆在那里。所以,学界、老舍家人一直保持静默。老舍的女儿舒济只是说,“我要再研究一下,不能胡说八道。”舒济的这个“不能胡说八道”,是对自己说的,恐怕也有警示他人的含义吧。

当然,赵武平发现老舍英文原稿的意义谁也不能抹杀,尤其是在老舍逝世50周年之际。《饥荒》缺少的“13段”没有中文原稿是一大遗憾,但是有英文稿“13段”,又何尝不是一种补偿呢?这“13段”明年《收获》杂志第一期要刊载,据称,明年二三月,全新版本的《四世同堂》也将由活字文化策划推出,这对老舍研究和老舍的粉丝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只是,对其评价一定要准确合理,比如对“13段”的表述无论是“完璧”还是“归来”,都要加上引号。因为,这“13段”没有原创的中文稿,只有原创的英文稿,其能否与老舍的《四世同堂》其他部分融为一体还是一个问题。因此,一些夸大的称赞语还是要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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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作报告的老红军普遍寿命很长?


user avatar   xiao-tu-59-9 网友的相关建议: 
      

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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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pj.ninjal.ac.jp/gairaig)。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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