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人是如何令汉八旗为他们卖命打天下的？ 第1页

贵萌将士开拔当天不开饭，到达当日不开饭。吃着青柿子和闯军作战，西军跋山涉水来北京勤王连顿热饭都不管。

对面是酒饭管饱装备精良的满洲重步兵，您这厢腹内空空，兵刃残钝，棉袄里塞的是芦花。身上的棉甲破了几十个洞，从库里领处来的时候还“漂没”了七成。百户千户以下有甲的都少。火器千奇百怪口径不一，火药配比一塌糊涂，放少了就算正中都打不穿，放多了炸膛。

打赢了未必有赏，打输了皇上不敢拿军头怎么办但是督师就该扑街了。

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就算爱新觉罗也是一群关外来的王八蛋，那么给老朱家这群王八蛋当兵，还是给野猪皮当兵，是不是看谁能给吃饱穿暖，为了老朱家饿死全家？呵呵

八旗汉军不是汉奸，满清以前也没有“汉奸”

根据《汉语大辞典》的说法，「汉奸」一词出现在宋人王明清的《玉照新志》卷三之中：「桧既陷此，无以自存，乃日侍于汉奸戚悟室之 门。」但是，查《玉照新志》以下的七种版本，就会发现该书并无「汉奸」一词：

1、明万历十四年秦四麟抄本《玉照新志》为：「张逊于虏之左戚悟室之门。」（卷五）；

2、《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汪新森、朱菊如校点本《玉照新志》为：「托迹于金之左戚悟室之门。」（卷五）；

3、尚白斋镌陈眉公订正秘笈二十种四十八卷第十一册，沈士龙、沈德先、沉孚先同校本《玉照新志》为：「张逊于虏之左戚悟室之门。」（卷六)

4、清抄本《玉照新志》为：「托迹于虏之左戚悟室之门。」（卷六）；

5、《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中《玉照新志》为：「张逊于金之左戚乌舍之门。」（卷六）；

6、《丛书集成初编》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初版《玉照新志》为：「托迹于金之左戚悟室之门。」（卷五）；

7、《钦定四库全书》中《玉照新志》卷六为：「张逊于金之左戚门。」（卷六）

4。

《汉语大辞典》所列出的内容出处也与各种版本有出入。 从同样一个人名却可以使用「悟室」与「乌舍」两种文字表达的现象可以看出，「悟室」显然是一个生活在汉字圈之外金朝的女真人皇亲国戚，中国历史 上根本不存在「戚悟室」此人。

王明清，南宋人。 《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记其「庆元（1195年）间寓居嘉禾，官泰州倅，有《挥麈三录》、《玉照新志》、《投辖录》、《清林诗话》」

5。 王明清另一代表作《挥麈录》与《玉照新志》同为笔记体杂文，其中也大量地记述秦桧之丑恶。 但是在汲古阁影宋抄本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内的穆公校点本《挥麈录》中，同样没有「汉奸」一词。 也就是说，秦桧这个中国人心目中最大的汉奸，很可能在宋代并没有被称作「汉奸」。

实际上，「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版）中，从《史记》到《明史》都找不到「汉奸」一词。 笔者看到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元代胡震《周易衍义》卷六之中：

子突欲去卫朔而反遇四国之毒吝也。 然志在辅正，于义何咎？ 李固欲去汉奸而反遭群小之毒吝也，然志在去奸，于义何咎？ 葛亮欲殄汉贼而反遭街亭之毒吝也，然志在殄贼，于义何咎？

李固为东汉冲帝时的太尉，冲帝死，因不附大将军梁冀，建策立清河王被免官，桓帝即位后被捕，遂死于狱中。 很明显，此处的「汉奸」是「汉朝廷奸臣」之略称，并无「出卖民族利益予外国外族」之意。 换言之，这与建立在民族共同体意识上的「汉奸」并非同物。 这种用法只是一个特例，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词汇。

这种现象说明：从汉代到明代，「汉」一直没有成为民族共同体的概念。 事实上，按照各种辞书给「汉奸」一词所下的定义，只有在「汉」成为一个民族集团概念和符号之后，「汉奸」之意才有可能成立。

当然，是不是民族集团符号，并不取决于「汉」字后是否冠上「族」字。 「汉人」、「汉民」、「汉儿」、「汉子」等词，都有可能成为民族集团的名称。 在《史记》中可以见到「汉人」一词：「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此处，指韩信在归楚还是归汉上的难题。 所以，《史记》中的「汉人」，并不是民族名称。

「汉」，最初不过是王室的符号。 例如：「丁，火，汉氏之德也」，说的是刘氏王朝的干支五行；「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说的是汉遣宗室女江都公主与乌孙和亲一事。 「汉家」一词也在《史记》与《汉书》中频频出现，前者十四次，后者五十四次。 如「汉家隆盛，百姓殷富」等，均指王室。

元朝将属民分为蒙古、色目、汉及南人四种。 但是，《元史》记载忽必烈提出以下的标准：

以河西、回回、畏吾儿等依各官品充万户府达鲁花赤，同蒙古人；女直、契丹，同汉人。 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

从「汉人」与「南人」之分、女直及契丹既可「同蒙古人」又可「同汉人」来看，可以知道忽必烈界定「汉人」的标准，不是种族、而是个人 属于哪个文化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

总之，到了明代，由于政权回到汉人统治者手中，「汉」字反而离民族共同体名称愈来愈远。 也就是说，尽管从《汉书》开始，「汉人」一词就被用作区别周边人士的共同体，然而直到《明史》为止，「汉」字一直没有越过政治共同体、地域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领域 ，而具备鲜明的民族共同体的意义。 所以直到明代为止，中国社会没有流行过「汉奸」一词。

体现出民族共同体意义的「汉奸」一词，最早出现于康熙中期。 田雯在《古欢堂集·黔书》中写道:

苗盗之患，起于汉奸。 或为之发纵指示于中，或为之补救弥缝于外，党援既植，心胆斯张，跋扈飞扬而不可复制。

这句说话的意思是，在清朝建立对于贵州苗族的统治体系的过程中，遇到了苗族的抵抗，而躲在幕后指使和组织抵抗的却是汉人。

田雯，字纶霞，山东德州人，清康熙三年（1664）进士，二十六年授贵州巡抚，三十年因丁母忧去职。 其《黔书》撰写于康熙二十九年，时为贵州巡抚任上。 田雯喜好标新立异，《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曾在《古欢堂集·提要》中特地指出：

王士祯《居易录》尝称《黔书》篇不一格，有似《考工记》者，有似《公》、《谷》、《檀弓》者，有似《越绝书》者 ，如观偃师化人之戏。 然与《长河志籍考》，实皆祖郭宪《洞冥记》、王嘉《拾遗记》之体，是亦好奇之一证。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田雯处理贵州「苗人」问题时，他以「汉奸」一词谴责部分汉人「通敌」。 这说明他认为「汉」与「满」在苗民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反抗清朝就是损害汉人的利益。 当然，这与当时田雯所处地位有关。

清朝在南方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是为了集中精力处理北方的问题。 康熙中期，清朝统治者依然将「汉人中的坏人」称为「奸民」，这说明他们还没有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与汉人王朝完全一致的王朝。 但是清朝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主要依靠汉人官僚。 尤其是在「改土归流」的政策中，有更多汉人官僚被派进苗地，「苗区」也开始推行儒学教育。 尽管当时其他官僚没有说过「汉奸」一词，但可以肯定：「满洲人─汉人─苗人」这一民族等级模式的出现，开始使一部分汉人官僚有「满汉一体」的错觉，甚至以为清朝就是汉人王朝的延续。

清代首位使用「汉奸」一词的统治者，不是别人，正是大力标榜清王朝即中国王朝，清的统治也给「汉人」带来巨大利益的雍正皇帝。

（雍正二年〔1724〕五月）然土司之敢于恣肆者，大率皆由汉奸指使。 ……倘申饬之后，不改前非，一经发觉，土司参革，从重究拟，汉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宽纵。

（雍正五年）谕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督抚、提镇等：狆苗素称凶悍，加以汉奸贩棍，潜藏其中，引诱为恶………………

中国的辞书很少提及「汉奸」一词的词源。 日人诸桥辙次在1958年编定的巨著《大汉和辞典》卷七中说道：「汉奸，来自清代，谓汉人勾结满清之徒。」这个解释正符合清末刘道一式的「汉奸论」 ，但与「汉奸」的原义──不是勾结清王朝之汉人，却是妨碍了清朝利益之汉人──恰恰相反。 「汉奸」一词出现的社会背景，就是「满汉一体」意识的普及。 或者是满清统治者主张自己与汉人利害相通，或者是汉人认为满清的利益即汉人的利益，才有可能使用「汉奸」一词谴责他人「通敌」。

雍正时代，「汉奸」问题见于国内的民族关系。 《大义觉迷录附录》中有这样一段雍正六年的朱批：「就其言论天下时势光景、朕之用人行政，一些不知未闻之人，非是苗疆内多年汉奸，即系外洋逆党。」

但是到了道光年间，帝国主义的侵略让「汉奸」走出中国国内民族关系的圈子，变成了中外国际关系上的「通敌」问题。

钦差大臣林则徐一到广东，立即发下一道〈密拿汉奸札稿〉的指令，开门见山就说：「照得本部堂恭膺简命来粤查办海口事件，首在严拿汉奸。缘外夷鸦片 之得以私售，皆由内地奸民多方勾串，以致蔓延日广，流毒日深。」1841年，三元里抗英之时刊布的〈广东义民斥告夷说帖〉称：「尔勾通无父无君之徒，作为汉奸，从中作乱。」「今用我国人为汉奸，非尔狗之 能。」「尔所用汉奸，皆我天朝犯法之徒，或杀人逃走，或舞文弄弊，平日极无本事，天朝所屏弃不用者，尔乃重用之。」

值得注意的是，从「无父无君」、「国人」、「朝」、「犯法」等词语中就可以看出，此处的「汉奸」一词毫无种族上的意义。 「汉奸」一词使「义民」感到愤怒的，不是出卖了「汉人」的利益，而是出卖了「天朝」的利益。

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在慈禧太后和刚毅等后党大臣的支持下，攻教堂使馆，杀「教民汉奸」。 反对使用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的汉族大臣袁爽秋、许竹筼，则被慈禧太后等目为「汉奸」遭到诛杀。 更有意思的是，同样反对攻击外国使馆的满族大臣内阁学士联元被加上「满族汉奸」的罪名，险遭毒手。 在慈禧后党把「汉奸」当作杀伐异己口实的背后，可以看出：此处的「汉奸」，是被当作「出卖满汉两族共同利益、满汉两族之公敌」。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刘道一等清末民初革命派又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汉奸」定义

甲午以后，虏廷不绝如线，而康、梁以痛哭流涕之妾态，倡伪维新之论，保皇之名。 种族之历史不通，国民之原理不晓，惟鳃鳃鼓其「开明专制」、「政治革命」之丑论，以作君王怜妾之宫怨词，……。

可以看出，革命派之所以祭起讨伐汉奸的大旗，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与「汉族」一致的「国民」标准。 他们判断「汉奸」的标准，始终没有超越「种族」主义。 换言之，他们认为汉人在处理与清朝的关系上，必须导入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观点，否则就是「汉奸」，就是「革命」的对象：「满人之与政府相系者，为汉族所当 排；若汉族为彼政府用，身为汉奸，则排之亦与满人等。」

甚至连革命派也承认：他们所说的「汉奸」，其性质与「改土归流」时期的「汉奸」、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义和团运动中的「汉奸」都已相去甚远：

汉人称汉奸者有之，外人称汉人为汉奸者亦有之。 积自二千年来，传至今日，汉奸名号，未有定评。 故往往有视爱同类为汉奸者，泾渭不分，殊甚痛叹！

尤其令他们感到愤懑的是，有「满洲人」也来用「汉奸」一词来攻击革命派。 为了摆脱这种语言的困惑，他们发明了一个「真汉奸」、「假汉奸」的说法：「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至满洲人之所谓『汉奸者』，乃汉族中之伟人硕士，即为爱同类之故，甘心戎首，虽牺牲其身而不顾。」

清末民初革命派如此费尽心机改造「汉奸」的思想背景，就是区别「同族」与「异族」、「同类」与「异类」、「同种」与「异种」的种族主义思想和民族国家理论 。 这种「汉奸」理论，其实认定「中国是一个汉族国家」、「汉族等于国民」、「只有汉族才是中国国民」。 在这种革命派想像的中国单一民族国家话语中，「汉」已经不再是往昔那种集政治共同体、地域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为一身的综合概念，「中国」也不再具备「大一统」 的政治和文化传统

只有处在现实中为多民族国家，而又不顾现实追求单一民族国家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怪圈中，才可能出现「汉奸」式的话语，因此发生许多令人啼笑皆非之事：中国的鲜族 ，在翻译中文作品中的「汉奸」一词时，要么译为「卖国贼」，要么照葫芦画瓢音译成「朝奸」，要么生搬硬造「汉奸」（hangan），至今没有一个定例。 蒙古语中也没有「蒙奸」一词。 蒙古人将出卖自己民族利益的人称为"olsaan Hodaldagqi"（卖国贼）或"olbagqi"（叛徒）。

1930年代，一部分蒙古人因为相信日本会帮他们实现民族自治，而与日本勾结。 这些人被中国党称为「蒙奸」，而「国民政府则用了一个更为奇妙的称呼：「蒙古汉奸」。

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汉奸」话语，其实是他们企图在多民族国家的母体上，人工催生一个「汉族」单一民族国家时出现的怪胎。 二十世纪初革命派接受近代民族主义的目的，其实不在于确认「民族」，而在于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家──「民族国家」。 民族不过是手段，国家才是目的。 然而，因为现实的中国不可能成为单一民族国家，「汉奸」话语最终不过是强化了本来只是手段的民族意识而已。 2002年末，有人以多民族国家为由表示不宜称岳飞为「民族英雄」。 对此国人表现出来的愤怒，就是近代民族主义造成国人将自己的政治认同最终归结在民族，而不是国家的最好写照。

争夺土地、城池、财物固然重要，而争取辽官、辽将更为重要。如其上谕所云: “金银币帛虽多得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耳。金银币帛用之有尽，如收到一、二贤能之人，堪为国家之助，其利赖宁有穷也。”基于这种认识，皇太极不惜代价积极争取明辽东的辽官、辽将。皇太极首先争取的是辽将毛文龙。

毛文龙虽是浙江人，但起家辽东。初为辽东巡抚王化贞部下的游击。天启元年( 1621) ，率兵从海上袭击金国的镇江( 今辽宁丹东) ，取得镇江大捷，被明廷授予总兵官，命其进驻皮岛。文龙募集辽东逃民十余万及溃散的辽兵辽将，组成数万人的武装力量。部下将官百余人，多数“皆冒毛姓，为其子弟裔孙”。这支“毛家军”，利用皮岛位于明、金、朝鲜三国之间的交通要冲，在努尔哈赤晚年，多次从背后袭击、威胁金国，成为钳制金国后方的一支力量。皇太极即位后，为解除毛文龙对金国后方的威胁，从天聪元年下半年开始，就派副将王子登去皮岛做争取毛文龙的工作。时逢明廷政局变化，天启帝去世，崇祯帝即位，魏忠贤失势。曾攀附魏忠贤并受其庇护的毛文龙深感处境危机，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亦欲密与金国交通。

朝鲜文献载: “毛将之心，凡三变，魏忠贤当权时，自结忠贤，及新皇帝即位，欲为自权之计，潜通于虏。”如毛文龙欲与皇太极联合行动:金国攻取山海关，他袭取山东登莱。然后各自独霸一方。就皇太极而言，想通过密约争取毛文龙及其所部，故对文龙的主张并未作出积极反应。天聪二年三月，文龙就此事催促皇太极: “汗未思之乎?山海关为北京之前门，登莱二府乃北京之后门也。岂能为此小故，而弃天下之大事乎?”

不久，刘兴祚叛金逃至皮岛，告知文龙，金国与之交往的真实意图是招抚其归顺金国。对此，毛文龙正中下怀，求之不得。他给皇太极信中谈及归附的条件时说: “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提出如归金国，其地位要高于此前归附的佟养性、李永芳等，要求皇太极封他为刘豫式傀儡王。

正当双方交往频繁、讨价还价之时，金国使者科廓突然被拘，皇太极怀疑毛文龙有诈，遂终止交往。不久，毛文龙竟被袁崇焕斩杀。《清实录》载此事云: “文龙欲与我国通好，屡遣使致书。因遣科廓等同从者四人，赉书答之，往来数次。文龙乃执科廓等，解送燕京。寻宁远巡抚袁崇焕，以文龙与我国私通杀之。”因文龙被斩杀，皇太极对其争取工作未能成功。但文龙之死，从战略上削弱了对金国的牵制力量。

天聪四年，在攻永平战役中，皇太极成功地争取了一批明官、明将。是年正月，金军攻永平城时，皇太极下令军中: “敌兵不降者杀之，归顺者毋妄杀。”金军攻下永平城，皇太极又派遣济尔哈朗率文臣达海等宣令: “毋杀城中官员，官民俱令剃发。”于是，城内明15 名文武官员及官兵400 人归降。皇太极大摆庆功宴，亲自以金卮酌酒敬归顺的明军将士。对其云: “朕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皇太极所言令归附明军将士深为感动，纷纷表示: “感皇上不杀之恩，自当竭力图报。”如副将孟乔芳归附后，隶汉军牛录额真。天聪五年，设六部，为刑部汉承政。皇太极对明永平文武官员的成功争取，产生极好的影响，附近州县的明文武官员皆来归降。如建昌参将马光远率部来降，皇太极赐马光远“貂裘、黑狐帽、玲珑带、玲珑刀、玲珑撒带、貂鞍马”等。光远归降后，为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积极建言献策，在征明作战中，多建战功。崇德年间，皇太极建八旗汉军，“分汉军为左右翼”，授光远为固山额真，辖汉军右翼

天聪五年，大凌河战役中，皇太极又成功争取了“祖家军”。七月，皇太极发动了大凌河围困战。大凌河城为明对后金作战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明朝为加强锦州防线，重修大小凌河城，并派辽东总兵祖大寿率重兵坚守。

祖大寿，辽东宁远人，初为明宁远参将天命十年，协助袁崇焕守宁远，击败努尔哈赤的进攻，取得“宁远大捷”。天聪三年，任锦州总兵官，时已 60多岁，在明末辽将中是一位资历最深的将军。大凌河守城辽军将领多是祖大寿的兄弟子侄和亲信，号称“祖家 军”，有“骑 步 兵 及 工 役、商 贾 共 三 万 余人”。这支“祖家军”是明末辽东军事集团中最有战斗力和影响力的军事力量。皇太极深知，如能争取到祖大寿就等于争取到“祖家军”，争取到“祖家军”就等于争取到辽东的辽将。所以，皇太极对祖大寿的争取工作早在大凌河战役前就已开始。天聪三年十一月，皇太极入关围京，巧施反间计，袁崇焕蒙冤下狱，祖大寿率 部东奔，皇太极乘机对其进行争取。

攻下永平后，皇太极听说祖大寿族人在永平，便立即派人寻找。果然在永平城外一村落找到大寿一兄及兄子二人及亲戚数人。皇太极“俱给房屋居住，恩养之”。并通过大寿亲属几次致书大寿，希望其归降金国，共谋大业。翌年三月，皇太极又派大寿叔父以镇守永平贝勒阿巴泰的名义致书大寿，书云:

我汗前两次致书于将军，可曾阅乎? 如已见之，将军意下如何? 其书中之言，若与尔意不附，不妨以所欲言遣人告知于我。恐前书未达，故致此书。将军莫以为我将弃此地而归。天畀之地，岂有弃之而去之理耶? 宜熟计之。

由此可见，在此信之前，皇太极至少已两次致书大寿，而大寿都未回音。直至大凌河之战前，皇太极仍通过各种方式致书祖大寿，积极做争取工作。大凌河之战，皇太极改变以往八旗兵架云梯强攻的战术，采取围城打援的新战术。八旗众将士环大凌河城挖沟，筑成四道壕堑，将大凌河城围得水泄不通。至九月，大凌河外援断绝，城内粮绝薪尽，兵民相食。皇太极再次遣人致书祖大寿进行劝降。书曰

:金国汗致书于祖大将军:兵，乃凶器也。战，乃危事也。岂有不愿太平而愿战争者耶? 即便获胜，岂若与妻孥与家安居之乐乎? 屡遣使议和，明朝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视我如鸟兽，竟无一言回报。遂忿而兴师焉。自古以来，两国构兵，不出战与和二者。今议和既绝，我遂坚固国家，乃留兵居守，亲率长驱直入。幸遇将军于大凌河，似有宿约。我内心仰慕将军久矣，盖天欲我二人和好，以共谋前程，故欣然遣使致书。我之所以仰慕将军，因我起自东陲，惟知军旅之事，而不知养民抚兵之道，未谙山川地势之险易。战争之事，我自任之。示教之事，求将军任之。休戚与共，富贵同享。此我之愿也。我曾向银柱言，安得闲暇，劝尔主与我同谋等语。将军若不信，问银柱可也。倘将军以我言为是，望速回音。惜哉，士马亡毙殆尽。惟将军熟思而独断之，勿轻信众言。

此时被困在大凌河的“祖家军”已危在旦夕，但皇太极在信中仍十分诚恳地希望大寿弃明投金，共同合作，“休戚与共，富贵同享”

至十月，大凌河守城官兵及工役商贾由先前3 万人，因战死、饿死，存者止11682 人。祖大寿在与部下将领商议后，决定投降。杀死拒降的副将何可刚，遂派副将四员到金军大营商讨归降条件。双方迅速达成协议，并举行盟誓。皇太极保证“祖家军”归降后，“官军人民家口，俱获保全”，祖大寿也保证部下归降后，不叛不逃。当晚，祖大寿亲赴金军御营拜见皇太极。皇太极以抱见礼相见，极表尊重之意。酒宴上，皇太极捧金卮酌酒敬大寿，并将身着黑狐帽、貂裘、金玲珑、缎靴等物赏给大寿，对大寿言:“出来归我，宜拜天地，以礼相见。因暮夜，不能成礼，且在戎行，携物无多，不能以嘉物相赠也。”大寿十分感激，答曰: “蒙皇上优待若此，夫复何言。我虽至愚，岂木石等耶”，遂定计取锦州之策。

大凌河战役后，皇太极对城内汉人及归附的“祖家军”均予以妥善安置。六年二月，皇太极谕户部贝勒德格类: “大凌河汉人，可分隶副将下各五十名，参将下各十五名，游击下各十名，尽令移居沈阳，以国中妇女千口分配之。其余令国中诸贝勒大臣，各分四五人，配以妻室，善抚养之。”

对大凌河归降的辽将则给予优厚的待遇，按官职赏赐人口、牲畜。如一等副将祖泽洪、张存仁等6 人，赏男妇20 对，牛12 头;二等副将陈邦选、裴国珍等 5 人，赏男妇 16 对，牛 8头;参将刘士英、韩栋等8 人，赏男妇10 对，牛6 头;游击刘武元、窦承武等11 人，赏男妇8 对，牛4 头;都司张可范等14 人、守备李世魁等57 人，赏男妇4 对，牛2 头;署守备、都司顾昌武等56 人，赏男妇2 对，牛1 头。以上各官所赐人口、牲畜，俱编入庄屯，给以房地器用诸物。

大凌河之战，明辽东主力“祖家军”中除主帅祖大寿本人诈降脱出归明，迟至崇祯十五年才真正归降大清外，大多数将领都被皇太极所争取。

随后，皇太极又成功争取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辽将。崇祯二年( 1629) 六月，毛文龙为袁崇焕所杀，其势力迅速瓦解。孔有德、耿仲明都是文龙亲信。文龙死后，他们转投登州巡抚孙元化部下，被授予参将。有德、仲明出身辽系，至山东后，受当地军官排挤，心中愤愤不平。崇祯五年，孔有德奉命率兵赴援大凌河城，师至吴桥( 今河北吴桥) ，因兵饷不济，哗变叛明。遂还军，连陷山东诸县，攻登州城。耿仲明作内应，内外夹攻，城被攻破。后孔有德称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攻城略地，一时间山东大乱。孔有德、耿仲明叛明，举朝震惊，崇祯帝调集重兵前往围剿。六年初，明总兵祖大弼率兵数万包围登州，双方相持五月有余，终因众寡悬殊，无法突破明军的围攻。有德、仲明决计突围投奔金国。

十一月，有德、仲明携带家眷，率万余将士，分乘数百艘战船，从登州突围。在海上漂流数月，于翌年春，驶向旅顺。驻守旅顺明总兵黄龙严阵以待，率水师截击。有德、仲明等被迫退守双岛龙安暂住。时，有德、仲明已派亲信向金国联系投顺。皇太极得报，十分欣喜，立即令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率兵赶赴镇江( 今辽宁丹东) 迎接，并带去2000 匹马，供其上岸乘骑。济尔哈朗等率军到镇江时，正遇明宁远、登州、旅顺口明军乘船从海上尾追而来，朝鲜也派军队助明截击。济尔哈朗率军与明军隔江立营，明军与朝军见金兵势盛不能敌，便慌忙退去。

仲明与有德部众顺利登陆。有德、仲明率部众来降，受到皇太极的隆重欢迎。离开镇江时，皇太极调拨马匹接应。到达辽阳后，皇太极又派人告知有德、仲明等云: “尔等身皆劳顿，宜暂休息，从容来见。”六月，有德、仲明率部抵达沈阳，皇太极率诸贝勒出德胜门十里迎接。皇太极与诸贝勒率有德、仲明部众先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然后就坐，讨论接见礼节。皇太极欲以满族最隆重的抱见礼接见。诸贝勒云: “皇上恐不宜抱见，但以礼相待可耳。”皇太极不允，曰: “昔张飞尊上而陵下，关公敬上而爱下，今以恩遇下，岂不善乎。元帅、总兵曾取登州，攻城略地，正当强盛，而纳款输诚，遣使者三，率其兵民，航海冲敌，来归于我，功孰大焉。朕意当行抱见礼，以示优隆之意。”议定后，有德、仲明率各官以次序立，两人先行汉族礼，复至御座前叩头，双手抱皇太极膝。接着与代善及诸贝勒一一抱见。有德、仲明行礼毕，各官上前行三跪九叩头礼。皇太极命有德、仲明坐在御座下。宴会开始，皇太极手捧金卮，向有德、仲明敬酒。结束时，又各赐蟒袍、貂裘、撒袋、鞍马等物。十三日，皇太极正式册封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并赐敕印。

同年十月，明广鹿岛副将尚可喜遣人与金国约降。尚可喜先世居山西，后迁至辽东海城( 今辽宁海城) 。以军功升至广鹿岛副将。文龙为袁崇焕斩杀，皮岛副将沈世魁乘机诱岛兵为乱，可喜闻变，率兵入岛平乱，奉黄龙为帅。不久，黄龙战殁，世魁得以任皮岛主帅。崇祯六年，皮岛中诸将受世魁指使，诬告可喜。世魁“即檄调可喜至岛，将加害，可喜不知也”。可喜奉命从广鹿岛出发前往皮岛。时海风大作，部队不得行，而世魁却再三传檄，可喜顿生疑心。派亲信侦得实情后，可喜拊膺叹曰: “吾世家捐躯殉国，娼嫉者反欲挤之死地。大丈夫安能俯首就戮乎?”遂决意投皇太极。尚可喜与孔有德皆为毛文龙的部下，彼此交往密切。皇太极对其归附的优礼，对尚可喜具有感召力。翌年正月，尚可喜携部下眷属男女老幼3500 余人及军器、辎重航海来归。皇太极令“安辑于海城，瞻给糗粮、牲畜”。四月，尚可喜来朝，皇太极率诸贝勒及满、蒙、汉各官出十里外迎接。皇太极命尚可喜坐于御座左侧，设宴款待，赐尚可喜蟒衣、帽靴、玄狐裘、雕鞍等物，并授尚可喜为总兵官，赐敕印。

至此，毛文龙属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部都被皇太极成功争取。

皇太极即位后，迅速调整努尔哈赤时期对辽人的政策，赢得了辽东地区汉人的支持，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成功地争取了明辽东的辽官、辽将，对辽官、辽将的成功争取意义重大。首先，皇太极对辽官、辽将的成功争取，意味着明廷“以辽人守辽土”的防御战略彻底失败。

萨尔浒战役后，明朝对后金的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防御的重点是构筑一条坚固的宁锦防线，守住辽西，以拱卫京师。关于辽西防御战略，明廷内部曾有过激烈的争执。争执的焦点是依靠谁防守辽西，恢复失地。王化贞等人主张借助蒙古势力以抗金兵，妄言朝廷只要“发帑金百万，亟款西人，则敌( 后金兵———引者) 顾忌不敢深入。”孙承宗、袁崇焕等坚决反对，主张依靠土生土长的辽人、辽将守卫家乡故地。这是切实可行的战略防御措施，这样可以有效地阻止金兵，使明廷由被动为主动，收复失去的辽东地区。天命十一年( 天启六年) ，努尔哈赤发动宁远之战，袁崇焕率辽军将士，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努尔哈赤惨败而归。〔58〕天聪元年，皇太极即位发动的宁锦战役又以失败而归，明廷取得“宁锦大捷”。〔59〕金国两次战役的惨败，雄辩地证明，只有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辽人”、“辽将”才是防御金兵的有生力量、然而，明廷自万历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党争激烈，收复失地的孙承宗被阉党高第所取代，敢言战守的袁崇焕遭离间冤死。

而皇太极汲取两次战役失败的教训，认识到:金国与明的战争，夺取城池、地土、财富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双方胜负是争取到生于斯、长于斯的“辽人”、“辽将”。基于以上认识，皇太极积极争取“辽人”、“辽将”，并成功争取祖大寿的“祖家军”、毛文龙部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部的归降。至松锦决战祖大寿的归降，标志着辽东的“辽人”、“辽将”已被皇太极所争取，而明廷“以辽人守辽土”的防御战略彻底流产。其次，皇太极对辽官、辽将的成功争取，使金国得以装备火器，组建操纵火器的军种，全面提高了金国的作战能力。金国的军事装备与明朝相比落后。努尔哈赤时代与明作战，军事装备基本是弓箭、刀枪、云梯小车、皮牌等。努尔哈赤之所以能连克明以火器设防的辽东数城，主要是金兵诱引明军出城野战。野战中，金国的骑兵和弓箭发挥了作战优势，而明军的火器却无法发挥作用。另外，攻城前金国多诱使城内明将叛降，以作为内应，从而顺利攻城略地，取得成功。“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明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撄城固守，充分发挥西洋大炮的威力，致使以骑兵、弓箭擅长的金军惨败而归。战后，皇太极汲取两次战役金国缺少火炮攻坚能力的教训，积极寻求先进火器和组建熟练使用火器的军种。天聪五年，皇太极依靠归抚的辽人、辽将终于铸成“红衣大将军炮”同时，积极组建熟悉使用火器的汉人军团。

天聪七年，皇太极将分隶满洲各旗的汉人，每十丁抽出一人披甲入伍，共计1580 人，组成一支新的汉人军团(汉军旗)，由永平之战归附的汉将马光远统领，为汉军八旗创建之始。崇德二年( 1637) ，皇太极将这一旗汉军分隶左右翼两旗。左翼旗以汉将石廷柱为固山额真，右翼旗以马光远为固山额真，依满洲八旗编审壮丁牛录。至崇德四年，又将这二旗汉军扩为四旗汉军。崇德七年，由于汉人军兵归附日众，又将四旗汉军扩编为八旗汉军。这次任命的八旗汉军固山额真、梅勒章京中除原四旗汉军首领外，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是将大凌河归顺的“祖家将”扩选进来。其中任固山额真的祖泽润、梅勒章京的祖可法、祖泽洪、祖泽远四人为祖大寿子侄;任梅勒章京的张存仁、裴国珍等是祖大寿部下。前此归顺、已封王加爵的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的部队也归属汉军建置，“一同行走”。可见，汉军八旗是以归顺的辽兵、辽将为基础组建而成的。这样，金国的军队在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的基础上，又组成了汉军八旗。满洲、蒙古八旗擅长骑射、野战，汉军八旗擅长火器，优势互补，全方位提高了金国作战能力，使金国获得军事上的优势，而明朝在辽东的军事优势逐渐丧失。

第三，皇太极成功争取的辽官、辽将，在清入关统一全国、建立地方政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清入关征服各地武装力量中，辽官、辽将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孔有德、耿仲明为例。顺治元年( 1644) ，有德、仲明率“天佑军”随多尔衮入山海关征李自成农民军，自成率军败退。〔66〕顺治二年，有德等随豫亲王多铎追击自成农民军至潼关，自成败走。随后，渡淮河，攻扬州，下江南。

三年，中南地区抗清势力方炽，清廷授有德为平南大将军，与仲明等率所部南下湖广等地征抗清势力。翌年二月，有德、仲明率部抵达湖南长沙，连克衡阳、祁阳。随后，率军围宝庆城( 今湖南邵阳市) ，克之。八月，攻取武冈，俘获明将刘肇基，湖南底定。五年正月，凯旋回师。叙平湖南功，清廷赐有德、仲明黄金200 两。六年五月，顺治帝特授有德、仲明金册、金印，改封有德为定南王，仲明为靖南王。遂命有德、仲明率旧部及新增兵及家眷分赴广西、广东驻防。

可见入关之初清廷对辽兵、辽将、辽官的依赖程度。这些辽兵、辽将在征服各地武装力量，统一全国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辽官、辽将在清建立地方政权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如永平之战归降的孟乔芳，顺治二年，被清廷授予陕西总督。史载: “乔芳督陕西十年，破灭群盗，降其胁从，前后十七万六千有奇。奖拔诸将，不限资格”，西北大定。大凌河之役归降的张存仁于顺治初年被任命闽浙总督，继改隶直隶、山东、河南总督。任内卓有政绩，屡遇恩诏。《清史稿·孟乔芳传》赞曰: “太宗拔用诸降将，从入关，出领方面，乔芳绩最显，张存仁亚焉。圣祖曾诫汉军官吏，因曰: ‘祖宗定鼎初，委任汉军诸官吏，与满洲一体。其间颇有宣猷效力，如乔芳、存仁辈，朝廷亦得其用。’”连康熙帝都称赞皇太极时所降辽官、辽将在清初地方政权建设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皇太极即位后，针对其父对辽东汉人政策的失误所采取的一系列对汉人的调整政策，赢得辽东汉人的支持与拥戴，皇太极对明辽东辽官、辽将的成功争取，使明朝在辽东军事上优势逐渐丧失，而金国则获得明清战争的主动权，“松锦大捷”金军彻底摧毁明宁锦防线，从而得以顺利入关，在清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辽官、辽将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一切不能不归于皇太极对辽人、辽官、辽将争取政策的成功。

引自

《论皇太极对辽东汉人政策的调整———以对辽官、辽将的争取为中心》

〔作者简介〕刁书仁，1954 年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人看；给饭吃。

我之前也很纳闷，清代的新疆本土贵族们为什么那么拥护清廷，清廷统治者跟自己不同族不同语言和不同宗教和文化，而且他们同时还普遍鄙视清廷的官员。（注意那个时候可没有现今的国家主义）

后来想明白了，古人没有民族主义情感，古人也很明白现实主义。清廷从入疆到灭国，一直坚定不移的保持跟地方贵族们的结盟互助，从来没有威胁到贵族们的地位、权力和经济利益，反而帮助他们巩固地位 扩大权力和经济政治上给予更多的优待。不仅全面承认他们的家族封地和种种特权，还每年不间断的发放薪水。

清廷不仅用实际利益满足了他们的贪心，在虚无的面子上也做足了工作。每次我疆伯克贵族们入京，沿途有军队的护送，各地官员的盛情接待和进献贵种礼品，谁都不敢怠慢他们，而且伯克们的品级普遍比他们高，这些官员们还需要向伯克们行大礼。

清廷皇帝又年年给进京的贵族们丰厚的赏赐，这些赏赐往往超过了他们在自己封地一年的收入，还给如骑马到什么门之类的特权，所以进京成为有些伯克们赚钱的途径。

我想汉八旗也跟这些维吾尔伯克贵族们想的一样吧。

对了，国家定义这些维吾尔伯克贵族们是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英雄。

有钱分，工资给你翻十倍你干不干。其实翻了十倍都不止。相对于孙传庭军队没钱开饷银，最后兵败的悲剧。满清翻了几十倍的饷银。而且，顺治，康熙都重用包衣和汉八旗。

八旗汉军担任督抚最多的时间是在顺治初年到康熙20年，在这期间一共清朝任命了65个总督，其中有56人都出自八旗汉军，比例达到了86%；任命了131个巡抚，其中汉军巡抚人数是120人，比例占到九成。

清朝前半截，包衣控制国企和经济，承担明朝矿捐太监的责任。汉八旗控制行政和军务。满族仅能解决三千多个好职务。剩下的都是汉八旗。就问你干不干。到了后半截，湘军，淮军，楚军又崛起。

按时发饷，

再困难都按时发饷，

为了按时发饷，不惜追比明朝欠税，把一票江南大儒抄家夷族。

让汉八旗那群武夫丘八们感受到“老子们的饷钱都比那群文人的命重要”，没受过两百多年“以文制武”鸟气的人理解不了这种舒坦和感动。

大清不得士人心，不得民心，但它颇得军心。

之后屠刀开路，得了天下。

满人（✘）

皇太极（✔）

人懒，不想打太多字，就举两个例子吧，不说汉人将官，只说对普通军民。

天聪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皇太极召集满汉蒙大臣开会，是为了安抚来降的长山、石岛二地明朝军民，一共3871名。皇太极让诸大臣出粮纳捐，并命八贝勒先出粮四千石作为表率。

还是天聪八年，皇太极出征宣府大同之战，明军陆续俘获了几十个汉军，审问时问他们为啥给奴虏卖命，他们如此回答——

每人发老婆一个牛羊八只驴一头…

皇太极时期可以说是鞑清汉人待遇最好的时期，全靠他整合，是认真的在搞民族融合，虽然说完全平等还差点。

八旗能入关逐鹿全靠他，多尔衮就是个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