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三公九卿的职权和地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第1页

l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一个概念：皇帝有多大权力。

各种（脑残）历史剧看多了，会让人觉得皇帝的权力是无边无际的。对此，在下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一句：至少在清朝以前，这种说法是错的。

而还有很多人对历史一知半解，总是觉得“枪杆子里出政权”——自己只要掌握了军权，就能为所欲为。对于这些筒子，也只能说你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军权，不是你仅仅说“掌握”这两个字，就真的能握在手里的。

当皇帝，是一个很忙很累人的差事，既要处理政事，又要处理军事。有些皇帝呢，自己还有些能见人和不能见人的小癖好。所有的这些事情加起来，每天给你2400个小时都不够。因此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花最少的时间，保证对国家的掌控。

而这，就必然要求分权，他得把一些事情交给别人去做。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结合之前秦国本身的官制，创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大约就是把权力分成几块，交给各个部门负责。

比如丞相负责行政权；太尉负责军事权；御史大夫负责监察权，并兼任副丞相。三公之下的九卿，则负责一些更具体的权力，如少府掌握皇家账户，廷尉负责司法，等等。

而皇帝留给自己的权力，则大约有三个部分：一是对高级官吏任命的权力；二是在遇到国家大事时，召集“廷议”，与高级官员商定对策；第三，就是调动军队的权力了。

尽管太尉是全国的最高武官，但其实他只掌握与军事有关的日常行政，如武官的选拔、粮草的征调等。若要真的调动一支军队，则需要勘验虎符。虎符一半在军队将领手中，另一半在皇帝手中。 这个制度看上去很漂亮，皇帝能掌握最终权力，统而不治——具体行政问责于宰相，日常的军队行政事项责成于太尉，御史大夫则是监察官，很有些三权分立的样子。

钱穆先生对于这个制度也特别欣赏，认为“永为后世称美”。

但是。三公九卿制度在设立后的几十年间，在实践中却慢慢出了问题。简单来说，问题大约有这么几个：

• 首 先，丞相与皇帝之间，权力界限模糊。

理论上而言，皇帝与丞相，类似于董事长与总裁的关系——总裁负责日常经营管理，董事长不插手具体事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大家肯定也见过很多企业是一个人同时肩挑两个职务的，董事长又兼着总裁。

那么，皇帝能不能兼任宰相呢？

自汉以来，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都没有这种需求，所以期间制度得以良好运行。但是，到了汉武帝这里，刘彻雄才大略，对宰相是看不上的，他想要自己来干。

堂堂皇帝，没有自己任命自己做宰相的道理，也不可能自己去丞相府上班，怎么办呢？汉武帝想了想，绕了个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增加尚书台的权重。

我们之前曾经说过，古代皇宫有宫禁制度，外臣一般是不能进内廷的。即使是丞相要见皇帝，一般也只会是在朝会的时候。而平时如果有事，那就写信。

信写给谁呢？尚书台。尚书台相当于皇帝的速递易。尚书台的尚书们把来信进行整理，然后转寄皇帝。

原本，宰相有日常行政的决策权，但武帝通过尚书台，将这个权力收归己有：他自己做决策，然后再将意见通过尚书台发给丞相府执行。由此，丞相府就从决策执行机构逐渐演变为了单独的执行机构。

这是皇权对相权的一次严重侵夺，而在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中，这种拉锯一直持续。

• 其 次，三公九卿中，太尉的权威太大

虽然在制度设计中，太尉并没有调兵之权，但事实上，美好只停留于纸面。

我们可以来设想一下：

既然武官的铨选在太尉府，那么，太尉是完全可以将自己的亲信A和B提升为南北军护军的——这是长安城外最大的两支武装力量。而城门校尉，又可以让亲信C来担任。如此这般，整个长安附近所有的军事力量，就全部都能控制了。

而太尉如果出身于文官系统，之前又恰好当过光禄勋，那么，宫里的各种护卫也就全都是他的手下了。

再如果，这个太尉还是文臣领袖，名望所在。那么，这时候如果他想弑君，基本上就毫无障碍了。

表面上看，丞相的权力要比太尉大得多。但实际上，太尉所能造成的破坏性，是丞相完全无法比拟的。

这种假设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但是，在吕后死后，功臣集团在诛诸吕之乱时，的确是太尉周勃靠了自己的威望，带领军队参与其中。周太尉没有用皇帝的虎符，自己去军营里做了个“Yes We Can !”的演讲，然后就把人带出了军营。

所谓掌控，并不是说名义上它归你管，就是你掌控了。关键还在于形成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的形成，相比于皇帝，太尉要来得容易得多。

武帝中期以后，太尉基本上不再任命。当然，并不是说你不任命太尉，这个职位就不存在了，而是武帝在有意无意之间，找到了一个更为安全的办法。

既然职业官僚出身的太尉，安全性不能保证。那么，就得找一个更为信任的人来干这个活。去哪里找呢？这时，小舅子卫青出现了。

外戚对皇帝，是绝对的依附关系。“只有我当皇帝，你才能是外戚；我要是被别人宰了，你也没有好下场”，在这种逻辑下，外戚的忠诚无可指摘，他们是皇帝的忠实守护者。

至于外戚想要废除皇帝，那过程就长了去了：你必须得到绝对的权力，还要有文官集团的支持。在此期间，皇帝还要无法察觉你的异志......这么多小概率事件组合在一起，基本上是不可能事件。

当然，这种小概率事件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因为即便防备制度再完善，对于皇帝本人也是有要求的。

只有在皇帝不能正常履职的时候，整个链条才会产生重大漏洞，给人以可乘之机。

比如王莽和司马懿，其实就是钻了这种空子：前任皇帝短命，后任皇帝年幼，总之，皇帝经常性无法履职。

历史上，武帝只是将军事交给大将军卫青，政事还是抓在自己手里的。但到了后来，很多皇帝却连政事都不想处理了，反正大将军靠得住嘛，那就交给大将军一起解决好啦。

于是，一个职务产生了：大将军领尚书事（东汉称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这成为了外戚的标配，职责就是代行皇帝职权。

翻看东汉的历史，“外戚祸国”一说是逃不掉的。但我们从上述的分析就可以发现，东汉（包括西汉后期）的外戚，根本就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那些没有外戚专权的皇帝，如光武帝刘秀，不是因为他贤明，而是因为他亲自操持了权柄，并不需要别人来代替他行使权力。

大汉王朝最后一个出现在这个职位上的人，是何进。而到了曹操当政的时代，在消除了最大的外部威胁——袁绍以后，曹操便开始着手思考制度设计的事了，以解决权力归属的问题。

在绕回丞相，这其中 ，有个问题要拿出来单独分析一下，那就是：宰相的任期有多长。

秦始皇设立三公九卿的时候，肯定是没有想过这个事的，而且秦国国祚不长，也没有碰到这个问题。一直到了西汉开国之后，这个问题才逐渐显现出来。

汉初的几位宰相，如萧何、曹参、陈平等，都是老死的。年纪大了之后还能不能坚持带病工作，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而且，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就是皇帝没有办法把丞相给免了。

首先，这个职位没有办法考核KPI。

其次，丞相是百官之首，而且做丞相的人都自带爵位，是没有办法通过明升暗降的办法给丞相们挪窝的。

那能不能给丞相们挑挑错呢？

这条路就更行不通了。汉初尚有古代贵族社会的遗风，对于上层精英来说，气节重于生命。皇帝要是给宰相找茬，那基本上就是逼死宰相的节奏。

“刑不上大夫”，我们现在都理解为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而是说你身为士大夫阶级，我就不羞辱你了，你自杀吧。

eg. 李广的自杀，正是这种社会风气的体现。

在实际中，有一部分宰相比较有自知之明，要是发现皇帝对自己不满意了，就主动称病退位。皇帝也乐得顺水推舟，这样大家都有面子。

但这种出于宰相个人自觉的退位，却让皇帝觉得很不安全。

到这个时候，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东汉会有因天象而罢免三公（西汉以丞相为三公之首，东汉以太尉为三公之首）的传统了：

皇帝们是要借机掌握免除三公的权力。

这是大汉王朝在多年以来的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此外，东汉王朝还发明了另外一种办法：在新帝继位时，太尉例升太傅录尚书事。

以现代语境来比方的话，大约就是：新一任的董事长上任之后，之前的总裁升任副董事长，并随即免去总裁一职。

如此，这位副董事长便脱离了行政机构，其权力大小，就完全取决于董事长了。

如果董事长对他很信赖，那么他就是太上总裁；如果董事长很讨厌他，那么他就变成了台上花瓶。

而等到这位太傅去世以后，本朝之内便不再设置，直到下任皇帝登基。

这当中固然充满了尔虞我诈，但你却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封建专制集权，这仅仅是皇帝为了保障自身安全，维护行政机构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

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一定要掌握高级干部——尤其是最高级别干部的任免权。否则，由于皇帝不直接接触行政机构，宰相只要时间做得够长，很容易就能架空皇帝。

以上这一整套制度，运行起来还是挺不错的。——直到曹操出现。

从建安元年曹操自任司空开始，到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期间曹操一直实际把握着朝政。而他霸着丞相这个职位不挪窝，目的就是为了掌握权力。

对于这件事，曹操自己也是承认的。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曹操明确表示：权我是不交的。我要是交了权，免不了家破人亡。

而既然两汉以来的制度转型是加强皇权，那么曹操的行为逻辑就很好理解了：反其道而行之，增加相权。

曹操恢复了丞相和御史大夫，但权威更进一步，取消了太尉。没有太尉，活儿曹丞相自己来干。

明面上看，曹操的改革，是对西汉政治制度的一种回归。但实际上，他假托恢复旧制之名，却身兼丞相、太尉之任，其实是找到了一种有利于自己专权的方式。

以上，节选自个人文章：

我知道这个问题我没有回答完，但是因为我的文章目前就写到这里，so。。。。。。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