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明初迁都成功，会在哪里定都？ 第1页

有答主罗列了些野史笔记和私修别史的记载，说明初，太子朱标考察洛阳后，向朱元璋献洛阳图，主张迁都洛阳...这就是直接把正史里记载的“西安”“陕西”都换成了“洛阳”嘛...到了明朝，为这么点谁都没沾到光的小事也在争。关键，朱元璋和朱标，当时到底是要迁西安还是迁洛阳？

一、太祖《率师征陈友谅至潇湘所写》：

朱元璋曾经在与陈友谅鏖战之际，写下此诗：

马渡江头苜蓿香，片云片雨渡潇湘。 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

在早年的朱元璋心里，咸阳就是英雄之梦，洛阳是英雄困局。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长子朱标为太子，而次子朱樉被立为秦王，天下首藩。在划分行省时，西安府所驻的陕西承宣布政使司管辖范围，涵盖了今天的甘肃兰州、宁夏银川之地，西安府辖域也为从古至今历代最大。西安在朱元璋的心里，虽谈不上感情，却是对其常作为强盛帝国都城印象很深，起码是有不小的好感的，朱元璋认为它很重要。包括西安钟楼与鼓楼，对京师钟鼓楼都是越制的规格。（西黑恐怕要说咸阳不是西安。可是人家明朝的时候，咸阳县妥妥的就是西安府辖县。）

二、永乐朝官方《明实录·太祖实录》：

如果明太祖有起居注，那最权威的史料就应该是《明太祖起居注》。但是没有。排下来，最权威的史料就应该是《明太祖实录》。这是明朝官方，而且是距离明太祖时间最近的，精确到天的事件记录。

洪武二年，新朝初立，朱元璋与朝臣谈论过一次定都之事：

诏以临濠为中都初，上召诸老臣，问以建都之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者。上曰：“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中都，何如？”群臣皆称善，至是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焉。

这次其实是给南京吃颗定心丸，顺便建设自己的老家。明朝初期，除了短暂以开封为别都北京外，其实朱元璋并没有真迁都的打算。但是后来，他逐渐动了心思了。

洪武九年，监察御史胡子祺上书，请都关中：

“天下形势之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厚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士卒不堪。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守。洛阳周公尝卜之，周汉尝迁之，然嵩邙诸山，非有殽函、终南之固，瀍、涧、伊、洛，非有泾、渭、灞、浐之雄。故据百二山河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可以绵宗社之久，举天下莫关中若也。”

对胡子祺的奏疏，朱元璋“览奏称善”，表示认可。但是并没有实质的迁都打算。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才第一次有动作，专门派太子去西安相宅考察。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乙卯朔召秦王樉还京师...太祖与侍臣论汉高帝听张良之言，即销六国印，太祖曰：“高祖闻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兴？后之为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汉高以后，若唐太宗亦能从善，故其为治亦有可称。”太祖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则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则恶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则不如汉高也。”

二十四年八月，朱元璋下诏，把在西安的秦王，召回到南京。作为明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又和臣子大谈汉高祖与唐太宗。这两位一个是关中的汉朝开国皇帝，一个是关中的唐朝开创之君。尤其还提到张良。汉高祖定都长安，就是张良所劝。

乙丑，命皇太子巡抚陕西。上谕皇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中号为险固。向命汝弟分封其地已十数年，汝可一游以省观风俗，慰劳秦民。”于是择文武之臣扈从，皆给道里费，仍命经过府县以宿顿闻。

同是八月，朱元璋对太子说：“天下山川，惟秦中号为险固”，命太子巡抚陕西，赴西安考察。

遣使敕谕皇太子曰：“尔自幼至长，未尝出远。今命尔巡行陕西。方渡江之际，天道赫然有变，雷起东南尔。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尔前行，雷后随，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间，久阴不雨，占法主阴谋事尔。宜慎举动，节饮食，严宿卫亲。君子远小人，务在存仁养性，施恩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加兆未可恃也。尔其慎之。”

太子在路上，朱元璋不放心未曾远游过的太子，派人叮他要谨慎小心。

癸巳，皇太子至西安。百官及耆民郊迎皇太子，慰劳之。赐秦民白金及钞。

从南京出发29天后，九月，皇太子到达西安。百官和民众欢迎皇太子。这个时候，秦王朱樉被扣在南京。假如朱元璋有建都西安意向，哪怕是建陪都，秦王也要徙封。这一点能对上。

庚戌，皇太子还自陕西。

在到达西安77天后，十一月，太子从陕西回到了南京。太子用29天从南京到西安。如果返程也用了一个月的话，逗留西安应该逗留了近50天。这里是用词是“还自陕西”，当大部分时间在陕，是从陕西回到南京。整个这段时间内，朱元璋都没有放归秦王。

丙子，皇太子薨。

洪武二十五年春，从陕西回到南京仅仅几个月后就死了。这段时间，秦王一直被扣留在南京。

秦王樉还国。

二十五年七月，太子死后三个月，朱元璋才放归秦王回西安。两个月后，朱允炆被确立为皇储。

三、太祖《逆臣录》：

当然，从太子往返南京与西安的主要道路上猜想，太子到西安，和返回南京的路上，应是经过洛阳的。但《实录》中完全没有提及。

不知怎的，明朝中后期一些地方县里的学者的野史笔记，乃至私修成体例的别史，开始说太子去的是洛阳而非西安。就像 @大顺宰相牛金星 回答里列的那些。绞尽脑汁也就十部。其实洪武朝还有一手文献证明太子去的是陕西。那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敕录，命翰林官撰录，故名御制逆臣录的《逆臣录》。这里边全是明初蓝玉党人在蓝玉案中的本人直接供词，当事人口供啊。这个史料价值不用质疑。其中，重量级案犯，鹤庆侯张翼的供词，就提及他们在陕西朝见太子：

至九月初九日，各处功侯都到陕西朝东宫殿下...如今殿下领着京城军马并各功侯尽数在这里...

太子带来的还是一只不小的京师扈从军队。这可谓是当事人提供的一手史料，足以说明巡陕，以及在陕进行重大政治活动的真实性。

四、太祖《祭光禄寺灶神文》&翰林出身内阁宰辅《国史唯疑》：

二十五年，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明太祖亲作《祭光禄寺灶神文》：

“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维宫城前昂中漥，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云云。

这一点，黄景昉的《国史唯疑》也有记载：

高皇《祭光禄寺灶神文》「朕经营天下，事事按古有绪，惟宫城前昂中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年老精力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云。可见开基都金陵非满志事。初欲都临濠，以刘基言止，再欲都秦，以懿文太子薨止，而高皇亦已老矣。文皇北迁，盖神灵若阴启之。”

黄景昉是天启进士，历詹事兼掌翰林院。崇祯十五年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这是明朝翰林出身的宰辅，是入阁的顶级重臣了。他点出了朱元璋曾经想要“都秦”的意图，还有因“太子薨止”，最终作罢。

可见，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四年确实动了迁都西安的心思，才派朱标前往考察。但朱标猝死，选定年幼的太孙作为继承人，建都事宜被放弃了。至少让秦王回到西安起，就不存在迁都的心思了。

《明太祖实录》是明朝官方所作，距离洪武年间最近，最为细致的史料。但是《明实录》并没有记载朱标回到南京以后的事。那么朱标回到南京以后发生了什么呢？

五、六部尚书《今言》&翰林史官《懿文皇太子挽诗·十章·其四》:

郑晓，嘉靖二年进士，授职方主事，官至刑部尚书。职方主事，是专门负责国家疆土事务的。他日阅故牍，尽知天下阨塞及士马虚实强弱之数，为尚书金献民撰《九边图志》。可以说他是地理学出身，明代地缘政治专家。而古都学是历史地理学一支。对古都之形胜优劣，执掌地理的郑晓必当是了如指掌。他在自己的所撰《今言》中写道：

国朝定鼎金陵，木兴立之地，然江南形势，终不能控制西北，故高皇时已有都汴都关中之意。观洪武元年诏曰：「江左开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图治，广一视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为南北京。」方希古《懿文汰子挽》诗曰：「相宅图方献，还宫疾遽侵。关中诸父老，犹望翠华临。」盖有都关中之议，以东宫薨而止也。

他提供了几处信息，一是点出朱元璋有都汴都关中之意。二是引用了方希古，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方孝孺的《懿文太子挽诗》：

相宅图方献，还宫疾遽侵。鼎龟悬宝命，笙鹤动哀音。
谁绍三王治，徒倾四海心。关中诸父老，犹望翠华临。

这首诗点出了太子献上地图，然后生病。太子死后，关中父老还期盼着能建都西安。翠华即西安府长安县翠华山。这首诗虽然没有直接写出迁都对象就是西安，但诗词意向却明显指向西安。这是诗词的文学手法。

方孝孺是太子同期人物，本人就认识太子。

洪武十五年，以吴沉、揭枢荐，召见。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

他是朱元璋专门叮嘱太子要着重任用的贤才，和太子有直接交情往来的。

后来，方孝孺辅佐太子的儿子建文帝，任翰林侍讲，后升诗讲学士，主要职责为文史修撰，编修与检讨。这就是一位掌史的翰林啊。他本人就与太子相识，且为人耿直，坚守节操，最终辅佐太子的儿子建文帝，为太子一脉牺牲自己，殉命十族。所以他提供的历史信息能是假的？他的话难道还不如几十上百年后的野史笔记更能说明真相？

不是说个人笔记或私修史书就都是不可信的。但我本回答前后所将引用的个人笔记，都是中央高官，多为翰林出身，作为专职史官，是有权力调阅官方档案的。你不能拿距离南京、北京的官方档案几千里外的某个县的退休县官的笔记，就言之凿凿说朱标考察的是哪里，献图是哪里，谏言建都是哪里...这类地方上的乡土学者，压根儿就接触不到官方档案。你抠字眼说实录，挽诗没有直接写迁都西安，但西安是洪武永乐时期，当时就记录在案的巡察目标。这些如果不能做西安的证据，洛阳到一百多年后的嘉靖朝才出现，在明朝前期压根没记录，又算什么？

六、状元出身翰林史官《国史献征录》：

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抚陕西。上意欲都陕西，遣太子相宅也。既行，使谕曰：“尔自幼至长未尝远出，今命尔巡行陕西，方渡江，天道赫然有变，雷起东南。尔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尔前行雷后，从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间，久阴不雨，占法主阴谋事尔，宜慎举动，节饮食，严宿卫，亲君子，远小人，务在存心养性，施仁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尔其慎之。”比还，献陕西图，遂病，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

焦竑，明神宗万历十七年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皇长子侍读等职。

结合《国史献征录》和《太祖实录》，可以看出，《明太祖实录》作为流水账记载，忽略了太子回到京师后的事情。而《国史献征录》则点出了朱元璋“欲都陕西”的态度，以及太子回京后生病，向朱元璋“献陕西地图”与“言经略建都事”四个信息点。《明太祖实录》是永乐年间所著。永乐迁都北京，所以隐去朱元璋与朱标建都西安的意向，只从档案中摘选记载了太子巡抚陕西的事件，是可理解的。焦竑在前边的记录与实录一致，而最后则对实录做出了关键补充，把整个事件的结局点出。

为什么焦竑主编的《国史献征录》，在朱标巡陕这一块，比某些答主引用的一堆私史说朱标献洛阳图要可靠呢？因为那十条作者多是地方官，甚至是举人出身，只是县府小官，他们一百年后的人，而且连调阅档案的权力都没有。而焦竑是状元和翰林出身。翰林院修撰的主要职责为掌修实录，记载皇帝言行，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稿。所以焦竑作为史官出身的明朝史学家，他是专业的，专职的，能够调阅中央档案的。这和地方上私人之间以讹传讹的趣闻笔记截然不同。所以，这一段补充，可以认为来源上是没有障碍的。《国史献征录》本身又是他主持编修，算是一个较为庞大的文化工程，也不是他可以任意凭借个人观点和主张，肆意篡改史实的。身为一个翰林，是被其他翰林墨客盯着的。

七、主掌国史内阁宰辅《大政记》

其实明代文献，对于整个这个件事记载最全的，是朱国桢的《大政记》：

在太子巡陕这块，基本与实录一致。

但是在建文帝章节，《大政记》有更多的细节：

念天下形势在西北，金陵偏左，宫殿稍漥，欲徙都关中。秦王闻之有怨言。召入京锢之。命太子巡抚。父老懽迎曰：山河百二，复见汉官威仪矣。太子悦，还奏，上亦甚喜。计定，赦秦王，将改封。仅五阋月，二十五年四月，太子薨。

《大政记》将秦王获罪的原因也点名出来，就是因为朱元璋准备迁都西安，他作为秦王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利益受到影响，所以非常抗拒。待朱标考察陕西之后，与朱元璋计定迁都，才赦免秦王，准备将他改封到其他的地方。可五个月后，朱标就死了。

《大政记》的作者，万历十七年进士。曾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最后任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总裁《国史实录》，史称其"处逆境时，独能不阿，洁身引退，性直坦率"。这就是主掌国史的内阁宰辅。被他调阅和采信的记录是否可靠，无须多说。

潘柽章在《国史考异》认为这部分《太祖实录》记录不详，是出于削弱朱标父子在洪武后期的朝政作用，如此评价《大政记》这部分记载：

八、清内阁首辅张廷玉《明史》：

如果说《实录》是明朝当下最权威明史史料，那么这部被列入二十四史的《明史》作为正史，在众多史料中不说第二，也起码是权威的。

再看正史《明史》对朱标巡陕这件事的记载：

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抚陕西。
先是，帝以应天、开封为南北京，临濠为中都。御史胡子祺上书曰：「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殽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灞、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帝称善。至是，谕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地号为险固，汝往以省观风俗，慰劳秦父老子弟。」
于是择文武诸臣扈太子行。既行，使谕曰：「尔昨渡江，震雷忽起于东南，导尔前行，是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久阴不雨，占有阴谋，宜慎举动，严宿卫，施仁布惠，以回天意。」仍申谕从行诸臣以宿顿闻。
比还，献陕西地图，遂病。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明年四月丙子薨，帝恸哭。礼官议期丧，请以日易。及当除服，帝不忍。礼官请之，始释服视朝。八月庚申祔葬孝陵东，谥曰懿文。

基本上是与《太祖实录》与《国史献征录》一致。后世编史，其实手中是有众多材料的。但显然，《明史》压根不采信那些说献洛阳图，建言洛阳的不知名野史。《明史》纵然在政治上多有避讳，但是这次不了了之的迁都小事，还不至于在这里做手脚。而且对于明太祖，《明史》基本还是持褒扬态度的。

二十四年，以樉多过失，召还京师，令皇太子巡视关陕。太子还，为之解。明年命归籓。

《明史》中也提到秦王被扣押这块。整个事件过程和来龙去脉就叙述的比较完整了。

但有些人还是觉得《明史》虽然是正史，但有太多官方干预。那我们就看看其他权威的私修明史。注意，不是野史笔记，而是权威的私修明史，是很多研究和喜爱明史的朋友都会去研读的史料价值高的文献。

九、明·何乔远《名山藏》

何乔远：万历十四年成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

他仍然是只简略提到及太子巡陕，还自陕西，没有提到洛阳。

十、清·张岱《石匮书》

张岱虽然没有科举功名，非翰林出身，但才名颇盛。史学上，张岱与谈迁、万斯同、查继佐并称“浙东四大史家”。他们是都是明清时期名列前茅的文史大家。

他提到朱元璋“欲都陕西”，但不知道他是手中有其他材料，还是受到明朝中后期个别史料突然冒出的洛阳的影响，他把明朝权威史书中的巡视陕西，记为了巡视关洛。但仍称太子还自陕西，献相宅图，却未说是哪里的地图。

但这个时候，显然洛阳说已经进入了知名学者的眼帘。

十一、清·万斯同《明史稿》：

万斯同，亦为浙东四大史家，他的《明史稿》是几部正史体例的明史中，口碑较好的一部。他也选择最保守的记录，依照明朝权威文献简略记载。

十二、清·武英殿本《明史稿》

这一版口碑不怎么样，但有官方背景。在太子巡陕这块，也是以最简略的方式记载。只提陕西。

十三、清·傅维麟《明书》

这版明史也是皇太子至西安，献陕西地图。

十四、清·查继佐《明书(罪惟录)》

查继佐虽然也是浙东四大史家，但他这版《明书》口碑比较差。但这个事件仍然是简略记载，只提陕西。

十五、清·龙文彬《明会要》

《明会要》内容多一些，讲太祖欲徙都关中，太子献陕西地图，谏言建都。因太子死而搁浅。没有洛阳。

十六、清·夏燮《明通鉴》

《明通鉴》更简单，只有太子从陕西还京。

十七、清·谈迁《国榷》&明六部尚书

谈迁也是浙东四大史家。这部《国榷》是明史中，口碑甚佳的一部。这部也是著名明史著作中少见谈及洛阳的。

谈迁写作“太子巡陕洛”，与张岱的“巡关洛”类似，其他仍是太子至西安，没有详说洛阳。但他对定都之事的记述也更为精确：

皇太子还自陕西，初，上薄南都，命太子图关洛形胜，至是，献图拟都长安。

他虽然提到洛阳，讲太子献上的是《关洛形胜图》，但他对此事的结果，明确记载为“拟都长安”，是要定都西安。

谈迁还引用明朝郭子章对此事的评价：

郭子章曰，都秦者，西汉二百余年，唐二百八十年，秦隋俱二世而亡。其长短之数可睹矣。都洛者，东汉百九十五年，魏晋百年，唐末徙洛，至宋靖康，在汴洛间二百二十年。拓跋完颜又百年，其长短之数又可睹矣。则洛何以不如秦哉？夫秦，天下之首也。洛，天下之腹也。首之为体尊，而腹之受大，其可以都一也。明舆，定都金陵，似若循六朝之旧。洪武初，营汴为北京，则亦周公意也。末年，东宫营秦，则亦娄敬、张良艺祖意也。而卒不果，岂天下将以待燕耶？

郭子章，隆庆年间的进士，后来官至兵部尚书，都是庙堂上的人。他说洪武初年定开封为北京，就是依据周公的理念，所进行的尝试。洪武末年，东宫太子经营建都秦地，也是汉朝的娄敬、张良对汉高祖劝都关中的理念，所进行的尝试。但他认为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天意就是为了后来迁都到燕地，也就是北京。在他的这段话中，显然也是朱标巡陕，是为了迁都西安而准备。

可见，太子即使巡陕之时，也顺便在经过时考察了洛阳，但根据这些庙堂之上的史家、重臣的说法，朱元璋的本意就是考虑迁都西安，太子主要是在西安驻跸谋划，回京后即使献得是关洛地图，迁都的目标也是西安。洛阳说实在可以说是民间一些“地中择都”理念拥趸的一厢情愿之夸辞，并不符合事实。

其实洛阳也并非没有被朱元璋考虑过。《太祖实录》中记载，洪武十九年十二月：

庚子，河南府卢氏县主簿徐存义言：“三代、汉、宋之盛，建邦设都，率居中土。盖以大梁为天下之都会，洛阳为中国之形胜。诚帝王万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圣，母安于江左，益隆大业，以驭四方。”
又言：“州县之职，于民最亲。而郡守实民之师，帅得其人，则政举民安。非其人，则政烦民扰。宜遴选廉能之士，可任是职者，授之夫一州一县，设官不必数多，如州有守，县有令，以专其政，设一佐贰以赞治，足矣。若其廉能，可称则升，赏之。贪污不才，则黜罚之。赏罚既明，则天下自治。”
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乐，用之朝廷，奏之郊庙，则天神格人鬼享其美莫大焉。自周之末，郑卫哇淫之音，历代因之，未能复古，宜修明雅乐，以成一代之盛典，倡优俗乐，不可复用。”书奏，上嘉之。

这位河南府卢氏县的小吏，给朱元璋上奏，提到了历代定都洛阳的事情，也提出了很多治理吏治的政论观点，朱元璋赞许了他的说法。我们不知道朱元璋是否认同他所说的每一条，包括建都。但这次赞许，无疑给了择中建都派很大的鼓舞。其实择中建都，一直都有一部分人坚持主张。这种主张没有错，只是如果借托古作伪来倡导自己的主张，未免太没有文人的体面。

原本我还想再找《明史记事本末》这部口碑较好的史料是如何记载，结果发现这件事并没有记录。大体上，权威和知名明史著作中，凡是记录此事件的，我都已经列举出来。

雷礼《皇明大政记》

我反观其他答主所列10个讲巡洛的笔记，多为名气小的作者，好几个竟然连个百度百科都没有。不是说百科权威，而是百科这种大众化的词典，竟然都没有人意识到去收录，名气也太小了，不靠谱啊...名气小的，直接就讲“迁洛”。名气大的，官职高的，顾点脸，就春秋笔法。其实那10个作者也没什么在北京朝堂任职的高官，几乎都没个翰林出身。只有一个《皇明大政记》的主修雷礼做到了工部尚书，是唯一能拿出手的一个。他的这部《皇明大政记》这里，明显刻意忽略掉秦王被召回南京这一重要关联事件，春秋笔法。

他在措辞中极力讲皇太子巡视的是“关洛”，显然他其实想甩掉关中而单论洛阳，但巡陕事实根本无法改变，他只好把“秦中”改讲“关洛”，把洛阳加进去。最好笑的就是他引朱元璋的话说“汝弟入封关中已十数年”...朱元璋的目标就是关中，是西安。秦王和洛阳有什么关系？这部分都已经很显牵强和矛盾了。

我注意到这10个记载“巡洛”文献的几个特点：

• 地方供职的官员和民间学者居多，且职位偏低，知名度偏低。除雷礼外，无六部尚书级高官。
• 作者10人之中，8人集中在嘉靖朝做官，1人是万历，1人是崇祯。
• 极少翰林出身。
• 多在南方，且包括雷礼在内，有几个在南直隶或南京供职，缺乏北京朝堂人物。

由于我没有细致考证，但从这几个现象特征来看，这改西为洛的风气是起自嘉靖朝，以嘉靖朝工部尚书雷礼为持此风最高官员。且多有南京留都供职背景。

我个人提出不成熟的观点，此风气改西为洛，实则是对明朝北京当局的一种不满之投射。因为西安与北京，虽然离得比较远，但有一个巨大的共同点，那是控驭西北形势。

念天下形势在西北，金陵偏左。
若金陵则僻在东南，不足控驭西北，非胜地也。
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朝廷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

明人坚持迁都北京的一方，坚持“形势在西北”这一原则。当时的西北，应该是说胡焕庸人口线以西都是西北。北京、西安，都正好压在这条线上，是人口腹地的门户。迁都北京，实际上也是为了“统西北之戎马”，让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重合，避免强枝弱干，边师压倒京师的隐患。

在朱元璋晚年，这最后一次想要迁都的记录上，用春秋笔法，以朱标经过洛阳而取“关洛”概念，削“秦王获罪”之关联概念，改西为洛，可能其实是在反对北京，反对“统西北之戎马”之建都理念。因为洛阳和南京的共同点，就是都处于腹地。这个地方被改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实是改作朱元璋并不认同“统西北之戎马”的理念，而北京立都的合法性，至少在太祖战略中，就削弱不少。表面上，这是两座城市的之争，其实内里，是于腹地择中建都之方略，与天子守国门的择边建都之方略的对抗。说到底，这些职位低，名望小，翰林圈都挤不进去，闲散于留都部门，甚至在地方上不得升迁的学者，心中对那可望而不可及的北京朝廷，有怨恨和妒意，就侧面为南京失都做伸张，展示北京都城理念无用论。

这更像是影射史学。洛阳作为中唐开始被冷落的东都，恰可以投射当时的留都南京。

大概就是嘉靖朝雷礼《皇明大政记》以后，部分学者受到了这种风气影响，无法明确分辨真伪，包括后世的张岱、谈迁，故而把关洛并取。但他们最终还是无法否定权威史料中确实存在的，迁都目标是西安这一点，所以纵然在巡抚关洛这里折中，但出于学术良心，没有采纳献《洛阳图》，“志欲定都洛阳”这些作伪和讹引明显的说法。

总结

历朝历代，文人墨客不严谨者，甚至心怀叵测者，借托古作伪，篡改祖训、旧事，鼓吹自己主张的太多了。关键是无论是本朝国史著作，还是本朝权威史官的私人笔记，还是隔代所修的正史、编年史著作中，大都是在讲西安啊。即使提到洛阳的，也并没有说朱元璋父子考虑迁都洛阳。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整体梳理下来，有几点：

1、朱元璋的原话是“天下山川惟秦中号为险固”，是“秦中”，不是“关洛”，更不是洛阳。这一点，改西换洛的野史和雷氏那里是篡改了。

2、朱元璋迁都的意向是西安。太子的目的地也是西安。这点没问题。

3、太子有可能同时考察了洛阳，但重点在陕西，而非洛阳。

所以他在西安长期逗留，并在陕西接见了边境领兵的功侯。这次功侯在西安朝见太子，其实本身就说明，迁都主要是为了控边。因为南京实在是太靠内了。天下精兵和良马，即大比重的军事力量，远离京师，容易失控。这是明初都城在地缘战略上的无奈之局面。从这一点上来讲，九边有三边在陕西，西安其实比洛阳更具有掌控西北形势的优势，道理上更符合朱元璋父子的预期。

4、太子是从陕西直接回到南京。他绘制并献上的地图，更可能是《陕西地图》，也可能是《关洛地图》，但不是《洛阳地图》。这一点，改西换洛的野史中也有所篡改。

其实，这些杂牌私史中，把太子献《陕西地图》改成了《洛阳地图》，显得挺幼稚的...明朝的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包含了今天的甘肃兰州，宁夏银川，陕西西安，涵盖了三个省会，不是今天这个陕西省一省的大小。当时的陕西，是和蒙古各方势力外交和战争的前沿。如果迁都西安，都是是逼近胡焕庸线，其军事与政治作用和意义，与迁都北京相类似，只是西安的黄土高原纵深相对北京燕山更长。但如果迁都洛阳，仍然是处在腹地内部，并没有完全解决南京所面临的问题。太子献图，不全是为了建都，而是掌握西北更多的信息。你建都起码需要看看人口腹地、基本盘和周边的地缘条件吧？

可洛阳呢？当时是洛阳县，所在的府治是河南府，当时洛阳城应叫河南府城，而不是洛阳县城。洛阳县只是河南府城的附郭县。就算是要定都洛阳，按元明区划，也应是献《河南地图》（河南布政司，相当于河南省），或《河南府地图》（河南府，相当于今洛阳市区及周边县），哪会是《洛阳地图》（县图）。朱元璋就算不看河南布政司地图，也就是整个河南省，也应该看河南府，也就是河洛地区十几个县的山川形胜吧？结果献一县之图...名称就不太对，格局就有问题。这大概是地方上，一些儒生特别崇尚古代的“择中建都”的儒家理念，故意托此事件，以传播自己的期待和主张。但作伪时考虑似乎不够周到，为了追古都之名，竟未意识到宋明城池区划名称已与汉唐不同。太子献图，是正式勘测文件，用正式区划名称。

5、太子在病中谏言迁都的对象，以及朱元璋属意的，仍是西安，不是洛阳。

还是得喷喷@大顺宰相牛金星

我借 @猫眼 的回答指出你的错，你还不服。那我就给你列全了。

你一堆县城学者的私史，还口口声声除了《明史》没有其他笔记记载朱标是巡陕，全都是巡洛，还造谣说《太祖实录》根本没有朱标巡陕的记录。你们睁眼说假话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嫌你那篇不够寒碜，那我这篇就尽量帮你认清一下你自己。当然，你嘴硬，肯定不会认，但你摸摸良心，你的回答比我的回答有说服力？如果你心里也说是，那只能说你自欺欺人到一定境界了。你举的例证几个是翰林史官出身，他们连调阅档案的权力都没有，和你一样，拿嘴造历史呢。就“志欲定都”这四个无官方源头，反复雷同出现句型，典型就是一个人造假，一群人引用，和你们现在拾人牙慧的做法一样嘛。你其实对西安的事情一点也不了解，你见到一丁点你喜欢的信息就嗨了，但我劝你，不查证完全，不要轻易下结论。

拿着txt格式残版的《明太祖实录》crtl+f，搜索太子巡抚陕西，搜不到，就说是《明实录》压根儿没这事。关键，txt残版《明实录》，缺的正好就是210~220卷，是你的文件有问题，不是《明实录》有问题。骂你的人固然不对，但光顾着crtl+f，不细看章节标题，轻易下谎言结论，可一点都不严谨啊。

还口口声声，清朝篡改《明史》和《明实录》。关键是篡改明初，和清朝有什么利害关系？一千多万字，还是文言文，全部都篡改，那是多浩大的文化工程，清朝要组织篡改实录的人力物力，恐怕比修史工程还大，可能从头到尾篡改吗？

你如果非说某县某府的一个学者的野史笔记就是真，我所列十几部翰林史官和学术大家的著作就是假，这么多洪武朝，整个明朝，以及清朝那么多成体例的明史编著，都是篡改的，其实也不是不行。遇上把高晓松、袁腾飞的书，当成真实历史的，我也确实劝不动。各人都有自己的主观意愿，蒙上眼睛说天是黑的，谁也没办法。高兴就好的事。你甚至可以直接说你们家村口聊天的大妈说的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那都是夸自己老家的。你信你的，世人信世人的。你把史家当傻瓜，也不知是谁真傻。你要能驳倒我这篇，你尽管驳，只是不要和我玩文字游戏，玩诛心扣帽子，就驳这些史料，尽管驳。我可不是诛你心，我是拿比你权威不知道多少等级的材料先诛你行，顺势诛心而已。像你举了一个地方官李乐的例子，说这是西安唯一证据，这个级别的我压根不找。打个比方，我从国史找材料，你却是从地方志找，而且还不都是府志，还有县志...

另外，正史在你这里，真是薛定谔的正史啊。这会儿正史不利于你了，就不计算正史朝代了，不以正史自居，以正史为荣了？野史私史，杂史笔记，街头村口的传闻，只要合你情绪，于你有利，就都成了真实历史？《明史》是有政治色彩，但篡改太祖朝改这么一次失败的迁都目标到底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动机？西安对后来明朝、清朝来说，也没香到这一步，要去这样吹西安啊。

其实你要真是两边材料都列举出来，哪怕你倾向于洛阳我也不说什么。你能找到一堆犄角旮旯里的非主流野史记载，偏偏跳过了所有翰林权威，学术大家的说法，我能信你不是选择性展示，故意抹黑西安？何况你还言之凿凿什么唯一一条提到迁都西安之议，那我列的都是啥，你那不是骗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