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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激增是由于毛泽东时期鼓励生育造成的么?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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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这个问题的两个基本判断。一,中国人口激增了吗?二,毛泽东时期鼓励生育了吗?以及以上两个问题的衍生:毛泽东时期的生育政策和真实生育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一,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的人口激增了吗?

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天能增重1两,一个月能增重3斤;一个成年人一整年的体重可能都保持不变。我想不会有人拿一个一个月只增重1斤的偏瘦婴儿来和体重稳定的成人比较,然后说「这个婴儿出现了体重激增」。但这个问题显然就是在进行这样的比较。

要进行有效的比较,必须找到合适的基准。每个国家在人均GDP较低的时期,由于公共卫生系统逐渐完善,必定会经历从高生育高死亡到高生育低死亡的阶段。在此阶段,人口上升很快,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我们将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都作为「毛泽东时期」,即1950到1979年,这30年间中国的人口上升了72%。1979年中国的购买力平价美元人均GDP为473美元,那么我们把那些1979年时GDP在300美元到700美元之间的国家全部拿出来,他们在1950到1979的30年间人口上升了多少?

中国在这22个发展阶段类似的国家中,人口增长的排名倒数第三。如果只保留亚洲国家,那么人均GDP类似的巴基斯坦、越南、孟加拉、印尼和印度的人口增长速度则全部快于中国。事实上,如果完全不考虑人均GDP水平,那么在1950-1979年中,除了东帝汶、日本、柬埔寨和尼泊尔这四个国家外,其他亚洲国家的人口增长全部快于中国。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人口,根本就没有出现所谓的激增。相比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国的增速偏慢。

二,毛泽东时期的生育政策是怎样的?到底有没有鼓励生育?

建国后,中国的生育政策存在多个阶段,每个阶段,政府对生育数量持不同态度。

1949-1953:鼓励生育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之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己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己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毛泽东,《历史唯心观的破产》,1949)

在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人口,仅仅是沿用了国民政府时期4.75亿的统计资料。抗美援朝战争也使人们更容易看到人口增长的正面影响而忽视负面影响。此时期中国处在一个鼓励生育的阶段,不仅鼓励,还严格限制了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如1950年4月20日发布的《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规定除了严重影响母体和胎儿生命安全的6种情况之外,禁止打胎。

1954-1957:计划生育起步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有5.8亿人口,比起之前的估算的4.75亿上升了整整1亿。这给中央政府敲响了警钟:原来人口有那么多!加之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政府开始考虑到节育的现实问题,并出现了一系列探讨节育可能性的言论。

关于节育问题,我们党、我们的卫生机关和宣传机关,是提倡还是反对?有些人是反对的,有的人还写了反对文章。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为什么要赞成而不反对?……中国大概不会因为节育闹人口恐慌,……应当赞成节育,不应反对。反对的理由都不能成立。(刘少奇,国务院第二办公室第一次节育问题座谈会,1954)

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1955)

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民族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 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1956年中共八大)

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建议设一个委员会,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我国人口增加很快,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毛泽东,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1957)

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提出「计划生育」的观点。在此期间,报纸上进行了一系列有关节育的宣传,医院和卫生所也出现了关于节育避孕的技术指导,避孕药具也得到了供应。计划生育在这个时期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1958-1961:生育政策的反复

大跃进开始后,一些中央领导对计划生育的看法出现了转变,由之前的担心人太多,变成了忧虑人太少。3年大饥荒造成的人口负增长也使一部分人认为生育无需控制。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停顿,仅在部分地区继续开展。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少年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很难叫农民节育。(毛泽东,1958)

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 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泽东,1958)

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 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

当人们彻底解除了一切束缚, 在共产主义思想大解放的情况下,人愈多,就愈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能愈快地促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能愈快地促使国家的物产丰富,兴旺强盛,就能愈快地促使人民群众的生活优裕、 文化提高。(《红旗》,1958)

1962-1970:计划生育再度提出与再度停顿

1962年起,中国的生育数量又开始迅速增加。政府再次感觉到了控制生育的必要性。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2年到1965年,周恩来也在一系列场合反复提出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首次提到了控制人口的目标。在此期间,城市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有较大推进,但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仍然是空白。

现在计划生育,就是把人口增长率压到净增2%,每年也有200万人。将来城市人口还要加一点的,就算计划生育做得好,20世纪城市的计划生育能把人口增长率压到净增1%-1.5%,这就了不起了。当然可以做到,日本就做到了……避孕是个战略思想,要同备战、备荒和科学试验结合起来,争取使人口增长率下降到1%,争取在二三十年内 做到,要做长期工作。(周恩来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965)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虽然生育政策没有大的改变,但此时的地方生育机构大都名存实亡,计划生育工作陷于再度停滞。

1971-1978:计划生育逐渐恢复

70年代开始,随着50年代生育高峰时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控制生育又成为了中央政府刻不容缓的现实需要。各地区的计划生育机构逐渐恢复成立。在此期间,周恩来作了大量工作,重申计划生育的重要性。

1970年,周恩来就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计划生育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点放松,青年结婚的早了,孩子生的多了。70年代开始要注意计划生育。」

1974年,毛泽东在《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再次作出了「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批示。这也是毛泽东对中国人口作出的最后一次表态。

70年代逐渐形成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其中「晚」指男25岁以后结婚,女23岁以后结婚,24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3年以上;「少」指每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二个孩子。1975年,卫生部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指出,要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按「晚、稀、少」的要求,把生育计划落实到人。在1975年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许多地区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力度,包括避孕药具免费提供甚至送上门、开展人口理论培训班、中学增设晚婚节育课程等等。

根据以上梳理,我们不难发现,真正实施了「鼓励生育」政策的仅有建国初期数年与大跃进时期。并且,大跃进期间的所谓「鼓励生育」实际上伴随的是饥荒和生育人口的减少。在其他时期,政府对于人口增长的态度一直是比较保守的,大部分时候都赞成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并且有实际政策落实;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只是计划生育工作的停顿,而没有进行鼓励。

三,毛泽东时期的生育政策和生育率变动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我在

这个回答

里提到过,影响真实生育行为的最重要变量是女性的教育水平。另外有研究也发现,影响第二大的变量是幼儿的死亡率。使用世界银行1970年至2010年的数据,我们对241个国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两个基本结论:年轻女性(20至24岁)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生育率将下降0.36;儿童死亡率每下降10%,生育率将下降1。在去除了每个国家的固定效应后,一个国家的年轻女性教育水平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变动,决定了该国80%的生育率变动

生育政策影响有多大呢?有

研究

发现,80年代初开始的强制一胎化使中国在30年中减少了7000万左右的新生儿,远低于计生委自己的估计(

计划生育40年 少生4亿人

)。在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缺乏强制性,主要以宣传为主。把1950-1978年的生育政策和历年真实生育率放在一起,可得下图。

不难发现,在70年代以前,生育率的上升和下降,与政策的变动几乎没有关系。例如从1950到1957年,不管是鼓励生育还是宣传节育,生育率都稳定在6左右。在计划生育政策逆转为鼓励生育的大跃进期间,生育率反而大幅下降;在1962年计划生育重新开始后,生育率又在1963年攀上了高峰;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计划生育机构名存实亡,生育率的变动趋势也没有发生变化。

在1970年后,随着计划生育机构的逐渐恢复以及1975年的「晚、稀、少」开始,中国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生育率下降,从1970年的5.93下降到1980年的2.29。这样的生育率降低,和「晚、稀、少」有多大关系?或者说,半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真的起到了有效降低生育率的作用吗?

可以这么想,如果半强制的「晚、稀、少」真的起作用了,那么80年代开始的强制一胎化岂不是作用更大?但实际上,从1980年到1990年的整整10年时间,虽然一胎化政策在逐渐加强,可1990年的生育率却完全没有降低,仍然有2.31。

看起来,使得70年代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并不是半强制的「晚、稀、少」政策。否则,80年代的强制性政策出台十年,生育率不至于完全没有下降。真正引起生育率降低的,是别的因素。下表可以看得更清楚:

上表可以看到,在女性教育方面,由于建国后初等教育迅速普及,一个在1970年的20岁女性的平均教育年限是4.36年,而一个1980年的20岁女性的平均教育年限上升到了7.22年,比前者有着接近3年的教育年限上升。然而,一个1990年的20岁女性的教育年限仅有7.28年,10年来只上升了0.06年,两代人之间几乎完全没有教育改善。儿童死亡率方面,从1970年至1980年的10年中,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111‰下降至61.3‰,下降幅度为45%;而从1980年至1990年,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仅仅下降了12%。这两项指标在70年代的快速改善以及在80年代的停滞不前,实际上真正主宰了中国的生育率的变动趋势。

比起以上两项指标,生育政策的影响就要小得多了。上面给出的

研究

认为,毛泽东时期的生育政策大约减少了0.2左右的总和生育率。与70年代达到3.64的生育率下降相比,0.2是一个几乎可以忽略的数字。

说个题外话,有一种说法叫做「错批一人,多生三亿」,意思是批判了马寅初的生育理论,导致人口多增加了三亿人。荒谬的说法。不是说马寅初是对的还是错的,而是即便真的采用了马寅初的理论提倡二胎限制三胎,最后该生多少还是生多少。

结论

所谓「毛泽东时期鼓励生育是否带来人口激增?」,是一个完全错误的问题。如果非要问的话,也应该是「毛泽东时期的生育控制是否减缓了人口增长?」

而对后一个问题,答案仍然是「几乎没有」。



注:

1,数据来自Worldbank、Penntable、199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政策资料大量参考了杨发祥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

2,1950-1980年总和生育率来自Coale(1984),1990年总和生育率存在多个版本(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从2.17到2.37不等,此处使用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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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错批马寅初”有多大关系?

  提到“错批马寅初”,人们不免要往毛泽东身上联系,这很正常,因为毛泽东是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又在1958年说了一些不利于计划生育的话。但是由于缺少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特别是授意发动批判马寅初运动的证据,人们虽然心存怀疑,但一般只说毛泽东在计划生育上的动摇给了康生、陈伯达可乘之机,是他们发动了对马寅初的批判运动。但也有少数人比较例外,有人公开撰文,将马寅初为计划生育而奋斗的过程描述为与毛泽东相冲突的过程,并指称是毛泽东授意批判马寅初,这种说法不仅在互联网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也被一些学者转引。有人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对马寅初的批判既不是毛泽东授意的,也不是康生、陈伯达发动的,而是北京大学师生以及《光明日报》、《新建设》的自发行为。还有人强调,毛泽东本人没有批判过马寅初。下面我们看看有关论述是否有道理。

  指称毛泽东授意批判马寅初的典型是这样三篇内容基本雷同的文章:贺吉元:《马寅初与毛泽东人口问题的一场论争》,《中国档案报》1998年10月15日;史实:《马寅初与毛泽东的人口问题论争》,《百姓》2003年第10期;贺吉元:《新中国一场人口问题的廷争》,《档案时空》(史料版)2005年第7期。现将其关键证据罗列如下(以第一篇文章为基础,内容变动将在段尾加括号说明,非关键性文字变动忽略不计):

  (1)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后,马寅初为人口调查四处奔走。1954年刘少奇召集节育问题座谈会,“马寅初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疾呼: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然而,毛泽东的观点与马寅初完全相悖,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说,中国人口就是增加十亿又何妨?”毛泽东表态的结果是1955年7月马寅初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提案遭到了康生、陈伯达的围攻,“由于受到毛泽东对人口问题思想和态度的影响,更由于一些人的别有用心,马寅初的提案,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第二篇没有提到马寅初参加节育工作座谈会)

  (2)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大声疾呼计划生育,“刘少奇、周恩来等当即表示赞同。毛泽东则轻蔑地一笑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第二篇、第三篇均未采用“轻蔑一笑”,第二篇为“毛泽东则笑一笑说”;第三篇为“毛泽东说”)

  (3)1958年下半年,“马寅初感到个人遭批判、受委屈事小,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大。要求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然而,他的这一恳请未被批准,没有一个与他面谈。只有毛泽东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

  (4)马寅初写了《重述我的请求》之后,“后来毛泽东也看了《重述我的请求》,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

  第一段中所提到的马寅初参加1954年12月节育工作座谈会、并为计划生育大声疾呼一事,纯属子虚乌有。这次会议的参加单位是国务院第二(文教)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中宣部、全国妇联[31],马寅初不在此列,没见过他本人提及此事(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浙江组讨论会上的事情,在《新人口论》中明确提到了),几本马寅初传记也没有提及过此事。毛泽东说“中国人口就是再增加十亿又何妨”,应该说不完全是无中生有,不过是移花接木的结果,类似的话是毛泽东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的,“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十亿也好办。我们的方法,反正是大鸣大放,自己管理自己。”(《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年续二,1967年北京版,第60页)至于马寅初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递交提案一事,随便找本马寅初传记来翻翻,就知道真实的情况是:马寅初在浙江组讨论会上提交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书面发言稿,征求代表们的意见,由于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就收回了,根本没有作为提案提交给大会,此事与康生、陈伯达毫无关系。第二段中马寅初主动呼吁计划生育的说法是歪曲的,真实情况是马寅初响应了毛泽东。毛泽东 “轻蔑一笑” 的说法就更不值得讨论了,作者自己都不坚持了。第三段、第四段是毛泽东授意批判马寅初的关键证据,但笔者查遍正式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和非正式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北京版、1968年武汉版),都没有找到它们的痕迹。作者好像是有意逃避查证似的,既不交代事件的具体时间,也不交代见证人(“秘书”,哪位秘书?),而且通篇文章没有一个注释,因此极有可能是杜撰的。然而,就是这样的文章,却可以以“史实”的署名,在带有“档案”、“史料”字样的报刊上发表,并被一些学者所引用,不能不令人称奇。

  强调批判马寅初是自发行为的主要是因在山西翼城试点“二胎”而闻名的梁中堂。他发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上的长文《马寅初事件始末》,旨在还原马寅初被过分渲染的孤胆英雄形象,其要点主要是(由于该文长达4万字,且立论新颖,材料丰富,这里的介绍和引述不可避免地较长):

  (1)马寅初从建国初期地位就很高,这“是理解马寅初在新中国的历史命运的枢纽”。马寅初建国前后曾担任政协筹备会成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第一届全国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等要职,经常参加国家重要政治活动。在1955年的工资定级中,马寅初被定为行政三级(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为行政二级)。在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马寅初发挥了重要作用。

  (2)马寅初是在获悉党的领导人赞成节育后才提倡计划生育的。从1953年8月起,邓小平就一再指示卫生部改正限制避孕和节育的政策。1954年2月,周恩来在一次政务院会议上说,此事可以内部提,不做决议。同年12月,刘少奇在节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表示“党是赞成节育的”。在这种情况下,邵力子、马寅初才先后在正式场合提出节育主张。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浙江组讨论会发生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坚持节制生育的邵力子和马寅初身处高层,应该说已经获悉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张,而持反对意见的代表则相对处在国家机关较低一级的层次上,双方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央政策尚未曾向下贯彻时的一种状态。”

  (3)1957年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新人口论》是毛泽东“讲话”以后的产物。2月27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人口生产也要有计划地进行,要设立专门机构,解决经费问题、技术问题,要做宣传。3月1日下午,马寅初在发言时的开场白是:“我听了两次毛主席的谈话,他对中国人口问题有深刻的了解,也有很正确的地方,他主张我们中国人口控制在六亿左右。”

  (4)在1958年的反保守、反浪费(简称“双反”) 运动中,马寅初因为“不谙事故,不服水土”,遭到了北大师生自发的批判,与康生、陈伯达没有关系。5月4日,陈伯达在北大60周年校庆上的讲话,当天新华社有报道,次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5月7日第一版、《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也陆续发表,三个版本的讲话都不见马寅初的名字(但是,后两份点了冯友兰、贺麟的名字)。“退一万步,如果陈伯达在演说中确曾点了马寅初的名,即使陈伯达审阅的稿件上没有了,但校刊发表时是不敢取消的。”7月1日到北大作报告的不是康生,而是陈伯达,报告发表在《红旗》半月刊第4期上,没有点名批判马寅初的内容。康生于7月16日到北京大学参观过一些系的系办工厂,没有召集大会作报告。

  (5)1958年《光明日报》对马寅初的批判过程有人事因素掺杂其中,而且马寅初本人并非被动受害者。当时的《光明日报》不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之一,而是“各民主党派主办而由我党领导的国营的报纸”。1957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马寅初举行会议,正式撤销“向党猖狂进攻”的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职务,任命杨明轩为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了解马寅初参加《光明日报》这次改组会议很重要,因为知道这个细节,就可以知道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恩怨不仅仅是一般社会上理解的《光明日报》和一位被批判的读者、作者之间的关系,在马寅初那里还有具体负责这张报纸的杨明轩、陈此生——与他地位不差上下的、属于他所活动的同一个圈子里的两位民主人士。”《光明日报》的办报方针是“以报道和讨论文教工作为重点”,而“跟踪报道北京大学的运动动态是《光明日报》的一个亮点”。4月19日、25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北大哲学系讲师韩佳辰等人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不同的是,马寅初很快写出了回应和反驳韩佳辰的文章。可能因为半年前曾以领导者身份参加了《光明日报》的改组会议,也可能因为《光明日报》发表了批判自己的文章,所以,马寅初把申辩和反批评的文章也送《光明日报》要求发表,”5月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马寅初的《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一文,在文中,马寅初除了针对批判进行解释和辩驳以外,也对批判和辩论表示了欢迎。《光明日报》所加的“编者按”也表示“欢迎学术界以及各界人士发表意见。”于是,批判文章接踵而至。其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点名批评马寅初的文章(虽然将他与右派分子做了区分),对批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1月29日,《光明日报》在署名为“本报编辑部”的文章中发出了休战信号。

  (6)1959年《新建设》和《光明日报》对马寅初的批判,是因为马寅初不肯休战引发的。“1959年,从中央这个层面来看,对马寅初的使用和安排与前些年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暂且不说年底触碰霉头的话,这还是马寅初颇为风光的一年。”在这一年,马寅初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多次参加高规格的外事活动,参加了毛泽东邀请的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会议,参加了国庆10周年招待会并在主席台上就座。1959年,社会上对马寅初的批判活动已经基本停下来。但是,马寅初不愿休战。他在《新建设》1959年11月号和《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了《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 “一方面,作为当事人的马寅初不仅始终是把《光明日报》当作民主党派的报纸,而且具体在那里操作的杨明轩、陈此生都还是比自己资历浅、地位低的民主人士。事实上,那次《光明日报》改组的会议,由杨明轩、陈此生分别取代章伯钧、储安平的职务,马寅初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出席会议本身就具有送他们走马上任的含义,马寅初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有比他们较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地位低微的杨明轩、陈此生组织批判了别人一阵子,然后写了一篇自我感觉良好的文章,就此结束。但是,被批判的马寅初岂甘罢休?另一方面,将近一年的事实表明,那个批判并没有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待遇,说明作为领导者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放弃马寅初的迹象。所以,马寅初要借《光明日报》一年前‘本报编辑部’的短文为由头,向《光明日报》宣战:‘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你们)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马寅初撇开《光明日报》找《新建设》,不料《新建设》与《光明日报》站在了一起,马寅初的挑战引发了新一轮的批判。12月,马寅初又向《新建设》递交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在马寅初看来,自己与共产党的合作早在抗战的初期阶段,而后来的那些民主党派大都是内战时期,特别是在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才跑过来的。所以,马寅初敢于表达对包括《新建设》杂志在内的所有批判者的蔑视,继续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投递战书。不曾想,这一举动却又进一步促成了批判运动的升级。”《新建设》又联手北大党委,将战火烧到了北京大学。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北京日报》以及许多省市党委机关刊物基本上没有参与批判。《新建设》与康生、陈伯达没有关系,60年代曾顶住康生、陈伯达的压力,不发表批判杨献珍、孙冶方的文章。

  (7)马寅初最后偃旗息鼓,不是因为被剥夺发言权,而是因为被揭发了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心理压力过大,因病退出。1960年1月11日下午,北京大学校办秘书韩苹卿揭发了马寅初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主要有:持有股票88000元(这个股本足以在后海买下13所四合院),收取定息;出租房屋,每月收取160元房租(相当于4名工人的月收入——彭才栋注);对政府在土改期间没收他家的土地表示不满;1957年上半年,说中国将出匈牙利事件,发生第二次革命;对史良批判章伯钧、罗隆基表示不满;说“章乃器是个高明的经济学家,他说定息不是剥削是对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人在1957年均被划为右派分子)。马寅初不敢回应这些问题,只是继续讲述自己的学术观点。第二天,马寅初血压升至190,住院治疗。3月28日,国务院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其他职务一直没有非正常变动。

  (8)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说法起源于1979年为马寅初平反之时,当时中央已经否定了康生、陈伯达。但是,把康生插手批判马寅初演变为康生指示当时的北京大学领导批判马寅初,是80年代末以后出版的马寅初传记,传记作者标示依据“北京大学历史档案”和“北京大学档案室校史档案”,但没有具体名目和卷宗编号。作者委托人两度向北大档案馆请求核实,但得到的答案是没有。

  (9)批判马寅初的活动是北大师生、《光明日报》、《新建设》的自发行动。“像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国家干部,如果在运动中被批判都要按照干部管理的权限履行审批程序。被党组织明确决定的批判活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和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行为,批判前就有计划要达到某种预定的结果,运动后期还要对批判对象做一定的政治结论和进行组织处理。马寅初事件则不具有上述特征。”

  我们认为:(1)本文对马寅初被批判一事的论述颇有独到之处,所涉及的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是清晰的,所引用的资料都有权威出处(注释达172处),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2)本文使被过分渲染的马寅初的孤胆英雄形象、殉道者形象褪色不少,对于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是很有帮助的;但它在还原“错批马寅初”事件时在个人恩怨上着墨甚多,并且比较突出马寅初的过失,而对双方为真理而斗争的一面交代甚少(真理不完全在马寅初一边),似有剑走偏锋之嫌。当然,考虑到本文是在阐述一个过去被忽视的视角,矫枉过正也许是在所难免的。(3)本文对“错批马寅初”事件的自发性的论述虽然不能充分让人信服,但至少可以使人相信:即使康生、陈伯达煽动了对马寅初的批判,他们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本文从多方面证明康生、陈伯达与“错批马寅初”无关,但比较确定的其实只是他们没有通过组织程序在北大发动批判。陈伯达在1958年5月4日的讲话中敲打一下马寅初,然后主动示意不要刊载,康生1958年7月16日到北大参观时还有其它活动,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不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并不代表他不在其它场合批判或组织批判。从《新建设》抵制批判杨献珍、孙冶方,推断它当年批判马寅初不是受康生、陈伯达指示,也只是一种猜测。反过来讲,传说中的陈伯达点名批判不见诸文字,康生到北大低调行事,他们没有通过组织程序在北大发动对马寅初的批判,《红旗》杂志不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后来《新建设》抵制批判杨献珍、孙冶方,这些都说明康生、陈伯达办事还是要讲究规则的。(4)康生、陈伯达的表现,可以从侧面证明了毛泽东没有授意发动批判马寅初的运动。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本文提供的这样的事实:其间马寅初的政治待遇不变,事后没有组织结论,特别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基本上按兵不动。

  关于《人民日报》在批判马寅初问题上不积极,在一些马寅初传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比如,《马寅初的最后33年》一书写道:“1959年12月24日,康生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大会,布置批判马寅初。他说:‘对马寅初过去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批判,没有正规地搞,《人民日报》没有搞,还没有正规战,只是游击战。现在他挑战,应当应战。”[32]《天地良知——马寅初传》也有这样的一段话。[33]

  强调毛泽东本人没有批判马寅初的主要是国家计生委前副主任杨魁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纪晓华。杨魁孚指出:“毛泽东没有发动人们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也没有发表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当然,作为党的领袖,没有制止康生等人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这是有责任的。”[34]纪晓华指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毛泽东直接批评或授意陈伯达、康生批评马寅初的史料。”[35]

  如果康生、陈伯达没有组织批判马寅初,或者仅仅是私自组织批判,这个领导责任就不好讲了。毕竟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可能什么情况都掌握。况且在毛泽东那里,邵力子才是计划生育的首席形象代言人。他在1956年10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曾提到:“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36]1958年1月,他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曾将计划生育称为“邵先生之道”。[37]但没有听说过他提出“马先生之道”这样的说法。

  不过,毛泽东对马寅初还是有过批评甚至批判的。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工作报告有段话不点名地批评了马寅初,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审读、修改的[38],而且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作的报告,不能不说代表了毛泽东的看法,正如刘少奇在1954年节育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党是赞成节育的”的表态也代表了毛泽东的态度一样。这段话是:“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由此,他们对于我国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作了悲观的结论。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轻视我国组织起来了的革命的农民,因而不能不受到事实的反驳。今年我国农业的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不但彻底推翻了他们的农业发展快不了的论断,而且彻底推翻了他们的人多了妨碍积累的论断。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39]

  如前所述,这里所包含的温和“人手论”观点(“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是正确的,只不过所依据的事实是虚假的,这些都是不同观点的表达;但“这种思想的本质”这句话是典型的诛心之论,最大的问题是:最后一句话说错了,也说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否定农业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的可能性,他们只是反对马尔萨斯将这种可能性夸大为必然性、并用这种所谓必然性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

  综上所述,我们倾向于认为,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主要是在1958年,毛泽东对马寅初是所有批评或批判的,但他没有授意发动批判马寅初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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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要看人口增加是好事还是坏事

是坏事的话,那就是他干的

是好事的话,那就不是他干的


以前人口增加是坏事,叫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完全不管被批的那个家里生了七八个,而且部级领导待遇也一直被没取消,这要算批斗,算我一个),总之都是你不好····

现在人口减少各种问题出来的,就开始偷偷摸摸宣传:

人口这么少,还是你不好····你在63年就搞计划生育了!

估计老毛是懵逼的,那我究竟是搞计划生育了还是没搞计划生育呢?

难道这叫薛定谔的计划生育?


然后当初所谓被批斗的那个马寅初呢,原来是兄弟民族的,08年以后偷偷改成汉族了····


PS:马寅初真是儒家子弟,七八个孩子大陆港澳台日本美帝一边放一个,学诸葛亮三兄弟一人保一家学的是滚瓜烂熟。


我当初看一本文革时期的书,主角在伤春悲秋,有一段是写臭水沟里飘着国产的和气球一样厚的避孕套··

2333333


user avatar   Reek 网友的相关建议: 
      

如果人口激增是坏事,那么就是!

如果人口激增是好事,那么就不是!


user avatar   chen-feng-bao-lie-jiu-30-67 网友的相关建议: 
      

之前在网上看到一组关于程序员的漫画,觉得用来回来这个问题很贴切!侵删

最后和程序员身边的朋友们嘱咐一句,就算程序员的工位再乱,也不要帮他整理。否则,当心会毁灭世界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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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大佬支持一下我的这篇原创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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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提出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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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node.js在双十一中的表现足够亮眼,对国内node.js的发展会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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