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秦末抗秦义军能在各地迅速组织起大股军队，而晋末胡兵遍地走的时候，中原没有形成大批本土军队抵抗？ 第1页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本老狐狸太师来和大家好好讲讲~

一个地方要能够短时期内组建起一支队伍，推翻统治者委派的官僚和驻军，当地必须要有一个足够强大的组织或者说地方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能够动员起足够的壮丁和粮食，当地的人民对于这个利益集团足够服从或者害怕，一旦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发话，那么当地人民宁可不过安稳日子，也要跟着利益集团造反。

秦末统一战争：灭韩灭魏，攻陷郑和大梁即告成功；灭赵灭楚，废了一些力，打得有来有往，但是李牧、项燕所率的主力被歼灭以后，邯郸和寿春没有多少抵抗也投降了；灭燕，秦军深入辽东，可能由于燕太子丹派遣刺客的缘故，燕国宗室估计被屠杀殆尽，以至于后来燕国复国都没有旧王室掺和；灭齐，闪电战一般，齐国还没反应过来就完蛋。

秦始皇轻易灭六国，其实《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尉缭的计划“原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起了很大作用，就是收买、离间六国内部。虽然秦很快就灭了六国，但是除了燕国，其实旧王室旧贵族的势力并没有遭到太多的打击。

秦始皇在位期间，屡次巡视地方，就是为了震慑六国的旧贵族；建驰道、疏通运河、平毁城垣，就是为了一旦有事方便镇压。

可是秦始皇死后不久，秦朝统治集团内部，赵高、李斯就搞起了阴谋，把秦宗室杀了大半，还杀害良将。

而与此同时，在六国故地，六国旧王室贵族的实力（田产、农奴、钱粮）远远超过秦朝委派的郡县官员，而当地普通平民也更害怕六国旧王室贵族而不是秦朝廷委派的官员。这些旧王室贵族和地方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秦朝廷委派的官员和驻军在他们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大家都在等一个大秦药丸的信号。

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不到一个月，就攻陷了附近的几个县城，然后又攻陷了楚国曾经的都城，重镇陈县，建号张楚，然后居然还能够派兵攻破函谷关天险！六国旧势力都知道了，秦国原来不是不可战胜的，现在是个好机会，于是各地纷纷起兵响应，几个月工夫，赵魏齐燕全部复国，只有韩国只能打打酱油。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曾经大国的齐国灭亡极快，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战斗，旧势力受到的打击最小，因此不像赵魏燕还一度挂靠陈胜旗下，直接独力复国。《史记·田儋列传》：田儋详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儋，田氏，当王。”遂自立为齐王，发兵以击周市。周市军还去，田儋因率兵东略定齐地。

而秦眼皮底下的韩国，始终只有张良和韩王成、信等人在打游击。魏、赵、齐、楚、韩的旧王室都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唯独燕旧王室缺席，而齐旧王室的势力最为强大。而楚国旧贵族由于根深叶茂，本身楚国又势力强大、反秦坚决，所以楚国旧贵族以项氏为代表事实上充当了六国反秦的盟主。

所以，汉朝建立以后，把六国的旧王室，尤其是齐国田氏、楚国昭、屈、景、怀，统统迁入关中，以便就近看管，直到汉宣帝年间，还在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

晋末，情况就不一样了。

“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晋书·山涛传》。地方上事实上去武装化，西晋朝廷的组织力动员力大大削弱。

由于西汉的低田赋政策鼓励土地兼并，从西汉末年以来，汉地豪强士族势力开始崛起。这些豪强士族和战国时期不同，一般都是由于祖上在汉朝廷做过大官，附近的大小地主都把自己田产挂靠其名下，还有不少官员受其举荐成为孝廉，势力远远不及战国时代的六国王室，充其量只能称霸一个或几个郡。由于士庶天隔，彼此互相联姻，因此谁也对谁下不了狠手。所以，以今天开上帝视角来看，都是些只满足于老家一亩三分地的井底之蛙，以能够侍奉君主出任高官为荣，除了自己的族人以外，更多的外姓挂靠势力其实并不可靠。说穿了，都是宗族性质的地头蛇而已。

而从汉朝开始，各路内迁内附的胡人部落，事实上都保持着自己的部落组织，原来的酋长对部落民始终保持有足够的控制力，汉魏晋朝廷很少试图打乱他们的部落组织。匈奴、鲜卑、氐、羌的部落民众更服从于刘氏、慕容氏、段氏、苻氏、姚氏等部落酋长家族，而不是西晋的地方军政长官。而这种世代相传的权力依附性远远超过汉人士族豪强那种出于逃税而挂靠的忠诚。

明白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就可以知道，汉地的各地士族豪强，其实只满足于本地的权威。而胡人部落由于更加抱团，所以只要胡人部落首领能打，并且表现出愿意保护汉人士族豪强家产、尊重其崇高地位，那么那些汉士族豪强其实很乐意挂靠其政权旗下。毕竟东晋和南朝政权完全是王谢掌权，江东吴姓士族做点缀的，北方汉士族在那个政权是没有前途的，跟着胡人部落混，少不了高官厚禄，哪怕原先挂靠的胡人部落战败，换一个挂靠就是了。

而那些胡人部落本身就定居汉地已久，高度汉化，刘渊以皇汉为旗帜，慕容氏、苻氏、姚氏也都和汉人士族豪强合作愉快。而这些胡人部落都已经自认炎黄后裔，上层和汉人其实无异，只是还保留了部落组织而已，和这些胡人部落合作，其实不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利益分配上都不存在太多的矛盾，彼此合作，使地方秩序安稳，是一件双赢的事。

但是，如果胡人部落武装一旦嫡系主力战败，那么汉人士族豪强也会立刻见风使舵，改投门户。这就是为何潞川一战，前燕立刻灭亡，淝水战败，前秦立刻瓦解，晋阳失守，北齐立刻药丸的根本原因所在。

秦末抗秦义军的本质是 六国的士人和新兴地主阶级 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过去六国的士人和新兴地主阶级是被六国的旧的王族贵族压制的，然后王族贵族被灭了，被秦始皇拉去咸阳了。但是秦国的耕战体制又根本没考虑过怎么给这种新兴地主阶级出路。

秦末起义，整个郡县的政府成建制的倒戈（杀死几个关中来的空降官员，然后全员造反），是堂而皇之的 用秦的国家动员架构，来组建造反军。造反军本身就是六国的士人和新兴地主阶级自身全体。

过去拖后腿的六国的旧的王族贵族没了，过去拖后腿的六国的贵族军队架构没了。换上了先进的秦制国家动员架构。动员潜力，都爆发出来，当然马上爆兵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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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末呢？晋末完全相反，是刚刚得势的政治上完全幼稚的，但本质是继承两汉积弊的王族士族高门，以为自己牛逼，实际上更类似战国时候拖后腿的六国的旧王族贵族。

这些以为自己牛逼的士族王族士族高门，第一波八王之乱，已经竭尽了魏晋的国家动员架构，实际上已经把州郡的系统内的动员潜力打光了。然后把胡人是作为雇佣兵被国家动员架构召集起来，继续打内战。

胡人把部落的动员潜力和先进的国家动员架构结合，很快就反客为主了。因为原来的州郡的系统内的动员潜力已经被八王之乱打光了，不可能那么快凭空变出第二波。胡人发现全天下 剩下 能打的都是胡人了，当然要反客为主。

所以结果是胡军有架构，这些有架构的胡军甚至能够成体系的吸纳汉族知识分子和汉族流民，纳入自己的架构里去。 而自发抵抗的义军没有架构，从头摸索哪来得及。结果就是胡人碾压了。

可惜这些以为自己牛逼的士族王族士族高门，被杀的还不够惨，吸取的教训不够深刻。南逃以后，故弄玄虚还能再折腾二百年，终于把南朝折腾到没机会翻盘了。

辽东半岛从南到北被千山山脉分割，靠关内的一带是海边的沼泽地，如果不在千山山脉建立堡垒群，给后金如鲠在喉的打击，反而退缩到山海关一线，虽然省钱精简人数，但也更难与后金军较量。

辽东人口在天启年间的战乱向关内大规模迁移，根据明史的说法多达上百万人。崇祯初年清军攻旅顺，从水陆逃难到登莱的辽人也有十余万人。

这些人口心向明朝，反对后金的统治，是优良的士兵来源，比如毛文龙就是在兵败后经过朝鲜的援助，吸取辽东难民在海岛上扎根形成了武装集团。

后金攻打辽东的一系列战争中，大批量的汉人逃亡关内，寻求庇护，后金为了弥补工农业劳动力缺口，不得不多次进入关内掳掠生人。孙承宗等人在辽东建立的一系列堡垒，比如宁远，就通过煮盐、海运、采煤等产业扎稳脚跟，“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这样的局面作为明朝皇帝，放弃辽东，放弃数十万子民，拱手将城池、器械、人民全部让给清朝，固然可以说是壮士断腕，但更像资敌。如果一城一池的拉锯战，明朝受不了，清朝更受不了，有人说关外军队时明朝的出血口子，但放弃了关外，大同、密云等重镇不就成了新的出血口了么？

辽东军将制度到后期发展为兵将结合，放权养兵的态度，等于说你在辽东爱干嘛干嘛，地给你，子女财产都给你，你当土皇帝都可以，只要帮我守土就好。从明成祖在辽东总兵改制到正统年间收权，大抵的思路都是如此，后期天启、崇祯用督抚架空总兵，但总兵仍然有相当大的军事经济自主权力，放弃辽东，这些人你也要放弃么？把他们带入关内，他们就会把边境重镇继续变成辽东那样的地方。

明代朝廷的思路有问题，朝廷斗争导致朝令夕改，不能彻底贯彻一种作战方案，放弃辽东和放弃北京是一个级别的计划案。这个朝代已经完全腐化了，辽东什么样，关内就什么样，他无论如何都要对后金布防，布防就要起码十几万士兵，腐朽了的、高度兼并高度瘫痪的明朝财政系统养不起这十几万士兵，无论是在辽东，还是在山海关。失去了辽东的纵深防御和群山沼泽，到山海关只能是更被打的更疼。

辽东这个突出部是扳手腕的地方，你不在这里扳，就要在其他地方扳，挪个地方就能扳的过时不可能的事情。

（网上对这段历史有各种说法，野史地摊充斥，数据真假难辨，所以关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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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这么讲。在当时的背景下。一人兼任多个藩镇首领是常规操作。比如王宗嗣。曾经任安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看账面实力的话。卧槽。从哈萨克斯坦到山西，所有边军全归这哥们一个人管。然后呢？不也没出事嘛。

安禄山任三镇节度使。看起来很屌。其实他也就是在范阳和卢龙两镇树大根深。任河东节度的时间并不长。如果让河东军打蛮子。安禄山做得到。但是让河东军南下。安禄山并没有那个控制力。叛乱以后的河东军也印证了这一点。

至于说为什么给安禄山干了三镇节度使。是因为即便如此。安禄山也并没有挑战中央的能力。老皇帝是这么认为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所以问题的根本在于。老皇帝可能是懒政、怠政。但并没有老年痴呆。问题的关键。是。安禄山石乐志。搞起了一件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成功的叛乱。

然后结果就是老皇帝一通神级微操。把半年可以搞定的事情拖了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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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肯定第一，上海肯定第二。第三城就一直没有定论。武汉、南京、西安的呼声最高，成都有时也说自己是第三城。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哪个是中国高等教育第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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