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 第1页

关于测年。C14测年推翻原有考古年代认识的例子，在全球范围要多少有多少，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要不然为什么叫碳十四革命（The radiocarbon revolution）呢，很多人认为这是20世纪考古学最具决定性的进步。另外还需注意到“放射性碳素革命”不止一次，Libby发明碳十四测年方法算一次，有了树轮校正曲线得到真正的日历年代算第二次，加速器质谱（AMS，样品量仅需原先的常规法所需样品量的千分之一，从而可以从微量样品中提取足够的不受外来污染的成分）的出现是第三次，也许贝叶斯统计的引入和推广是第四次。其他诸如处理样品方法的改进更多到没法数了。考古学永远对安全可靠的精确年表有需求，每一次革命都让人意识到技术进步的力量。

关于考古学上的年代。我在之前回答中已经提到过，一般人难以想象考古学家建立年表的方式，以为考古学家对什么器物感兴趣就去测什么——完全不是。考古不同于古物学的一点就在于它能建立遗址内所有遗存的相对年代体系，它们之间谁早谁晚、谁和谁同时，这些都是可以根据地层学、类型学知道的，再次强调是“所有”，所有的地层堆积，所有的遗迹，以及所有的遗物。这一点早在C14发明前一百年就做到了，这是19世纪考古学建立的基石。

那C14之类的测年方法还有什么用？首先它大大提升了绝对年代的范围，以往的年表中的绝对年代只能根据有早期纪年或文献材料（其他的考古遗存要跟这个去比，做交叉断代），文字出现以前就无能为力。其次它处理的变量相对类型学来说更少，不确定性更小而可控，从而有了真正全球可比的年代标准。最后它能在一定条件下提高分辨率，从而反思以往相对年代判定方法的不足。

如果说地层学和类型学建立的相对年代是一个框架，纵向早晚靠叠压打破+类型学排序，横向联系靠共存关系+类型学比较，绝对年代测定就是往框架里面打一些固定的钉子，防止框架上下左右摇摆太厉害。随便一个遗址数百平方米发掘面积，出土遗存以“件”来计数的话就很可能成千上万，只要你愿意花时间仔细筛选、编号统计，几十万几百万件也不稀罕，这些都要塞到框架里，但是能用来做钉子的东西是有限的，一个遗址某个时期的遗存有几十个数据就不错了；更多时候，特别是C14刚起步的时候，是几十个遗址根据相似性原则归到一组，然后被一两个数据所代表。所以后来的研究才有进步甚至是革命性进展的空间。

关于样品的代表性。1.对一个遗址来说，单个样品年代基本没有什么用处，孤证不立，必须要多、成系列，最好和层序相符，才有一定统计价值。2.样品最好来源于考古背景清楚的封闭单位，也就是所谓时间舱，比如装食物的陶容器里有一堆粟，一次葬的墓中的木质葬具、人骨架或者殉牲，这些有机物死亡的时间和他们被埋起来的时间比较接近。相反，很多地层、灰坑中的不明炭样甚至炭化植物种子来源也许非常复杂，可能是扰乱自早期堆积的残留遗存，也可能是野外识别不出的、来自晚期堆积的下迁遗存，样品年代和遗迹形成年代之间的关系不够明确。

文中说的主要的一个“颠覆”，就是因为之前判断粟黍遗存的年代是依据其出土地层或遗迹的文化属性——比如说某个灰坑里发现黍，根据灰坑里出土的陶片（一般类型学研究基本都要靠陶器），判断属于A文化，以往认为A文化的绝对年代是距今7000年（具体测年数据可能不是来自该灰坑、甚至是不是该遗址，而是A文化的其他遗址），所以黍出现于距今7000年。而90年代以来AMS出现并逐渐普及后，植物炭化遗存可以用来直接做C14测年了，那么黍测出来多少年就是多少年，推理路径缩短很多，确定性就大大增强了，不用再兜那么多弯子。有时直接测年的结果很出乎意料，这确实反映里以往推理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遗址形成过程、类型学研究、测年，都有出错的可能，但相对来说，考古学家在野外能否采集到合适样品的责任更多些，研究比较成熟的相对年代框架问题不大）。

旧大陆西侧出现粟黍的时间从原先依据文化属性判断的8000~7000a BP到新测年显示的不超出3500a BP，完全是腰斩（Matuzeviciute G M, Staff R A, Hunt H V, Liu X Y, Jones M K. The early chronology of broomcorn millet (Panicum miliaceum) in Europe. Antiquity, 2013, 87: 1073-1085 ）。不止西方，中国肯定也有类似例子，比如刘歆益等对中国龙山文化地层出土的小麦遗存直接测年结果都落在商周时期(约3600~2200a BP)（Liu X Y, Lister D L, Zhao Z J, etc. The virtues of small grain size: Potential pathways to a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Asian wheats. Quat Int, 2016, 426: 107-119 ）。如果按照文行先生的逻辑，这一测年结果说明，龙山的绝对年代不是传统上认为的4600~4000a BP，而是如东盘和教场铺龙山遗存中出土小麦测年显示的2850~2073a BP，由于龙山早于二里头，所以二里头不会早于距今2000年前！也就是说，龙山-二里头-二里岗-殷墟-周这一序列的绝对年代，统统要向后压缩到令人震惊的程度，中国古史虚无论又找到了新的重大证据，欧耶！

题主问“此文拿粟黍测年为依据是否合理？”实际文内作者也坦诚“无法查到西亚黍所属的西亚考古遗址和考古学文化”，我不知道这还有什么继续讨论下去的必要，因为不知道层位的数据毫无意义，你在市场上买一袋米或者在农村废弃窖穴中弄出来点粮食残余，交到Beta去测也能得到年代结果，但是这和历史有何关系？……西亚考古学的年代体系是根据一个无法查到出土层位的人所引用的二手资料中黍的年代为依据，还是应该以别的方法或更多的测年数据作为依据，这是很显然的事情。

而且像年代这种基本的事实性问题，其实也不必非得弄懂太多高深的理论或者多元化的解释，就是看谁掌握的数据或信息多呗。掌握更多信息的人就可以通过操纵数据忽悠毫无信息的人。因为拉哈夫也许有成百上千个C14数据，他只“掌握”一个，还是推想出来的，这不就是随便找到一个遗址的C14测年报告就说明问题了么。对于那些少数的歧异值或者不符合地层顺序的数据怎么解释，这是考古学家的事情（很多数据考古学家也解释不清楚，因为遗址发掘过程严格来说不可重复，而影响遗址形成过程的变量太多，其他人哪里知道发掘者错在哪儿，所以只能尽量把研究设计和田野工作做细、把样品量提上去，结合科技测年的进展，争取更可靠的结果），一般人能了解大数据统计趋势就很不错了

最后，这种考古或历史问题怎么看待无所谓，反正害不死人。如果是关于健康、生命这一类的问题，轻信非主流意见可能就会付出很大代价。防止上当受骗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对任何脱离科学共同体却专家自诩、自认为能颠覆体系、终结真理的人，要保持基本的警惕。

文行先生对考古的理解停留在部分论文阅读层面，完全没有田野经验，阅读视野也偏窄。

譬如晚期植物种子混入早期地层的现象并不是孤例，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八九千年前）发现的小麦种子就是如此，后来做过一次碳十四测年，结论是不超过距今800年。详情可以参考张居中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植物考古研究的新进展，发表于《考古》2018年第4期。

因地层中可能存在鼠洞、虫洞等小空洞，会把晚期的微小体积植物种子带到早期地层。

这同时说明，未科技考古测年的古代植物种子，如果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结论差异较大的，其年代有必要重新检验。譬如小麦的起源，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普及文章可以参看：

但是大体积文物则是不会像植物种子一样掉下去的。所以发现了文行先生的话术了吧，用一点来代替整体，把相对说成绝对。此外还说明，他不具备中层次的考古学经验，可能只有阅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