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考古学术界不承认夏朝？ 第1页

自从见过报告会上的夏朝都城遗址复原图之后，我就坚定的认为夏朝只是一个大一点的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氏族部落。说实话，真的，我看早期商朝的遗址也挺像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人的干打垒技术娴熟无比，一看就是优秀的久经考验的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战士，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造出了这么多夯土堆。

说真的，我觉得再考一百年也考不出夏朝这么个东西，除非……你指着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村落遗址和夯土堆说那是夏朝，仔细想一下，还是有动机这么做的……毕竟有韩国和日本在前面做榜样。

木木老师来啦～

首先不得不说，这个题目问得很奇怪，莫非题主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国内、国外两批考古学家，他们对“夏朝”这一文献上的概念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态度？

答案是否定的。其一，争议的问题并不是“夏朝存不存在”（虽然行外的人往往更关心这个问题），而是前代考古材料能否与后世的文献材料相互对应（这是个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其二，争议的双方并不是以国界为标准而划分出来的，部分国内的考古学者也主张在出现自证性文献之前，将考古和文献分开来考虑。

但是这不意味着，脱离了文献，考古遗存就丧失了生命力——实际上，考古遗存就摆在那里，专业人士可以通过科学手段，了解当时的建筑、信仰、军队、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面向，换句话说，这个共同体是真实存在的。至于它到底是不是后世文献中所提到的那个“夏朝”，其实是难以证明的（这不是否认噢；注意false和not given的区别）。

从后世文献的角度来看，现在学术界一般更加看重文本的“语境”，比如《论语》提到“夏”的时候，究竟是为了说历史上真的有这个朝代，还是说编撰者（或者有可能是孔子）要用“夏”作为例子，来论证自己学说的合法性，或是为了借古讽今等等。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后世的文献中有关“夏”的内容挖出来，简单地拼凑成一副图景，因为我们尚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想象的成分，有多少是文学创作的成分，有多少是历史记忆的成分。

同样地，我们还要区分两个概念，即历史和历史记忆是两个层面的内容。后世文献中所记载的历史，究竟改处理成历史记忆，还是直接用作实证材料，之间的边界在哪，这一直是颇有争议的问题，也就是说，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文献成书的时间究竟要间隔多短，才能用作实证材料？就木木老师的经验而言，现在西方中古史有一种非常极端的倾向，就是文献成书时间最好和事件发生时间间隔只有1-2年，甚至是同年诞生的，方才可以“部分地”用作实证材料；一旦超过了十几年、乃至上百年，就只能做历史记忆了。那么，西方上古史是什么情况呢？

这就牵涉到了前面几个高赞所讨论了“特洛伊”的问题。几个高赞普遍认为，西方在对待特洛伊和对待夏朝问题上存在双标，甚至就此否定西方上古史，但是实际情况似乎没有那么简单。木木老师再这里系统地谈一谈，“特洛伊”究竟是历史记忆还是真实历史的问题：

首先，特洛伊跟夏一样，并没有出现自证性文献，因此对于施里曼的考古是不是就是“特洛伊”的问题，西方人争议也非常大（就好像国内对二里头是不是“夏”也有争议）。

其次，在后世的文献中，特洛伊跟夏一样，也有大量的不同文献的记载。其中最早的，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荷马史诗》。但是高赞们普遍犯的一个错误是，将史诗跟中国其它类型的文献，比如尚书、史记等等进行简单的类比，推出“西方人将文学当作历史”的不靠谱的结论。其实，在古希腊历史上提到特洛伊以及特洛伊战争相关事件的材料还有很多，比如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年）的《历史》、Ephorus（约公元前400-330年）的《通史》、Paros石碑等等。古典时期及希腊化时期，不同的人对特洛伊陷落的时间也有推断（以下换算成公元纪年），其中Ephorus定为公元前1135年，Sosibius定为公元前1172年，埃拉托色尼定为公元前1184/1183年，蒂迈欧定为公元前1193年，Paros石碑定为公元前1209/1208年，Dicaearchus定为公元前1212年，希罗多德定为约公元前1250年，Eretes定为公元前1291年，Douris定为公元前1334年。

但是，上述文献和《荷马史诗》类似，均不能证实“特洛伊”乃至“特洛伊战争”的存在，只能说明在古风、古典和希腊化时期，人们有这样一种历史记忆，即大约在公元前12-13世纪，曾经有这样一场战争而已——我们之所以作出如此结论，跟材料的体裁没有太多联系，而是跟文献的后出有所关联——因为作为专业人员，我们难以相信一群人如何在400-500年乃至800-900年后所记载的事情究竟是传说，还是历史。除非我们能够在同时代的考古遗迹中，找到相关的文字记载。（同样的，我们对于夏的记载也是几百年以后出现的；距离夏最近的甲骨文中，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在商之前有一个叫“夏”的政权，更无法证明二里头跟“夏”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进一步地说，就木木老师所知，目前最早的甲骨文应该是武丁时期的，即大约在公元前1250-1192年左右刻写的，那么，按照上面的标准，虽然甲骨文中也有关于早商的先公先王的记载，但是这些记载的可信度，仍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

然而，事情并非就如此简单。学界固然无法在“特洛伊”的考古遗迹中找到自证性文献，可是在公元前12-14世纪的东地中海，仍有三个文明体系出现了自证性文献，这三个文明分别是迈锡尼文明、埃及文明和赫梯文明，而传说中的“特洛伊”恰好夹在三者之间。那么迈锡尼、埃及和赫梯是否出现了有关“特洛伊”的内容？

答案是模糊而有趣的：

我们首先看看赫梯方面的记载

第一，在赫梯的文献中，我们了解到，在公元前13世纪的小亚细亚西北部有一个政权叫Wilusa。这个词并不是赫梯语的词汇，而是一个希腊词的赫梯语撰写。而在同一时期的迈锡尼所出土的线形文字B（记录的是希腊语）中，学界发现迈锡尼文明的希腊语和后世的古典希腊语有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w/这个音在后世的阿提卡方言中消失了。那么赫梯语中的Wilusa应该就是希腊语中的Ilusa（不过目前在线形文字B中尚未发现这个词），那么这个Ilusa和后世所说的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部的特洛伊（Ilion/Ilios）是不是同一个地方？

第二，在公元前1280年的一份赫梯与Wilusa政权所签订的条约中，学界惊讶地发现，Wilusa的国王名叫Alaksandu，这个也不是赫梯词，而是个希腊语词。大家很容易就会联想到Alexandros（亚历山大），那么我们将Wilusa和Alaksandu都转写成希腊语，就变成了Ilusa，Alexandros。而在《荷马史诗》中，就出现了一个人物Alexandros of Ilion，这个的小名是——帕里斯（就是那个著名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

第三，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条约提到，有一个神名叫Apaliunas，是Wilusa政权的守卫者。这个词又明显是个希腊词，而在后世的希腊语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类似的词，一个是塞浦路斯方言中的Apeilon，一个是多里克方言中的Apellon，因此语言学家猜测，Apaliunas可能是希腊语Apelion的转写（不过目前在线形文字B中尚未发现这个词）。那么这个Apeilon/Apellon究竟是什么呢——在阿提卡方言中，它被写作Apollon，就是大家熟知的太阳神阿波罗。而在后世希腊文献中，阿波罗恰好是帕里斯的重要盟友。

第四，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的一份赫梯的书信中，学界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记载，当时的赫梯王向赫梯西部的Ahhiyawa的国王写了一封信，谈到了之前对Wilusa的战争。那么这个Ahhiyawa又是什么呢？在更早的赫梯文献中，Ahhiyawa被称为Ahhiya。而在希腊语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基本对应的称谓Akhaïa（亚该亚），而在《荷马史诗》中，亚该亚人（Akhaioí）出现了将近600次，用于指代希腊人。

第五，在公元前13-14世纪的赫梯文献中，还出现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地名，比如Milawata、Karkija/Karkisa、Lazpa、Apasa等等，这些地名都位于小亚细亚的西部地区。其中，西方学界对Milawata的考定是最为扎实的，因为在同时期皮洛斯和底比斯出土的线形文字B中，有Mil[w]atos一词，而在后世的希腊语文献中，/w/被省略，该地名演变成了Miletos（即著名的米利都）。因此我们认为在公元前13-14世纪，无论是赫梯人还是皮洛斯、底比斯人，均提到了米利都这个地方。而根据赫梯方面的文献，米利都位于小亚细亚西部，大概在公元前13世纪被Ahhiyawa人所控制。在Milawata之外，有学者认为Karkija/Karkisa、Lazpa、Apasa分别对应于后世希腊语中的Karia（《荷马史诗》中的卡里亚）、Lesbos（《荷马史诗》中的莱斯博斯岛）、Ephesos（《荷马史诗》中的以弗所），当然这些地名能否一一对应，尚有争议。

第六，自希罗多德以来，许多人都试图诠释小亚细亚西岸的一处浮雕及铭文，这个浮雕被学界称为Karabel relief。1998年，西方学者终于成功释读了浮雕上的铭文，该铭文记录的是公元前13世纪Mira国王Tarkasnawa的家族谱系。而据同一时期的赫梯文献记载，Mira受到赫梯的控制，这个地方与Wilusa的边界是Seha河，而Wilusa位于Seha河的西北部，Mira位于Seha河的南部。换句话说，Wilusa的具体位置在Karabel浮雕的西北方向的小亚细亚半岛上，而Karabel浮雕坐落于如今土耳其伊兹密尔地区以北20公里。

所以在公元前13-14世纪的赫梯文献中，我们明显看到，赫梯西部的Ahhiyawa人在公元前1280-1250年之间攻破了小亚细亚西北部地区Wilusa的政权，这个Wilusa政权之前的国王叫做Alaksandu，守护神是Apaliunas。 而在《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类似的故事，即亚该亚人攻克了特洛伊，此时特洛伊王子名为亚历山大（帕里斯），其守护神为阿波罗。这个Wilusa政权，应当位于如今土耳其伊兹密尔的西北方向的小亚细亚半岛上，具体位置尚不明确。

我们再来看看迈锡尼文明的线形文字B的记载

木木老师回答下的一位知友提到，迈锡尼文明并没有出土自证性的文献。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是因为，在目前所发现的线形文字B中，并没有出现迈锡尼这个词。不过，所谓的迈锡尼文明，并不是指后世所称的迈锡尼这个地区的文明，而是指公元前1450-1200年左右遍布爱琴海周围的一系列“城邦”的文明。同样地，线形文字B并不仅仅出土于后世所称的迈锡尼这个地方，在克诺索斯、底比斯、皮洛斯等等地区，也有大量刻有线形文字B的文献。当然，西方考古学界受到后世文献《荷马史诗》的影响，认为迈锡尼是当时最强大的城邦，所以将这一系列城邦文明统一命名成“迈锡尼文明”——这种命名方式是值得商榷的（严格来说是不靠谱的）。而木木老师前面所说的迈锡尼文明的自证性文献，不是说“迈锡尼”这个地区所出的自证性文献，而是“迈锡尼文明”所指代的爱琴海周边一系列希腊城邦的文明所出的自证性文献，而这些自证性文献全部源自于线形文字B。

第一，就地名而言，学者们在线形文字B中发现了Konoso（Knossos，克诺索斯）、Teqa /Thegwai/（Thēbai，底比斯）、Puro（Pylos，皮洛斯）、Kudonija （Kydonia，哈尼亚）、Milwatos（Miletos，米利都）、Rakedaminijo（Lakedaímōn，拉西代梦，后来被称作斯巴达）等等词汇。（以上的克诺索斯、底比斯、皮洛斯、哈尼亚都属于有自证性文献的地区；而后世所称的迈锡尼地区由于出土了文献，我们认为该地区在那一时期也属于希腊文化圈）

第二，就政治词汇而言，学者们在线形文字B中发现了potorine（Polis，城邦）、qasireu（Basileos，国王）、wanaka（anax，首领／国王）等等词汇。

第三，就神名而言，学者们在线形文字B中发现了Emaha（Hermes，赫耳墨斯）、Era（Hera，赫拉）、Potinija（Potnia）等等

第四，在线形文字B中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人名Akireu，在后世希腊语中这个名词写作Achilleus（阿喀琉斯）。不过这里的Akireu并不是国王。

换句话说，在公元前1450-1200年之间，克诺索斯、底比斯、皮洛斯、哈尼亚、米利都、拉西代梦等等地名就已经存在，这些地方有可能是城邦，有可能有国王，他们崇奉的神在后世也为希腊人所崇奉。同样的，在这一时期，存在着阿喀琉斯的名字。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埃及方面的记载

第一，目前迈锡尼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370-1350年左右的埃及碑铭中。在埃及法老Amenophis III的陵寝里的一块碑铭上有17条文字，提到了同一时期爱琴海周边的各个城邦。木木老师就列举其中重要的地名，并写出对应的线形文字B的记载，以及后世希腊语的记载。

圣书体 Mukanu－线形文字B 无－后世希腊语 Mykenai（迈锡尼）

圣书体 Diqajas－线形文字B Teqa－后世希腊语 Thebai（底比斯）

圣书体 Kunusa－线形文字B Knoso－后世希腊语 Knossos（克诺索斯）

圣书体 Midanaj－线形文字B Mezana/Medzana－后世希腊语 Messana

圣书体 Kutira－线形文字B Kutera－后世希腊语 Kythera 等等等等

在这些地名里有一个词叫Wairaja，一些学者认为可能对应赫梯语中的Wilusa，但是目前并没有扎实的依据。

第二，公元前1274年，埃及和赫梯之间爆发了著名的卡迭什之战，小亚细亚的一些城邦/政权站在了赫梯一方。战后埃及雕刻了一系列碑铭，其中就提到了这些小亚细亚的城邦/政权。其中最有意思的是Karksa，即同时期赫梯文献中的Karkija/Karkisa。

相比于其他两类文献，埃及方面的记载相对比较薄弱。不过，埃及的文献从另一个层面证实了线形文字B记载的可靠性。综合上述三类同时代文献，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结论：

在公元前12-14世纪之间，环爱琴海地区存在着一系列说希腊语的文明（有可能是一个个城邦），这些地方包括了底比斯、克诺索斯、皮洛斯、哈尼亚、拉西代梦（未出土文献，但是线形文字B提到）、迈锡尼（未出土自证性文献，但是埃及文献提到）、米利都（未出土文献，但是线形文字B和赫梯文献提到）等等。同时，这一时期的希腊人之中出现了国王，也有人名叫阿喀琉斯（非国王）。接着，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神的崇拜，比如赫拉、赫耳墨斯等等。在公元前13世纪左右的赫梯文献中，提到了西部的Ahhiyawa人攻破了小亚细亚西北部地区的Wilusa政权，这个政权之前的国王叫Alaksandu，守护神为Apaliunas，这些词汇均为希腊语词，可是在目前的线形文字B或者埃及的文献中，我们都没有找到与其对应的词汇。

考虑到上述同时代的史料与《荷马史诗》等后世文献存在着相通之处，我们认为后世的文献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至少其选择的背景与同时代的文献有所关联。当然，《荷马史诗》中一些特殊词汇与线形文字B所对应的希腊语一致，而与古风时期的希腊语不同，这意味着《荷马史诗》有一定的存古度。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荷马史诗》等后世文献的记载可以反推至前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可能：即后世文献将公元前12-14世纪的同时代的记载相互串联，加以美化，构建成一套完整的叙事，而实际上，上述的种种同时代记载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关系（比如线形文字B中的Rakedaminijo、埃及文献中的Mukanu和赫梯文献中的Wilusa可能并没有爆发过战争）。

换句话说，后世所说的“特洛伊战争”有其文献上的背景，但是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表明，后世所描绘的“特洛伊战争”（比如阿喀琉斯、阿伽门农、特洛伊木马）真实存在——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期里爱琴海周边存在着类似的希腊文明，而在小亚细亚西北部地区，有个叫Wilusa的“希腊”政权被攻破了，这件事情是真实存在的。

进一步地，我们在小亚细亚西北部地区发现了一系列考古遗存，这些“城邦”（或者说遗存）大概在公元前13-12世纪左右消亡了。由于这些地区没有出现自证性的文献，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萌究竟是什么——但是同时期的周边文献表明，在那些范围内（即今天的伊兹密尔西北方向的小亚细亚半岛）曾经存在着一个Wilusa政权，但是这个Wilusa究竟要和哪一个遗存相互对应，目前尚无法证实。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如果认为二里头就是夏朝。。这或许就是真的双标了。。

顺便贴一些木木老师的精彩回答～～

https://www. zhihu.com/question/5780 5309/answer/155356643

https://www. zhihu.com/question/2609 9818/answer/155261543

https://www. zhihu.com/question/5792 4044/answer/154947999

https://www. zhihu.com/question/2697 5059/answer/154516125

https://www. zhihu.com/question/3327 9660/answer/154108531

考古学讲的是实物证据，所谓实物就是相对于书本上的文字而言的。夏的概念来源于文献，它和周口店、半坡、二里头这样的概念不在一个层面上，所以不存在考古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只存在历史学家是否承认的问题，还有考古证据和文献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耦合的问题。实物没有被文字所记录，或者有文字记录的东西找不到（难以确定）相关实物，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即便是昨天发生的案件，要同时找到目击者（证言）和实物证据相合尚且不容易，更何况古代。

现在的情况是，大多数国内学者认为二里头（考古证据）可以和夏（文献记载）相匹配，而相当部分国外学者（不一定是考古学者）对此持怀疑或否定态度。但是，这是否真的可以概括为国内外差别是存疑的，而且国外并不否认二里头及其所代表的文明发展水平。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或立场可以试举几例：

1.罗泰：《 中国早期文明中“城市”的发展阶段 》， 《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令人好奇的是，与我们观察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情况相似，一些中国青铜时代较大的聚落遗址，包括一些公认的主要国家的都城都不见城墙。一个早期的例子，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图四-1），它或许是中原地区一个成熟的王朝国家最早的都城， ……

《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访谈》，《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1期 。

问：对文献记载的夏代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国外汉学界是如何看待的？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罗泰：夏代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时间概念，从公元前的某年到公元前的某年，这个提法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好像现在有分歧的是夏王朝这个概念到底相当于物质文化的哪一个现象。中国学术界现在已经基本上接受了夏王朝就是相当于二里头这个阶段的说法。这一点我们在西方也都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从纯粹考古学的立场来说好像是不重要的。西方对这个问题往往兴趣比较弱，而且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时候最有兴趣的是更加抽象的问题，如社会复杂化过程等等。

严格地说，夏朝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文献历史学问题，不直接牵涉到考古学。西方汉学界在研究古文献的时候有这么一种习惯，就是首先把文献的成文时间及它的性质弄清楚。

比如《孟子》里有关夏王朝的记载，要首先探索这些记载在《孟子》中的上下文，要明白作者在提到夏王朝时候的意图。换一句话来说，我们不把《孟子》作为关于夏朝历史的一种很可靠的信息，而作为战国时代的某一个人有关夏朝的记忆——而且他刚好在这个地方提到这个记忆背后有具体的、跟战国时代的情况有关的需要，是不是他当时真正知道这个比自己早那么多年的一个时代的实际情况，这现在很难说。当然我们可以看考古材料能否有线索让我们判断《孟子》有关夏代说得对不对，但是考古材料往往不适合解决这个问题。

无论如何，把《孟子》拿来解释公元前二千年前的考古学材料绝对是不行的。所以如果西方学者谈到夏王朝的话，他往往采取这样的一个提法，就是说夏朝在后来某某一个时代的文献中有所反映，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些事情，那就要等到将来有更可靠的材料再来判断。

另一方面，现在也已经不可否认二里头有一个庞大的国家存在，而且跟二里头以前的晚期新石器时代不但不一样，而且达到了一个完全新的发展阶段，应该符合在中国大规模国家的首先出现，就是西方学者称之为社会复杂化的一个突破。这也许就是以前所提到的这个夏朝，是不是这样，好像从考古的立场来说是无所谓的，我们现在从考古的立场可以很自信地说，社会发展史的现象如何如何，但是这个阶段当时叫什么名字，后来人叫什么名字，好像都比较模糊，而且这也不是考古学一定要关心的课题。

2.艾兰：《二里头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一种新的范式》， 《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 》 ， 2011

以下为摘要

随着数十年来大量考古发掘资料的积累，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夏”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在美国学术界，对于“夏”的存在一般持审慎态度，甚至有极端的修正派史学流派不但对“夏”的历史真实性提出挑战，而且对“中国”这个概念用于先秦时代也提出怀疑。艾兰指出：“历史的”记载总是有着一定撰写目的的，不同于后世对待它们的目的。从殷墟所出的甲骨文来看，其中并无能够证明夏朝存在的确凿证据。所以，她假设“商人有一个关于夏的神话建构，并把它当作与自己的信仰相背的早期族群，而这个神话又被征服商朝的周人重释为一个历史上的朝代”。她认为，尽管“夏”是否为神话有待讨论，但是，如果我们要作历史的重建，并不应该靠那些具有神话性的材料，而应立足于考古学资料。同时，她也发现，一些学者开始不受文献资料的影响，以更为慎重的态度对待文献与考古资料的整合，尝试用确凿的考古学证据证明偃师二里头为中心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的复杂性和成熟性，例如刘莉和陈星灿教授所著的《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他们关于二里头具有了超出任何同时期文化的国家管理水平和疆域的假设，显然是成立的。

艾兰引用了“文化霸权”概念，认为一种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其最早积淀并形成于公元前二千纪早期并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中心，在商代末叶以前确立了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霸权。如果我们更多的关注于文化影响而非政治权威，就会发现这种“文化霸权”的具体表现：青铜礼器及相关事物(青铜仪仗兵器、特定类型的玉器、依据甲骨裂兆)作为精英文化的权威性标志，其形制与纹饰在晚商的所有中国区域都是共通的。同时，艾兰也认为，中国古代作为礼器而普遍存在的青铜器系斯佩伯（Dan Sperber）所说的“文化表象”（cultural representations），即反复传播（这种传播出于模仿、趋同心理，可能并不传播任何技术便利）。据此，结合“文化霸权”现象，艾兰假设：在古代，如同在现代，“文化表象”有着由强势一方到弱势一方传递的倾向。而且，虽然强势文化的文化样式易于在传播中发生变化，但此等变化均被限制在强势文化已知的基本样式的范围内。

艾兰认为，二里头遗址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最早使用青铜器，而在于它最早使用青铜铸造礼器。尽管冶铜技术起源于何处尚未可知，但二里头遗址青铜容器铸造中所使用的合范技术显然是中国的传统。况且，无论王城岗和二里头是否为夏都，但嵩山自古就以来就有不同寻常的宗教地位，应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据此，结合二里头时代的文化内涵，可知礼制应初步形成于二里头时代，“文化表象”和“文化霸权”在当时很可能已经存在。而与其同时期的大甸子遗址所出的花纹罐，不排除模仿二里头文化木器、漆器的图案的可能。同时，“文化表象”和“文化霸权”也表现在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晚商文化和周文化的关系上。通过对这一阶段部分遗物（主要包括可能象征礼制的青铜器和陶器）的形制和纹饰的研究，艾兰认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晚商文化和周文化在礼器上表现出极强的传承性，从“精英文化”和“文化表象”的角度讲，延续发展的中华古代文明，正是发端于二里头时代所开创的礼制文化。

3.Liu Li.Academic freedom, political correctness,and early civilisation in Chinese archaeology：the debate on Xia-Erlitou relations.ANTIQUITY 83 (2009): 831–843. 刘莉：学术自由、政治正确与中国考古学中的早期文明：关于二里头-夏关系的争论

先是对三种意见的综述

For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people,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Xia was the first dynasty in Chinese history. ……In fact, few archaeologists or historians in China today express in publication any doubt regarding the existence of Xia, either as a dynasty or as a people.

In the West,many scholars, but not all (e.g.Childs-Johnson 1995), hold opinion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Chinese archaeologists (e.g. Keightley 1978; Allan 1984, 1991; Thorp 1991,2006; Linduff 1998: 629; Bagley 1999: 130-1; Railey 1999: 178-86; ). These opinions may be summarised as follows: The existence of the Xia dynasty is questionable, and the argument that Erlitou represents Xia cannot be proven. A common critique holds that the dynasticstatus of Xia was invented by the Zhou dynasty, who conquered the Shang, although much less complex in social organisation. The invention of a previous dynasty was intended to

justify the Zhou conquest of Shang under the Mandate of Heaven (Allan 1991: 57-73).Moreover, some Xia kings are said to have been Western Zhou fabrications (Keightley 1978:432-3). At present, no contemporary inscribed objects have been unearthed which directly identify the Xia; thus there is no way to prove, with hard evidence, the existence of Xia as a dynasty or as any type of political entity. Nevertheless,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increasing numbers of sinologists have recently begun to accept that Erlitou shows a high degree of cultural-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which can be seen as indicating a civilisation or state-level society (e.g. Allan 2007).

需要注意她列举的艾兰和吉德炜按照我们的标准看与其说是考古学家，不如说是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甲骨和金文）或汉学家。

The third view regarding this debate is that, although there is no way at present to prove archaeologically the existence of the Xia as a dynasty, nevertheless early oral traditions may have preserved the memory of a Xia people, who are recorded in ancient texts which have survived in versions datable to the mid- to late first millennium BC. (Liu & Xu 2007:898). These two classes of data (legends and archaeology) are not directly comparable,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should and can be analysed as primary source-material, independently of traditional texts. Each of these two types of evidence must be critically studied on its own terms, with methods appropriate to each type of information. Only after the documentary and archaeological records have been independently worked out can they be considered together (Liu & Chen 2003: 148; Liu 2004: 10; Liu & Xu 2007: 900).

然后作者针对相关大学学者和学生设计了一些问卷调查，分成中国组和外国组（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进行分析，比如：

这个调查的样本数量和覆盖率暂且不论，但光从这一结果看，有一半的国内学者和学生并不投给agree，如果是Agree和Possible相加，则中外并无显著区别，说明问题并不是“国外不承认”这么简单

这个问题设计则可能契合题主原意，但是其中有7人指出目前没有决定性证据支持或反对二里头-夏之间的联系。另外遗憾的是没有人选择b，也就是说“不承认”不是出于自己的研究。说白了，关心并真正做这个课题的外国人肯定还是比中国人少太多，罗泰的访谈可以侧面印证。

结论则说：There is nothing inappropriate in the fact that people of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may use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methods to investigate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questions and so reach different conclusions. But it would be more productive to promote further intellectual discussion rather than to politicise the debate.

另外是上述 the third view：许宏、刘莉：《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 。

　　最早的包含有商王名字的文字记载是出土于商朝后期都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然而，这些文字材料中没有任何关于夏的记载，也没有关于商的世系。夏商世系出现于更晚的战国至汉代文献中，其中引用最为频繁的是《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其成书比商王朝晚700年以上。1920年代，王国维基于他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的研究，发现甲骨文中的商王名号与《史记》中的商王世系可以相互对应[31]。王国维进而推论道：“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32]。这一观点为国内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普遍认同。考古学家认为有必要且有可能找到夏人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最终目标则是要在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整合的基础上重建夏史。

这一重建夏商世系的总体取向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陷，是混淆了编年史和口传世系间的差异。前者旨在确切记录真实历史事件的时间序列，而后者则无法得出绝对的时间框架，因为它“有意显示和传达那些被认为是重要的事件，而绝对年代则从不，也不可能是其记录中之一项”[33]。这两类信息往往作为完整的信仰系统出现于古代文献，因为古人并不把它们看作是分隔的实体。然而，对于现代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神话、传说和历史是需要区别对待的。

如前所述，尽管甲骨文是中国包含一个王朝的时间序列在内的最早的文字记录，但它们没有提供一个关于各王在位时间跨度的年谱。由于甲骨文用于记录祭祀仪礼的过程，贞人没有必要有意留下确切的各王在位的时间长度，或者这类信息被认为是不重要的而不必加以记录。吉德炜指出，只有到了殷墟晚期，关于王年的确切记录才出现于祭祀周期，但似乎即使这时商人自己对其以前各王在位的长度也没有明确的观念。因此，商是否记录下了一个确切的商王世系且将其传给其后的王朝，还是值得怀疑的[34]，更不必说推定的更早的夏世系了。最早见于战国至汉代文献的夏和商的世系不是史学意义上的编年史，宗谱中的早期国王更像是在其后演变过程中被创造、编辑和改进而来的[35]。因此，不少文献中夏和商的王系应理解为口传的世系。尽管在公元前两千纪的后半商和其他同时期人群中可能有关于夏人的口头传说，夏也很可能是早于商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但在没有夏当时的文字材料发现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王朝的夏的存在还无法得到证明。

古代中国不是惟一为远古王系所困扰的社会。苏美尔、埃及、玛雅和许多其他文明都有文字记载来证明他们深远而感人的历史，这些历史记载源自口头传说。据Henige对许多古代王朝王室世系的系统研究[36]，一系列纪年上的扭曲变形可以出现在对口头传说社会的王系、宗谱和其他关于历史时间跨度推测的处理上。宗谱可以通过压缩被缩短，在这种情况下，被记住的只有最早的开国的几代和最近立为嫡嗣的四至六代。与此形成对比且更为普遍的是，宗谱也会被人为地延长。在王系中，可以看到对既往时间长度的夸大的描述[37]。

　　有充足的例证可以说明王系在时间上被扭曲的情况。例如，苏美尔的王系成文于公元前2100年，记述了到那时为止统治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朝的顺序。它列出了前后相继的约115个统治者的名字，但实际上，这些王分属于不同的城市国家，其中许多是同时存在而非先后关系。由于年代上的扭曲，苏美尔的王系把本来600余年的历史时期拉长为一个超过1900年的统治期[38]。公元前一世纪玛雅早期纪念碑上的文字，把其王室的具有重要宗教仪式内容的日历始点追溯到公元前3114年[39]，而这比最早的农业群落出现于这一地区早了1000年[40]。许多玛雅纪念碑刻铭的主要目的是赞扬统治者和他们的世系，所以一个以世系的连续性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具有特定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背景的贵族活动的悠久历史被编造出来[41]。印加和阿兹特克的国君也重写了他们的历史和信仰系统，强调他们与太阳神的神圣联系，以证明他们政治、经济、军事扩张的正当性[42]。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是政治宣传，但统治者确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去制造和操纵王系和宗谱。任何对历史的阐述都包含了当代社会的需求。没有理由相信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在创作王室宗谱时对于这样的政治动机具有免疫的功能。事实上，Henige所讨论的口传历史中许多类型的扭曲变形[43]也见于夏商年谱，它们似乎是传说与史实、口传历史和历史记载的混合物。甲骨文和后代文献中某些早期君主的名字可能的确是经若干世代口口相传的真实人物。但这些王系并非王朝历史完整的记述或确切的序列，被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后的历史学家安排给夏商王朝的各种时间跨度，不应被当作等同于编年史的时间框架。利用这些文献材料进行与考古学的整合研究之前，我们需要首先搞清它们为何又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

4. Colin Renfrew在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公众考古讲座的讲演

http://www.cssn.cn/zgs/zgs_dh/201602/t20160214_2864669.shtml

有时，我在想，中国考古学者是不是过分依赖于文字书写的历史。曾有一种观念，中国的历史始于商代———在公元前1400年至1300年出现了文明和国家形态的社会。如果你足够勇敢的话，还可以把这个地区的国家和文明起源向前推几百年 (据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即便如此，依然晚于公元前2000年。一旦你只肯相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不会意识到中国考古学界在过去十几年间所取得的成绩。

考证中国的文明起源，或者是国家形态社会的出现，我们不必停留在商代。良渚遗址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研究进展，提供了大量证据———公元前3000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的发展阶段，可能略晚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除了发达的灌溉体系，早期良渚还有一个人工湖，唯有国家形态的社会才有能力去从事大型的土木工程建设。当然，这种能力在工艺复杂、制作精良 的玉琮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人类与古代器物的制作材料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想强调的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利用物质并赋予其重要意义，进而表达人类的认知和立场。究竟是大理石还是玉器，如果没有人类的选择，两种材料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大的想象余地。人类在加工时进行了量化，给予物质更高的价值，同时与外在世界建立了新的联系，而一些世俗观念与宗教信仰也由此形成。

　　再来谈一下国家形态社会的问题。 场下有位同学问，古代中国究竟何时进入国家形态社会?　二里头遗址、陶寺遗址、良渚遗址，哪里的考古发现才是准确的参考答案?　这是一个关于国家形态社会 的定义问题。如果大家的定义一致，那么很容易达成共识。一般来说有三条标准，规模、城市化、文字。很显然，良渚文化满足了前两条，缺少了文字。不过我认 为，这个定义的界限并非牢不可破，在判别是否进入国家形态社会时，社会关系、社会阶层化、社会专业化、礼仪体系中心化等要素同样很关键。我们不能孤立地看 待一种定义，应该与世界其他早期文明国家进行联系和比较，如苏美尔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在对良渚的社会组织结构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后，我们才有可能收集充分 的证据来证明国家形态社会已经形成，这同样也适用于二里头与陶寺的考古工作。要划定一个取得共识的时间界限，目前看来，并不容易。

对Renfrew的访谈：

http://www.thepaper.cn/www/v3/jsp/newsDetail_forward_1414796

澎湃新闻： 中国早年有一位考古学的学者曾提出一种方法叫做“二重证据法”，对后来的中国考古学影响至深，也受到很多争议。意思是有两种证据，地下的考古材料和地上的 传世文献，地下材料可以帮助验证传世文献的真实性，您怎么看待这一传统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伦福儒： 我认为过分地倚重纸上材料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并不是什么优势。过往中国考古学对于朝代更迭的概念十分重视，比如现在人们对秦代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前的 商代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据，可是再往前的夏代就因为材料的有限而显得扑朔迷离，这个话题引得学界诸多争议，但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好的理解中国的方式，因为越来 越多的出土材料显示，在商代和有争议的夏代之前，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和晚期都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遗存，这在中国考古学过去70年的工作中已经得到了印证 和展现，但我觉得这一时期在中国的考古学上被远远低估了，其原因就是由于过多依赖于有文字记载的证据。文字固然相当重要，但是如果认为考古学是用来证实或 补充文献记载的话，仅仅作为次要的、辅助的地位，我要说不是这样的，考古学有其独立性。

我对文献资料固然很重视，但是书写是经常被扭曲的，它们是由那些希望表述自己观点的人写成，它们由希望证明自己合法的权力者写成的。而就像我说，中国关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的考古研究正在蓬勃展开，这一时间段没有任何书写的文字留存，但是越来越多有趣的材料正在重见天日，比如一些可以证明中国早期信仰体系的证据。

……

现在人们还不十分清楚这些技术的起源和发生，所以我刚才说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十分有趣的时代，在过去十年刚刚被重视起来，还没有得到全面的研究。回到你最早的问题，如果人们过于依赖文字的话，那么对中国研究只能始于商代，那你可能会错过至少一半的故事。

而我认为，通常人们认为中国的文明略晚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两个文明的起源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这不假。而中国的文明仅仅在公元前17世纪的商代才开始，这种说法仅仅以文字作为衡量，在我看来是大大低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丰富性。我敢打个小赌，不到十年内，人们就会开始在新石器时代的范畴内讨论中国起源，因为我见到了非常成熟的考古项目，其中出土的精美物件很大程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也许有的研究人员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过于谦虚不敢直言“这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

5.《与张光直先生谈夏文化考古》： 张立东、任飞编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大象出版社，2001

……安阳的发掘让学者们体会到史书里的夏代恐怕也是有根据。不过史语所到了台湾以后，这群安阳的工作者里并没有人专门从事夏代的研究，因为当时没有新的材料。所以李济之先生在课堂上也并没有具体谈到夏代的问题。他的观念是如果没有考古材料，他便不提。安阳小屯以前的古史他是不讨论的。他当时教课的范围与李玄伯先生是分得很清楚。考古他教，古史李玄伯先生教。 ……

西方学者对夏代问题的保留态度，主要是基于出土文字材料的缺乏。二里头文化从考古证据上来看，还是属于史前；也就是说它没有文字。西方学者不愿意认定二里头是夏代有他们的考虑，而这样的考虑也是出于做学问的谨慎态度。这是可取的，我们不需要去批评。从学术研究的立场来讲，在材料还不完备的时候，不同的说法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我们不需要去排斥异说或判定谁是谁非。

不管怎么说，二里头是不是夏，将来有了新的考古材料以后，必定能够有所定夺。我们现在不需要刻意地对这个问题下个定论。

讲到民族情感的问题，我想这点是中国人与外国人在做中国考古时所有的一个明显的不同点。中国人做中国考古自然地会有一种文化与历史的使命感，会有一种对自己文化、自己历史的情感在里面。比方说，假如今天我在商丘找到了商代的都城，那种喜悦与高兴，那种与自己文化历史相衔接的感觉，不是一个从事三代考古的西方学者所能体会的。

6. Shelach G, Jaffe Y. The Earliest States in China: A Long-term Trajectory Approach[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14, 22(4):327-364.

这种就是完全不考虑夏问题的研究，吉迪不否认二里头是state-level society，但认为把它视为中国唯一的最早国家的观念还是受了传统史观的影响

Pursuant to the above observations, we argue that the rise of states in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area can be divided into at least two phases. The first phase saw the rise of relatively unstable regional states during the Longshan and Erlitou periods:the second phase involved the rapid emergence of a supraregional state during the Erligang period.……It is our conclusion that theories that view Erlitou as the single earliest state in China are still very much rooted in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paradigms of dynastic succession.

7.许宏： “夏王朝”考古：学术史 新动向 新思考——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演讲提要 ，“夏王朝”考古：学术史·新动向·新思考_考古人许宏_新浪博客

2010年3月，驹泽大学饭岛武次教授，在敝所（社科院考古所——转载者注）做了一场题为《二里頭文化と夏王朝の年代》的讲座。其中他谈到：

关于这一问题，我在『中国考古学概論』[i]「第8章?第2节中国古代文明」中指出：“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王朝时代的文化应是合理的”。

是年，冈村秀典氏也写了基本上肯定夏王朝存在的文章，并出版了『夏王朝————王権誕生の考古学』[ii]，从书名看就是明确提出“夏王朝肯定论”的著作。

2003年以前，日本没有学者肯定夏王朝的存在，这一年可以说是日本关于夏文化考古学的转型年。

除了饭岛、冈村两位先生之外，其他日本学者也有开始持“夏王朝肯定论”者，如宫本一夫教授[iii]等。

…… 因而，对于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期的广域王权国家遗存，日本学者（西江清高——转载者注）首倡的“初期王朝”的提法[xvii]是妥当的。

总之，连有些著名学者都觉得1无所谓2难下定论3不同说法可以并存 的问题，普通人一定要弄清楚判定谁是谁非，并且把学术问题泛化，可能是钻牛角尖或过于敏感了。另外，多了解一些考古成果，试着不依赖文献去看待早期历史，很多人还不习惯——也许将来习惯的时候，就不会再纠结这样的问题。

——————————分割另一个独立的问题

如果只是文字的话，姑且不谈甲骨文里有“杞”字与“夏”字（无论是否是表季节或人名）的存在，最直接的一点是甲骨文里是有“后”字的，中国各朝代皆称自家君主为帝、王、皇，惟有夏后氏时期称自家君主为“后”，夏后氏作为联盟共主时期的早商时期（汤之前）称呼夏后氏君主也是“后”，不可能直呼君主名字吧。（妇好也是称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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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作为君主称号虽然古老，但不是夏朝所专用，比如 《尚书·尧典》说舜即帝位时“班瑞于群后”，又《仲虺之诰》说：“ 徯予后，后来其苏。”前一个“后”指各邦的君长， 后一个“ 后” 指商汤。至于指王后也是有的。 2.甲骨文中的“后”没有与夏相联系的证据，或者结合上下文能指代夏的某位君主。3.君主私名出现在文献或甲骨文上都很正常，比如成汤就是，他的日名（或庙号？）是 “大（天）乙”，尊称是“高祖”。总之，这个逻辑挺奇怪的，还不如谈谈“杞”字与“夏”字呢